第36章 家庭成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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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家庭成員 (3)
我愛人說得對。對自己家裡的東西從來不吝惜，說實在的，他的那個家除了書和的衣物外，還不如我和韓桂馨的小家東西多呢。這一點，我這個掌管他家財物的“管家”心裡最清楚。
雖然一拱手就把好幾件衣服送給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他對自己卻一直十分吝嗇，甚至不敢讓人相信。
那是我們還沒有進入北京城內時，我們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裡，幾乎每天在這裡或進城去接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天，他要見張瀾了，之前他吩咐我：“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們要尊重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
我在所有的家當裡翻了個天翻地覆，也沒找出一件不破或沒有補丁的衣服。沒法，我便向請示道：“主席，做也來不及了，是不是去借一件？”
似乎也沒想到這個“意外”，頓了一會兒，聽我一說，趕忙擺擺手：“不要借了，補丁不要緊，只要乾淨整潔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人士，不會笑話我的！”
就這樣，穿著補丁衣服，接見的除張瀾之外，還有名聲顯赫的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
可事隔不久，我又為另一件事發愁了。原來，那幾年，兼任了個國家主席，經常要接待外賓，身上還好說，有一套禮賓司給定配的黑色呢子制服，可他腳上那雙皮鞋已經舊得沒有一點光澤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襪子沒一雙不帶補丁。我勸他換換皮鞋和重新買兩雙襪子，不肯，說還能穿一陣子。
有一天，在接待外賓之前，他老人家躺在沙發上，兩隻腳自然地向外伸著。
我無意朝那邊一看，不由驚呼了一聲：“主席，把腳往裡縮一下。”
以為是什麼事呢，敏捷地將腳縮了回去：“銀橋，怎麼回事？”
我笑了，指著他的腳說：“您看，您的腳那麼向前一伸，襪子上的補丁全部會露在客人面前。”
重新將腳伸了出來，果然發現襪子上的補丁“露餡”了，他笑了，說：“對對，我把它縮回去，家醜不可外揚麼！”
從此以後，每當接待外賓，或會見什麼重要客人時，我便提醒衛士“家醜不可外揚”，他們笑笑，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一聽這話，也會心領神會，且迅速作出反應。
就我跟隨十五年間所看到的，他從不接受別人送的禮物。雖然有時地方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和跟隨打天下的老戰友、老朋友以及親戚、老鄉也會送些禮物給他，但放到他家裡的東西，一般都由有關部門充公處理，這是自己定的規矩。外國朋友和領導有時也會送禮物，那更是充公處理。如果是吃的東西，那就樂了我們這些年輕的衛士和警衛中隊的小夥子們，因為總是想到我們。
記得是抗美援朝勝利的第二年，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為了表示對和中國人民的敬意，送給二十四箱上等蘋果。通常，對類似這樣的禮物只是過目一下禮單而已，是見不著實物的，可是，這一次有關部門覺得事情難辦了，因為個個蘋果上面都印著“萬歲”五個醒目的字，誰敢吃“萬歲”呀！為此，不得不請示。那天我見手中正拿著一個印有“萬歲”的蘋果好奇地看著，管理部門的一位同志告訴他，這是在蘋果尚未熟的時候，用寫上字的紙貼在蘋果上，太陽一晒就出了這些字。“難為金日成一片心意。”說，“不過，‘萬歲’是不可能的，人能活到一百歲就是長命了。我這個人別說活到萬歲，就是百年也絕不可能，因為我有很多問題早想同馬克思探討探討。這樣你們也就不要有什麼顧慮。”說得幽默，一副無所謂的神態。
“銀橋，傳達我的命令，讓衛士們和警衛中隊的同志把這二十四箱蘋果全部消滅。”大手在胸前做了個習慣且具有吸引力的向前推動的動作。
“是！”就這樣，我和衛士班、警衛中隊的小夥子美美地吃了幾天朝鮮蘋果。
俗話說：再好的夫妻也有吵架的時候，再親的兄弟姐妹也會氣得咬牙切齒。我們生活在這個大家庭裡，有時也難免為一些事情鬧些矛盾。這時總是像父親似的，先把我這樣的“大孩子”剋一頓，對年齡小些的便總免不了哄幾句。也難怪，雖然我們的衛士都是百裡挑一的好戰士，可畢竟大多是剛離開父母的毛頭小夥子，辦事任性，毛手毛腳的事總是會有些的，一般情況下，從來不會把它提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來訓斥我們，倒總是用幽默，或者像逗孩子似的啟發、開導。於是，本來有的一點雞毛蒜皮的事便馬上化為烏有。因此，我這個當衛士長的“大哥哥”，十幾年間，也非常容易帶這些當衛士的“小弟弟”們。我們衛士之間始終保持著情如手足、親如兄弟的革命情誼，這當歸功於這個“大家長”。
對內是這樣，對外，可完全是另一種姿態。要是我們衛士與外人搞不好關係，會完完全全地擺出一副嚴家長的態度，把你狠狠地剋一通，直到你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為止。
常對我們說：“你們是我的衛士，一旦你們跟外人鬧了彆扭，我就得像那些嚴爸爸一樣，自己的孩子再對，別人家的孩子再有什麼不是，我首先也要批評你們。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也是這麼做的！”這一點上，他繼承了中華民族所有做父親的傳統美德。
衛士田雲玉是公認的最受喜愛的小衛士，他不僅年紀小，而且一身孩子氣，平時在和麵前無拘無束。這對身邊缺少兒女天倫之樂的夫婦，無疑是一種補償，所以，他們平時很慣著他，他身上穿的毛衣，還是親手一針一針織的哩！這一慣不要緊，小田卻漸漸滋長起了那些被慣孩子的通病——任性、目中無人。
有一次，我們隨到南方。一天，在專列上，小田和乘務員小姚在一起，小姚是個姑娘，也是跟隨多次出車的熟人了。為了開門快慢的事，小田和小姚兩人吵了起來。小田讓小姚開快一點，聲音裡帶有一種命令的口氣，小姚也是個任性的姑娘，偏偏不吃這一套，於是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頂了起來。
“你不就是個列車員嗎，有什麼了不起的？”小田挖苦道。
小姚的嘴巴也不饒人：“列車員怎麼著？我都入黨了，你還沒有入黨呢！告訴你，做人還得靠自己，別以為你在主席身邊有什麼了不起！”
小田不幹了，到身邊後還沒人這麼傷他自尊心呢！於是氣得破口大罵，什麼話難聽，他就罵什麼。一開罵，小姚姑娘就只有抹眼淚了。她“嗚嗚”地哭著到那兒狠狠地告了小田一頓“御狀”。
“小田，主席叫你去！”我把小田叫去，見他的神色還是那樣一腔傲勁。他嘴裡喃喃著：“哼，告就告，主席會把我怎麼樣！”
誰知，這一次可沒有輕饒小田。用手指著小田的鼻尖，怒吼地責問道：“你說，你為什麼對小姚耍態度？”
“都是我們把你給寵壞了！瞧瞧，現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也在一邊指指戳戳。
“越來越不像話了！”雙手叉著腰，那架勢真像老子要打恨鐵不成鋼的兒子似的。“要檢查，要當面向小姚檢查，檢查不好就別來見我！”
小田這次可威風掃地了，一連幾天抬不起頭來。不過，事情過去了，又像疼愛自己的乖孩子似的跟小田又是逗樂又是尋開心，小田也沒有一點思想負擔。
嚴格地說，這類事還只能算是孩子之間的小打小鬧。大人間的大打大鬧也是有的，然而還倒沒見過和聽說過我們衛士及工作人員之間有誰跟誰公開打得不可開交。不過，我們同的家人之間倒是出現過幾次大吵大鬧，不是跟別人，都是跟不可一世的大人。那時還不是什麼“四人幫”，除了“主席夫人”外，沒有什麼頭銜，後來經周恩來提議，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後，她才有了生活祕書的頭銜，但她不怎麼管事，雖說她負責我們衛士、醫生、護士和阿姨這一攤，實際權力還不一定有我這個衛士長大呢！所以，在當時我們的眼裡，她也僅算是家庭成員中的一員，僅僅是重要一員而已。可不同於，侍候她不那麼容易，而且她經常挖空心思出怪點子讓我們不好辦。我們最恨她的是她經常干擾我們值的正班。
長年累月難有閒時，越忙，就越閒。她一閒，事情就多起來，而且總是叫上我們這些衛士們。雖然我們心裡也很反感她，可畢竟不敢公開跟她唱對臺戲，再說，我們衛士也負有為她服務的一部分責任，也就借這一點，總是對我們指手畫腳，誰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順從，誰就不會有好果子吃。當然，那時還談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僅算做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當時我們衛士、，連在內都把這些頂嘴吵鬧當做一說就過去的“家庭矛盾”，但待後來登上“女皇”的政治寶座後，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臉，說我們一直對她不滿，抓住我們“反對”的把柄，從而進行嚴酷的政治報復。這是後話。
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雖然我們多次跟吵過，而且有時吵得非常厲害，但和我們，包括當時的在內，都把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舉個例子。
記得是1958年夏天，我隨、又來到北戴河，還是住一號平房。自1954年來此後，這一號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個新辦公地址和起居處。
這段時間，很忙，諸如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吃食堂等大事都糾纏著他，大會小會幾乎天天有。這一天照例，晚上工作了一個通宵，上午十點來鍾才睡覺，並在臨睡前囑咐我，下午四點鐘有個會議，三點鐘要叫醒他。趁著還有幾個小時，我便坐在值班室看書。大約兩點，給值班的衛士說讓我去打牌。
就一個來小時了，我真沒什麼興趣，可叫的能不去嗎？
“來，銀橋，還是我們倆打對家。”興致正濃，可偏偏我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怎麼了，想老婆了？你幾天沒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個眼色，示意讓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贏上幾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還差幾分就兩點了，便“唉”地長嘆一聲，那隻摸牌的手慢騰騰地抓著。
“喂，看著一點，讓你出牌了！”瞪了我一眼，顯然是我的精神狀態使她大為掃興。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嗎？連續兩回，我們都輸了，沉不住氣了：“今天你是怎麼啦？不是嘆氣就是打錯牌！”
我只好說：“主席下午有會。”
“正班不是田雲玉麼？”說得對，可我是衛士長，行動時，我必須跟著，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也是我神聖的職責。這麼一說，我又不好當面反駁，取而代之的是沒完沒了的嘆氣聲。
說實在的，這種嘆氣聲和連續的出錯牌的狀態，對一個正在興頭上的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再加上一貫惟我獨尊，我這個樣，在她看來是明擺著沒把她放在眼裡。
第三局，剛出幾張牌，我連續失誤，以致敗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著一雙大眼睛，“噌”地立起來，大聲責問我：“李銀橋，你今天到底想要幹什麼？你說說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衛士與護士一下子都驚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