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家庭成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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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家庭成員 (2)
主席啊，您哪裡過分啊！您為中國革命，為億萬萬老百姓操勞幾十年，就是天天吃紅燒肉也不過分呀，我們衛士也願意天天給您做，可這次是不讓做的。我心裡這樣說，嘴裡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因為我知道，我一說，事情就鬧大了。本來跟就過不到一起，這個時候我一說，非得跟吵上一場不可，可你自己應該出來解釋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說，淚水簌簌地流了下來。
是看不得人哭的，一見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後注意麼，交代了的事就要辦。你不要哭了呀，我還要吃飯呢。”
大概他也看出其中有些名堂，於是在我服侍他睡覺時，他小聲地讓我告訴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可他偏要我說。偏偏這個時候進屋了，朝她白了一眼，立刻喊了起來：“你們談，你們談，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壞了，肯定知道我在面前告她狀了。無奈，我必須回答的提問。當我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之後，沉下了臉，氣呼呼地說：“她沒說錯，我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改不了農民的生活習慣。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塊兒就分開。銀橋你記住：今後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習慣辦，住的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這樣，一家僅有的兩人的吃飯問題也變成了“兩條戰線”。
在吃的問題上，不僅自己從不高要求，對子女也一樣。李敏和李訥從小就跟隨我們一起吃大食堂，記得有一次我那個給家庭當阿姨的愛人對提出要求：“李敏跟她媽在蘇聯吃過難以想象的苦，李訥這娃娃六七歲就跟我們一起行軍、露宿，在敵人的子彈和炸彈下打滾了好幾年，沒過上一天好日子，讓她們跟你們一起吃飯吧！”斷然否決：“不要跟我們，你帶她們吃大食堂去！”她們上大學後，吃住都在學校，同所有的普通人家孩子一樣，睡集體宿舍，吃清淡伙食，穿的也是一身舊藍布衣，與同學一起下鄉勞動，一起走路，擠公共汽車，旁人誰都不知道她們是的女兒。
李訥是我看著長大的。她上大學後，每週六才回家，學校在市郊，遇上有個課外活動，總是天抹黑才回到家，一個女孩子家總是少些安全，我便瞞著主席悄悄接了她幾次，知道後嚴厲地批評了我。
1960年，國家經濟發生困難，加上蘇聯逼債，這時已實行薪金制的，第一個要求是將自己五百元左右的工資減掉了二百元，並且指示我：“三年之內不吃肉。”自然，他用來補補腦子的紅燒肉也毫不例外地取消了。這麼一做，中央的其他領導也紛紛效仿，減工資和不吃肉，但真正像那樣一頓也不吃肉的恐怕不多。
那個時期李訥身體不好，有一天，我派衛士去看望她，李訥臉色很不好看，衛士以為她又病得不輕，可李訥說：“我餓……”衛士回來跟我一說，我鼻子也酸了。這孩子出生在延安，從小沒吃上幾頓像樣的飯，幼年時一直跟我們吃那個黑豆，如今解放了，父親還是國家主席，卻叫娃娃喊著餓。無論如何，我下決心要給她搞點吃的！我搞來一包餅乾，悄悄給她送去了。李訥躲在一個揹人的地方，看看左右沒有人，便一口氣吞了幾塊，那樣子像是偷來的，她吃了幾塊，不知想起了什麼，又小心翼翼地藏在內衣的衣袋裡，大概準備慢慢吃吧。這事先知道了，後來知道了。“三令五申，為什麼還要搞特殊化？”又一次發火了。我不服氣，說：“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拍桌子了：“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能送！誰叫她是的女兒！”
大凡我們要為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要在某一件事上搞些什麼現在看來根本不能當回事的“特殊化”，都要這麼大發雷霆，都要這麼說：“誰叫他是的兒子！”“誰叫她是的女兒……”其實，他老人家是非常愛自己的子女的，可他是人民的領袖，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他人謀幸福，而從不為自己謀半點私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不得不把嚴以律己放在第一位，把對子女的愛深深地放在心底。
除了喜歡吃紅燒肉外，也愛吃些鯉魚。熬了那麼多年的苦日子，有一次賀龍同志託人送來幾條鯉魚，這一天出面，把李訥接回家，與一同進餐。廚房做了兩條魚，一大一小，把大的一條給了，自己和李訥吃小的。
當時我和韓桂馨都站在一旁，給女兒夾魚後，又給小韓夾，小韓不肯吃，李訥便不答應，於是小韓只好陪著吃。
像是怕冷落了“兒子”似的，招呼我：“銀橋，你也一起吃，我給你剩了半條魚。”他指指盤子，拿著檔案，便從桌子邊上站了起來。
“主席，我，我不吃。”我驚慌地往後退了幾步，我怎麼能跟主席搶魚吃呢？雖然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議”，可是我無論如何不敢有這等非分之想的。
以為我嫌他動過筷子了，便說：“我沒有病，那一面還沒動過麼。”
我臉紅到了耳根：“不是那個意思，留著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魚。”說完，就走了。
見了，也匆匆吃完碗中的菜，招呼李訥和小韓，她們怕我不好意思吃，便都走了。
“真的不吃剩魚？”我們問。
“哪裡！”李銀橋馬上給予否定。不但經常吃剩菜，而且見了飯桌上掉下的米粒、菜等，從來都是拾起來便往嘴裡塞，他用過的飯碗從不會剩一粒飯的。他是借了這條理由非讓李銀橋吃下去不可，因為那段時間衛士們過的日子也很艱苦。
李銀橋接著回憶——
一生飲食如此簡單、粗糙，居然也沒有出現過胃病，或者營養不良。這一點，我們衛士及醫生和中央的其他領導都稱其為“神”。是人，但有些方面確實超乎尋常的神奇。
你們不相信幾十年洗臉沒用過一塊香皂？可這是事實。他洗臉愛用清水，手染了墨或油汙洗不掉，便用些洗衣服的肥皂洗。說起來你們更不相信，他甚至連刷牙的牙膏都沒用過，他只用牙粉。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解釋：“我不反對用牙膏，用高階牙膏。生產出來就是為了用，都不用生產還發展不發展？不過，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習慣了。”
現在像你們這樣年齡的人尚難以理解，更小一點的年輕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對我們這些延安過來的人的許多生活習慣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確實有些做法現在看來也不太合乎時尚了，但我們在延安時期養成的那種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榮傳統，正是我們人的優秀品質所在，那時養成的一些習慣，我們這些老同志是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改變的。便是繼承發揚了延安革命光榮傳統的最好典範。
說起的衣著，那更是催人淚下。他有一套毛衣毛褲，不知穿了多少年，聽原來的警衛排長閻長林講過，在長征時期，給當警衛員的陳昌奉在時，就有這套毛衣毛褲了。一直到解放初期，還穿著它，那上頭不知有多少補丁了。我是負責一家衣著開支的，所以準備給重新買些毛線織一套。不過，我知道這類事必須向他老人家本人請示，否則準挨剋。我和衛士們請示了好幾次，但都被他老人家頂了回來。我還是不甘心，因為那樣實在太有損偉大領袖的形象了。於是，我跟小韓商量，讓她幫著說說，平時有什麼衣褲破了，都是她給縫好，興許她說話能聽。
一天，正在看檔案，我便又和小韓進去做工作了。小韓說：“主席，天氣很快就冷了，您的毛衣毛褲太破了，不要補了，李銀橋他們提出給您買點毛線，讓我重新織一套。近日，我準備跟著他們一起上街看看顏色，給您買回來快些織好。”
“別麻煩了，小韓，你把李訥照顧好了，又為我們做了縫縫補補的工作，給你增添不少麻煩了，我非常感謝你。還是請你辛苦辛苦，再織補一下，能穿就行了。”回答道。
“您的毛衣毛褲實在太破了，就是能補上，穿著多麼寒磣呀！”小韓一心想爭取。
“唉，穿在裡面不講什麼好看不好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補補不是還可以穿嘛！”搬出他的革命理論來，“艱苦奮鬥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雖然現在日子比延安時好過了，可這個傳統到啥時還得繼承呀，你們說是不是？”
無奈，我們的計劃又落空了。
一條洗臉和擦手用的毛巾，也不知用了多長時間，連上面的線毛毛都磨平了，我又提出是不是換條新的，照例拒絕：“洗臉、擦手又不是什麼大事，把臉上和手上的水珠抹乾就行了，還能用一段時間。”
他的生活理論同他的政治觀點一樣，一般來說都很難駁倒。
你們一定從照片和電影裡看過在開國大典上穿的那件筆挺的黃呢子制服吧！這是第一次穿像樣的衣服。因為是要出席開國大典，生活祕書葉子龍從繳獲的國民黨軍隊倉庫里弄來了一些黃色將校呢，是我拿到王府井請一名叫王子清的師傅做的。開國大典後又穿了幾次便放了起來。那時，部隊的軍裝沒有制定統一的式樣，黃布做的衣服就算是軍裝。解放了，有一天對我們衛士說：“現在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脫軍衣了，我脫，你們也脫。”此後，我們原是穿軍裝的衛士，就都成了便衣軍人，再不曾穿過軍裝。也不再穿那套開國大典時穿的黃呢制服了。
有一天，對說：“軍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給誰就送給誰吧！”
過去，曾把自己的一件軍大衣給了兒子毛岸英。
岸英犧牲了，兒子岸青也不在身邊，完全把我們當成他的家庭成員，他要把他的衣服分給我們衛士。
我拿了四套軍衣，包括開國大典穿的那套，後來分給了負責外衛的副衛士長孫勇兩件。我多了個心眼，把開國大典那件抱回了家。
的衣服我穿太肥，我便把它改成自己合身的衣服穿了。當時沒有想到它有多少歷史文物價值，稀里嘩啦就剪了。只是我愛人跟我開玩笑說：“李銀橋，你膽子不小啊，敢把皇帝登基的龍袍給剪了，居然自己洋洋得意地穿起來。”我說：“你別瞎扯，自己一再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不要做皇帝。他把我們當他自己家人，改件衣服算個啥！”1967年，造反派對我濫施**威，屢次批鬥抄家時，發現了這套衣服，後來天津歷史博物館聽說後，便把這套衣服要了去。至今仍放在天津歷史博物館。後來我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想去要，可人家再也不給了。我感到很可惜，因為這是親自送給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我會時刻體會到他老人家慈父般的溫暖，或者我根本不該改這套新中國惟一的開國大典主席服，那它的文物價值似乎會更高些。現在人們在紀念堂裡看到的一套“開國大典服”並非真品，因為到天津歷史博物館拿不回來，有關部門便到孫勇那兒借了當初給我們兩人各兩套軍衣中的一套。現在想起此事，我總感到有些內疚。每到這時，我愛人韓桂馨便會安慰我說：“銀橋，你用不著那樣責備自己，主席在的時候，從來不把我們當外人，他對自己的東西，除了書外，都很隨便的，誰愛拿誰就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