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家庭成員 (1)
家養小仙女 特種兵王在校園 獵媚花都 無盡之星 極品鑄造師 人道天 白血村 穿越民國大商人 郡主的邪惡夫君 tfboys之青春趣事
第34章 家庭成員 (1)
在公元1993年的今天，當六十五歲的李銀橋回憶起當年他和其他幾名衛士在身邊度過的那漫長的春秋時，總是萬千感慨，他說：“我們這些跟隨幾年、十幾年的衛士，每天都與一家生活在一起。一直把我們當做自己家裡的成員看待，我們也始終感受到了慈父般的愛撫與家庭的溫暖。曾問過我一句話：‘你看我跟兒子親還是跟你們衛士親？’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跟我們衛士親。’承認是這樣。他說：‘我兩個女兒、兩個兒子是活著的。李敏，一直跟著賀子珍，李訥還有兩個兒子岸英、岸青，也是幾年難得見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難見幾面，見了面也最多說上一陣子話、吃一頓飯而已。我只是和你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我和我家裡的這點事，瞞天瞞地瞞不了你們，而且一家子的吃、住、用都是你們在張羅，你們算得上是我家庭中的一員，名副其實的。’”
“一家的生活到底怎樣？廣大群眾，特別是當代青少年，是非常感興趣的。前兩年你和權延赤合著的《走向神壇的》和《走下神壇的》等書中已有些記述，大家看了後反映還是好的。不過，有些小青年似乎還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眼裡，作為中國的‘第一家庭’，不可能日子過得那麼寒酸艱苦，因為他們說，現在當官的，別說省長、部長級大官，就是一個小局長、小處長，都家裡要啥有啥，住得寬敞，桌上頓頓有魚肉，子女花錢如流水，難道的家裡就那麼困難，那麼可憐？您能用自己的親身見聞給我們說說嗎？”
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李銀橋一口答應，並且表露出一些憤慨：“你們提出的問題我也多多少少地聽到些。我要申明的是，過去我所寫的書或是文章中說的有關一家過日子的事毫無半點摻假，作為掌管一家日常生活的經濟當事人，我可以為歷史做證人。是的，現在社會上一些人官職不大，但生活的現代化程度和水平之高確實令人驚歎，我不清楚這些人的錢是哪兒弄來的，但有一點我倒明白，他們是很會用手中的權。作為黨的主席、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在他活著的時候，雖然國家比不上現在富，但作為一國之主，如果想得到什麼，獲得什麼的話，恐怕只是一句話的事，有時甚至是一個小小的暗示便綽綽有餘了，然而卻從來沒有，而且他最反對在家庭生活問題上搞特殊。他一生在家庭與個人生活上表現出嚴以律己、勤儉節約、大公無私、助人為樂、從不濫用權力的偉大品德，是我們人特別是現在的領導幹部、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廣大群眾都應當學習和崇拜的！”
李銀橋說得很激動，我們請他慢慢說。
“好吧，我給你們再說說，這樣也可以校正前幾年有個別作者濫寫生活方面的書中的不實之處。
“戰爭年代都是軍隊生活，我就不講了。解放後，生活穩定了，個人的家庭生活也算像點意思了。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講吧——”
根據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要求，的衛士班主要是負責照顧及其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家除李訥有時還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兩人，但的家族和的孃家人以及幾個子女加起來，也算得上是個大家庭了。從來不沾錢，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平生最討厭錢，而又是個屬於享受型的人，所以，我這個衛士長除了負責領導好整個衛士班的工作外，實際上還兼當了一家的“管家”。因此，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一家的生活實行的是經濟包乾制，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薪水制。國家給每月二百元左右，為一百多元，錢統一由我掌管。當時我是每月五十多元。為了計劃好這筆錢，我根據的意見，列了伙食、衣服、雜費及結餘這麼幾項。我給一家定的每天伙食標準是三元錢，看過後，說伙食費是不是定得高了點？我解釋這包括招待客人的錢，於是便提筆寫了“照辦”兩個字。從此以後，便嚴格照此計劃執行了。
先說說吃吧！
現在，常聽一些人議論，說電視上、報紙上每天見中央的大幹部不是出席招待會，便是又有宴會了，這一天到晚淨吃山珍海味，大概自己家裡從來不起灶吧！對現在的這個問題我說不好，但對時代的一些事情我是瞭解的，特別是本人。接待外賓，出席一些重要宴會，需要吃幾頓飯、喝幾杯酒，這對從事外交和政府有關部門工作來說是必要的，也是無可指責的。作為黨的主席，五十年代還兼任國家主席，也有時出席些招待酒會、外賓宴會等，但一般情況下，是不太願意一天到晚忙碌於這些酒肉之間的，除了不得已的情況，他一生最喜歡清靜。當國家主席那陣子，外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後，駐華大使先生就要送來國書，國家主席便得在一定儀式上一本正經地去接國書，很不願意搞這一套，開始還去，後來乾脆交權了。他屬於不善於應酬之列，基本不喝酒，吃東西又極為簡單，有幾天連續出席了幾個宴會，回來後嘀咕著對我說：“以後我不去了，那種場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還是我的辣子加醬豆腐合胃。”
就是這樣一個人。
說起他平時吃的東西，你們也許不相信，他的簡單程度有時我們都覺得有點太那個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黴豆腐等。主食中，喜歡麥片粥、烤芋頭、紅糙米。也許是幼年在農村養成的生活習慣，也許是長期戰爭年代的緊張生活所致，在吃的問題上，實在太粗、太單一，為此一直同吃不到一起，我們做衛士的有時也覺得主席過得太苦。
正經吃飯，一般是四菜一湯，其中少不了一碟幹辣子、一碟黴豆腐。這湯有時就是涮盤子的水，最多加幾根素菜或野菜——他饞野菜。
凡是的家人、親戚，或者留下的客人吃飯，一律都是算在個人的伙食費中，飯菜與他平時吃的沒什麼兩樣。私人請客從沒有像現在有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國家撥款”。
吃得簡單粗糙還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這粗茶淡飯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飲食又無法正規起來。他工作不分鐘點，吃飯也沒有鐘點，只以感覺餓了為“標準”。一天吃兩頓的為多，也有吃一頓的，有時連續工作幾晝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頓飯。像我們現在一家人吃飯時正正經經炒好幾個菜，圍在桌子旁像模像樣地用餐，幾乎難得有。有專門的廚師，但廚師的大半時間是處於“失業”狀態，於是，我們衛士便兼任這個任務。什麼？你們說我們這幾個毛頭小夥子能為主席做飯？那當然，很簡單。在我們衛士值班室，有個電爐子，有個大搪瓷缸子。餓了，我們便用它給主席煮一碗掛麵，或做一缸麥片粥，或是烤上幾個芋頭。你們現在年輕人招待我吃一頓就是十幾個菜，那時一個月也吃不了這麼好這麼多的菜。我跟隨他十五年，他吃飯始終是隨隨便便，一把炒黃豆、幾個烤芋頭，或是一缸子麥片粥，便算做一頓飯了。
五十年代經常外出巡視，到一個地方，當地負責同志免不了要為接風洗塵，設宴擺酒。最煩這個，幾次讓幾位省委幹部下不了臺。他衝著桌上各種各樣的菜，對這些領導幹部發脾氣道：“你們就光想著我，不看看人民群眾、老百姓的飯碗裡裝的是什麼東西！能讓人民群眾、老百姓的飯碗也裝得這麼多，我比啥都滿意。”時間一長，各地領導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飯的習慣和脾氣了，便老老實實隨意去弄幾樣喜歡的粗茶淡飯，還經常事先請教我們這些衛士們。
對於葷菜，是比較喜歡吃紅燒肉和一些魚的，可是他並不讓我們多弄。記得在轉戰延安，跟胡宗南部隊打那幾場惡戰時，連續打了三個大勝仗，一天，很有情緒地對我說：“銀橋，想想辦法，幫我搞碗紅燒肉好不好？要肥點的！”
我說：“打了這麼大的勝仗，吃碗紅燒肉還不應該？我馬上去。”
聽完我的話，連忙擺擺手：“我說的不是那個意思，這段時間用腦太多，吃點紅燒肉會對腦子有好處的。”
他就是這種指導思想，平時也只有在他認為用腦太多的時候提出吃肉。其實什麼時候不是用腦太多？因此，我們就有意讓廚房儘量多搞點紅燒肉給他補補腦。
為了吃紅燒肉的事，還跟鬧了一場，結果兩人從此分開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那陣子。有一次，連續工作了幾十個小時，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經兩三天沒吃一頓正經飯了。”
“是嗎？”一頭埋在檔案堆裡的似乎有些驚異地反問我。當他的眼睛離開檔案時，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餓了，便說：“真有些餓了，好吧，我吃一頓飯吧！”
我說：“徐醫生早定好食譜了，就是沒有機會做……”
一聽便擺擺手：“他的什麼食譜，我不要。你給我搞一碗紅燒肉來就行，這幾天用腦累了。”
我正要到廚房去交代，從她屋裡出來，她小聲說：“主席要吃飯了吧？”
我點點頭：“他要紅燒肉。”
“又是紅燒肉！”很不滿意，“吃什麼東西不比紅燒肉好？幾天了，主席沒正頓吃飯，昨天吃的什麼？”
“麥片粥。”
“前天呢？”
“小張說煮了碗掛麵。”
“看看，你們就是不會辦事！看我什麼時候把你們那個電爐子和茶缸扔到外邊去！”生氣了。平心而論，那時的還是比較關心生活的，她說這些，也是希望能改改飲食習慣，多吃些有營養的飯菜。問題是，她不該獨斷和說那麼多的話。她衝著我說：“不要再囉嗦了，照我說的辦！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農民習氣！”她是說。
就這樣，按照的意思，給弄了碗魚塊。吃飯時，我心怯怯地站在一邊，等吃飯。
吃飯總是離不開手中的書或報紙。他手裡抓著筷子，眼睛卻仍然盯在一張報上。夾了塊魚放進丈夫的碗裡，發現不對頭，便轉頭瞥了一眼桌上。
“嗯，紅燒肉呢？”眉頭一皺。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來。我是知道的脾氣的，他一貫主張“交代了的事就要辦”，我這明擺著不辦，那是非剋不可的。可我心裡企望著會幫我說話。
“紅燒肉呢？”的目光轉向了我，聲音也提高了。
我嚥了幾口唾沫，想等解釋，可她沒說話，於是我只好回答說沒弄。
“為什麼沒搞？”生氣了，大聲問，“交代過的事為什麼不辦？”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說話，交代的事為什麼不辦？”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紅燒肉，過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