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貨幣資本的積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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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貨幣資本的積累它
這種洋洋得意的胡言亂語，只有“通貨原理”派的這個臺柱才說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發現了，銀行券或金是購買某種物品的手段；人們借銀行券或金，不是為了它們本身。由此要問，利息率是由什麼東西調節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調節的，而我們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調節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變的商品市場價格並行不悖的。——然後又是如下的狡辯。“但是對貨幣要支付利息”這個正確的提法，當然包括如下的問題：根本不經營商品的銀行家所得的利息，同這些商品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那些把貨幣投在各個完全不同的市場上的工廠主們，也就是那些把貨幣投在受生產上使用的各種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關係支配的市場上的工廠主們，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貨幣嗎？——對於這個問題，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廠主賒購棉花，“現金價格和賒購價格在到期付款時出現的差額；就是利息的尺度”。剛好相反。現有的利息率——天才諾曼應當說明的正是這種利息率是如何調節的——才是現金價格和賒購價格在到期付款時出現的差額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現金價格出售的，這個價格由市場價格決定，而市場價格本身由供求的狀況調節。例如價格＝1000鎊。就買賣而言，工廠主和棉花經紀人之間的交易由此就結束了。但是，還有第二種交易。這就是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交易。1000鎊的價值是以棉花貸給工廠主的；他必472須在比如說三個月內用貨幣償還。這時，1000鎊在三個月內按市場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於現金價格的加價。棉花的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但是1000鎊棉花價值在三個月內貸出的價格，是由利息率決定的。棉花本身以這種方式轉化為貨幣資本這一事實，在諾曼先生看來，就是證明：即使根本沒有貨幣，利息還是存在。如果根本沒有貨幣，那也就決不會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資本是“生產上使用的商品”這種見解是一種庸俗的見解。在這些商品作為資本執行職能時，它們作為資本的價值，不同於它們作為商品的價值，表現在由它們的生產用途或商業用途產生的利潤中。並且，利潤率雖然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同所購買商品的市場價格和它們的供求有某種關係，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決定。並且，毫無疑問，利息率一般說來是以利潤率為它的界限的。但諾曼先生正是應當告訴我們，這個界限是如何決定的。它是由不同於其他資本形式的貨幣資本的供求決定的。現在，可以進一步問：貨幣資本的供求又是怎樣決定的呢？毫無疑問，在物質資本的供給和貨幣資本的供給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聯絡；同樣毫無疑問，產業資本家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是由實際生產情況決定的。諾曼不向我們說清楚這一點，卻向我們兜售這樣一個哲言：對貨幣資本的需求和對貨幣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並且只是兜售這個哲言，因為他、奧維爾斯頓及其他“通貨原理”的先知們暗中總是不安好心，他們力圖透過人為的立法的干涉，從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資本，並且提高利息率。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奧維爾斯頓勳爵，亦即賽米爾·瓊斯·勞埃德，看他是怎樣不得不說明：為什麼他在國內“資本”如此缺少的情況下為他的“貨幣”取得10％的利息。
（第3653號）“利息率的波動，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之一：或者是由於資本價值的變動”，（妙極了！一般地說，資本的價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這裡，利息率的變動就是由於利息率的變動。我們以前已經指出，“資本的價值”在理論上從來沒有別的理解。但是，或者奧維爾斯頓先生把資本的價值理解為利潤率了。如果是這樣，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潤率調節這一點上來了！）
“或者是由於國內現有貨幣額的變動。利息率所發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動，不管波動時間有多久或者波動範圍有多廣，都可以明確無誤地歸結為資本的價值的變動。1847年和最近兩年＜1855——186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這一事實的最顯著的實際例證；現有貨幣額的變化所產生的較小的利息率變動，影響範圍小，持續時間短。這些變動是經常發生的；並且變動越頻繁，就越能達到它的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使奧維爾斯頓之流的銀行家發財致富。可愛的賽米爾·葛尼曾經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員會面前說到這一點（商業危機，1848［——1857年］）。
（第1324號）“您認為，去年發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動是否有利於銀行家和貨幣經營者呢？——我認為它有利於貨幣經營者。營業上的一切波動對熟悉內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325號）“在利息率很高的情況下，銀行家會不會由於他的最好的顧客陷於貧困而最終受到損失呢？——不會，我不認為這種影響已經達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說的就是這一套。
關於現有貨幣額對利息率的影響，我們以後還會談到。但是我們現在就必須指出，奧維爾斯頓在這裡又犯了一個混淆概念的錯誤。1847年，對貨幣資本的需求（十月以前，人們對貨幣短缺的現象，對奧維爾斯頓在前面指貨幣資本而言的“現有貨幣量”還沒有474產生任何憂慮），由於下列原因而增加了：穀物昂貴，棉價上漲，砂糖因生產過剩而賣不出去，鐵路投機和破產，國外市場棉紡織品充斥，以及前面已經說到的旨在進行匯票投機而對印度的強制輸出和從印度的強制輸入。所有這些情況，工業生產過剩和農業生產不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對貨幣資本需求的增加，即對信用和貨幣的需求的增加。貨幣資本需求的這種增加，可以在生產過程本身的進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麼，正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貨幣資本的價值。如果奧維爾斯頓想說，貨幣資本的價值提高了，是因為它提高了，這是同義反復。但是，如果他在這裡把“資本的價值”理解為利潤率的提高，把利潤率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們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錯誤。儘管利潤減少，但貨幣資本的需求，因而“資本的價值”還是可以提高；一旦貨幣資本的相對供給減少了，它的“價值”就會提高。奧維爾斯頓想要證明：1847年的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利息率，同“現有貨幣量”無關，也就是說，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銀行法的規定無關；雖然事實上它同這些規定是有關的，因為對銀行準備金枯竭——奧維爾斯頓的一個創造——的恐懼，使1847——1848年的危機增加了貨幣恐慌。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由於營業範圍同現有資金相比過度擴大，貨幣資本荒已經存在；由於農作物歉收、鐵路投資過多、生產過剩特別是棉紡織品的生產過剩、在印度和中國的營業欺詐、投機、砂糖輸入過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產過程的混亂，導致了貨幣資本荒的爆發。對於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價格購買了穀物的人來說，在穀物價格跌到60先令時所缺少的，就是他們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穀物為抵押的同額貸款的信用。妨礙他們按原價120先令把穀物轉化成貨幣的，根本不是由於缺少475銀行券。對於那些過多地輸入砂糖以致幾乎賣不出去的人來說，情形也是這樣。對於那些把流動資本固定在鐵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來補充“正當”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本的先生們來說，情形也是這樣。但在奧維爾斯頓看來，這一切都好象是“對他的貨幣的已經提高的價值的道義上的承認”。但是，在貨幣資本的價值的這種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正好是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貨幣價值的下降。資本的價值在一種形式上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在另一種形式上下降了。而奧維爾斯頓卻企圖把不同種類的資本的這兩種價值等同起來，把它們看作一般資本的唯一價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現有貨幣缺乏的現象對立起來。但是，同額貨幣資本可以用極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貸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