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23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第23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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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另一方面,這個利息形式又使利潤的另一部分取得企業主收入,以至監督工資這種質的形式。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區別、相對立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餘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性質之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而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象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利息成了資本的社會形式,不過表現在一種中立的、沒有差別的形式上;企業主收入成了資本的經濟職能,不過這個職能的一定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被抽掉了。

在資本家的意識中,這裡所說的情況是和本卷第二篇論述利潤平均化為平均利潤時指出的各種補償理由一樣的。這些在剩餘價值分配上有決定作用的補償理由,在資本家的觀念中,已被歪曲成為利潤本身產生的理由和為利潤本身辯護的(主觀的)430理由。今天仍然如此。

企業主收入是勞動的監督工資這種看法,是從企業主收入同利息的對立中產生的,並由於下面這個事實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利潤的一部分事實上能夠作為工資分離出來,並且確實也作為工資分離出來,或者不如反過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一部分工資表現為利潤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正如亞·斯密已經正確地發現的那樣,在那些生產規模等等允許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對一個經理支付特別工資的營業部門中,這個利潤部分會以經理的薪水的形式純粹地表現出來,一方面同利潤(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總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後作為所謂企業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潤相獨立並且完全分離出來。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在這裡<在農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監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約·埃·凱爾恩斯《奴隸勞力》1862年倫敦版第48、49頁))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絡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區域性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431最大限度。(“如果勞動的性質要求勞動者<即奴隸]在一個廣闊的地面上分散勞動,監工的人數以及這種監督所需的勞動的費用就會相應地增加。”(凱爾恩斯《奴隸勞力》1862年倫敦版第44頁))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裡,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國家中一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在那些生活在奴隸制度下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象在那些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絕對生產方式的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一樣,監督勞動的這兩個方面在理論上是和在實踐上一樣不可分地聯絡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馬上就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現代奴隸制度的辯護士也懂得怎樣把監督勞動用作替奴隸制度辯護的理由,就象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懂得怎樣把這種監督勞動用作替僱傭勞動制度辯護的理由一樣。

關於卡託時代的管事:

“莊園管事居於莊園奴隸之首,他掌管收支、買賣,執行主人的命令,當主人不在的時候,還發布命令,執行懲罰……管事自然比別的奴隸較為自由;馬貢農書建議允許管事結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錢財;卡託也建議讓男管事和女管事結婚。也只有這種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況下,從主人那裡獲得自由。除此以外,他們的地位與奴隸一樣……每一個奴隸,包括管事本身在內,每隔一段時間,按照規定的標準,從主人那裡取得自己賴以維持生活的必需品……所得的數量以勞動為準,例如,管事的勞動比奴隸的勞動輕,所得的數量也比奴隸少。”今天國企的老總也不應比工人多拿太多。432(蒙森《羅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頁)

亞里士多德:

“因為主人<資本家]不是透過獲得奴隸<透過使他有權購買勞動的資本所有權],而是透過使用奴隸<透過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勞動者,在今天是使用僱傭工人],來證明他自己是主人。這種學問並沒有什麼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過是,凡是奴隸必須會做的事情,主人應當會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這種榮譽就由管家來承受,而主人自己則從事政務或研究哲學。”這種歷史上的純粹榮譽,今天成了攫取財富的實惠(理由)。(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編,第1冊第7章)

亞里士多德直率地說,在經濟領域內和在政治領域內,統治權把各種統治的職能加在掌權者身上,這就是說,在經濟領域內,他們必須善於消費勞動力。他還說,這種監督勞動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夠的財富,他就會把幹這種操心事的“榮譽”交給一個管家。

指揮和監督的勞動,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特殊職能,而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不管這種勞動力是象奴隸制度下那樣同勞動者本身一道被人買去,還是由工人自己出賣勞動力,以致生產過程同時表現為資本消費工人勞動的過程,——這種由奴役直接生產者而產生的職能,經常地被人們用作替這種關係本身進行辯護的理由,而對別人的無酬勞動的剝削即佔有,也同樣經常地被人們說成是資本所有者應得的工資。資本主義辯護士最尷尬的莫過於他的辯詞同樣可以用來為奴隸制度辯護。但最妙不過的,是美國奴隸制度的一個維護者奧康瑙爾律師,1859年12月19日在紐約的一次集會上,打著“為南方說幾句公道話”的旗號所發表的高論。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說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經決定黑人要處於這種奴隸狀態。他身體強壯,幹活有勁,但是,給他以這種強壯身體的自然,卻既沒有給他以統治的433智慧,用今天西方學者的話說就是,沒有給他以企業家才能。也沒有給他以勞動的意志。(鼓掌)這兩樣東西他都沒有!而沒有給他以勞動意志的同一個自然,卻給了他一個主人,把這個意志強加於他,使他在適合於他生存的那種氣候條件下,成為一個既對他自己又對統治他的主人有用的僕人。我認為,使黑人處於自然安排他所處的那種狀態,給他一個主人來統治他,這並沒有什麼不公平。如果人們強迫黑人再去勞動,併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這並沒有剝奪他的任何權利。”

現在,僱傭工人也和奴隸一樣,必須有一個主人叫他去勞動,並且統治他。既然這種統治和奴役的關係成為前提,那末,僱傭工人被迫生產他自己的工資,並且在這個工資之外再生產監督工資,作為對統治和監督他而花費的勞動的補償,“併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就是理所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