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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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監督和指揮的勞動，只要由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因而為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共有，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勞動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離地同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交給單個人作為特殊勞動去完成的生產職能，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古希臘的監督人或封建法國所稱的管家的工資，只要企業達到相當大的規模，足以為這樣一個經理支付報酬，就會完全同利潤分離而採取熟練勞動的工資的形式，雖然我們的產業資本家遠沒有因此去“從事政務或研究哲學”。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安·尤爾《工廠哲學》，法譯本，1836年版第1卷第67、68頁。在這本書中，工廠主的這位品得同時還證明，大多數工廠主對於他們所使用的機器一竅不通。）關於企業的商業部分，我們已經在上一篇中434說了我們必須說的一切。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例項，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象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象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燬，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就是說，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同貨幣資本家相對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佔有的別人勞動的量，並且當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氣力的時候，還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作出的並且在他支付適當的報酬時可以讓一個經理去作出的那種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機以後，我們都可以在英國工廠區看到435許多以前的工廠主，他們現在作為經理，為了低微的工資，替那些往往就是他們自己的債權人的新工廠主，去管理他們自己從前所有的工廠。（我知道這樣一件事，在1868年危機以後，有一個破產的工廠主，變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領取工資的僱傭勞動者。也就是說，在破產以後，工廠已經改組成工人的合作工廠，而由以前的工廠主擔任經理。但不知這位經理的收入前後差距多大。——弗·恩·）
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在其他場合偶然出現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這裡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與信用事業一起發展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這完全象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一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用借貸也不能用別的方式佔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管理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餘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根據英國各合作工廠公佈的賬目（這裡引用的賬目最多是到1864年為止，因為上是1865年寫成的。——弗·恩·），我們可以看到，在扣除436經理的工資——這種工資形成所投可變資本的一部分，同其他工人的工資完全一樣——以後，利潤大於平均利潤，雖然這些工廠有時比私營工廠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這些場合，利潤高的原因是由於不變資本的使用更為節約。管理的主要作用是節約使用不變資本。但這裡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這裡，平均利潤（＝利息＋企業主收入）實際地並且明顯地表現為一個同管理工資完全無關的量。因為在這裡利潤大於平均利潤，所以企業主收入也大於通常的企業主收入。
在某些資本主義股份企業如股份銀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1863年倫敦韋斯明斯特銀行支付30％的常年股息，倫敦聯合銀行等等支付15％的常年股息。在這裡，從總利潤中除了扣除經理的薪水以外，還扣除了對存款支付的利息。這裡的高額利潤是由於實收資本同存款相比只佔很小的比例。例如，1863年倫敦韋斯明斯特銀行實收資本為1000000鎊，存款為14540275鎊。1863年倫敦聯合銀行實收資本為600000鎊，存款為12384173鎊。
混淆企業主收入和監督工資或管理工資，最初是由於利潤超過利息的餘額所採取的同利息相對立的形式造成的。由於一種辯護的意圖，即不把利潤解釋為剩餘價值即無酬勞動，而把它解釋為資本家自己所做的勞動取得的工資，這種混淆就進一步發展了。針對這種情況，從社會主義者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潤實際地縮減為它在理論上偽裝成的那種東西，即單純的監督工資。不過，一方面，這種監督工資象所有其他工資一樣，會隨著一個人數眾多的產業經理和商業經理階級的形成，越來越具有確定的水平和確定的市場價格（“師傅和他們的幫工一樣是工人。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利益和他們幫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們還是資本家或是資本家的代理人，在這方面，他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則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護勞動反對資本的要求》1825年倫敦版第27頁）“這個國家的產業工人的教育已廣為普及，這就使得幾乎所有師傅和老闆的勞動和技藝的價值日益降低，因為教育的廣為普及，使擁有這種專門知識的人數增加了。”（同上，第30頁）），另一方面，這種工資又象所有熟練勞動的工資一樣，會隨著使特種熟練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下降的一般發展，越來越降437低（“習慣限制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機會的增加，不是使不熟練工人的工資趨於提高，而是使熟練工人的工資趨於降低。”（約·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1849年倫敦第2版第1卷第479頁）），這樣一來，上述這個會求就越來越不為理論上的粉飾所歡迎。隨著工人方面的合作事業和資產階級方面的股份企業的發展，混淆企業主收入和管理工資的最後口實再也站不住腳了，利潤在實踐上也就表現為它在理論上無可辯駁的那種東西，即表現為單純的剩餘價值，沒有支付等價物的價值，已經實現的無酬勞動；因此，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實際上是在剝削勞動，並且在他是用借入資本從事經營的時候，他的剝削的結果就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即利潤超過利息的餘額。
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一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一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一個藉口而已。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在《西蒂區，或倫敦營業生理學；附交易所和咖啡館概述》（1845年倫敦版）一書中，看到極為有趣的詳細記載。
“從下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銀行家和商人参加八個或九個不同公司董事會得到了什麼：蒂莫西·亞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產後提交破產法庭的私人賬目表明，他在董事專案下每年的收入為800——900鎊。因為柯438蒂斯先生曾經是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個股份公司都以能夠爭取他擔任董事為榮。”（第81、82頁）
這一類公司的董事每週出席一次會議，至少可得一個基尼（21馬克）的報酬。破產法庭進行的審理表明，這種監督工資照例和這種掛名董事實際擔任的監督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