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韜光養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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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韜光養晦
年邁的慈禧太后帶領老邁的大清帝國，走過19世紀末的悽風苦雨，大清朝老邁了，慈禧太后也漸漸老邁了。
在慈禧太后74歲的時候，這個老邁的婦人走到了她生命的盡頭，不管她的權勢多麼顯赫，死神還是一步步走近她。
慈禧74歲的壽辰辦得非常熱鬧，但這也要了她的命，慈禧在當天半夜就開始鬧病，她到底年紀大了，雖經多方治療，但病勢越來越沉重了。
作為最高統治者慈禧的病牽動了朝廷大局。
對於袁世凱來說，這是他一直以來最擔心的事。為了防止這一天的到來，他想盡了辦法，1905年，袁世凱借立憲之名想分皇帝之權，也是為了防止出現慈禧死後光緒對自己實行報復。
光緒已經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但是他對袁恨之入骨。自戊戌政變被袁出賣後，光緒被軟禁在瀛臺，他“惡袁甚”，“日書其姓名，粉碎之”。1900年到達西安後，光緒經常“畫成一龜，於背上填寫項城姓名，粘之壁間，以小竹弓向之射擊，既復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飛，……幾以此為常課”。袁世凱奏請立憲的時候，想借這個機會推行君主立憲，以分皇帝之權，還可以防止日後光緒重掌政權對己不利。他的心思被光緒洞悉，光緒皇帝在朝堂上見到袁世凱，目光冷厲地說：“你的心思我全知道”。袁世凱聽了汗如雨下。他們之間的怨仇已經難以化解。
重病的慈禧聽說一個訊息，袁世凱要廢掉光緒帝，另立新帝。慈禧雖然身患重病，但思維還很清楚。她未必相信這個傳言，但是慈禧知道自己去日無多，為了以防萬一，她下的兩道諭旨十分耐人尋味：
派奕劻離京去東陵檢視自己的陵地菩陀峪萬年吉地工程；
段祺瑞的北洋第6鎮調往淶水，第1鎮調防京畿。
奕劻和段祺瑞一為袁世凱在朝中的傀儡，一為其心腹嫡系，這兩道旨意明顯是在防備袁世凱有所舉動。
1908年10月13日，奕劻得到光緒病危的訊息趕回北京。慈禧命載灃為攝政王，載灃是光緒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同時將載灃3歲的兒子溥儀抱到宮裡教養。
14日，年僅38歲的光緒帝在瀛臺的涵元殿駕崩。
慈禧立刻將攝政王載灃、軍機大臣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傳霖、袁世凱召集到福昌殿，宣佈關於新君的幾項安排：一、溥儀入繼大統；二、以溥儀承繼同治皇帝之嗣，兼承光緒皇帝之祧；三、溥儀正在沖齡，由攝政王監國，所有的軍國政事，悉承她的訓示裁度施行。等溥儀年歲漸長，學業有成，再由其親政。
慈禧自知行將不起，將大清的最高權力交給同時是自己的侄子、外甥的載灃。
慈禧留下的最後一道諭旨：“現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主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光緒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攝政衛隨時面請施行”。
16日晚，把持朝政47年的慈禧太后在儀鑾殿去世，享年74歲。
兩天之內連喪兩宮，這在中國幾千年的宮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光緒雖然是名義上的皇帝，但是早已是有名無實，他正當盛年，似乎正可以在慈禧身後有一番作為，但是卻神祕地死去，這一直是一個飽含宮廷陰森氣息的謎團。
關於光緒皇帝的死眾說紛紜，有兩種傳說和袁世凱有關：一說袁世凱深知光緒一直對自己在戊戌政變的出賣行徑耿耿於懷，當慈禧病重，袁世凱怕光緒皇帝重掌政權對自己不利，於是向慈禧進讒言：皇上得知太后的病情面露喜色，對太監說，出頭之日到了。慈禧大怒道，我不能比他先死。過了幾天慈禧自知大限已到，命人給光緒皇帝送去紅丸。光緒帝吃了紅丸後暴亡。晚上慈禧夢見光緒前來索命。慈禧受到驚嚇，馬上就死了。這是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慈禧太后先死，袁世凱、奕劻、李蓮英等人合謀，祕不發喪，他們害死光緒之後，修改了光緒和慈禧的死亡日期才對外公佈。
這當然只是傳說，後面這一種尤其經不起推敲，載灃已被任命為攝政王，他和慈禧又是關係很近的侄兒、外甥，奕劻、袁不可能揹著載灃幹出如此嚴重的弒君之舉。
光緒皇帝死因的真相，已經永遠埋藏在歷史的迷霧中。
由於光緒皇帝和袁世凱之間的恩怨，諸多的疑點集中到袁世凱的身上。
有許多傳說反映了這一點：一說光緒曾留下一道遺詔，寫了一個“斬袁”，但是“袁”字只寫了一半就寫不下去了。“袁”的最後一筆拉得很長。
一說光緒私下對隆裕太后說：“殺我的是袁世凱”。
一說光緒帝親自寫了“必殺袁世凱”的硃諭，放在一個小盒裡，後來被隆裕太后找到。
不管光緒的死因是什麼，光緒只是個名義上的皇帝，他的死對朝政沒有什麼影響，由於慈禧一直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她的去世對政局的影響更為巨大。慈禧一直是袁世凱的靠山，倚重自己的當權者去世，代之一個政敵，袁世凱顯赫的政治生涯一下子暗淡了。
慈禧死後，即位的溥儀還是個幼童，清廷的最高權力實際掌握在載灃的手裡，袁世凱曾經極力想向載灃表現自己友好的態度。據《容庵弟子記》記載，慈禧任命載灃為攝政王，溥儀為皇帝時，曾經祕密徵詢過袁世凱，袁世凱表示“一力贊成”，並且將訊息告訴自己的老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朱爾典認為：“目前似無較此為佳的安排”。袁世凱將英國人的態度告訴載灃，已表明自己與英國的關係，希望以此博得載灃的歡心，忘掉宿怨。
但是載灃一心要為光緒皇帝報仇，對袁世凱很冷淡。
當時朝中的滿族親貴攝政王載灃、善耆、載澤、鐵良、良弼等人都想除掉袁，因為袁世凱掌握著軍政大權，他們要控制朝中大權就要除掉袁。
因此載灃一上臺，就把袁世凱冷落在一旁。載灃處理朝政事務，都和張之洞和世續等商議，把袁世凱晾在一邊。袁世凱的北洋集團暗暗為袁世凱捏了一把汗。
載灃在滿族親貴的支援下，開始行動了。宣統皇帝溥儀曾經在回憶錄裡寫過：
對我父親攝政王來說，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有一個傳說，光緒臨終時向攝政王託付過心事，並且留下了“殺袁世凱”四字硃諭。據我所知，這場兄弟會見是沒有的。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雖確有其事，但是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詳情無從得知，只知最後讓父親洩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結果是隆裕太后聽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內務府幹過差使的“遺少”給我說過，當時攝政王為了殺袁世凱，曾想照學康熙皇帝殺大臣鰲拜的辦法。康熙的辦法是把鰲拜召來，賜給他個座位，那座位是一個只有三條好腿的椅子，鰲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給閃了一下，因此構成了“君前失禮”的死罪。和攝政王一起制訂這個計劃的是小恭親王溥偉，溥偉有一柄咸豐皇帝賞給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們把它看成尚方寶劍一樣的聖物，決定由溥偉帶著這把刀，做殺袁之用。一切計議停當了，結果被張之洞等人攔住了。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點是真的：這就是那時有人保護袁世凱，也有人企圖消滅袁世凱，給我父親出謀劃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凱在戊戌後雖然用大量銀子到處送禮拉攏，但畢竟還有用銀子消除不了的敵對勢力。這些敵對勢力並不全是過去的維新派和帝黨人物，其中有和奕劻爭地位的，有不把兵權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託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的問題，早已不是什麼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後黨之爭，也不是什麼滿漢顯貴之爭，而是這一夥親貴顯要和那一夥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以當時的親貴內閣來說，就分成慶親王奕劻等人的一夥和公爵載澤等人的一夥。給我的父親出謀劃策以及要權力地位的，主要是後面這一夥。
同時朝中反袁勢力見時機有利，也竭力彈劾袁。
宣統登基之後，為了表示新朝的“恩澤”，對一些朝廷重臣進行賞賜：奕劻“親王世襲罔替”，賞加世續、鹿傳霖太子少保銜、用紫韁，賞加張之洞、袁世凱太子太保銜、用紫韁。
御史們乘機發難，御史江春霖以朝廷優賞之不當為名，彈劾奕劻、袁世凱結黨營私。
御史趙炳麟也認為袁世凱的勢力在朝中盤根錯節，上疏痛陳用袁的幾大弊端。
載灃看到袁世凱在朝中黨羽眾多，勢力根深蒂固，特地徵求朝中重臣奕劻和張之洞的意見。張之洞雖然和袁世凱政見不合，但是他看出載灃要殺袁世凱是滿漢之爭，張之洞身為漢人，自然不願見到朝中出現排擠漢人的局面。因此張之洞力保袁世凱，他說：“主少國疑，未可輕於誅戮大臣，而動搖社稷，可否罷斥驅逐出京?”
奕劻也附和說：“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反怎麼辦?”這一番話頓時把載灃鎮住了。載灃心有不甘，他又以軍機處的名義，密電徵詢北洋六鎮統制的意見。第4鎮統制吳鳳嶺、第6鎮統制趙國賢會銜回奏：“請將臣等先行革職，以免士卒有變，致辜天恩”。潛臺詞就是說北洋軍會造反。這就證明了當時北洋軍“只知袁宮保，不知大清朝”的說法。
性格懦弱的載灃終於不敢斷然下手殺袁，只好按照張之洞的辦法處置袁世凱。很快，處置袁世凱的上諭就下來了：
這道上諭是1909年1月2日釋出的：“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袁世凱的“足疾”也有些根據，上年袁世凱在壽辰時被彈劾，就是以“足疾”為由請假的。
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從煊赫的樞輔重臣一下子被擼得乾乾淨淨，所幸逃得性命。
當袁世凱聽奕劻說載灃就要對他下手的時候，慌忙微服逃到天津，化名住進英租界的一家飯店，準備潛往日本避禍。上諭頒佈的當天晚上，袁世凱回北京自己的寓所領旨，次日拜見攝政王“謝恩”辭行。
袁離京回原籍時，送行的只有嚴復和楊度。他的門生故舊為了避禍都不敢前來送行。昔日威風八面的袁宮保，就這樣從政壇上消失了。
只有外國人還為袁世凱說了幾句公道話，英國的《泰晤士報》曾經刊登了一則社論，讚揚袁世凱的才能、進步的思想等等，最後感嘆道：“就是這樣一個官吏，居然被滿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
袁世凱居官期間，利用搜刮的鉅款，在豫北的汲縣、輝縣、浚縣和彰德(今安陽市)購置了大量田地山林，修建了數處房舍。罷官以後，他未回項城老家，帶著兩個姨太太到衛輝府的所在地汲縣住下。
袁世凱之所以不回項城原籍，除了祖籍的房舍已給親族外，主要是因為家庭矛盾所致，他不願同其兄袁世敦往來。矛盾的產生起因於安葬袁世凱的生母劉氏。事情是這樣的：袁世凱兄弟共六人，除袁世敦為父親袁保中的元配夫人劉氏所生，系嫡出以外，其餘五人俱為袁保中的繼室劉氏所生。對袁世敦來說，袁世凱的生母為庶母。1902年10月，袁世凱由直隸總督任上回祖籍項城安葬其生母的時候，因葬地與恪守封建倫理原則的袁世敦發生了劇烈衝突。袁世敦認為她不過是一位庶母，不準埋入祖墳正穴，只准拊葬於墳地的邊角。袁世凱同他爭執了很多次，他堅決不答應。在那個時代，有關家族中的大事，官高權重的袁世凱說了並不一定算數，最後要由袁世敦這個嫡長子決斷。袁世凱沒有辦法，只得另外買了一塊新墳地安葬了自己的母親。從此以後，袁世凱就斷絕了同袁世敦的往來，也由於這個原因，罷官後他沒有回到項城的老家。
輝縣城西北五里有河南著名的百泉、蘇門勝景。百泉是衛水之源，泉流清澈，毛髮可鑑，周圍樓臺亭閣或雄偉巨集敞，或玲瓏小巧，與嵯峨蒼翠的蘇門山交相輝映，風景極為秀美，自漢、晉以來，即成為名流隱士的遊覽棲遲之所。魏、晉時期的隱士孫登，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宋以來的程顥、程頤、周敦頤、邵雍、耶律楚材、姚樞、許衡、孫奇逢等理學家、經學家、政治家，以及不食清粟而死的彭了凡，都曾來此遊覽、隱居或講學。乾隆皇帝亦在此駐蹕過。
該縣與衛輝相臨，城中也有袁世凱買下的房舍。他經常住在這裡，每每約人前來，或臨泉而賞景，或登山而尋勝。在孫登長嘯的嘯臺遺蹟上，前人留下了不少題詠，袁世凱亦書寫了一副對聯：“運際昌期，應不容先生長嘯；聞猶興起，卻常留終古高臺”。他還與徐世昌發起捐資，對百泉、蘇門等遺蹟進行了重建。重修的動機，據其自述是：“餘以退居養痾，憩息於此，睹名賢祠宇之衰落、勝蹟遺蹤之荒廢，怒焉不安於懷，允宜集資，量為修治，補苴罅漏，踵舊重新，以昭矜式”。此外，他還打算“俟資用寬裕，行將購地建宇，創為書社，搜討前賢著述、高典冊、散佚遺亡及板籍殘缺不完者，校勘梓印，以備碩學名流來遊棲止流覽觀摩之助”。
過了兩個月，袁世凱又攜全家人遷居到彰德城北門外的洹上村。此村以面臨洹水(又名安陽河)而得名。洹水源出林縣西北的林慮山中，至彰德境內的善應山湫流湧出，泉脈漸大，由西婉蜒向東，橫貫彰德，注入衛水，恰從洹上村前流過。洹上村的住宅原系何氏的一座別墅，總面積二百餘畝，袁世凱“愛其朗敞巨集靜，前臨洹水，右擁(太)行山，土脈華滋，宜耕宜稼，遂購居焉”。袁世凱把它買下來以後，又大興土木，重新修建。宅外砌著高大的院牆，院牆周圍築了幾個炮樓，由地方當局派的兩營馬隊駐紮護衛，從外面看彷彿是一個寨堡。院內闢有菜園、瓜園、果園、桑園，飼養豬、羊、雞、鴨之類，還整修了一座花園，袁世凱因昔日曾得慈禧太后所賜手書“養壽”二字，故將此園命名為“養壽園”。
養壽園中央有三列巨大的建築，周圍有寬廣的走廊，軒敞為全國之冠，這就是養壽堂。該堂楹聯為所集前人詩句：“君恩彀向漁樵說；身世無如屠釣寬”。園南有謙益堂，“謙益”二字為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所賜，袁世凱以此二字命名，據其自跋所說，意在“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該堂楹聯為：“聖明酬答期兒輩；風月婆娑讓老夫”，系袁世凱親擬。其餘景觀和建築有：五柳草堂、樂靜樓、紅葉館、納涼廳、澄淡榭、葵心閣、嘯竹精舍、杏花村、臨洹臺、洗心亭、垂釣亭、蓋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葉亭、待春亭、瑤波亭、瀉練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風洞、散珠崖、匯流池、鑑影池、臥波橋。其中匯流池面積廣達十畝，是由引入的太平渠水匯聚而成的人工湖，碧波盪漾，臨岸鑑影，裡面生長著荷菱，養殖著魚蟹，備有船隻，洗心亭位於湖中心，是袁世凱在良辰佳期同妻妾宴樂觀賞的常臨之處。整個園內名花遍佈，香飄四季，茂林修竹，婆娑滴翠，高石瀉泉，瀑散珠玉，朱欄半隱，曲徑通幽，確是一個景色絕佳、清幽恬靜、適於頤養天年的處所。
定居洹上村之後，袁世凱把其三兄袁世廉接來同住。在這裡，他時而同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談天；時而同幾個墨人騷客吟誦風花雪月，詩酒唱和；時而聽鶯釣魚，弄舟水池；時而設宴園中，與妻妾子女共享天倫之樂；時而帶著家裡人去看從南方請來的蠶娘和紡紗娘喂蠶、繅絲；時而接待一下賓客；時而聽聽河南墜子和柳子戲……。
與此相適應，各樓堂亭榭上匾額的題名，體現了他對名利的淡泊。他那張頭戴斗笠、披著蓑衣在舟上垂釣的照片，更表明他的無心問世。
還不止此，他的生活在其所寫的詩中也得到相當的反映。請看下列兩首吧：
背郭園成別有天，盤餐樽酒共群賢。
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
滿院蒔花媚風日，十年樹木拂雲煙。
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
烹茶簷下坐，竹影壓精廬。
不去窗前草，非關樂讀書。
從詩中之意看，他似乎完全陶醉於閒情逸致之中。諸如此類，都被收入《圭塘倡和詩》中刊行流傳(袁宅前橫亙於洹水上的小橋名圭塘)。
袁世凱這種貌似閒雲野鶴式的生活與名士派頭，似乎給人一種強烈印象：他看破了“紅塵”，下決心要隱遁了，至少也心灰意懶，從此與政治絕緣，不再當際會風雲的人物了。其實不然，他做的這些表面章，是故意給人看的，意在欺騙清政府，藉以消除對他的注意力。實際上，隨著歲月的流逝，他非但沒有養成清淡寡慾的習慣，樂天安命，怡然自得，其權勢利祿之慾反而與日俱增，益發強烈了。他無時無刻不在窺伺著方向，等待著時機，企圖東山再起，重握軍政大權，而且相信這個日子終有一天會到來。
袁世凱具有如此堅定的信心，決非出自主觀空想。他儘管遭到斥逐，喪失了權力，但並不等於說政治資本跟著全部丟光。其嫡系部隊北洋軍大部駐紮在直隸、北京一帶，由軍師徐世昌暗中代為照管著。徐世昌於袁世凱罷黜後由東三省總督調任郵傳部尚書，後晉升為內閣協理大臣，不僅得以替袁世凱照管軍隊，而且掌握清政府的情況，隨時向袁世凱報告。北洋軍的高階將領們，因清廷將軍權集中到皇室，產生兔死狐悲之感，更加對袁世凱念念不忘，不時輕車簡從，前往彰德向袁世凱請示或報告訊息。過春節的時候，總有一批老部下來給他拜年。對於來訪的北洋將領，他都熱情親切地接待，臨別時常常饋贈一筆豐厚的程儀，進行拉攏，甚至收留、安置前來投靠的無名部下，藉此對整個北洋軍產生影響。他還在遙控著北洋軍，仍不失為北洋軍閥集團的無冕之王。
在虛假的隱逸生活背後，袁世凱十分頻繁地進行活動。他同親戚故舊書來信往，結交達官顯貴，在政治上發展著自己的潛在勢力；讓在農工商部充當參丞的兒子袁克定和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楊士琦等人密送情報；繼續賄買奕劻；在家設立電報處，整天機聲嗒嗒，同各地聯絡；訂閱各種報紙，觀察時局動向；與跟隨在身邊的少數幕僚研究討論對付清政府的策略。
詩言志，袁世凱儘管在詩中竭力隱匿政治野心，可是，“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早浣帝京塵”“投餌我非關得失，吞鉤魚卻有恩仇”等句，已暗藏著對清廷將其罷官的仇恨；從“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高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等詩句的字裡行間，他那不甘蟄伏的情緒，也隱隱流露出來了。
清政府對袁世凱有沒有防範呢?有的，當袁世凱開缺回籍時，步軍統領衙門曾派袁得亮護送，實則讓其暗負監視之責。肅親王善耆派遣的密探也潛往河南。袁世凱難得有一夜高枕安眠。為了保住自己的腦袋不致搬家，他閉門不出。對袁得亮，他特別另眼相看，認為本家，從封建宗族關係上套近乎，飲食、衣服予以周到的照顧，銀錢、財物大量奉送。袁得亮是個愚蠢平庸、不通墨、貪財好利的傢伙，很快就被糖衣炮彈打中，變成了袁世凱的俘虜。其每月向步軍統領送交的報告，都是袁世凱的幕僚為之代勞，不言而喻，在報告裡袁世凱的真實情況是得不到反映的。不知載灃是相信了袁得亮的報告，還是被袁世凱“退隱林泉”的做作功夫所迷惑，確實放鬆了對袁世凱的警惕性。這正是袁世凱所企望的。
光陰似水，袁世凱在等待、盼望、焦急中，陰鬱地度過了兩年多的時間。
這是極不平常的兩年多，在這段時間裡，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人民群眾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抗鬥爭。由於官僚、軍閥、地主大量兼併土地，商人高利貸資本殘酷剝削，清政府不斷增加賦捐，以及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農村經濟瀕於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億萬農民為了求得生存，開展了抗捐、抗稅、抗糧鬥爭，掀起了搶米風潮。鬥爭開始於1905年，1908年以後更趨激烈，直隸、江西、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河南、山東、吉林尤為突出。1910年搶米風潮幾乎遍及南北各地，以湖南鬧得最大。長沙的饑民在一夜之間將一百餘家米店全部搗毀，次日又焚燒或搗毀了巡撫衙門、銀行、稅關、官錢局和英、美、德、日等國的洋行、躉船、貨棧和教堂，參加的人數達兩萬以上。反抗清政府因籌辦“新政”，諸如調查戶口、籌辦地方自治、開辦學堂和鄉村巡警而加增捐稅或藉機勒索的鬥爭也到處發生，有的是小規模的**或民變，有的則發展成為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如山東萊陽曲詩領導的起義，人數多達五萬，影響周圍數縣。
黃興
工人群眾為反對剝削壓迫而舉行的罷工次數不斷增多，鬥爭在繼續發展，上海的工人在這一斗爭中表現得最為英勇頑強。
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資產階級革命派仍然堅持著武裝鬥爭。1909年，黃興、胡漢民在香港設立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倪映典等人在廣州新軍中發動起義。他們原來預定1910年2月24日前後起義，後因訊息洩漏，一部分新軍在舊曆年時與警察發生衝突，而廣州地方當局又下令收繳新軍槍支彈藥，倪映典被迫提前發動，於2月12日率新軍一千餘人從城郊向省城進攻，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打敗了他們，倪映典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在檳榔嶼會見了黃興等人，確定了仍在廣州起義的計劃，具體領導工作由黃興、趙聲負責，選拔同盟會中最堅定的分子作為起義的基本隊伍。會後，黃興返回香港成立了統籌部，作為起義的領導機關。經過長期的準備，定於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義，大批革命黨人潛入廣州。但事前敵人加強了戒備，再加餉械未能及時運到，起義只得延期。後又得到5月初新軍退伍的訊息，黃興遂臨時決定4月27日晚起義，親自帶領起義英雄向總督衙門進攻。總督張鳴岐已逃走，黃興將隊伍分成三路衝向城外，打算與預定參加起義的新軍和巡防營士兵會合，但在途中即遇到清軍的猛烈阻擊，傷亡慘重，旋敗。事後有人將參加此次起義而犧牲的72具屍體合葬在黃花崗，故此次起義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資產階級立憲派開展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鬥爭，即發動群眾，進行國會請願，要求民權，反對**，搞得熱火朝天。
1908年，清廷在各省請願代表的強烈要求下，宣佈了九年召開國會的期限，公佈了憲法大綱及逐年籌備事宜等。1909年10月各省諮議局成立，給立憲派的活動提供了合法陣地。他們認為九年時間太長，亟謀提前。12月，十六省議員代表在上海開會，議決入京請願。1910年1月代表抵京，上書要求一年內召開國會。清廷藉口籌備不完全，國民程度不齊，加以拒絕，請願失敗。
代表遂通電各省繼續呼籲，在京成立了國會請願同志會，創辦《國民公報》，派人到各省和南洋各埠，進一步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發表意見書，公開駁斥清廷不能召開國會的兩點理由，批判了資政院可以代替國會的謬論，指出資政院與國會性質絕不相同，一為**政體之議政機關，一為立憲政體之立法監督機關，人民之所以要求速開國會，正是為了變**政體為立憲政體。同時指出，清廷搞的九年籌備案完全是假立憲之名，行**之實。6月，代表團進行第二次請願，呈遞了10份請願書。清廷以財政困難、各地受災為由再次拒絕。立憲派嚴厲斥責清廷不籌辦國會，就是不打算籌辦憲政。
1910年10月，資政院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代表團第三次上書請願，要求宣統三年(1911年)召開國會。各省立憲派也發動人民簽名，遊行示威，向當地督撫請願。資政院通過了提前設立議院的決議並上奏。十七省督撫亦聯銜電奏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明年開設國會。清廷做了讓步，宣佈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立即組織內閣，不得再行續請。一部分立憲派停止了請願活動，而四川、湖南、湖北、直隸、奉天等省的立憲派仍堅持原議，繼續鬥爭。當東三省的代表到達北京後，清廷悍然將他們押解回籍，並下令鎮壓了其他省的請願活動。第四次請願流產。
內閣問題是立憲派和清廷鬥爭的另一重點。1910年11月，資政院曾參奏軍機大臣不負責任，請求迅速組織責任內閣，並宣示軍機大臣的責任。清廷宣稱：對此問題，資政院無權干預。這種蠻橫態度引起各省諮議局的強烈不滿，紛紛指斥上諭“俱失朝廷立憲真意，尤動搖國會基礎”，“與立憲原則相反”，聲言“億兆人斷不期此無實之憲政”！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了責任內閣，任命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下設外務、民政、度支、學、陸軍、海軍、法、農工商、郵傳、理藩十個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洵、紹昌、溥倫、盛宣懷、壽耆為各部大臣。在十三名閣員中，滿族佔九人，漢族僅佔四人；而在滿族中，皇族又佔了大部分，人們稱其為“皇族內閣”。皇族內閣是違背立憲原則的，立憲派召集的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立即上書，指出皇族內閣與君主立憲政體不相容，要求另簡大員充當內閣總理。又向全國宣告：新內閣執行的政策，均與國民“所希望者相左”，“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為**”，清廷不予理睬。7月初，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再次呈請另組責任內閣。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議員不得過問。諮議局聯合會立即加以詳細批駁，並宣告：授親貴以國務大臣，無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跡，皇族內閣問題絕對不能通融。
立憲派還從憲法角度駁斥了所謂“君上大權”，指出國家是國民的國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君主之地位，不過為國家一個機關。動言君上大權，總攬政治權，實為違反國法，剝奪人民權利；只有以議會為國家最高機關，才能定立憲之局。但載灃害怕組織對國會負責的真正責任內閣之後，皇帝大權旁落，因此拒不接受。
清廷的冥頑不化，使立憲派感到絕望，再也不對清廷抱存幻想，一部分從此憤而轉向革命，為他們不久之後參加響應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立憲派一再發動群眾向清廷示威，痛斥上諭，無情地揭露清政府的**獨裁，使清政府陷於孤立的境地，加速了清王朝封建政權的瓦解。他們堅決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憲政，為爭取民權、自由、國會、責任內閣、憲法而奮鬥，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為革命時機的成熟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保路運動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浙江、江蘇人民繼續為爭回修築蘇杭甬鐵路權利而鬥爭。而最大的保路風潮則發生在湖北、湖南、廣東，特別是四川。
1905年，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經過鬥爭，從美國資本家手中收回了粵漢路權，爭得了集股自辦的權利。1909年，充任粵漢、川漢鐵路督辦的張之洞，卻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議定了湖廣鐵路借款。湖南紳商民眾首先掀起“拒債”、“集股”的保路運動，湖北人民繼起響應。1909年末、1910年初，清政府同意了湖南境內的粵漢鐵路、湖北境內的粵漢、川漢鐵路商辦。但到了1911年，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為向日、英、德、法、美等國借貸鉅款，需以鐵路作抵押，提出“鐵路幹線國有”的建議方案。5月，皇族內閣不顧人民的強烈反對，悍然宣佈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強行接收湘、鄂、粵、川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同時和英、德、法、美四國銀行團正式簽訂了借款築路合同。人民以路權喪失關係本省存亡，借款不經諮議局、資政院議決，違反諮議局章程和資政院章程，違反“庶政公諸輿論”的先朝諭旨和立憲精神，怒不可遏，同清政府展開了空前尖銳的鬥爭。湖南、湖北、廣東各界紛紛集會，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推派代表進京請願，誓死力爭。四川的川漢鐵路股東在成都組織了保路同志會，各府、州、縣參加者達數十萬人，商人罷市，農民抗糧抗捐，甚至起而暴動。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和川漢鐵路股東負責人，越發激起人民滿腔怒火。革命黨人則準備把保路運動引向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政府。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再也不能繼續維持下去了。
國內形勢的鉅變有利於袁世凱東山再起。事實上，他的黨羽也一直不斷地進行活動，1910年下半年後更加頻繁。11月，唐紹儀因外交失敗，天天在軍機大臣面前運動起用袁世凱，以應付困境。1911年4月，由於日、俄加緊侵略，東三省形勢危急，以奕劻為首的滿漢大員十餘人同聲請求起用袁世凱，力保袁世凱任東三省總督，以挽危局。不久，皇族內閣遭到攻擊，協理大臣那桐在奏請辭職的同時，公開讚揚袁世凱的才幹勝過他十倍，聲稱若蒙特用，必可巨集濟艱難。徐世昌因有袁黨嫌疑，不敢公然推薦，但其請求破除常格擢用的扶危濟變之才，也是指的袁世凱。即使像載灃之弟、海軍大臣載洵等人，也認為有起用袁世凱的必要，某些帝國主義更是廣造應起用袁世凱的輿論。載灃、隆裕太后均不為所動。
清政府的**黑暗、如火如荼的群眾鬥爭、各方面的輿論，使袁世凱看到了希望，其東山再起的慾念愈益強烈，無法抑止。1911年6月，立憲派的頭面人物張謇由湖北進京，經過同行者的勸說，在彰德下車訪問了袁世凱。袁世凱初見張謇，不明來意，談吐閃爍，打了些淮河必須治理一類的官腔，後見張謇態度坦率，他馬上捐棄前嫌，由過去拒人千里之外、倨傲放肆一變而為低三下四，格外恭順。他對張謇說：“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簡直是在乞求張謇幫助他活動出山了。這次會見給張謇留下了良好印象，認為袁世凱的議論比二十八年前大有進步。
然而，在某些官僚面前，袁世凱又極力掩飾急於出山的迫切心情，裝出一副病魔纏身、行將就木、無心過問政事的可憐相。6月22日，他寫信給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將保路運動攻擊了一通，說是“無理取鬧，亦足見人民程度之太低”；又說自己“志氣頹靡”，“不足再言功名事業”，“常患頭眩心悸，亦衰朽之一端也”。幾天後端方來到彰德，與袁世凱進行了長時間密談，並且結為兒女親家。
端方見袁世凱時，面交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帶來的一封信。盛宣懷致袁世凱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方之歷朝賢將相，罕有其匹，際此時局益艱，跂盼東山再起，巨集此遠謨，豈異人任!”說得相當直率。袁世凱在回信中吹捧了一通盛宣懷，自謙一番後寫道：“弟(袁自稱)初病左足，嗣病右臂，頭眩心悸，益以失眠，精神日見頹靡，志氣更不待言。承大哥期望之厚，當銘諸肺腑。惟久病衰朽，心與世違，願長作鄉人，以了餘年。有負厚愛，無任悚慚。弟病眼昏花，不能具丹莊書，敢祈諒之”。這種做作功夫真是到家，老實人一輩子也難學會。
但到了8月重修百泉工程竣工時，他那遏止不住的出山**又在其撰寫的《重修百泉祠廟碑》碑中表達了出來。碑中有如下一段話：“龍驤虎躍之士懷奇負異，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韜養其光氣。而賢哲之有經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節諸人是已。今餘幸以餘閒，無人事之擾，而鞠人(徐世昌)雖居朝列，志亦不忘丘壑，乃得相與致意於此。緬懷孫、阮之高蹤，蓋復乎不可攀已。時方多事，風雲做擾，不知所窮，要非沈雄俊偉之才，不足以貞多難。意者風教所樹，英材駿足接踵而興，世變賴以康濟”。撇開緬懷古人和樹立風教的偽言，不難看出，他已經準備著出來收拾亂局了。他認為，雖然“風雲”剛剛開始漫卷，可是當權的清廷“不足以貞多難”，無法平息；只有“英材駿足”應時而興，“世變”才能“賴以康濟”。這不正是他那樣的“沈雄俊偉之才”施展本領的太好時機嗎?
10月10日，革命的風暴席捲了武昌城。武昌起義的發動，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從1904年以來，革命黨人一直從事著艱苦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注重在新軍當中進行活動。領導團體先是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後來主要是學社和共進會，學社的領導人蔣翊武和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均奉孫中山為領袖。隨著保路風潮的高漲，革命黨人緊張地進行著武裝起義的準備。1911年秋，他們聯合成立了起義的領導機關，擬訂了起義計劃，推舉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並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聯絡鄰近各省策動響應。10月8日，孫武在漢口製造炸彈不慎爆炸，受傷被送進醫院。俄國巡捕聞聲趕來，將準備起義的告、旗幟、徽章、印信搜去，報告了清朝當局。次日，蔣翊武召集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決定當晚十二點起義。十一點多的時候，巡警突然闖進起義機關，捕去劉復基等人，蔣翊武逃脫，起義計劃流產。10日，湖廣總督瑞澂殺了三名革命黨人，下令全城戒嚴，按名冊搜捕。在群龍無首和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仍舊暗地串聯，密謀當晚起義。晚上七點多鐘，新軍工程第八營的戰士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接著起義軍衝向楚望臺，佔領了軍械庫，繼之攻擊湖廣總督衙門。總督瑞澂逃登停在長江的楚豫號兵艦上，第八鎮統制張彪遁往漢口。經過一夜激戰，革命黨人佔領了武昌城。11日攻克漢陽，12日攻克漢口，武漢三鎮全部解放。
當武昌起義的炮聲傳到洹上村時，正是袁世凱親朋滿座、觥籌交錯慶祝其壽辰的時候(袁世凱生日是農曆八月二十日，這個日子在其初生之年是陽曆的9月16日，在辛亥年則是10月11日)。眾人聞訊，相顧失色。袁世凱立即叫撤去酒宴，停止唱戲，縱談國事成了大家談論的中心話題。有的說，起義軍隊不過數營，瑞澂、張彪必能平定；有的說，起義者志在掠奪，三兩日間，大兵壓境，即將一鬨而散；有的說，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均不在鄂，兵無統屬，焉得不敗!眾言紛紜，莫衷一是，但比較一致的傾向是起義不會成功。
袁世凱一邊聽著諸人發言，一邊急劇地思索。漸漸地，他那往日緊鎖著的雙眉舒展開了，但只撫髯微笑，不作一語。有個門下士見狀，便問其有何高見。他說：“瑞澂、張彪都是無能之輩，怎麼能夠平定叛亂?”攝政王載灃少不更事，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昏庸貪鄙，沒有奠安大局的能力。聽說革命黨人佔據武昌後，將進佔漢陽，其志不在小。看來星星之火，或足燎原，也未可知呢!有人馬上吹捧說，此事非宮保出任艱鉅不可。他慌忙擺手，假惺惺地叫大家只談風月，勿論國事。他覺得只要施展一下手段，清廷不難落入彀中，自己夢寐以求的出頭之日也就到來了。主意打定，向各方面做了佈置，特別孝敬了奕劻一筆很大的數目。此後，他的眼睛一直盯著北京，等待著佳音。
再說北洋集團失勢之後，宣統朝的政治更加糜爛，攝政王載灃雖經慈禧多年栽培，但他沒有什麼治國本領。載灃雖然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每天在朝堂上聽政也像模像樣，但是對群臣所作的指示卻不得要領，時常哈欠連天。他批閱的奏章又錯別字連篇，讓人不知所云。
袁世凱的北洋集團雖然結黨營私，但畢竟也幹出了一點政績，所用的人也都有些才幹。而載灃當政之後，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他清洗了北洋集團之後，代之以滿族親貴，這些皇親貴胄將國家重器當成了自己的私家財產。甚至像鐵良這樣稍有作為的滿族親貴也被排擠出朝廷。
載灃重用自己的兩個弟弟載濤和載洵，這是清末兩個著名的大貝勒。有一次，海軍大臣載洵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到奉天去查案，他坐火車到了奉天車站，武官員在車站恭迎，但是載貝勒卻不下車。官員們等了半天，不知載貝勒到底是什麼意思，有聰明人猜到載貝勒大概有什麼要求，於是派人去打聽，傳來的訊息讓官員們瞠目結舌，原來載貝勒要向當地官員索要3000張貂皮，否則就不下車。關外雖然盛產貂皮，但是貂畢竟是珍稀動物，一時哪能湊齊3000張貂皮?可是誰敢惹權勢煊天的載貝勒?只好先答應著，然後派人重金收購，在載貝勒回京之前總算湊齊了3000張。載貝勒的要求滿足了，但是他貪得無厭的醜陋行徑也不脛而走，於是人們就稱他為“三千張”。
載濤則是出名的膽小鬼。載灃就將國家重器交給了自己兩個不成器的弟弟，直把國家大權當成醇王府家宴上的美味佳餚。人們反而覺得袁世凱其實比這些滿族親貴強多了。
國人普遍對“皇族內閣”不滿，奕劻只會貪財，世續是個稀裡糊塗的人，前朝留下的重臣張之洞也已病故。大清朝的權柄就成了滿族親貴手中的玩物。
由於北洋集團的高階將領和官遭到當局的清洗，這些人鬱郁不得志，於是和袁世凱的關係更加密切。載灃在某種意義上把袁的舊部推到了失勢的袁世凱身邊。
馮國璋、段祺瑞時常潛往彰德和袁密議。逢年過節也總有北洋系的舊部大老遠跑來拜年。他們都希望袁世凱有一天能東山再起，北洋系也就能重新在政壇上翻雲覆雨。袁世凱對於來訪的舊部總是熱情地招待，臨別時還經常送一筆豐厚的路費。有些遭到貶謫的落魄的部下來投奔袁世凱，他也收留安置。他們依然心念故主，只要他發號施令，北洋軍就會應時而起。
晚清的動盪局勢在載灃、奕劻等人的治理下，變得混亂不堪，革命黨因此更加迅速地發展。在袁世凱歸隱這段時間，由於政壇失去了強權人物，社會開始變得不安定，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偶有發生。立憲派人士也參加到這個洪流中，在四川的“保路運動”中，立憲派人士和人民群眾齊心協力進行反抗。革命黨發動的起義烈火凶猛地一次次燃起。在這段時間裡，在廣州爆發了數次起義，其中的“黃花崗起義”將革命黨人的大無畏犧牲精神昭示於世人，對振奮民心的影響極為深遠，較為有名的還有浙江徐錫麟、秋瑾等發動的起義。
袁世凱自然希望局勢變得更加混亂，自己好待時而動，因此他努力和自己一向敵視的革命黨人建立聯絡。袁曾派人分別和孫、黃這兩個革命黨領袖聯絡，但都被拒絕了。不過，也有一些革命黨人對袁世凱不那麼反感。1908年，丁懷瑾、周雲祥等人在雲南河口發動的起義就和袁世凱有關。
“袁退居彰德，杜門卻掃者三年。顧此中歲月，實非閒暇，乃正製造革命黨人之良好機會也。時留東學生之歸國者，必繞道遏袁，袁分別其才之高下以為待遇。其中私邸中談燕遊觀，無不座客常滿，而尤其親密者，則有金某、陳某等，設有盟誓，誼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買野(瘦馬)，助成黨中爆發之資。故宣統紀元後二年間，無月不有革黨揭竿之舉，皆袁之金錢蒸發之力也”。
上面所說的“瘦馬”就是處於地下活動的革命黨人。據稱，袁世凱為了支援革命黨人，甚至將錢匯至河口，作為革命黨人起事的經費。“……及抵河口，則黨務方以窮窘阻滯，予立宣佈袁助金事，歡聲雷動，遂定三日後舉事。雖未奏功，而使清政府受無窮之影響者，皆此急救金錢之活力也”。
正因為時局混亂，請求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的呼聲接連不斷。北洋系在朝中的殘餘力量也不斷地進行活動。1910年唐紹儀因為外交上的失敗，請求起用袁世凱，以應付困境。1911年東三省受到日俄的威脅，頻頻告急，奕劻等滿漢大員10多人請求起用袁世凱，力保袁世凱出任東三省總督。皇族內閣遭到輿論的攻擊，協理大臣那桐在奏請辭職的時候，讚揚袁世凱的才幹勝過自己十倍，請求重新起用袁世凱。對袁世凱印象很好的列強也同聲要求起用袁世凱。西方人仍然把袁世凱當成一個“有實力的人物”。英國《泰晤士報》把他排在“世界偉大的政治家”之列。載濤、載洵到歐洲各國考察軍事時，所到之處，紛紛被那些國家的官員問起：“貴國至今日為何還不用袁世凱?”
由於袁世凱在歸隱洹上村的這段時間韜光養晦，千方百計地保全自己在朝中的力量，加上他原來籠絡人心的功夫做得好，所以北洋集團威勢猶存。袁世凱利用在野的優勢聯結革命黨人，為他日後和革命黨的合作埋下伏筆。而他的政敵載灃用人不當，朝政更加**，因此袁世凱的出山呼聲越來越高，他這個在野大臣的影響力也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