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竊取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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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竊取辛亥革命
勝利果實
1911年5月，清政府派端方為川漢鐵路、粵漢鐵路大臣，南下處理鐵路國有化風潮。端方特地前往彰德向袁世凱請教該類問題。不久端方在四川被殺，其家屬都改成漢人裝束，奔逃於養壽園避難。
袁世凱天生政治嗅覺靈敏，眼光獨到。他看到清廷日益衰敗，無可救藥，而革命力量則日益發展，方興未艾。他雖然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理論所知甚少，但力圖改革，使國家民族命運趨向好轉的念頭，並未衰退。同時，為了日後政壇角逐的需要，祕密派人於1910年前往會見孫中山，表示要與孫“一致行動”。1911年11月10日孫中山經倫敦回國時，接受《濱海雜誌》記者的採訪時說：“一年前袁派人來請我時，我不敢相信來使”。當時孫對來使說，“請回稟貴主人，我艱苦奮鬥十五載，歷盡險阻，不是為了輕易受騙”而把使者打發走了。但是到了1911年11月，孫中山說：當時“我認為他在耍花招，其實他是很有誠意的。他希望取消對我的通緝，並公開和我一致行動”。孫後悔未能相信袁之“誠意”，與之“一致行動”。袁氏對黃興也進行了類同的聯絡，不過時間更早一些。據黃興回憶說：在袁氏尚未被罷官之時，“其篡弒之心，尚欲一試也。是時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隸總督楊士驤代表人來會，據稱(袁)宮保此時地位頗覺危險，甚願與革命黨聯合，把清室推翻，復我故國”。由於當時雙方活動都極端祕密，此行未見行動，結果如何不得而知。和黃興聯絡時，正是他罷直督，內遷外務部尚書之後。當時貴胄一意扳倒他，此時此際，他卻向革命派招手，其間意味深長。袁氏與孫、黃的上述接觸，為武昌起義後進行南北和談打下了楔子，同時也表明了他早有叛清之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在湖北立憲派人的提議與支援下，起義的革命黨人把清軍第21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戲劇性地推舉為湖北軍政府大都督。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適逢袁世凱生日，他的黨羽趙秉鈞、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袁乃寬、王錫彤、楊度等鹹集洹上村，為袁祝壽。正當壽宴進行之際，武昌起義訊息傳來，舉座皆驚。袁世凱意識到“此亂非洪楊可比”，決心應時而出，待機行事。莫理循說：“我們這些知道內情的人當時就曉得袁世凱即將表示贊成共和”。但問題及為複雜，還有曲折。袁世凱心中有底，並不等於要立即表態。當時，倪嗣沖、段芝貴勸袁乘機而起，稱王道帝，黃袍加身。其親信幕僚張一麟也說：“乘此天下大亂，民無所歸之際，登基稱王”。袁克定也贊同此舉。袁世凱畢竟老練，從他主動與孫中山、黃興聯絡，反清之意，早已流露。英國記者莫理循從各方面分析也是這樣。但問題太大，他反覆思忖，認為此招風險太大，時機尚不成熟，他認為：一、他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中取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責備。二、清廷舊臣尚多，且具有勢力。三、北洋舊部握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段祺瑞等，尚未灌輸袁氏稱帝思想。四、北洋軍力未達長江以南，即令稱帝，亦只半壁河山，尚需對南方用兵，而戰爭殊無確切把握。五、南方民氣發達，人心向背，尚看不透，因此，突然稱帝殊無把握，而趨向於“表面維持清室”，等待形勢發展，再行計較。
這時，他和各方面的函電和人員往返更加頻繁了。電報房中嗒嗒之聲終日不斷，朝野要人來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他幾乎整天都在‘辦公’和會客。到了凌晨三四點鐘，袁的辦公室還是燈火通明。他的家人個個喜形於色，‘大人要出去了’”。
同袁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清廷則亂成一團。“當時北京可怪之處是許多外國人完全贊同叛亂，而且所有的漢族高階官員都祕密贊成這個反滿叛亂”。“每一個人都贊同革命，甚至比較低階的滿族官吏也反對清王朝”。此時此刻，清廷當政者，如怯懦無能的載灃，無知的隆裕太后，年邁昏庸的奕劻，未經風雨的年青貴胄，無不張皇震愕，不知從何措手。滿人能幹之員鐵良早被奕劻排擠出北京，任有職無權的江寧將軍去了。良弼、善耆、載澤等都極力主戰，侍郎桂春則議論“盡誅京城漢人的瘋話，滿漢官員猜疑日甚”。值此人心惶惶，議論分歧之際，清廷只好急急忙忙於12日任命陸軍大臣蔭昌，率領第一軍火速南下，向起義軍反攻。命令再組織第二軍以及薩鎮冰所率領的海軍開赴前線。
13日蔭昌便從北京出發了，離去時的場面沒有絲毫熱情。15日，蔭昌專門從彰德下車拜訪袁世凱，袁偕楊度會見蔭昌一行，款待殷切。談笑風生，詢問兵力是否夠用?蔭昌的副官長丁士源說：“這支軍隊系您所練，惟三年以來，變化頗多，恐多數編制，您亦或不太清楚”。他說：“此次革命不可小覷”，“君等為國建功必矣”。蔭昌是袁的至交，但系庸碌之輩，沒有帶過兵，尤其是北洋將領另有領袖袁宮保，是不會聽從他指揮的。當馮國璋率兵赴漢口時，袁口授馮以錦囊妙計，這就是有名的“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針。因此，北洋諸軍雖已陸續南下，但並不積極行動，使身居總司令的蔭昌陷於十分為難的境地。
此種局勢下，惟有“在山猛虎”袁世凱，成為收拾殘局鬥望所歸的強者。
武昌起義前，皇族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於9月聯名請求辭職、推薦袁世凱出山職掌大權。起昌起義時，袁世凱的黨羽四處呼籲，非袁不能撐持局面。11日內閣舉行緊急會議，要求起用袁世凱去平亂。14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聯合請求起用袁世凱。
這時，就連列強也一鼻孔出氣的說：“只有袁世凱才能拯救帝國”。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四國銀行團的美國代表司戴德與法國代表賈思納認為：“如果清朝政府請一個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出來協助它，並同意一些憲法改革，則叛亂將失去它的矛頭而不久就會被粉碎”。銀行團要求“有一個像袁世凱那樣的人能保證政府的穩定，才肯借款”。辛亥炮聲響起之時，清政府庫存空虛，四國銀行團考慮貸款的惟一條件是起用袁世凱。清政府只有依賴向銀行團借款才能生存下去，銀行團的意見對於清廷來說雖然是一個苦果，但怎麼也得吞嚥下去。他們的輿論更是散佈“除非清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凱參與國事，否則，沒有任何行動能使清政府取得國內外的信任”。駐京公使，特別是袁的老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和美國公使嘉樂恆，也一再向外務部、載灃提出，只有起用袁世凱，才能將中國引上生活的常軌。
這樣一來朝廷起用袁世凱達到了兩方面目的：不只可以平亂，而且還能聯絡外國人以為己助。因此狐疑不決，四面楚歌，一籌莫展的載灃，由於缺乏可以代替袁世凱的官員，迫於形勢，只好於14日下詔起用袁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起用是起用了，但對袁是不放心的，賦予他的權柄是有限的。袁只能節制調遣湖北省的清軍及其他援軍，對於蔭昌所統率的北洋第一、第二軍和薩鎮冰的海軍，只能會同調遣。湖北清軍已經起義，其他援軍一無所有，袁成了空頭將軍。
在起用袁世凱諭令釋出的當天，阮忠樞持奕劻親筆信從北京趕到洹上村，勸袁出山，這在養壽園中繼討論是否稱帝問題之後，又激起了一場是否奉詔問題的爭論。楊度勸袁不要奉命，袁克定、王錫彤同意楊的看法；阮忠樞勸袁奉命出山，阮的意見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袁世凱雖然認識到了國不能救，但最終又表示願意受命。這說明他志在天下，假若不出，名不正難爭權勢，難以組織袁氏戰線，遑論爭天下。袁決定東山再起，重上政治舞臺。
此時的袁世凱不再裝腔作勢，把前方的軍事交給親信干將馮國璋、段祺瑞，帶領大批衛隊浩浩蕩蕩耀武揚威地北上，13日抵達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載灃召見了他，叫他不要辜負重託。他聽後誠惶誠恐地說：“世凱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聖慮，下除民苦”。表示要“殺身成仁，以古聖賢之心為心”，“誓為清廷保全社稷”。
16日，袁的責任內閣組成，各部人員如下：外務部大臣梁敦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暫署)，副大臣胡惟德(曹汝霖暫署)：民政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度支大臣嚴修(未到任前由紹英暫署)，副大臣陳錦濤(辭不就）；學務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辭不就)：陸軍大臣王士珍(未到任前由壽勳暫署)，副大臣田烈；海軍大臣薩鎮冰(未到任前由譚學衡暫署)，副大臣譚學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啟超(定成暫署)；農工商大臣張謇(熙彥暫署)。副大臣熙彥(祝瀛元暫署)；郵傳大臣楊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詒暫署)；理藩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勳。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袁的親信黨羽。張謇、梁啟超是立憲派首領，均辭職不就。
徐世昌這次沒有入閣，但他由弼德院顧問大臣兼任了軍諮大臣，後又被任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清廷為了籠絡他效忠清室，且加其一個太保頭銜。他表面上站在清室一邊，暗中充當袁在清室的內線，仍然參與袁的機密。袁內閣不設協理大臣，但保留了前內閣閣丞華世奎的位置，且升閣丞官階為正二品。華是徐的同鄉老友，一向以徐之馬首是瞻，華任閣丞完全受徐指使。遇有重要公，袁必在上面批“太保閱”三字，使華就商于徐，徐擔負著實際上的協理大臣責任。
袁世凱攫取了內閣總理大臣，手握清政府的一切軍政大權，成為全國反革命勢力的總頭目，攝政王載灃反而成了一個徒有空名的傀儡。
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凱為對南方民軍和談的全權大臣。袁即日委唐紹儀為總代表，嚴修(未行)、楊士琦為代表，楊度、汪精衛(祕密的)、魏宸組為參贊，與民軍進行和談。在這幾個主要角色中，唐紹儀、汪精衛是主張民主立憲的，楊士琦和楊度是主張君主立憲的。袁讓這些人物一起參與和談，是想根據形勢的發展隨時派用場，分別發揮作用。次日，袁召集各代表談話，一本正經地定下了和談的基調：“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將來國民程度漸漸開通，懂得共和的真諦，再慢慢改為共和政體”。反覆講了數十分鐘，說得非常“沉痛”，完全是一副忠於清室的面孔。身為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公開宣佈這一宗旨是必然的。但他的表演是做給人看的，特別是給清廷和皇族反對派看的。
17日，唐紹儀一行抵達上海。次日，南北議和首次會議在上海舉行。伍廷芳提出，停戰協議必須遵守，如有軍隊擅自行動，雙方均應嚴加懲處。唐允將此意報告袁世凱。
20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議定各戰場繼續停戰七日，是為第四次停戰。會上伍廷芳提出：今日人心傾向共和，若非承認共和，別無議和之法。堅持必須承認共和，方能開議。唐紹儀個人雖然同意，但因此事關係重大，須電袁請示。袁接電後復唐姑先開議。此時袁從黎元洪、黃興、汪精衛等人的函電談話中，已經深知，只要贊成共和，總統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沒有得到南方確切的保證，又怕落下王莽、曹操的罵名，贊成共和的話不能自己說，毛遂自薦當總統更不像話。故唐紹儀對伍廷芳說：“黃興有電致袁內閣雲：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袁要借革命黨人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盡力設法使和談不致中斷。
同日，廖宇春、夏清治得到段祺瑞的支援，與黃興的代表顧忠琛達成了五項祕密協議，其中重要的兩條是：確定共和政體；先覆清室者為大總統。由於清廷在袁世凱掌握之中，協議顯然是有利於袁的。這是黃興對袁作的又一次重大妥協。在廖宇春與顧忠琛談判之前，段祺瑞曾派靳雲鵬北上謁袁說：“第一軍全體主張共和，並議推宮保為臨時大總統矣”。袁佯裝大驚曰：“軍心胡一變至是哉?是將置餘於何地?”他對北洋軍部下也不願吐露真情，虛偽一至於是!經靳婉詞陳說，袁始慨然說：“汝曹握兵柄者，亦復如斯，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與世人相見足矣!”就是說，只要能當上總統，不落篡奪大清政權的惡名，不留下讓世人唾罵的把柄，你們便可放手做去。得到袁的默許，靳雲鵬方才報告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治南下與黃興的代表議和。因此，這次正式議和之外的又一祕密議和，是袁世凱所支援的。也正因如此，1912年6月廖宇春寫成《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一書，將談判內幕透露出來，袁閱後“大慚恨，以為發其覆也，盡收其書，而宇春遂錮不用”。
仍然是在這一天，帝國主義公開站出來替袁世凱幫忙了。駐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國領事把同照會分別遞交伍廷芳和唐紹儀，以中國戰爭繼續下去將使外人的物質利益與安全遭受重大危險為理由，要求雙方早日達成協議，停止衝突，向南方民軍施加壓力。
這次和談之中，立憲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唐紹儀一到上海，就同程德全、湯壽潛等人函電往來不斷，請他們幫助出謀劃策。伍、唐白天在會議桌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話。但談判的真正場所卻是趙鳳昌的“惜陰堂”，張謇和趙鳳昌都參與了南方的決策。張謇同袁世凱的關係自一八八四年後曾經弄得很僵，直到一九一一年張到彰德訪袁後才和好如初。袁深知張在南方的地位和作用，且必能助己，叫唐及時同張密商。革命黨中的一些人對張也很佩服、重視，遇事經常請教於張。趙鳳昌是張謇的黨羽和策士，同程德全、湯壽潛關係很密切，是唐紹儀的密友，和伍廷芳以及南方的幾個都督均系舊相識，故也受到革命黨人重視。這樣趙家就成了桌下和談聚會的地方，張、趙都成了和談中的重要人物，他們極力散佈對袁世凱的幻想。內奸汪精衛居間說合，處處袒袁，總是在人們中間宣揚袁在北方如何幫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屬等等謬論。而黃興又屢屢妥協退讓，袁世凱的和談陰謀終於一步步得逞。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誓詞如下：“顛覆滿清**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奉福，此國民之公意，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接著宣讀了宣言，宣告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從這天起改用公曆，以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孫中山當選總統，袁感到自己受了革命黨的欺騙。儘管孫在就職的當天，即根據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和黃興的要求明確電袁：“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告訴袁不要懷疑，總統的位置將來推倒清廷後肯定讓給他。但一生靠騙術行事、翻雲覆雨、出爾反爾的袁世凱，怎能相信孫中山有如此襟懷坦白、掬誠待人、大公無私的坦蕩胸懷?袁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忌妒、擔心、失望、怨恨、憤怒種種心情，自然交織在一起而無法釋然。其次，唐、伍在第四次會談中所達成的四條協議不利於袁。按照國民會議代表每省推選三人的規定，除內外蒙古、前後藏由南北雙方召集外，袁只能召集北方八省的代表，而南方卻能召集十四省的代表，人數上比北方佔著優勢，將來選舉總統是否一定選袁，在他看來又是個毫無把握的事情。所以，他故意準唐紹儀辭職，製造緊張氣氛，使和議處於破裂的邊緣。與此同時，他在內心裡還醞釀著一個“禪讓”計劃，叫清帝退位，直接把政權授給他，以備和談達不到目的時，自行組織臨時政府。但他現時努力爭取的還是民選總統。
為了給革命黨人更大的壓力，迫使革命黨人的讓步，在孫中山就職的當天，袁世凱唆使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四十餘人聯名電請內閣代奏，狂妄叫囂主張維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並將此電轉達伍廷芳，聲言若以少數人的意見採用共和政體，必誓死抵抗。
孫中山亦知袁對自己不放心，1912年1月2日再次電袁說：“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憲，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天日鑑之。若以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話說得極其誠懇，可是袁仍不相信。
孫中山看到袁無和談誠意，北洋軍叫囂不已，乃決定出師北伐，孫中山自任北伐軍總指揮，親自制訂六路北伐計劃。
此時，帝國主義也站在袁世凱這邊並出來對革命派大肆恫嚇。有的把軍艦開進長江示威，有的阻止革命軍在秦皇島登陸，有的出兵東北、內蒙。革命陣營中的一些領導人如黃興、胡漢民本來就害怕袁世凱會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來搞垮革命軍，主張只要袁肯推翻清室，就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帝國主義一出來威脅，他們越發膽怯。汪精衛更惡意攻擊孫中山先生有權利思想，胡說孫貪戀總統的名位而破壞南北議和，動搖孫中山北伐的決心。孫中山不得不把北伐終止下來。
14日雙方停戰，又主張開始議和。袁世凱對孫中山強行施壓，革命黨人又軟弱無力，鑑於上下壓力，孫中山決定辭職，但要袁世凱答應迫清帝退位。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明確保證後，證實了孫中山不會欺騙，袁世凱的決心最終定下來了。他立即命袁克定、梁士詒：“為我電致少川(唐紹儀)、杏城(楊士琦)、精衛，並轉秩庸(伍廷芳)，謂勢在必行，義無反顧。惟不能自我一人先發。已將斯旨，訓示北洋諸鎮將及駐外專使、旅滬疆吏，令聯銜勸幼帝退位，以國讓民，一舉而大局可定。另擬優待皇室條件，徵南方同意”。自此之後，和議中的國民會議問題一變而為清帝退位問題，於是，袁世凱開始加緊了逼宮活動。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硬是把宣統皇帝給逼迫下位了。次日，袁世凱便致電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偷窺他垂涎已久的大總統位了。
次日，孫中山向參議院提交了辭職諮，同時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但有三個附加條件。第一，袁世凱須遵守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和一切法律章程；第二，中華民國的首都必須定在南京；第三，臨時大總統辭職後，當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臨時大總統和國務員始行解職。
當孫中山提出這三項條件時，第一個條件中所提到的《臨時約法》，這時還沒有制定出來。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在孫中山的主持下，這年三月，《臨時約法》終得以正式公佈。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法律條，共七章五十六條，其核心內容為，中華民國權力屬全體國民，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有言論、著作、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政府機構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參議院行使立法權、總統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三者互相牽制，分而治之。參議院有彈劾總統的權力，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約法還規定：中華民國的政體為內閣制，內閣總理及各部部長稱為國務員，國家以臨時大總統、參議院、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袁世凱看到《臨時約法》的條條款款時，心中甚是不悅。他找來嚴修、楊度、楊士琦、唐紹儀等人，氣憤地說：“你們看看，這個孫中山像話嗎?他自己當總統時，堅持總統制；輪到我當總統了，他卻又堅持什麼內閣制，要在總統下面設個總理來牽制我，這算什麼?”
袁世凱當選總統，如願以償，歡欣若狂，並馬上舍棄了“臨時政府首領”這一不合法的名義，換上了臨時大總統的頭銜。可是叫他去南京就職，他說什麼也不幹。對此，他在十一日的電中已經有所表示。15日，他就孫中山指責其另組臨時政府問題，特別是南下就職問題，致電孫中山、黎元洪、南京臨時政府各部總長、參議院和各省、各軍說：“清帝辭位，自應速謀統一，以定危局，此時間不容髮，實為惟一要圖。民國存亡，胥關於是。……世凱德薄能鮮，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願，真電(十一日電)業已宣告。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恝置，並非由清帝委任也。孫大總統來電所論，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極為正確。現在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然總未遽組織者，特慮南北意見因此而生，統一愈難，實非國家之福。若專為個人職任計，舍北而南，則實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尚多分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走，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環集，大局益危。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蓋就民設之政府、民舉之總統而謀統一，其事較便。今日之計，惟有由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裡，為共和之國民。當未接收以前，仍當竭智盡愚，暫維秩序。總之，共和既定之後，當以愛國為前提，決不欲以大總統問題釀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資漁人分裂之禍”。他不能南下就職的理由很多，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如果他離開北京，“一切變端立見”。為了“愛國”，免致“分裂”，他聲言，雖北方推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但他沒有組織臨時政府，還打算放棄南京參議院選舉的總統職務，“退歸田裡”，簡直視大總統如敝屣，風格何等高!然而稍為一推敲，就發現是以“退歸田裡”相要挾。而“退歸”還有一項重要條件，即只有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和軍隊接收以後才行。試想北方各省都為其心腹爪牙所把持，各軍均系其嫡系武裝，哪個不聽他的話?誰允許南京政府去接收?你如不接收，他還要“暫維秩序”哩!如此一來，豈不造成兩個臨時政府的局面?尤其耐人尋味而又帶有濃厚譏諷意味的是最後幾句話，其用意顯然是要告訴對方，他既然能夠做到“以愛國為前提，決不欲以大總統問題釀成南北分歧之局”，南京政府為什麼不能做到“以愛國為前提”，放棄建都南京呢!由此可見，他採取的是攻勢，以退為進，退中有進，比老狐狸還要狡猾。
10日，袁世凱身著大禮服，趾高氣揚地在北京就任了臨時大總統，宣讀了下列誓詞：“民國建設肇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警告同胞”。
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孫中山所要求的條件和前提硬是被袁世凱幾乎破壞完盡，僅僅剩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了。《臨時約法》是在《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基礎上修訂的，開始於2月8日，完成於3月8日，11日由孫中山公佈。在正式憲法產生之前，其效力與憲法相等。它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是一部革命的進步的憲法。它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有一個明顯區別，規定了國家政權形式為內閣責任制，而不是總統制。這一重大修改是專為限制袁世凱的。事實證明，僅憑一紙法律，決難限制住野心家、陰謀家進行反革命活動。
袁世凱就任總統後，即著手組織政府。經袁提議，參議院透過，唐紹儀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唐在前清時是袁的僚屬，為袁所信任。南方有些人對唐不放心，但多數認為唐平時與南方頗接近。後來唐加入了同盟會，以取信於革命黨人。
袁世凱雖然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但是他從來也沒有相信過在中國真能實行民主共和，也不準備這樣去作。對他說來，在革命**時與同盟會妥協以及承認共和制度，只不過是權宜之計。他野心極大，獨裁成性，總想個人專斷一切。他從舊營壘中過來，當過大官僚，皇權思想至深且重。他十分羨慕封建帝王那一套威嚴，對當總統不感興趣，做夢也想登上金鑾殿過一過皇帝癮。因為當總統要講民主，個人不能為所欲為。同時別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評頭淪足，隨時褒貶，他無法忍受。當皇帝就迥然不同了，一切由民主所引起的麻煩和苦惱都不存在，何等愜意!況且當皇帝終身掌權，萬世一系。子孫後代皆可錦衣玉食，盡享人間榮華富貴；總統無此特權。期滿卸任，即退居人下，子孫更不得世襲，哪裡比得上當皇帝!
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掌握著陸軍八十個師團，約四十五萬人，這就成了袁世凱的一大心病。
公元1912年3月31日，袁世凱頒發了《訓勉軍人令》，三令五申要軍人“服眾統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
到了4月29日，他又在參議院提出縮編軍隊的主張。
同時，南京政府撤銷後，還有十幾萬軍隊分佈在南方各省，袁世凱藉口經濟困難不發軍餉。
而以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為表示對北京政府的誠意，通令各省革命軍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黃興的號召下，革命軍中出現了“功成身退、全師遣散、解甲歸農”的熱潮。
這一舉動，當然得到袁世凱的讚賞，稱讚他們是“仁心義向，懋樹風聲”。
一年間，革命黨人控制的南方蘇、湘、粵、贛、皖、閩等六省裁兵二十七個師，計三十六萬人。
在湖北，袁世凱與黎元洪一起裁減了七個師共七萬人。
與此同時，袁世凱的北洋兵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軍新招不少精壯士兵，使部隊編制充實，戰鬥力提高。
臨時總統的位子到手了，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也被消減了，袁世凱便按照既定方針繼續朝著當皇帝的目標前進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觀察，他覺得《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是實現自己野心的一大阻力，非加以清除不可。他將自己的策略思想悄悄地灌輸給北洋派。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多年的老朋友，由他一手薦舉上來的內閣總理唐紹儀並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紹儀認為袁氏對同盟會的看法有些過時，要鞏固北洋集團的統治地位，非誠心與同盟會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們看得多麼危險。他努力在袁世凱和同盟會之間扮演調和者的角色。為此，他迎合同盟會的主張，在鐵獅子衚衕國務院內特設國務會議，有意實行責任內閣。規定每週會議三次，每星期一、三、五會議，二、四、六各國務員謁見袁世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後，革命黨人對之期望頗大，諄諄囑其盡忠民國。內閣總理的地位，又使其想發揮責任內閣的作用。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時，他總是考慮同盟會的向背，凡以為不可實行的，必至總統府要求緩辦或改變，並多次向袁保證同盟會“諸君皆以誠意相待”，“決無他意”。
唐紹儀認真按《臨時約法》辦事，以內閣代元首對國會負責，強調內閣的責任，強調對國家負責，對袁世凱不再像過去那樣恭順，這些自然引起了袁的猜忌，“疑唐挾國民黨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一天，唐紹儀為一事又和他爭論起來，在氣憤之下，他脫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紹儀字)你當總統吧!”唐聽後大吃一驚，方知袁對自己的成見已深了，顯得十分尷尬。
為了搞垮責任內閣，袁世凱故意架空唐紹儀。他指使內務總長趙秉鈞不服從唐的領導，同時直接插手重要部門，不讓唐染指。
趙秉鈞一向自視甚高，對於唐紹儀出任總理原本就十分不服氣，在言談中間，經常流露出對立情緒。
這傢伙惟袁世凱之命是從，現在袁支援他，便越發毫無顧忌，竟然拒不出席唐紹儀召集的內閣會議，拒不執行內閣的決議，甚至橫生枝節，百般挑剔，政令剛出便肆意刪改，重大問題往往直接向袁請示。
另外，凡外交方面重要和不宜公開的問題，袁世凱命令由不受內閣領導的蔡廷幹秉承己意去辦。
陸軍、海軍兩部的事務，由段祺瑞向袁世凱請示後，交總統府軍事處和兩部分別付諸實施。至於軍事行動，唐紹儀事先連一點訊息也得不到。財政方面的大事，唐紹儀也難於過問。內閣很快成為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唐無法幹下去了。
利用3月14日的借款進行攻擊是袁世凱的又一個陰謀。
在南北政府對峙時期，政費、軍費支出浩繁，財政極端困難，結束南京政府，急需相當大的一筆經費。
唐紹儀開始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商議借款，銀行團要求條件苛刻。
為衝破銀行團的封鎖，解決燃眉之急，唐紹儀同比利時財團(華比銀行)簽訂了借款英金一百萬鎊的合同。
不料，此事得罪了企圖壟斷中國借款的四國銀行團，3月19日銀行團在北京集議，決定停止預付中國借款，予以抵制。
此後，四國公使又向袁世凱遞交抗議書，指責北京政府違背原定四國優先借款的諾言，正式宣告中止借款。
袁世凱的黨羽正在找機會攻擊唐紹儀，這一軒然大波，正好為其所用，成為攻擊的口實。他們造謠中傷唐紹儀。
袁世凱當然在背後推波助瀾，風波越鬧越大。搞得唐焦頭爛額。
袁世凱還親自出馬刺激唐紹儀。
每當二人爭論起來，袁世凱理屈詞窮時，就用一種耍無賴的口氣說：“我是沒有幾天好做的。這個位置早晚要讓給你們的”。
有時在集會上，袁世凱也公開對唐紹儀說：“少川，吾老矣，子其為總統”。
這等於說唐紹儀想當總統。二人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了。
正在這時，王芝祥督直事件促成了矛盾的激化。本來王芝祥任直隸總督在唐紹儀組閣時就與同盟會達成了口頭協議，當時唐向袁講過，袁表示“此事好商量”。誰知袁的許諾，不過是權宜之計。唐輕信袁已同意，便通知了直隸人士。順直議會(包括順天府在內的直隸省議會)跟著作出了推選王芝祥作直隸總督的決議。孫中山為此特致電袁世凱，請其按照順直議會決案加以委任。但直隸即是北洋，為袁發跡的地方，他不允許外人插足進來，更不能聽任一個接近同盟會的軍人控制軍權。故王芝祥到京後，他表面上對其稱譽不絕，請其吃飯，並聘為高等顧問，背後卻來個一石二鳥之計。正當大家等待袁發任命書時，直隸五路軍隊突然發出反對王芝祥督直的通電，並遍發匿名信，威嚇請王督直的各界人士。6月2日袁同時發出兩令，一令說：“都督統轄武，責任重大，任免之權理宜操自中央”，本省人民不能“隨意迎拒”。查明請王督直的電報，是否“系奸人託名擅電”，若是，即依法嚴懲。另一令是“斥責”軍人不應“拒迎主將”“不許軍人干涉政治”。表面上他不偏不倚，實際以軍隊反對為由拒絕了唐的推薦，提出讓王任南京宣撫使，幫助黃興解散留守部隊。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內閣的威信和職權。如不堅持，將來內閣勢必降為總統府的一個附屬機關。因此，唐不接受袁的意見，一再申述要尊重《約法》，不要失信於直隸人民。袁說：“王系革命黨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將來他和南方聯合，我們尚有餘地麼?”唐說：“前既答應，現在何能食言?”袁說：“是你答應的，我並未預聞”。唐又說：“這是責任內閣職權，我要發表”。袁說：“我不蓋印，就能生效麼?”袁不給唐蓋印，唐亦拒絕在袁委王為南京宣撫使的命令上簽字，進行抵制。
6月15日，袁世凱竟然將未經內閣副署的委任狀交給王芝樣。這是違背《約法》，破壞內閣的重大事件，但並未引起作為立法機關的參議院的重視，大多把它看做袁、唐個人間的意氣之爭。因而未給唐以應有的支援。那個引起雙方爭論的王芝祥尤其不爭氣，在拿到一筆遠遠超過實際需要的宣撫經費，經袁示意餘款不必上交後，覺得當宣撫使比做直督實惠，便心安理得地南下了。袁的心腹大將、乾女婿馮國璋趁機做上了直隸總督。
唐紹儀見袁逼迫太甚，便激流勇退，於17日以生病為由，留下一道辭呈，不告而別，溜到天津去了。這正中袁的下懷，但他還要做一番表面章。先是準唐請假，以陸徵祥代國務總理，繼之命梁士詒和段祺瑞前往天津挽留。梁在挽留時曾談及袁唐私交甚厚的問題。唐說：“我與項城交誼，君所深知。但觀察今日國家大勢，統一中國，非項城莫辦；而欲治理中國，非項城誠心與同國民黨合作不可。然三月以來，審機度勢，恐將來終於事與願違，故不如及早為計也。國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義哉!”態度很堅決。6月27日，袁在唐的辭呈上批道：“該總理於共和宣佈以前，南北賓士，為民國效勞甚至。及就任總理，經營擘畫，錯節盤根，困苦艱難，非可言喻。民國草創，正賴長才，豈容聽其退休，失茲臂助。特以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得不諒其苦衷，遂厥初服，應即準如所請，免國務總理本官，任為高階政治顧問。仍望趁此寬閒，勉自調護，以養痾之餘暇，備政治之諮詢，將來倚重正多，當有以副國民之望”。至此，不聽話的唐紹儀正式下臺了，遂了袁的心願。
在唐紹儀被逼辭職之後，參議院沒有提出對袁的彈劾案，同盟會遂避開違憲問題，想在下屆內閣人選上得到補救。6月20日，同盟會代表四人謁見袁世凱，提出：鑑於混合內閣失敗，應組織政黨內閣或無黨派超然內閣。如仍組織混合內閣，同盟會決定不再參加。袁不贊成。他說：“非聯合數黨及無黨之人共同組織。則斷不能成一美滿之內閣”。“餘之主義在於得人，但問其才與不才，無論其黨與不黨”。“餘之主旨在於建設民國。君如熱心建設者，餘皆引為同志，否則餘不能強人所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餘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域性著眼，從世界大勢著眼，斷不可沾沾於一黨之關係，亦不能硬以和平時代政黨更代消長之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為國務員者，以熱心任事為主，沒有自信力，萬不可輕聽局外之褒貶，以為進退。為議員為國民者，當體當局者之苦衷，力與維持，不宜以黨派之意見，拘束而牽制之，使其無發展之餘地”。
儘管袁世凱說得漂亮，仍然不能平抑同盟會領導人及南方各省人民的憤慨。滬督陳其美髮電質問袁世凱：“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廣州、南昌各城市的報紙群起譴責袁踐踏法制，甚至公開揭露他有效法拿破崙推翻共和國的野心。袁世凱聞之心虛，卻又強裝鎮定，並展開反擊，一面回電陳其美反責他“是誤聽謠言”；一面指令御用報紙放出謠言，說唐紹儀“貪汙華比借款，無法交待，避責潛逃”；攻擊他私自“接濟革命黨軍費”；甚至誣衊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際接受唐紹儀賄賂百萬元等等。企圖製造煙幕來轉移視線。
此外，袁世凱還對陳裕時作過表白，“極為誠懇”地說：“外面人說我要做皇帝，這個皇帝是最要不得的東西，清朝不是就在你們手裡推翻了的嗎?我是在對全國國民宣誓忠誠下就職的，怎麼能說我要做全國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對歷史研究很深的人，當然知道有史以來做皇帝的都沒有什麼結果。即如你現在所駐地南京，就有六個朝代皇帝的慘史，他們的子孫甚至於臨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願生在帝王家的怨言。上溯秦漢，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結果?清帝遜位後，雖受到優待，但是一旦國民不承認他，還有怎麼存活下去呢?我若連這一點都看不清楚，還敢在這亂糟糟的時候，挺身而出，當此大任嗎?請你將我的話告訴孫、黃二公及第八師各位，使他們信任我”。陳裕時當時信以為真，認為人們誤會了袁，直到袁稱帝后才連呼受騙。
就在袁世凱百般辯解、企圖擺脫窘境的時候，西方列強又來幫忙了。他們的在華報紙，如《字林西報》、《京津泰晤士報》等都紛紛發表社論，攻擊唐紹儀，為袁世凱撐腰打氣。《京津泰晤士報》社論說：“唐受職一無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損於新政府，而重任舊職尤為全國之不幸。今中國訌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強暴、不避艱辛之人，或可挽狂瀾於既倒”。有了帝國主義支援，袁世凱於6月27日下令免去唐的總理職務，兩天後任命陸徵祥繼任總理。
6月20日下午，同盟會代表張紹曾、李肇甫、熊成章、劉彥往謁袁世凱，告知同盟會國務員於昨晚議定全體辭職。
6月29日，經參議院透過，陸徵祥出任國務總理。
自從唐紹儀辭職後，身為同盟會員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署工商總長王正廷（總長陳其美未到職)於6月21日、22日又聯袂辭職。
袁世凱未準。
7月初，這四個人又齊至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
袁世凱答：“我代表四萬萬人民挽留總長”。
蔡元培答：“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財政總長熊希齡於11日遞上辭呈。
袁世凱見同盟會閣員堅辭，準其與熊一同辭職。
交通總長施肇基已於月底離閣。現在閣員僅剩下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幾個心腹和馴順如羊的陸徵祥了。
陸徵祥(1871年1949年)是一個職業外交官，外語說得好，長期駐在國外，先後擔任過參贊、公使。他善於應酬交涉，又入過基督教和天主教。頗受洋人歡迎。辛亥革命時他正任駐俄國公使，由於受梁士詒的策動，他聯合一些駐外使節，通電要求清帝退位。並以此“功”出任唐紹儀內閣的外交總長。陸徵詳因久居國外，與國內政治牽涉不多。既不屬北洋系，也不屬同盟會，自詡超然，實際上惟袁世凱之命是從。此時此刻由他來組閣，袁估計是會為各方接受的。果然，很快參議院即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這一任命。
陸徵祥上任後，就遇到了內閣改組的難題。自唐紹儀辭職後，內閣十名總長走了六名，只有四名袁黨坐在那裡未動。袁世凱轉而收買了兩個變節的同盟會會員孫毓筠和沈秉坤，讓其分別擔任教育總長和工商總長。另外推薦四名總長，他們是財政周自齊、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農林王人。這樣又湊足了十名閣員。同盟會主張新的內閣應是政黨內閣或超然內閣，再不能搞混合內閣，同意陸徵祥組閣，但禁止會員加入內閣，宋教仁對袁收買同盟會員入閣的做法極為不滿，氣憤地說：“此舉係一種逼奸政策”。
7月18日陸徵祥走馬上任，拿著袁世凱擬定的補充總長名單到參議院要求透過。參議院中的同盟會議員本來對這個補充名單就不滿意，而陸徵祥第一次與議員見面，發表施政演說時，連個提綱都沒有，“言詞猥瑣，絕無政策”，把提出閣員名單比作“開選單、作生日”，導致議員大譁。他沒法再講下去，便在眾人的訕笑聲中走下講臺，將新閣員名單交給了議長吳景濂，然後對大家一拱手走出院門，跳上馬車揚長而去。
袁世凱見遭到如此慘敗，滿腔憤懣，可又說不出任何理由，只得在招待全體議員，進行疏通的同時，再次把夾袋中的法寶北洋軍拿出來，使出流氓嚇人戰術。
北京軍警聯合會通電痛罵參議院不顧國家危急；署名“軍界公啟”的某些傢伙，“聲討吳景濂、谷鍾秀、殷汝驪罪狀，並牽及谷之死力為王芝祥君督直者，受得賄賂若干云云，且謂將與天下共誅亡”。
“能取得吳、谷二人頭顱者，賞洋一萬元”的傳單撒遍於北京城；有名曰“健公十人團”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議員，言若再不犧牲黨見者，將以炸彈從事”。
袁世凱聞訊，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參議院，要求“暫緩投票，再行協商”。次日，參議院宣佈袁函不是正式諮無效。當天即投票表決，將其所提總長六人全部否決，打擊了袁的威風。面對參議院施展這麼大的權力，袁世凱有些吃驚，要想參議院透過自己的名單，還得軟硬兼施。
六閣員案的被否決，陸徵祥又稱病不出，使國會和政府再度面臨危機。同盟會議員們重新提出“政黨內閣”的主張。有人主張由宋教仁出來組閣；有人主張讓黎元洪做總理；大家各執一詞，議論紛紛。
7月21日，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裡設茶會宴請了參議院各議員。面對到會的七十七名代表，袁世凱講了目前的困難，希望大家和衷共濟，不要計較陸徵祥的失言，仍然支援他當總理，以免國家陷於不幸。他還同意由陸徵祥重新提出新閣員的名單，請參議院審批，以作為參議院轉圜的臺階。袁世凱極力想把氣氛緩和下來。
23日，袁世凱給參議院送來一個新的總長名單：財政周學熙、司法許世英、教育範源濂、農林陳振先、交通朱啟鈐、工商蔣作濱，徵求參議院同意。參議院接到名單後尚未開會，25日北京軍警聯合會又舉行會議，會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參議院。當天下午，毅軍總統薑桂題、拱衛軍司令段芝貴、直隸提督馬金敘和軍政執法處總辦陸建章等軍警要人，以聯絡感情為名，招待參議員和新聞記者，旨在爭取內閣名單能早日透過。陸建章代表軍警兩界發表演說，極力否認軍警有干涉議院之意。他說：“近日外間有個傳說，說是軍人將干涉參議院，我們四位各有統帥軍隊，我們敢向各位保證，絕對沒有其事，我們願意請各位查一查，如果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軍人真有此動機，我們甘願受國法制裁”。緊接著話鋒一轉：“不過軍人等抱一種國家觀念，以外患之迫，財政之危，勸告諸君舍內而對外，移緩以就急”。
說是“聯誼會”，偏偏有人壓不住火。北京《時報》總理陳紹唐發言越說越激動，最後竟破口大罵參議院，還威脅說：“明日再不透過，當宣佈議員死刑”。一幫被收買的記者同聲鼓譟，大嚷“亡國嘍!亡國嘍！”會場秩序大亂，聯誼的目的沒有達到。但第二天參議院開會，議員們通過了新的閣員名單，只是把蔣作濱換成了劉揆一。
用軍警干涉立法機關，是袁的一大“創舉”，也是其破壞《約法》的又一表現。兩次干預成功，他感到只要以武力為後盾，善於搞陰謀，法制是可以破壞的。此後他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了。不過，為了掩飾違法行為，在透過閣員名單的第二天，他重申：“軍人不準干預政治，迭經下令禁止在案，凡我軍人自應確遵明令，以肅軍律。乃聞近日軍界、警界仍有干涉政治之行為，殊屬非是。……除令陸軍、內務兩部傳諭禁止外，特再申告誡，其各守法奉公，以完我軍警高尚之人格”。補充閣員透過前，鼓動軍警橫加干涉；補充閣員通過後，再下達軍警不準干政的命令，這便是總統的“高尚之人格”。
在軍警的壓力下，參議院雖然違心地通過了陸徵祥內閣總長的補充名單，卻咽不下這口氣，接著提出彈劾陸徵祥失職案。陸徵祥自知無此才能，便託病辭職，甩手不幹了。迄至8月20日，袁世凱任命趙秉鈞代理總理。從7月29日陸到閣視事，到8月20日趙走馬上任，陸內閣的壽命不過二十來天，折騰得驚天動地。
在袁看來，趙秉鈞這個警察頭子，符合西方列強所要求的那種“不畏強暴，不避艱辛的人”。為了減少參議院透過的阻力，經袁允許，趙填了一份加入同盟會的志願書。為了博取同盟會領袖的好感，又讓趙秉鈞負責招待來京商談國事的孫中山和黃興。到了9月22日，袁世凱向參議院提出正式任命趙秉鈞為總理，同時兼內務總長。由於事先已疏通，得以順利透過。
10月3日，趙秉鈞到參議院宣佈政見，大意是說“以維持現狀為主”。可是，不久他乾脆挪到總統府辦公、開會。形式上國務院仍有會議，實權卻完全操於總統府，一切政務均按袁世凱的意旨行事。從此大總統大權獨攬，“責任內閣”名存實亡。
搞垮責任內閣，只不過是袁世凱反對共和制度的一個嘗試，要復辟帝制，僅僅做到這一點遠遠不夠。
因此，在搞垮責任內閣的同時，他還加強了反革命集權與專政的工作。
袁世凱身為臨時總統，進行集權與專政，有著十分便利的條件。當時，戰爭剛剛結束。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國家不再分裂，袁世凱利用人民群眾的這一心理狀態，事事強調統一，軍令要統一，政令要統一，制度等等也要統一。
統一到哪裡去?統一到他手中，說到底，一切聽他的。否則，就給人加上“破壞統一”的罪名，置於死地。
袁世凱投身行伍，靠帶兵起家，深知有軍就有權，有權就有一切，因而最看重軍權。
對於革命黨的武裝，袁世凱極端仇視，始終遵循著能消滅者則立即消滅之，不能立即消滅者則分化瓦解之、削弱之。最後仍舊消滅之的原則。
但是，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後建立起來的軍隊，袁世凱既不能也不敢公然用武力加以根本解決。而這支龐大的力量正是其復辟帝制的巨大障礙，不設法解決又不行。
最初，袁世凱三令五申軍人必須絕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企圖以此加以控制。
但是，袁世凱這樣做是十分困難的。革命黨的軍隊怎能聽他的呢?於是，他又用裁軍的辦法削弱南方軍事力量。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高階軍事會議”，專門研究和制定了一個規劃：第一步先把全國九十五萬軍隊裁減一半，縮編為五十個師。在29日的會上，袁世凱說：“軍隊太多必須裁減”。陸軍總長段祺瑞說：“武昌起義以來，各省相繼召募。於是軍隊林立，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倉猝成軍，未受教育，既難保不為地方之禍，而值此國家經濟萬分困難之時，餉項亦必不能繼”。必須大力裁減“地方軍隊”，“以恢復地方秩序”。而北洋軍因為“訓練有素”，不僅不裁減?反而用各種藉口擴充。如4月份段芝貴就招募拱衛軍十營三千人，稍後雷震春在河南又招募豫軍六營，奉天將舊巡防營擴編為兩個師等等。如從減輕全國人民負擔著想，應該南北方軍隊一起裁減；如從保衛共和國出發，應該多留南方軍隊，少留北洋軍隊，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
僅僅裁減南方軍隊無疑是不公平的，是一個陰謀。
可惜，革命黨領導人缺乏革命警惕，對此認識非常不足。特別是擔任整頓軍隊責任的黃興，錯誤地認為和平時期沒有保留大量軍隊的必要，自動請求辭職，放棄軍隊的領導權。
為此，譚人鳳曾專門去南京見黃興。批評他不以保障共和為意，徒博功成身退虛名，勸其儲存軍隊，打消辭意。
黃興不但不聽，反而大說革命大義，動員各省軍隊回本省，不願回者給川資遣散。
黃興接著提出辭職。
本來袁世凱對此求之不得。但是他又極其虛偽地致電黃興留任，並電孫中山代為挽留之。
袁世凱還致電譚人鳳說：“大局甫定，亟想借重，業已迭電慰留，並無裁撤之意，乞勿誤會”。
譚人鳳來到北京見袁世凱說：“大總統既誠意慰留，即應代為解困，現統兵數萬，無餉分發。奈何！”
袁世凱皺著眉頭說：“此事累黃留守為難，殊深抱歉。但現時庫幣如洗，請轉達暫時勉強支援，俟有來源自當竭力補助”。
黃興的辭呈又到了。
譚人鳳問：“如何處理?”
袁世凱答：“克強辭意堅決，不便強以所難，只得成其高尚之志耳”。
於是袁世凱准許黃興辭職，下令凡隸屬於留守府的駐江蘇部隊，除由陸軍部直接統轄一部分外，改歸江蘇都督程德全接管。
他們按照袁世凱的要求，把駐江蘇部隊大部分解散。
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也被裁減。
7月3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去職，駐滬部隊為程德全接收。
袁世凱針對各省不同的情況，採取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的策略，重點放在裁減革命黨人掌握的軍隊。如對於廣西的陸榮廷、雲南的蔡鍔以及貴州、浙江、山西、陝西，允許維持原有軍隊數額不變，以換取他們的支援。而湖北的軍隊，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革命黨人直接統率的。袁世凱決定利用矛盾各個擊破。袁世凱暗中支援黎元洪解散革命黨人掌握的軍隊，但黎的行動遭到了革命黨人張振武等的堅決抵制。
張振武是湖北著名的革命黨人，武昌起義的功臣，時為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另一革命黨人方維為將校團團長。
辛亥革命間，黎元洪屠殺革命黨人，有短處被張振武所掌握。革命後，兩人的矛盾逐漸激化。黎想除掉張，又怕因激起革命黨人的強烈反擊，而喪失人心。
此時，袁世凱虛情假意地來函邀聘人才，內稱：張振武、劉公等十四人“才識優長，功猷卓著，統祈轉告諸君，聯袂來京，共謀民國進行之法”。
黎元洪是個十分陰險的傢伙，他玩弄起陰謀手腕，欲借袁世凱的屠刀誅除異己。
於是，黎元洪持著袁世凱的信，對張振武、方維說：“中央將授你們以重任，請你們即日進京”。
張振武一行十餘人8月10日抵京。
11日黎元洪密電袁世凱，說張振武、方維“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圖謀不軌”。並說：“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迴腸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系屬同惡相濟，並乞一律處決”。並說自己“撫馭無才，致起義健兒變為罪首”，請給處分。
袁世凱一看電報，就知道黎元洪是想借刀殺人。他決定將計就計。他不露聲色，令馮國璋、段祺瑞、薑桂題等高階將領輪番設宴，熱情歡迎張振武一行。袁世凱也親自在公府設宴接待，氣氛非常融洽。同時為了穩妥起見，他召集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梁士詒、陸建章、段芝貴等人密商措施。段祺瑞首先發言，主張乘機殺掉張、方二人，就此拉攏黎元洪就範，共同對付革命黨人。梁士詒當即表示反對，認為目前民國初創，人心未穩，倘僅憑黎元洪三寸紙條就擅殺有功人員，恐會招來各方非議，徒徒惹火燒身。提議再給武昌去一電，驗證殺張密電是否確係黎元洪本人的意思。袁世凱同意按梁的意思辦。
15日凌晨黎元洪的覆電再度傳到了北京總統府，陳明13日密電確係黎元洪本人的主意，肯定了前述的張振武、方維二人的“罪名”，並要求袁世凱從速執行。當日袁覆電黎元洪：“已飭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將張振武、方維檢視，即按軍法懲辦。所請處分，應無庸議。”當即命段芝貴執行。是日晚，張振武和方維在六國飯店宴請同盟會和共和黨兩黨重要人員之後，突然被逮捕，解送軍政執法處，不經任何法律手續即被宣判二人死刑，於16日凌晨祕密處決。
在宣佈的罪狀中，黎元洪的電報被錄了進去，最後是袁世凱的一段話：
查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人。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反對建設，破壞共和，以及方維同惡相濟。本總統一再思維，誠如黎副總統所謂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對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著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總長遵照辦理。此令。
這一事件引起中外各方面震動，輿論譁然。
鄧雲麟、孫武等人聞訊，於當日晨3點往見陸建章，陸出示軍令，時等哀痛異常。
8時，他們又會同劉成禺、張伯烈、哈漢章等往總統府謁袁。袁世凱表現出萬般無奈的樣子說：“我明知對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將罵我，我實不能救他”。
接著，袁世凱又嚴肅地說：“國法為維持治安惟一之大物，共和只賴此法以得生息。若曲法徇情，則公安不保，人民無時不在危險中，此事實迫於萬不得已。吾人念其首功，惟有厚恤其家族。”
黃興十分氣憤，立電袁世凱，指出所宣佈的罪狀，皆屬言行不謹，無一條與“破壞共和，圖謀不軌”符合。
袁世凱回電說已讓黎元洪明白宣佈該案件的始末。
黃興再電袁世凱，斥其不經審判，立斃創造共和有功之人，“人權國法，破壞俱盡”。
蔡元培、王芝祥、李懷霜、戴天仇、張人傑、姚雨平等在上海發起法律維持會，通告說：大總統與前總統無直接殺人之權。張君振武等所得罪狀，皆曖昧不明，未經裁判，即行槍斃。尤為可奇者，猶復加恤贈金，掩飾耳目。此種舉動，明明故意違犯《約法》，玩弄國民，若不討論其究竟，無以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體。
上海《民立報》亦為此發表宣言，痛斥袁、黎“妄施權威、破壞司法”、“故殺”、“嗜殺”、“濫殺”，與“獨夫民賊”無異。孫武、鄧玉麟等人為示抗議，要求袁發給“免死券”。湖北籍議員活動最激烈，他們一面電黎嚴詞質問，一面於19日在參議院提出質問案，要求政府拿出張的犯罪證據，陸軍總長段祺瑞務必到院答覆。袁、段哪裡拿得出證據呢?只得閃爍其詞，此舉更使議員惱火，強烈要求段必須於次日到席答覆。袁世凱無法，在答辯書中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黎身上，說等黎電到後再行答覆。段祺瑞知這種答覆無法過關，不敢出席參議院會議，命法制局長施愚將答辯書送去。議員越發忿怒，將施大罵一頓，提出彈劾政府。
黎元洪
黎只想借刀殺人，不知袁根本不會代之受過，把責任又推到自己身上。袁並非不知屠殺革命黨人會產生強烈反響，其所以照辦，一是從黎之請
，殺了可以推卸責任；二可挑撥黎與革命黨人的關係，迫其倒向自己。黎元洪掉入陷阱，不能自拔。袁世凱宣佈以大將軍禮厚葬張振武，發給張、方二人遺屬撫卹金各三千元，並將被捕的湖北將校團團員全部釋放，各給一千元為回籍川資。透過這些作法，果然全國輿論為之一變，對袁由懷疑變為諒解，認為他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礙於副總統的面子，而使自己成為替罪羊。在此之前，人們都罵袁是劊子手、陰謀家，而稱讚黎是忠厚長者。透過這一血案，大家才認識到“忠厚長者”的陰險毒辣，亦令人驚訝!
黎元洪弄巧成拙，聲譽大損，只好厚著麵皮，憑藉饒漢祥的一枝生花妙筆，再三通電全國，一面羅列張振武的罪狀，證明其死“罪有應得”；一面沉痛檢討，提出優加撫卹，贍養其母終年，撫育其子成人；派員迎柩歸葬，親自祭奠，將其事蹟編整合書，請求袁世凱宣示天下。
同時，黎元洪也宣告引咎辭職，求得革命黨人諒解。
可是他又怕弄假成真，特授意湖北頭面人物劉心源、夏壽康等人和漢口總商會、統制黎本唐等二十餘人通電挽留。
黎本唐在通電中洶洶叫嚷：“湖北非副總統無以有今日，設一旦動搖，議院諸君能否擔此重負?”
同盟會總部鑑於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殺元勳，破壞約法，動搖民國，議決革去其同盟會協理職務並開除出會。
黎元洪本是被迫“革命”的，經此一番折騰，威信喪失殆盡。黎為了保持個人地位，遂投向袁的懷抱。
由於袁世凱向同盟會發動了一連串的政治攻勢，逼走唐紹儀，威脅參議院，裁減革命軍隊及殺害張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會的關係十分緊張。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矛盾，他馬上變換手法，於1912年8月邀請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和黃興入京，共商國是，並派廣東人黃某專程赴上海勸說孫、黃北上，同時也邀請黎元洪。黎與他剛剛合謀殺害了張振武，正受各方責難，不敢貿然進京，婉言拒絕。袁世凱估計前途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孫、黃二人在此動盪多事之秋，不會也不敢冒險到北京來。如果是這樣，他就可以記下一筆賬，責備同盟會沒有合作之誠意，留作下一步討伐南方的藉口；一種是二人應召北來，那就更好，既可以利用跟他們二人的合作關係，壓制同盟會中的急進派，又可以藉以粉飾中國的真正統一，爭取各國早日承認中華民國。
上海眾革命黨人認為“此等現象，一若並非真共和，殊形危險”。於是，眾人力勸孫中山、黃興不要輕入虎穴。
同時，河南、安徽、廣東等省也紛紛致電孫中山與黃興，勸阻他們進京，誤入圈套。
孫中山自辭去臨時大總統後，以在野黨領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傳民生主義，鼓吹髮展實業和修築鐵路，來實現“國富民強”的理想。對於同盟會與袁之間的衝突，他一向抱著和平解決的願望，並公開表示他不參加競選正式大總統，“儘讓政權於袁氏”。革命黨人鑑於袁的手段毒辣，一致勸孫中山不要輕入魔窟。但孫卻說：“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他人皆謂袁不可靠，我則以為可靠，必欲一試吾目光”。他毅然決定北上。
對於進京與否，黃興也曾有所猶豫，於是，孫中山也勸黃興暫上其行，以防突然。
黃興正踟躕時，僕人乘機把他的行李搬回家中。
孫中山從同孚路黃興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凱的迎孫專使張肪、程克陪同下，登上了商局的“安平”號輪船。
與孫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盧慕貞、祕書宋靄齡，還有魏宸組、居正、王君復等十多個人。
在碼頭上，歡送孫中山的中外記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們將孫中山圍住，並一再力勸他不要貿然進京。
但是，孫中山早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決意北上。
孫中山一再向人們解釋，讓人們相信袁大總統，並宣告他這次進京，主要是想幫助袁世凱當好民國總統，解決好遷都、治政、建軍等一系列大事，並能一心一意搞些實業來改造中國。
袁為迎接孫來京用心很深。指示接待儀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豐盛，完全與大總統同等待遇。館舍選擇在石大人衚衕原來的總統府，這裡建築寬敞軒朗，鋪陳富麗堂皇而且便於警衛。他令人重加修繕，供孫下榻，自己卻搬到鐵獅子衚衕國務院去辦公。指派了高階軍事參議唐在禮和大禮官黃開負責照料生活起居，祕書長梁士詒陪同活動。
8月24日，孫中山一行由天津到了北京。他在距離張振武案不滿十天就來到北京，使袁世凱暗叫一聲慚愧。他想：“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日他卻敢到北京來”。他特令開啟正陽門，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輪雙馬車前往迎接。全城市民懸掛國旗，軍警儀仗隊和軍樂隊在前門車站恭候，軍警沿途警戒，熱烈隆重地將孫中山迎至賓館。次日孫中山前往總統府拜會袁世凱，袁親至在大門口迎接。這是兩人初次見面，袁世凱顯出一見如故的樣子，十分親切。事後袁也恭敬如儀地作了回拜。一時石大人衚衕車水馬龍，前往謁孫的人很多。孫中山北上前說過，他此行的惟一宗旨在贊助袁謀國利民福之政策，並疏通南北感情，融和意見。他抵京後便開始了疏通工作，對有關方面人士談：“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對震駭全國的張振武案件，也明確表態，認為張有罪，袁、黎不依法律審判，在法律手續上有不當之處。27日，袁世凱在總統府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致詞說：“前大總統孫中山君來京，予之寸衷，不勝歡喜。值此好機，聽孫君偉大經綸，以補予施政之不足。孫君創立民國，功績赫赫，垂名後世。予不肖承乏其後，竊慮難堪其任。今夕相會，益當為民國努力，勿背孫君初志”。孫中山在答詞中也對袁說了一通讚揚之詞。
袁世凱與孫中山邊筵邊談改革振興大計，盡歡而散。
袁世凱為了表示竭誠招待，特派唐在禮和大禮官黃開在石大人衚衕孫中山的行邸照料，並派有侍從多人聽從孫中山等人的支派使喚。
孫中山外出，即有人安排車馬，預備休憩餐膳之所。
同時，袁世凱又特別命令巡警總廳：凡孫先生出入除派車馬侍從外，沿途均派軍警護衛，並斷絕交通。
孫中山每次外出，見途中總無一人，甚為詫異，得知是袁世凱特意安排之後，說：“鄙人雖系退位總統，不過國民一分子，若如此尊嚴，既非所以開誠見心，且受之甚覺不安，應即將隨從馬隊及沿途軍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總統堅執不肯，則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
袁世凱得知孫中山的心思，忙將軍警撤除了。
孫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月，與袁會談十三次，參加會談的只有梁士詒一人。袁世凱始終裝出虔誠的樣子，恭聽孫中山的議論，不論孫講什麼，他都表示贊成。偶有不同意，也要說上兩句“貴論巨集大，可以參考”的奉承話。
孫中山說：“北京內外受困，不可久居，最好遷都至長安、武昌或南京。”袁世凱均答應可以考慮。
孫中山說：“各省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易招致民眾的不平，最好由地方民選。”袁世凱讚不絕口：卓見極是，卓見極是。
孫中山說：“中國以農立國，若不於農民自身求徹底解決，則革新非易；欲求解決農民自身的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袁世凱連道：“理應如此。”
關於召集國會後成立正式政府的問題，孫中山當面表示本人決不參加競選正式總統，並且代表黃興放棄競選。又保證由同盟會改組後的國民黨，一定全力支援袁當選正式總統。
談到這裡袁激動地說：“你所談的一切事情。樣樣都對，我都贊成，只有這件事我不能贊成。我以衰朽之軀，勉強出來支撐危局，難堪重任。將來選舉正式總統，只有像你這樣年富力強而又才高志大的人，才能當之無愧。我哪能成呢?”
孫中山誠懇地說：“我們不但今天要你擔任正式總統，而且將來還要你連任下去。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這正是加強個人責任，保證你能對一切事情放手去做”。
聽到這裡袁世凱喜出望外卻又假惺惺地說：“這豈不是居我於火爐上，而你卻可以逍遙自在於?”
孫中山嚴肅地說：“這卻不然，我們可以分工合作。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訓練軍隊以防備外國人的侵略，第二件是開闢交通以發展國民經濟。我們不妨制訂一個巨集偉的規劃，十年之內，你練成精兵一百萬，我造好鐵路二十萬裡!”
孫中山站起來，致答詞：“袁總統富於政治經驗，擔任國事，可為中國得人慶……袁總統善於練兵，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保全我五大族領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與列強各明國，並駕齊驅，又有強兵以為盾，十年後，當可為世界第一強國”。
答詞致畢，孫中山也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這時，孫中山對袁世凱已“絕無可疑之餘地”了，遂給黃興發電：“到北京後，與項城接談兩次，關於實業各事，彼亦尚有計劃，大致不甚相遠，至國防、外交所見略同，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而絕無可疑之餘地。振武案實迫於黎之急電，非將順其意，無以負黎之望。弟到此以來，大消北京意見，兄當速來，則南方風潮亦可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
孫中山要求黃興也北上北京，與袁世凱會晤，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援。
實際上，黃興早就對袁世凱產生了懷疑，尤其是張振武案發生，便更不想北上進京與袁世凱會談。
孫中山的電，消除了黃興對袁世凱的疑慮，於是他來到北京。
9月11日黃興從上海來到北京。袁世凱對他的歡迎儀式一如孫中山。黃興受袁的迷惑比孫中山更深，不僅向參議院國民黨議員疏通透過袁的心腹趙秉鈞為正式內閣總理，吸收趙秉鈞為國民黨黨員，還勸袁加入國民黨，並且代表孫中山和他本人願意以黨的領導地位相讓，希望袁以國民黨為後援，“建設強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黨誠然不錯，然“今則非其時也”。嗣後，他對柏蔚說他之所以拒絕加入政黨，是因為“入甲黨，則乙黨為敵，入乙黨，則丙黨為敵，實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國中之紛擾。昔英國有女王終身不嫁，人問之，則曰：吾以英國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華民國為黨。四海之內，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師。俟將來政黨真正穩固，或不能終守不黨主義”。
黃興一到北京，一心一意擴大政黨，他在北京逢人便動員其加入國民黨，上至袁世凱，下至一般君主立憲派分子、舊官僚以及前清遺老，都是黃興動員的物件。
而孫中山卻不太過問政治，他一心撲在中國的實業上。在他的心目中，頭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國的鐵路搞上去。他到張家口視察了詹天佑設計修建的鐵路。
袁世凱對孫中山修建鐵路的巨集偉計劃很感興趣，指使梁士詒多次赴孫中山行館，幫助擬訂建築鐵路的規劃。9月9日釋出命令，“特授孫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組織鐵路總公司。每月給孫中山三萬元的高薪。以後又任命黃興為漢粵川鐵路督辦。對黃興的隨員也極力延攬：委派李書城為總統府軍事處次長，其餘張孝準、何成濬、曾昭、耿覲等人都給予參謀部或陸軍部顧問官的名義。後來，袁世凱在中華民國第一個國慶日還發表命令，特授孫中山以大勳位，授黃興勳一位及陸軍上將。孫、黃都表示不受。
孫中山走後，袁世凱發表了自己擬訂的袁、孫、黃、黎的共同宣言，也就是八大政綱。
共同宣言沒有經過孫中山、黃興的酌定，而黎元洪因為張振武案，迴避與孫中山和黃興會見，未入京，只列上名而已。
八大政綱如下：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
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礦山鐵路，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
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
七、迅速整理財政；
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各國承認之根本。
孫、袁、黎、黃的“四巨頭宣言”，袁世凱獲利甚大。不僅給人造成一個印象，他袁氏是“豁達大度”的，“誠心”謀求南北統一的；而且在《內政大綱》發表後，集中了政權，奠定了他的總統地位。
透過會談，孫、黃均被迷惑，上了袁的圈套。8月28日，孫即表示同意選舉袁為正式總統。9月2日又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宣佈，“現在政治之事，有袁大總統及一般國務員擔任，鄙人從此即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即建築鐵路，以實現其民生主義，不再與袁競爭總統。4日在答記者問時又說：袁沒有野心，是民國現在很難得的一個人。10月6日對上海國民黨員演說時還講：“……餘信袁之為人，很有肩膀，其頭腦亦甚清楚，見天下事均能明徹，而思想亦很新。不過，作事手腕稍涉於舊，蓋辦事本不能全採新法。……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餘之薦項城，並不謬誤”。黃興更是忘乎所以，他說：“興至京時，覺有一絕大希望及一絕大樂觀之事，為袁總統之苦心謀國是也。報紙有以拿破崙詆之者，殊為失當，且亦絕無之事。袁之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真確”。“今日北有袁大總統，南有黎副總統，猶之屋有棟樑，而吾輩方能住居寢食歌哭於其下，故我輩一面監督現今之政府，同時復當尊重此兩大偉人”。他號召各界“須出真實愛國心，以贊助大總統建設之偉業”。袁聽了這些話當然高興，而他們講的這些話，也著實在客觀上幫了袁的忙。
孫中山離開北京之後，不再過問政治，而一心撲在中國的鐵路建設上。他為考察日本實業和解決經營鐵路的經費問題，於1913年2月前往日本。
1912年8月，同盟會與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一舉合併，改組為國民黨，一切黨務都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在當時，國民黨就是反對袁世凱獨裁的惟一大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國會大選中，國民黨取得了勝利，並預定宋教仁擔任內閣總理。
袁哪能容忍自己費了很大力氣才控制起來的內閣居然要奪到國民黨手中。在這權力發生危機的時刻，袁世凱喪心病狂，不擇手段，透過特務頭子洪述祖，傳令曾經在上海當過流氓和幫會頭子的應夔丞，製造了一樁震動全國的大血案。
1913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等地旅行後抵達上海。3月20日夜，由上海啟程返北京，當他剛剛步入火車站，就被應夔丞所收買的兵痞武士英用槍擊傷。宋因傷勢嚴重，搶救無效而逝世，終年31歲。
聽到宋教仁遇刺的訊息，袁心中甚是歡喜。但這個久經變故的政客，表面上卻始而裝出一副十分驚訝的樣子，繼而又裝作萬分痛惜的姿態。然而，假的終究是假的。3月23日，有一個古董商向上海租界巡捕房報告：他在應夔丞家買古字畫時，應讓他去暗殺一個人，並許諾事成之後給1000元的賞金。那個人正是宋教仁。於是捕房據此線索，當即逮捕了應夔丞，次日又將正凶武士英捉拿，並搜出應與洪述祖等的往來密電本和函電多件。在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強烈要求下，將查獲的函電證據向全國人民公佈了。袁世凱這個老狐狸終於露出了馬腳，他的凶殘本性大白於天下了。
當國民黨人群情激憤，一致譴責謀殺宋教仁的主犯時，一向狡猾奸詐的袁世凱，再一次露出凶神惡煞的面孔，叫囂什麼“武力統一”，發動了反革命內戰。
袁世凱這些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把犧牲他人而作為自己升官的倒行逆施之行為，也激起了國民黨上層人物的不滿和指責。
1913年7月上旬，孫中山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會議，決定興師討袁，發動“二次革命”。李烈鈞由上海祕密返回江西湖口，發動當地駐軍起義。12日上午8點，駐沙河鎮贛軍林虎旅在李純部的威逼挑釁下奮起反擊。李烈鈞立即在湖口召集會議，宣佈江西獨立，通電討袁。併發布檄如下：“民國肇造以來，凡我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近復盛暑興師，**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自此，國民黨的“二次革命”開始，南北戰爭正式爆發。次日，江西省議會開特別大會，公舉李烈鈞為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為都督，宣告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
7月15日，江蘇宣佈獨立，17日安徽宣佈獨立，18日上海、廣東宣佈獨立，19日福建宣佈獨立，25日湖南宣佈獨立，8月4日重慶宣佈獨立。
袁世凱為了表明自己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正義性”，袁世凱釋出了一系列通令，把挑起內戰的罪名硬扣到李烈鈞等人頭上。17日他申告用兵理由，謾罵歐陽武“全無國家觀念，純乎部落思想”，“捏詞誣衊，稱兵犯順，視政府如仇敵，視國會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壞民國，全國公敵，萬世罪人”。把別人的革命行動說成反革命行動，把自己的反革命行動說成革命行動。
用武力消滅國民黨這正是袁世凱所希望的，要他放下屠刀既不可能，要他辭職更辦不到。何況其軍事力量處於絕對優勢，戰勝國民黨勢力即在指顧之間呢!7月21日袁世凱釋出了戒嚴令，宣告湖口、徐州等處地方，凡應攻守各地域均處戒嚴狀態，其餘地方各司令官可臨時宣告戒嚴；北京因有“奸人匪徒混跡其中，希圖擾亂”，亦同時宣告戒嚴。同日又釋出兩道命令，再次顛倒黑白地重申了用兵的所謂“正義性”和“必要性”。什麼“叛黨欲破壞民國，惟本大總統責當保之，叛黨欲塗炭生靈，惟本大總統責當拯之”；什麼“斷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國，顛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許謀覆國家之凶徒以自恣”；什麼“暴徒倡亂”，“不得不以兵力戡定”；什麼“用兵定亂，為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等等，把自己打扮得儼然是真理的化身，人民的救星。在復蔡元培的電中，更寡廉鮮恥地說：“叛徒傾覆共和，破壞民國，幾有亡國不顧之勢。鄙人有救國救民之責任，當此存亡危急、國民呼號請命之時，斷不敢舍之而去，坐視亂黨之荼毒生靈。至未選舉以前，一日在職，一日決不放棄責任，即此所以盡職於國民及仰酬公等之厚愛也。……其他非敢所聞”。23日，他撤銷了孫中山的籌辦全國鐵路全權，決心將反革命內戰進行到底，對任何人的勸告一概置若罔聞。
結果是袁世凱勝利了。
1913年10月10日“國慶節”到來的這一天，正是袁世凱如願以償，隆重就職而成為正式總統的一天。宣誓地點在前清皇帝登極的太和殿。屆時，袁世凱由一大群武官員簇擁著，威風凜凜地檢閱了拱衛軍、禁衛軍及京衛隊等北洋精銳。袁世凱夢想成為正式大總統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感到，名正言順進行獨裁**的時代開始了。
改變《約法》置法律於不顧這是袁實行獨裁**的第一步。他喜歡隨心所欲的“人治”，厭惡法治：絕不允許任何民意機關或法律對他的權力進行絲毫的限制。
1914年5月1日，袁世凱正式公佈廢除原來的《約法》。實行經過他炮製的新《約法》。新《約法》計10章68條，貫串著封建**主義和反動的皇權思想。袁世凱把兩年來恣意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所攫取到的各種封建**特權，統統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同時，他廢除了內閣制，改行總統制。袁世凱得意地揚言“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接著，袁世凱便按新《約法》改組了政府機構，排除異己，製造派系，開始了他“屈天下人奉一人”的反革命政治生涯。
接下來，袁世凱為了進一步從精神上控制軍隊，以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釋出了第一號令，頒佈了軍人訓令10條，其中第一條就是“軍人宜效命國家，忠事元首。堅心定志，切戒妄聽邪言”。一句話，一切都要效忠他。
在使中央軍政機構適應獨裁統治的同時，袁世凱對地方制度也大力變革，使地方也聽令於他。他下令各省都督改稱為將軍。還在北京建立將軍府。各地將軍深知自己的榮辱福禍統統控制在袁的手裡，只要不失寵，不論怎樣貪贓枉法、草菅人命，都不會被貶黜。所以，他們在袁世凱面前無不卑躬屈膝，唯唯諾諾，這正是袁世凱所要求的效果。
嚴刑酷法亦是袁世凱想使全國人民都屈服於他的暴政之下的手段。從1914年初到1915年末的兩年裡，袁公佈了一連串反人民、**的司法條例。為了控制輿論工具，堵塞人民言路，他為新聞界制定了《報紙條例》。為了鎮壓革命黨人和人民革命活動，他還制定了《治安警察條例》……。凡此種種手段都是用來鉗制人民的思想和民主活動的。除此之外，袁世凱還控制著籠罩全國的龐大的特務警察網，以實行他的恐怖統治。
這樣一來，原來那個口口聲聲大講“大總統是國民公僕”，時時處處鼓吹“共和”的袁世凱，終於撕下了冠冕堂皇的假面具，一個徹頭徹尾的封建獨裁**主義者的面目出現在人民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