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苦心經營
一品婚愛：獨溺嬌妻 緋色情人：總裁的枕邊歡 誘捕小女人:步步攻心 掌門無敵 美人如玉：絕佳大小姐 網遊之戰爭領主 住在樓上的女人 斷橋遺夢 總裁來襲，非你不娶 白馬
第四章 苦心經營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國人感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所以清王朝不得已便向列強“宣戰”，同時對義和團“招撫”，上諭下達後，本來安定的山東聞風而起，紛紛以“扶清滅洋”、“奉旨滅洋”、“奉旨滅教”為號召，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原有的拳會、大刀會組織復起，更多的群眾參加這個行列。特別是直魯交界，發展迅猛，全省106個州，到處都是。人數多達3萬人，有些組織嚴密，武器也有所加強。而袁世凱面臨著這防不勝防的嚴重局勢，他是自有一套“好辦法”。
面對這樣的局面，袁世凱大開殺戒，以武衛右軍先鋒隊為主要力量，輔以捕勇、民團向義和團展開了大捕殺。他認為：“不亟用重典：不能紓巨禍”。而誅殺拳民首領又是他的重點策略，他認為：“能多殺幾名首要，即可少聚幾股土匪”。當6月30日，他收到清廷26日關於招撫團民是“剿撫兩難，徐圖挽救”之策的上諭。這份上諭表揚了李鴻章、劉坤一等剿團和洋的主張，“誠老成謀國之道”的詞句，西太后的意向開始轉變，袁世凱已經窺測清楚了。於是，他放心大膽地向義和團展開了猛烈打擊。他宣稱：“真正的義和團民已赴天津抗戰，留在山東的只是土匪而非團民”。這樣透過字遊戲，避免了與招撫團民上諭的旨意相矛盾。他殺的是土匪而非義和拳民。從而命令所屬武官員：“當此匪勢方張之時，亟須力主剿辦”，而“預為剿捕，不能不以（直隸)預為借鑑”，“現在辦法總以不牽動東省全域性為第一要義；而欲不牽動全域性，則非先弭患不可”，“以土匪而冒充拳民，仍以嚴禁懲辦為是”，否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他鼓勵各地放手屠殺，不要有後顧之慮。6月14日天津淪陷以後，又頒發與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與指令，原來規定每十天一報剿殺情況，改為一日一報；通令各村莊開具拳民姓名，遇有拳民即行痛剿，擒獲者就地正法。與此同時，嚴厲懲辦鎮壓團民不力之官員。據《籌筆偶存》記載，從7月22日到9月15日之間，頒發告示9種，給予其部武官員殺拳立功受獎者90餘人次，懲處包括記過、摘頂、撤職者30餘人、斥責者9人。據袁世凱於9月底電告張之洞說，他“先後誅戮四千人，現頗安靜”。當時，鎮壓基本結束，拳民活動基本平息，因此，這個誅戮數字是可靠的，即使後來還有少量屠殺，估計總數也不會超過4500人。
袁世凱是直接指揮武衛右軍先鋒隊和地方勇丁團練對義和團進行屠殺的。特別在直魯交界地區，團民遍地皆是，“此拿彼竄，倏散忽聚，辦理實棘手異常”。拒捕、戕官、佔據縣城等屢屢發生，如濟陽一役，候補知縣查榮綏；聊城一役，署任知縣曹和浚，均被拳民擊斃。德州一役，拳民夜襲官兵，斃傷官兵100餘人。陽信縣城和蒲臺縣之關廂，均一度被拳民佔據，其他，如海豐、平陰等縣城均被拳民圍困過。袁世凱指揮武衛右軍先鋒隊與地方勇丁相互為用，前者對成群拳民隊伍進行跟蹤追擊、圍剿、務期殲滅而後已，後者剿殺本地或潰散後的拳民。他讓主力張勳、孟恩遠、龔元友、曹錕、吳風嶺等部往來於海豐、樂陵、德州運河兩岸，截斷山東拳民和直隸拳民及其往來聯絡之路，使直魯拳民不能結合，然後進行大圍捕。其中，僅流動作戰的張勳，大小十餘戰，擊斃拳民達1000多人。副將王世清、同知雷震春、統領裴家興等則於濱州、青城、蒲臺、新城、臨邑一帶進行剿殺，被他們擊斃、擊傷的拳民達1000餘人。其餘州縣拳民也陸續被其捕滅。後來張勳又越過山東境界，進入直隸地方消滅拳民多股。由於袁世凱凶狠毒辣，從6月下旬到9月三個月之間，就把不下10萬之眾的拳民瓦解了。
此外，袁世凱對外也自有一套方法。袁世凱以防德軍入侵，派遣武衛右軍駐防膠澳周圍。還謀求和德國駐青島殖民當局的“互保”，“和平”相處。對於兩國之間未了事宜進行了結，即制定膠濟鐵路及開礦章程。根據1898年3月6日訂立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之規定，中國允准德國從青島到濟南修築膠濟鐵路，以及在鐵路沿線三十里之內，允准德商或德華合資開設礦廠。這是一個掠奪中國主權的條約。從條約訂立之日起，各地人民特別是膠澳附近州縣人民激烈反對，阻止修建鐵路。毓賢多次交涉與鎮壓均未了結。大大小小的案件，一直糾纏不休。1899年7月，毓賢與德國青島“租借”當局議訂了《築路善後章程》，也未付諸實施。
袁上任後，人民群眾反對築路風潮迄未停息。他一方面勸導與鎮壓反對築路的群眾，一方面積極與德方交涉，議訂章程。他奏請調派記名副都統蔭昌來魯，委以幫辦山東交涉總理路礦事宜，與德方駐青島總辦山東鐵路事務錫樂巴進行會議。雙方會議20餘次，稿凡八易，於1900年3月21日，由袁世凱、蔭昌與德方官員簽訂了《膠濟鐵路章程》與《山東華德礦務公司章程》。這兩個章程是《膠澳租借條約》附件。章程簽訂後，袁世凱釋出告示說：“倘使有聚眾阻撓等情事，一經察覺後，即從嚴拿究不貸”。與此同時，對於高密等沿線群眾的合理要求，也答應了某些部分，如邑勘察道路線，再三修改，減少了農田水利的損失；地價也作了明規定，計每畝售價大錢3萬，雜費3000；移棺費2兩。對於高密群眾爭執最激烈的一條河道，由清政府撥款5000兩進行疏浚治理。因阻路前後被捕的群眾也陸續釋放，繼續反抗者被強迫解散停止活動。6月下旬以後，各地拳民紛起，波及鐵路、礦山的修建，袁世凱為了避免糾葛與德方商定，先在租借地內施工，其他地段從緩至1900年底動工。
“互保”平安可以說是袁世凱在對待青島租借地德國當局的一個遵循規則，用他寫給青島德國“總督”葉世克信上的話說，就是“本部院與貴大臣議辦交涉以來，彼此均以力敦輯睦，永篤邦交為宗旨，處處和衷商辦，共事愈久相信愈深；迭次札飭環界附近州縣亦均以力敦和睦，永篤邦交為勖”。這封信表明了袁世凱的態度，真心實意維持德國及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權益。他的措施根本的一點，就是安撫、鎮壓人民群眾反對築路風潮，與德國膠澳當局和平相處。他根據《東南互保》精神與德方約定，在德國租借地內，由德軍負責維持治安。附近州縣則由袁世凱負責處理，對於肇事者，“不分首從，就地正法”，“以維大局，而靖海疆”。他嚴厲告誡其僚屬說：“但能禁約愚民不妄挑釁，彼自無隙可乘”，“彼知我遇匪即拿，即可不致從中干預”。他認為：如果不鎮壓義和團，勢必將“根本動搖”《辛丑條約》的談判。因此，袁世凱命令他們凡“遇匪徒，務即實力剿捕”，“務將所有拳廠概行查封，若有拳匪概行拿辦”。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膠澳周圍，大殺拳民，並容忍德軍殺戮無辜。擇其重大者，略舉數例：
7月1日，殺害為營救反抗修築膠濟鐵路首領孫的雷步雲等數十人。
2日，殺害被關押的孫。
27日，德軍在青島東園子鐵路沿線，以搜捕拳民為由，殺死我百姓30人。
28日，德軍在高密又殺死平民4人，袁世凱不聞不問。
30日，德軍20餘人侵入即墨城，縣令閉門不納，德軍竟然槍斃一人，爬入城牆內，大肆劫掠。可是袁世凱事後卻責備該縣令說：“此次既系止馬兵20餘人，其非有意尋釁可知，自可毋庸關城。譬之賓客至室，既無喧囂奪主之勢，遇之以禮，自是交際之常”，今“閉門不納，未有不損交際而生嫌隙者”。結果，袁世凱向德賠禮道歉，說是“該縣失於款待，以致誤會，甚屬可惜”，並且賠償軍費2000兩。
8月30日，德軍在膠州營房村以搜捕拳民為由，按戶查抄數次，殺害居民，居民財物大半被毀被搶，袁世凱不但不抗議德軍的暴行，反而斥責地方官“不加管束……馴致家破人亡，同歸於盡，未免太不智矣”。
9月5日，德軍20餘人在即墨縣城附近的慄村，以搜捕拳民為由，斃傷農民三四十人，並凌辱即墨知縣。袁世凱對這一慘案，也不敢向德方抗議、交涉。反而說，這是上次德軍侵入即墨城，閉門不納的後果，並指責該知縣“辦理不善，已屬咎無可辭，而於該地方內又不能認真彈壓……馴至德兵馳往慄村自行查辦，擊斃華民多名，仍是該縣令偏執因循，釀成此禍，其身受凌轢，更屬咎由自取”。結果，賠償德軍兵費4000兩，即墨縣令撤職。
上述事例，說明袁世凱對德國佔據青島當局，一意遷就，委曲求全，乃至以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代價去維持所謂的“互保”、“友好”。
其他，如法國駐煙臺領事認為平度知州，“不保護教民，反與之為難”為名，要求將知州革職。袁世凱立即罷免該知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一句話，袁世凱與德國佔領青島當局、煙臺各租界之間推行的“互保”，雖說袁世凱獲得了“保境安民”的桂冠，但人民的生命財產，卻在這頂桂冠之下被吞噬了。
《辛丑條約議和大綱》簽訂後，由於人民阻止德國修築鐵路、礦山使德方蒙受的損失，袁世凱予以一一賠償。在議結之前，他已先把破壞的部分機器修配完整，將散失民間的失物搜獲，一一發還德方路局和礦山。隨後議結向路局賠款11萬兩，向礦山賠償12萬兩了結。路局、礦山的賠償交涉，具體工作是由山東洋務局總辦唐紹儀經手的。
從1882年到1901年的19年間，袁世凱在官場之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甚是得意，而且升遷之快令人吃驚。從職位低下的中書科中書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在他擔任直隸總督期間，把直隸治理成新政的“圭臬”之地，權勢顯赫，並形成了以他為祖師爺的北洋軍閥集團，使北洋成為繼李鴻章之後的“第二政府”。出現了當今政府，是袁世凱說了，奕劻去做。朝廷中的大政策，全部要由軍機處去問北洋集團如何辦理，方能決定。他的影響還不限於統治階級，立憲派人，甚至革命黨人也一度把他作為國家棟梁、開明官僚對待，留日革命派學生還曾慕名請求他支援抗俄愛國運動。
談到袁世凱顯赫的權勢，從外表上，我們摘錄當時軍機章京高樹所寫的《金鑾瑣記》一書中兩首詩的描述可以說明。一首詩云：“衛士持槍似虎熊，桓溫入覲氣何雄；玻璃窗內頻探望，暗暗心憂兩相公”。其下注說：“項城在頤和園入覲，衛士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韶、瞿鴻機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憑几而坐，默默不言者良久”。第二首：“怒馬鋒車孰敢當，舍人奔避入朝房；偏言海外真天子，內監讕言亦大狂”。注說：“西苑當值下班，項城衛士驅逐行人，山人與徐博泉奔入朝房，行道者搖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內監高聲嚷於道曰：難道袁某非海外天子耶!”這兩首詩是親見袁世凱的氣派寫成的，它把袁與東晉末年權臣桓溫相比，又稱之為海外天子，可見袁世凱的氣焰，確實是囂張得很。他的好友蔭昌也曾參劾他在“閱兵時以龍旗為前導，道路不許人行，與警蹕相同，人人皆以為異。……惟袁世凱權力甚大，訪探甚多，恐無人敢於上聞者。臣念今日時局艱危如此，大臣舉動又如此，憂憤所迫，謹據實再陳”。可以看出袁在外表上給人以十分跋扈囂張的形象。確實有點像當今政府皆袁世凱“言之”，奕劻“行之”的氣魄。從蔭昌奏劾內容來說，算不了袁有什麼過錯，但因為他“權力甚大”，“舉動又如此”，蔭昌害怕他“功高震主”，將會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吧!
有膽有識，堅韌不拔的精神，政績顯著這些均是袁世凱取得如此重要地位的原因。除此之外，還在於他有為人所不及的做人之道，當官的絕招，有能討好上級、結交同僚、廣結奧援、能取悅於武下屬的本領。他“權謀邁眾，城府極深，能諂人又能用人”所致。
對於袁世凱逢迎上級，是有口皆碑的。1900年西太后從北京狼狽西奔後，袁世凱一馬當先，率先敬獻貢品，輸送銀兩，為各省督撫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銀26萬兩。三天後，即8月31日，又進獻中秋貢品一大批，僅水果就有40桶、綢緞160匹、袍褂40套等等。不只如此，他還把官紳募捐救災的款子不講來歷用途，也一併呈送西太后，並且建議西太后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戶借貸，他又電告各省督撫，請求他們趕速將應該解送的京餉，儘快押赴行在，儼然以西太后的“糧臺”自任。為了保證進貢禮品不致遺失誤時，他專派知縣曹倜率軍40人押送，確保路途平安。袁世凱最早送來貢品和銀子，對捉襟見肘十分狼狽的西太后說來，是雪中送炭，欣慰難忘，感激不已。當曹倜押運貢品到達西安後，晉謁隨扈的軍機大臣王韶時，王說：“各省餉銀未到，山左首先解來，可稱濟急。所帶物品尤為得用，兩宮大為嘉許”。還說：“予初以為項城常人耳，今則五體投地矣，子回山左，為餘道達誠悃”。曹倜返回濟南覆命時，傳達王韶的話，袁對曹極力讚揚與感謝。他說：“樞臣均與餘洽，獨王(韶)相不然，今得子一言疏通，前後判若兩人”。他這一手，不只討得西太后的歡心，也討得隨扈的王韶等王公大臣的滿意。稱得上是西太后的“及時雨”。之後，袁世凱對西太后的孝敬，除了一般禮規外，更是儘量蒐括中外珍奇奉獻。僅西太后70大壽就呈上壽銀40萬兩，多於任何督撫。因此，袁世凱“最為太后所依畀，青蒲陳說，情若家人”，當與這種殷勤“孝敬”是分不開的。
袁世凱的發家，先後依靠吳長慶、李鴻章、李鴻藻、榮祿、奕劻諸人。他們之所以看重袁世凱，主要是察看他的才幹和他的身世，鑽營奉承當也起過某種作用。但由於早年財力不足和身份關係，袁世凱對於吳長慶、李鴻章、李鴻藻諸人，主要是靠嘴巴子“筆桿子”來奉承，很少大盤大盤地送禮。到了任山東巡撫與直隸總督時，財力充足，也就大把大把銀子和珍奇貨物，不時饋送榮祿。榮祿女兒與載灃結婚時，僅給榮祿女兒就送了數萬銀子的賀禮，還有不少珍貴首飾。
當1903年榮祿去世前後直到袁罷官時，袁世凱權勢赫赫，這和他用銀子賄事領班軍機大臣、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關係甚大，使奕劻成了他掌上的玩偶代理人。當榮祿任領班軍機大臣時，由於榮“工策劃，富權謀，袁世凱對之猶心存畏憚”；到了奕劻以樞垣領袖當國，情況就不同了。奕劻除“貪婪外無所知，世凱遂用銀子收買，把他玩弄之於股掌之上矣”。奕劻惟袁世凱之言是聽，袁乃得大肆施展其伎倆，擴充套件其北洋系的軍事、政治勢力，並在軍、政、財各界廣佈心腹，形成了他的北洋體系。
1901年11月，慈禧和光緒尚未回駕，在北京和洋人談判的李鴻章突然病重，急電奏請奕劻回京繼續和議。次日李鴻章病逝。
同日，慈禧和光緒兩宮在河南滎陽行宮召見榮祿等大臣，宣佈了幾項人事任命：
一、王韶著署理全權大臣。
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著袁世凱署理；來到任之前，著周馥署理。
三、山東巡撫著漕運總督張人駿調補。
究竟是什麼人推薦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呢?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李鴻章遺奏保薦，另一種觀點認為是軍機大臣榮祿向慈禧力薦。
據說李鴻章去世前有遺摺奏保袁為繼任人，但在《忠集》中卻找不到這份奏稿。同時袁世凱的任命是在兩宮迴鑾途中，在收到李鴻章去世電報的第二天即降旨。所以即使李鴻章遺奏舉薦過袁世凱，這項任命最後還是慈禧乾綱獨斷。
因為有李鴻章遺疏薦賢的傳說，袁世凱更加見重於當時，據說代李擬遺疏的是于式枚(號晦若)，用的是“附片”，附片也是清朝的一種官書，遇有機密上奏，用附片上達，可以留中不發。
附片中有這樣的字句：“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袁世凱後來專門給於式枚寫了一封信，對於式枚代李鴻章起草奏章推薦自己表示感謝：
“中堂大人駕鶴西歸，天下為之悲傷，兄弟無才無德，哪裡敢做接班人?承蒙您把奏章的原稿給我看，竟然對我過譽：‘環顧天下人才，沒有比袁世凱強的。’這雖然是李大人口授，但也是先生玉成此事，兄弟要告訴子孫後代，對您的大恩大德永誌不忘，隨信送上古董8件，聊表寸心，不成敬意”。
11月28日，慈禧以袁世凱“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劃”，“卓著勳勞”，加其太子少保銜。八國聯軍入侵的時候，袁世凱沒有迅速救援京畿，而是擁兵自重，推諉敷衍。慈禧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那麼慈禧為什麼又要任命剛當上山東巡撫不到兩年的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呢?
慈禧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重建京畿防衛系統。負責京畿防務的原來是榮祿統率的武衛軍。但是在和八國聯軍的戰鬥中，聶士成統領的武衛前軍全軍覆沒；榮祿親自統領的武衛中軍四分五裂；董福祥統領的武衛後軍護送慈禧到達西安後，由於沒有糧餉，5000多人各自迴歸原籍；宋慶的武衛左軍僅剩下一半的兵力，而且是落後的舊式軍隊。現在只有袁世凱手下的這支武衛右軍完好無損，戰鬥力強，是一支近代化的軍隊。袁世凱在山東的時候，還改編訓練了武衛右軍先鋒隊，軍隊數量比原來增加了兩倍。
因此拱衛京畿的重任也只有袁世凱和他手下的部隊才能擔任。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回京後要重建京畿防務，維持京師治安，就只能依靠袁世凱的軍隊。
直隸總督身兼北洋大臣一職，少不了和洋人打交道，所以這個位置一般由懂洋務、外交的大臣擔任。由於袁世凱在朝鮮時就擔任外交職務，也正是合適人選。
當初袁世凱在北京極力活動，謀求小站編練新軍的差使就是想走曾國藩、李鴻章透過控制軍隊進而執掌重權這條路。僅僅6年時間，袁世凱就從一個三品的道員升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這樣的封疆大吏，一品大員。他更加體會到掌握兵權的重要。
和當時威望素著的大臣和督撫比起來，袁世凱的年資實在太淺了，他這一年43歲，而他的三位前任，榮祿年逾七旬，李鴻章79歲，王韶68歲，這三位前任總督論歲數都可以算是袁世凱的父輩了。
袁世凱交割完山東巡撫任內之事，即刻動身到直隸境內。當時直隸總督的駐地在天津，但是天津還被洋人控制著，袁世凱於是赴保定上任。
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迎接從西安返京的慈禧一行。正在這時，直隸廣宗縣的景廷賓領導抗捐鬥爭爆發了。袁世凱迅速派段祺瑞、倪嗣沖等帶領馬步炮隊前往鎮壓。5月，攻破了起義軍的重要據點，數百名無辜群眾被屠殺。就連他的幕僚都認為“按法律宜從寬典”，不能大肆屠殺，袁世凱說：“此輩如臭蟲，孳生不絕，惟有芟夷淨盡，以遏亂萌”。對於人民起義，袁世凱歷來是殘忍鎮壓，嗜殺成性的。在清末的官場，流傳著“三屠”的說法，湖廣總督張之洞花錢如流水，為“屠錢”；兩廣總督岑春煊疾惡如仇，愛彈劾貪官汙吏，為“屠官”；而袁世凱殺人如麻，為“屠民”。
袁世凱殘忍地平定了景廷賓起義。慈禧見袁世凱賣力地鎮壓起義，使京畿附近的局勢迅速穩定下來，就在1902年6月，將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前面的署理(也就是代理)去掉，任命他為正式的直隸總督。
為了博得列強的信任，消除國內危機和人民的反抗情緒，維護搖搖欲墜的大清江山，1901年1月，還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釋出“變法”上諭，籌辦“新政”，並著大臣督撫各抒所見，條議上聞。
4月，清廷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推行“新政”的主持機關，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榮祿、李鴻章、昆岡、王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大臣，督撫中的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予。清廷陸續頒佈了整頓吏治、改革官制、廢科舉、興學堂、派遣留學生、修改刑律、振興商務、開發實業、編練新軍、巡警等各項法令。
這次新政的各項措施和戊戌變法如出一轍，在有些地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時勢已異，這次新政無法使中國振興富強，反倒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
袁世凱當年雖然出賣了維新黨人，不過他還是贊成“新政”的，他在山東巡撫的任上就已開始執行某些新政的措施。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凱向朝廷提出10條籌辦新政的辦法：主要是設立課官院和課吏館，對官吏進行新的教育；學生學習實用書籍和外國學術；行省設官報局，開啟民智；派遣王公和官員出國考察；設立商會，興辦商務等。當時袁世凱還在山東巡撫任上，他在山東設立了銀元局，開辦了課吏館、校士館，創辦了商務總會，成立了大學堂。
而袁世凱大力推行新政是在就任直隸總督之後。
清朝的首都北京就位於直隸境內，天子腳下的直隸總督不但權位高於其他總督，所作所為也最容易被朝廷知道，所以在各省中，直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為朝廷倚重。
李鴻章曾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多年，他在直隸任上在長江流域籌辦輪船公司，興辦電報、煤鐵、紡織等近代企業，由於李鴻章的政績，北洋大臣地位得到提高，權力也越來越大，超過了原來與之並駕齊驅的南洋大臣。李鴻章之後，袁世凱是任直隸總督時間最長的。
朝廷希望直隸能大力推行新政，成為各省的表率。
由於“辛丑之役”主要在直隸進行，因此直隸受戰爭的破壞很嚴重。這時京津一帶內亂未平，洋兵未撤。原來拱衛京畿的武衛軍只剩下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完好無缺，由於兵力不足，各地匪患成災。
直隸總督署的駐地一直是在天津，但袁世凱上任的時候，天津還處於列強的佔領之下。這時直隸總督署暫設保定。因此，袁世凱上任伊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涉撤銷洋人的“都統衙門”。
袁世凱推薦精通外交的唐紹儀署理天津海關道，負責和洋人交涉。透過唐紹儀，袁世凱鄭重向列強提出：八國的都統衙門一日不撤銷，外**隊一日不撤出天津，他一日不遷往天津。所有“善後事宜”也就無法辦理。
唐紹儀的交涉非常有力，而且列強也需要中國政府能夠迅速開始遵行《辛丑條約》的各項條款，因此袁世凱的強硬態度還是很有威脅的。
經過6個月的談判，列強終於妥協。
1902年1月15日，都統衙門正式交給中國政府。聯軍的代表是都統衙門委員會主任、英國步兵上校烏沙利，中方代表是袁世凱。袁世凱接過聯軍方面遞交的一個精緻的小紅封套，裡面裝的是一張銀票，那都是聯軍在天津搜刮來的，已經被揮霍得僅剩185萬兩白銀。
袁世凱的直隸總督官署遷入天津的時候，還遇到了一點小麻煩，按照《辛丑條約》規定，洋人交還天津時曾照會清政府，不準在天津租界周圍20公里內駐紮中**隊。堂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駐地，居然不許駐兵保護，這個條件無疑是極其屈辱的。這其實是洋人玩的一個花招，不許在天津駐兵，市區的治安無人維持，租界的駐軍名正言順的維持治安，天津自然又處於洋人的控制之下。
但是袁世凱充分施展他的才智，創立於警察制度，巧妙地化解了這種尷尬。他從北洋六鎮中抽調出服役期將滿的3000名老兵，又從山東、上海等地高薪聘請了租界退休的外國警察，對這3000人進行強化訓練。這些人原本就具備了較高的軍事素質，很快就掌握了警察的技能和知識。袁世凱還特地製作了幾千套在德國警服基礎上略微改動而成的警服，這一切都是祕密進行的。
袁世凱代表清政府從八國聯軍手裡接收天津的時候，一支3000人的中國警察隊伍整齊地開進天津城，他們迅速地分佈到天津的各個區域，開始維持全城的交通和治安。洋人看得目瞪口呆，這實在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了，中國居然還有警察!洋人以為這是正規軍充數的。袁世凱看洋人又驚又疑的樣子，心裡高興極了，但是他臉上卻不露聲色，他很客氣地請各國領事、武官到街上去考察中國的警察，只見這些中國第一批警察非常純熟地用手勢指揮街道上的交通，或者很有禮貌地盤問路上可疑的行人。一些外國警察狐疑地問了一箇中國警察幾個專業知識，被問者對答如流。
1902年5月，袁世凱參照外國的警察制度，在保定創立警務總局1所，分局5所，挑選500名巡警在城廂內外巡邏，又派趙秉鈞創設了中國第一個巡警學堂，聘請外國教師擔任講習，專門培訓警察。次年，將保定巡警學堂合併到天津，改稱北洋巡警學堂，專門培養巡警。這個趙秉鈞早年只當過各種小官，190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才升為候補知州。袁世凱到直隸後，“稔知其智略兼優，長於緝捕”，委派他創辦巡警，奏保為知府加鹽運使銜，後來又奏保為道員，將其提拔上來。從此，趙秉鈞對袁世凱感恩戴德，成為袁世凱的心腹，辛亥年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趙秉鈞是逼宮的干將，民國時期，趙還擔任過內閣總理，他奉袁世凱之命策劃刺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後來被袁世凱毒殺，這是後話。
袁世凱創立巡警制度之後，上奏朝廷稱：“警兵所以清內匪”。在另一份奏摺裡又稱：“尤慮華洋交替之際，匪徒乘間思逞，情形較內地尤為緊要，是非舉辦巡警，無以靖地面而清盜源”。朝廷對此項制度大加讚賞，將袁世凱首創的警察制度推廣到全國，從此警察成為清朝國家機器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雖然北洋的很多警察是“假公濟私，藉以欺壓鄉民”的匪徒，但是袁世凱在中國首創了警察制度，為維持當時的社會治安和消防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袁世凱將接管天津的警察隊伍編為“巡警營北段”，派段芝貴率領，擔任維持天津治安的任務，其中1500人駐紮在天津市區，另1500名則分駐西沽、塘沽、山海關、秦皇島、北塘等地。這批巡警都是軍人出身，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紀律嚴明，警容整齊。他們為改善天津的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加強巡警工作，袁世凱又陸續建立起馬隊巡警、消防巡警、便衣警察，添置三艘小汽船負責河海的治安。後來袁世凱還把警察制度推廣到各府縣及鐵路。中國近代的警察制度就是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內創立的。
1905年9月，清廷為了籌備立憲，曾派載澤、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革命黨人吳樾謀刺五大臣，炸傷了載澤等，袁世凱乘機推薦趙秉鈞率天津偵探進京協助破案，一面建議設立巡警部。清政府見天津的警察確實起到維持治安的作用，慈禧太后於10月下詔成立巡警部。
巡警部一建立就掌握在袁世凱的手裡，巡警部的尚書是袁世凱的老朋友、北洋集團的軍師徐世昌，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出任巡警部侍郎。巡警部的所有官職都由北洋系的人充任，滿朝卻沒人反對，因為巡警制度是袁在天津創辦並逐步推廣的，除了北洋系，其他人都不懂巡警，因此北洋系就控制了全國警政大權。
各省的巡警制度陸續建立起來，北京街頭也很快出現了巡警。僅僅4年時間，警察就遍佈全國各大城市的街頭。
在當時一位外國人的一篇遊記裡，專門描述了北京的警察：“都城北京的警察控制著街頭，交通狀況令人佩服。原先屬最狹窄擁擠地區的各城門一帶，如今已消除了堵塞，人人都必須循序而行，嚴禁橫衝亂撞。即使皇家馬車或者外國人駕駛的笨重大馬車，也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有喝醉了酒不肯服從命令聽指揮計程車兵，在與警察衝突中突然拔出刺刀，維持治安的警察立刻吹起警哨，把他抓起來，扭送到警察所。幾乎所有的警察都將原先的辮子剪短了三分之二後，披散在腦後；這在其他中國男人中是沒有的。警察大多經過職業訓練，有朝廷官員和外國人經過時，他們都立正行禮。在中國的其他城市，這種情況也是一樣的。比較起來，在中國城市的外國人租界內執勤的外國警察，工作時要顯得馬虎和隨便”。
袁世凱很重視警察，在他後來的政治生涯中，透過警察化解了很多軍隊不便出面的事。
袁世凱是依靠新建陸軍起家的，他當上直隸總督依靠的也是手裡的軍隊，因此袁世凱總督直隸後，把繼續擴軍當成最重要的任務。
辛丑之役讓清廷上下更明白了舊式軍隊的不堪保衛國家，因此編練新軍，裁汰綠營、八旗兵就成了朝廷的共識。而袁世凱又是靠編練新軍起家的，因此他就藉機擴充軍隊，增強自己的實力。
八國聯軍在“庚子之役”以數千之眾橫掃清兵，長驅殺入京畿重地，致使兩宮狼狽“西狩”，清朝國防弊端再一次觸目驚心地擺到統治者面前。清廷看到綠營、巡防營糜爛已極，空耗錢糧，已經不能擔任保衛國家的任務，於是在1901年下令整頓舊軍，嚴加淘汰，將節約下來的糧餉用以編練新軍。1902年1月，袁世凱又被任命兼練兵大臣一職，各方面的條件都對他擴充軍隊非常有利。而袁世凱也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大大增強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在直隸編練新軍的時候，袁世凱把現代的徵兵制度首次引進到中國，這無疑得益於小站期間，在他主持下，由幕僚和將佐借鑑西方軍事制度，制定了一系列切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法典、軍規、條令和近代戰略戰術原則。
1902年2月，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等人在小站的募兵章程基礎上，制定了11條募練新軍章程和8條募兵格式。
新的募兵對新兵的身體條件有嚴格而細緻的規定；
注重兵源質量：年齡限於20至25歲；力大平舉百斤以上；身高4尺8寸以上；每小時能行20裡以外；報明三代人口、住址和箕斗數目；吸食大煙、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體質軟弱及有目疾、暗疾者均不收。
規定了徵兵的來源、待遇：州縣應查明各村莊戶口，責令莊長、首事、地保公舉數人當兵，必須確係土著，均有家屬，潰勇、遊民不得舉充；到軍營以後頭目每月餉銀5兩，正兵4兩2錢，月扣頭目1兩5錢，正兵1兩，每6個月派人發給家屬。
提高了軍屬的待遇：地方官應妥為保護士兵家屬，不得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家屬遇有訴訟案件，準其援照秀才之例，一律遣抱，以示優待；每名士兵准許免掉差徭30畝，以示體恤。
規定對逃兵的懲處：兵士潛逃，應嚴密查拿，一個月仍無下落，追究家屬；地方官查緝不力，分別參處等等。袁世凱說，這樣規定的好處是：“以便稽考”，“顯示體恤之心，隱寓防維之意”，“庶兵少逃亡，技皆嫻熟，不至虛耗訓練之日力，不至空糜國家之餉糈”。
這就是中國近代徵兵制度的開創性件，在新式的徵兵制下，士兵轉變成現代的軍人，頒佈了優待軍屬的行政法規，使軍人的地位大大提高。這樣，士兵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專心地致力於國防，同時以行政手段避免逃兵的出現，保證職業軍人的隊伍穩定。
按照新的徵兵條件，1902年2月，袁世凱派王士珍等人到直隸的正定、冀州、趙州等地，會同地方官，招募了6000名壯丁，集中在保定訓練，編為10營，稱“新練軍”。
制定了現代徵兵制度之後，他又讓幕僚按照歐美各國的徵兵制度，制定了常備軍的營制餉章，把軍人分成常備兵、續備兵、後備兵三種。現役軍人為常備兵，服役3年，發給全餉。3年後退伍回家，列為續備兵，月支餉銀1兩，平時在家各就其業，每年10月操練一次，以一個月為度，操練時發給全餉。再3年列為後備兵，月餉5錢銀子，每隔一年操練一次，4年期滿，退為平民，停止月餉。
戰時徵調續備兵、後備兵入伍。這種把兵員分為現役和預備役，改造成新的多層次結構的西方近代軍制規範，在中國屬於首創。
袁世凱參考德、日的陸軍編制，建立了現代多兵種、便於協同作戰的軍隊編制：以2鎮(相當於師)為1軍，每鎮轄步隊2協(旅)、馬隊1標(團)、炮隊1標、工程隊1營、輜重隊1營。營下為隊(連)，隊下為排，排下為棚(班)。全鎮兵員12512名。
1902年6月，袁世凱上奏：“直隸為畿輔重地，籌餉練兵，固期多多益善”。由於籌餉困難，他準備逐漸增加兵員，先把招募的6000人練成常備軍一鎮，秋後或明年看情況再添練一鎮。以後“按年添練，逐漸擴充，小則增一標一協，大則增一鎮一軍”。
袁世凱確實是孜孜不倦地擴充軍隊。當年，北洋常備軍左鎮首先練成。袁世凱在直隸編練的這支新軍後來改稱北洋常備軍，就是這支軍隊後來發展成影響中國政局幾十年的軍閥系統北洋軍。
袁世凱還建立起現代軍隊的指揮系統。他認為中**隊諸多弊病中，號令歧異，指揮不靈是致命的弱點。1902年6月，袁世凱參考西方的體制，在保定創設軍政司，作為部隊的指揮機構，他自兼督辦。下轄兵備、參謀、教練3處：兵備處屬於後勤、政工部門，負責考功、執法、籌備糧油、醫務；參謀處是軍隊的指揮機構，負責謀略、調派、測繪；教練處負責官兵培訓，管理學務、校兵，三處的總辦分別是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這個新式軍事機構，為全國首創，後來成為各省新軍領導機關的典範。
袁世凱在建立新軍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培養軍事人才。他不遺餘力地建立了各種軍校，軍隊的教官他一般都委派心腹，從全**隊中招收學員，畢業後再回到各地軍隊中。
在庚子之役中，當時全國最大的軍校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武備學堂被摧毀，在小站建立的武衛右軍隨營學校難以滿足不斷擴充的新軍對人才的需要。因此，袁世凱陸續創辦了將弁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陸軍小學堂、速成學堂、憲兵學堂、北洋軍官學堂以及講武堂、軍醫、馬醫、軍械、經理學堂等軍校。這些軍校涵蓋了後勤、指揮、軍事理論等不同學科。
袁世凱對軍校的建立，軍官的培養非常重視，逐年開辦新軍校，招收一批批新學員。
其中最有影響的有武備學堂，該學堂培養初級軍官，先後由馮國璋、段祺瑞兼任督辦，這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軍校。從該校畢業，後來成為北洋軍重要將領的有：孫傳芳、齊燮元、孫嶽等人。
保定軍官學堂，1906年創立，教授高等軍事科學理論，這個學校產生了許多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蔣介石、張治中等。
當時軍校雲集在保定，保定是近代最大的軍事教育基地，成為近代中國陸軍的搖籃，這些軍校多由馮國璋、段祺瑞兼督辦，這為北洋系兩員大將培植自己的勢力提供了條件。
這些軍校帶有濃厚的小站精神教育的色彩，灌輸效忠袁世凱的思想。
除了創辦軍校，袁世凱還派遣學習軍事的留學生。他從各軍校的畢業生中擇優派往日本留學。這些人後來大都成了北洋軍的骨幹，如孫傳芳、傅良佐、曲同豐、徐樹錚、吳光新等。
由於袁世凱注重軍事教育，因此培養了許多掌握了先進軍事知識的軍官，這些軍官使北洋軍整體素質得到提升，同時，那些進入各省軍隊的畢業生也使袁世凱得以擴大在全**隊中的影響力。
經過幾年的建軍工作，到1905年，北洋軍已經非常可觀了，北洋軍擴大到6個鎮(師)，有官兵7萬多人，在北洋6鎮中，第1鎮是八旗兵，統制官是滿族人鐵良，其餘5鎮的統制官都是袁世凱的心腹，統領(旅長)、統帶(團長)都是小站系人員。
同時，北洋軍的建成開創了中國近代陸軍史的新紀元，北洋軍是中國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陸軍，北洋軍的體系和編制已經非常接近於當時軍事強國的水平。
北洋軍的裝備是當時最先進的德、日造的新式武器；所有的操列、陣法、衝鋒、進攻等各項軍事技術，都是外國教官負責訓練；北洋軍中的中下層軍官都受過系統的軍事教育，熟練地掌握繪圖、測量、行軍、修械、水陸工程等先進的軍事知識，具備了出色的指揮能力，當時北洋軍訓練水平高、待遇好，北洋軍呈現出軍紀嚴明、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袁世凱之所以能迅速建立起強大的北洋軍，得利於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所能調動的巨大的財富，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一書中說：
“為創辦新軍，各省增派練兵經費幾千餘萬皆匯歸北洋，順直善後捐餘200餘萬，又創辦永平七屬鹽捐，又奪盛宣懷京漢鐵路交唐紹儀，累歲無報銷，天津財幣山積，任意開支，司農不敢問……”
袁世凱在其直隸任內發展經濟，聚集了大量的財富，但袁世凱的個人財產並不龐大，他離任時並沒有留下大筆款項，他為直隸創造的鉅額財富花費在各個方面了。對此，袁世凱之後出任過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一書中寫道：“直隸為各省領袖，遮蔽京師，自五口通商，特設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勢較他行省為要，體制亦較他省為肅，李忠公(李鴻章)歷任20餘年，歿後存款不下千餘萬，繼任某制軍，藉以為練兵之用，不三年支銷殆盡。復奏請由各省合籌練兵經費，歲約數百萬。竭天下之膏脂，供一己之揮霍，而寶藏竭矣!”
為擴充軍隊而又避免滿族親責疑忌，袁世凱想出一個鬼花招，建議清政府設立練兵處，極力推薦奕劻總理其務，自己甘願退居其次。清政府為統一軍權於中央，立即接受，1903年12月在兵部之外成立了練兵處，任命奕劻為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為會辦大臣，鐵良為襄辦大臣。表面看來練兵處的大權由滿族人掌握，但練兵處的總提調是徐世昌，軍令司正使為段祺瑞，軍政司正使為劉永慶，軍學司正使為王士珍，別使有馮國璋、陸建章等，他們都是袁派進去的小站嫡系，實際上軍權操在他的手裡。
練兵處成立後，全國訓練新軍的制度始歸統一，各省設立督練公所。它所擬定的營制調章、募兵章程、募兵條件以及軍事學堂章程，基本上都是袁世凱訓練北洋軍的一套辦法。
在20世紀初，中國經濟依然以農業經濟為主，在洋務運動中建立了一些現代工業，但是大都是軍工企業。
當時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列強的侵略和條約中，喪失了大量財富，導致財源匱乏。
因此在慈禧的新政中，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全國建立民族工業。
而在各省中，直隸的成績是最出色的。
袁世凱提倡實業的三條指導思想是：
一、直隸土地貧瘠人民貧窮，必須在農工各項事業上積極發展，否則難以開闢財源而發展經濟。
二、開闢財源，財政收入增多，可使國家富強。
三、興辦實業可以抵制洋貨進口，堵塞銀錢外流。
袁世凱興辦的實業，有這麼幾項：
(1)整頓金融，建立銀行等現代金融體系。
袁世凱初任直隸總督，正值國內財政極為困難之時，各省因為支付鉅額的庚子賠款，“財幣外隘，利源內竭，民生困弊，物力日艱”，直隸又是辛丑之役的主要受害區，北洋機器局造幣廠在辛丑之役毀於戰火，情況更為嚴重。天津“銀錢荒乏”，市面私錢充斥，物價波動，使工商業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為了緩解金融危機，袁世凱剛到天津就奏請：“仿東西洋各國設立銀行例，在天津設戶部銀行，為行鈔鑄幣之本”。
1902年，袁世凱委派周學熙創辦銀元局，鼓鑄銀元、銅元，擬以銅元代替制錢，銀元代替銀兩，實行幣制改革。其後又開辦天津官銀號（後改直隸省銀行)，發行銀兩票、銀元票、銅錢票。他又多次親自招集士紳，商議官商合辦銀行，透過銀行發行紙幣，逐步以紙幣代替金屬貨幣。袁世凱對直隸金融秩序的整頓非常有效，直隸的工商業很快趨於正常，也為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的金融和實業中心奠定了基礎。
(2)倡辦工業。
倡導各項實業，是袁世凱任直督期間著力最大，成就最著的一項工程。
袁世凱督直後，一方面從盛宣懷手中奪過了全國最大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一方面又倡辦了多項實業。1903年10月，袁世凱委派周學熙開設直隸工藝總局，這是政府主持興辦的實業指導機關，在全國屬於首創，該局下設工業學堂、考工廠、製造廠等多個部門，具有生產、科研、教學實習等各項功能。工藝總局透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勸導、獎勵和推動工商業的振興。1903年，袁世凱釋出了一篇鼓勵實業、勸興工藝的政府告，號召直隸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獨資創辦工廠，或糾合同志設立公司，大力開闢利源，推廣工業，政府將盡力代為籌劃開辦之法和保護之方，以扶助成立為主義”。
工藝總局的勸工陳列所裡收集了各地各國的最新工業資訊，便於實業家們瞭解世界最新的工業技術。工業學堂聘請外國教員，開設了化工、機械繪圖等各門課程培訓技術工人。
為了勸導和鼓勵本地區的實業，直隸地方政府採取各種方法“勸諭地方紳民，各就本境農業、工藝，設法考究”。工業學堂的教師們和一些工商業專家被派到街頭，現身說法，宣傳講演；勸工委員們則分赴各地，勸導官紳創辦工廠。政府派吏員對各州縣的生產和工業情況進行調查，各廠家和各地創設的工業售品所對國貨進行不遺餘力地宣傳和促銷，而對洋貨則不予寄售，以響應政府“於洋貨進口稍籌抵制”的原則和號召。政府有專門機構對各地廠礦企業進行評測鑑定，並擇優予以獎勵，一些新式發明還被報到農工商部授予專利權，直隸地區的一些工人還被派赴各地，學習各種工藝。甚至派技術工人出國學習新技術。
原來，“津郡工商多守舊，語以東西洋工藝，實耳目所未經聞見”。近代工業非常落後。經過幾年的努力，直隸的實業風氣有了顯著的變化。一本介紹直隸近代工業發展的獻中稱，自此之後，人人各印入實業兩字於腦筋中，而如響斯應，學界人人有工業救國之思，商業界人人合工藝創造之思。
在工藝局的組織推動下，直隸工業蓬勃發展，1906至1907年兩年間，在直隸工藝局直接支援和貸款的情況下，天津開辦工廠11處，藝徒學堂3個。據1913年的統計，直隸的工藝局就佔全國的766(百分號)。可見，直隸工藝局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這在清末官僚機構中實為罕見。這裡有袁世凱的領導有方、知人善任的一份功勞，直隸工藝局擺脫了舊官辦企業的昏庸無能，使公辦企業擺脫官僚主義積習迅速發展。
在農業方面，袁世凱派道員黃瓊、李兆蘭為農務局總辦和幫辦，聘日本人為顧問、技師和教習。1902年，袁世凱派遣黃瓊到日本考察農業，黃瓊回國後根據日本農業狀況，開展農務局工作，並於1903年在保定和天津小站設立兩個規模頗大的農學試驗場，用科學方法培育良種予以推廣。並且在保定設立農務學堂，分種植蠶桑、製造糖酒等科。此外還設有官督商辦的菸草公司，仿製捲菸。這些事業給農業科學化開拓了道路。
袁世凱把已經因辛丑之役破壞停工了的天津機器局遷移到山東德州，更名為德州機器局或稱北洋機器局。該局以修復天津機器局原有機器為主，組織原有人員經過近二年的遷移、興建廠房等工作，於1904年10月開工，繼續生產彈藥和槍支。該局“局度恢弘，規制遠大，佈置精密，井然有條，足可與外洋機器局相採”，“益嘆前督臣(袁世凱)之締造經營，用心良苦。並且該局於製造軍火的同時，兼造各種機器，供應民間招工設廠，輾轉傳習之用”。這家軍民結合的軍工廠對促進民用工業的發展是有益的。
另外，興建了一批企業。僅工藝總局出資助辦的就有初等工業學堂、織染縫紉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廠等企業。天津市區在1904至1909年期間開辦的工廠有33家。1903至1907年5年間，直隸150餘府廳州縣中開辦工藝局、所、廠的即達85處，資本總額庫平銀42萬餘兩。
較大的企業有機器造紙有限公司、萬益有限公司(織造氈呢等物)、電燈有限公司、濟安自來水有限公司、北洋勸業鐵工廠、實業工藝廠、北洋菸草公司和最著名的唐山啟新洋灰公司。啟新洋灰公司資本100萬元，年產水泥20餘萬桶，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建材工業。其他較小的工廠和專收女工的工廠也開始創辦。
在開辦礦產方面，直隸設立了灤州煤礦有限公司。該礦由周學熙主持的天津官銀號呈請開辦，主要為振興商務和接濟北洋官用煤。
(3)督修京張鐵路。
京張鐵路是在英俄兩國激烈爭奪不下的情況下，清政府決定官辦，由袁世凱督修的。京張鐵路是由中國自籌資金，自行設計，獨立修築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雖然僅170餘公里，但途經居庸關、八達嶺，層巒疊嶂，地形複雜，工程的難度非常大，施工難度很大。當時外國人曾經輕蔑地斷言，中國修築這樣鐵路的工程師尚未出世。
袁世凱接過京張鐵路的修建任務後，設立路局，籌措資金，他知人善任，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會辦路務，對鐵路實行優惠政策，奏準所用鋼軌、枕木、機器、車輛等材料免納釐稅，降低成本。
京張鐵路1905年6月動工，1906年2月豐臺至南口段通車，1909年10月全線通車。在修建的過程中，總工程師詹天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創造性地使用“人”形鐵路設計透過坡度很大的山地，用事實回擊了外國人。京張鐵路的建成是中國鐵路史上的一件大事，詹天佑也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人的驕傲，今天他的銅像還立在鐵路邊，而袁世凱的早期督修功不可沒。
(4)在天津的市政方面袁也做出很大的貢獻。
用西法建造當時中國最新式的大批建築，包括工業建築、公共建築、衙署、學校、教堂等，加上原來洋人的西式住宅、洋行、俱樂部、影劇院等，使天津享有“萬國博覽會”的美譽。
袁世凱在天津建造了中國最早的發電廠和電車電燈公司，天津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最早普及電力的城市；天津早在1901年就成立了中外合資的濟安自來水公司，並在市區推廣普及自來水；天津早在1903年就設立電話局，在通訊方面也是領先一步。到1905年，經袁世凱的提議，設立京津之間的電話交換局。19世紀末的天津，街道沒有石頭路面，沒有排水設施。袁世凱上任後，將八國聯軍拆毀的城牆修建成了中國的第一條環城馬路，拓寬街道，併購買了大量電車，使天津城區與租界連成一片。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內是他一生中最有功績的一段時期，這一段時期的政績為他贏得了良好和廣泛的名聲，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凱出面收拾殘局，能得到人們的擁護，和他這一時期表現出的政治能力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