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巫婆的大鍋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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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巫婆的大鍋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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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特貝克，這個戰爭當中“安靜的孤島”，現在成了交戰的核心。在不到72個小時的時間裡——從星期三往後，這個鎮子就被炸得一塌糊塗。火炮和迫擊炮的炮火，把它炸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堆。這個鎮子的寧靜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遭到**的光禿禿的景色，彈坑搞得地面坑坑窪窪，狹長掩體留下條條傷痕，木頭的碎片和鋼鐵的碎片一片狼藉，紅磚的粉末和灰燼厚厚的一層。在被火燒黑的樹上，衣服和窗簾的碎片在風中怪異地飄動著。用空了的黃銅製子彈盒，在街道上深沒腳踝的塵土中閃閃發亮。馬路上建起了臨時路障，用的材料是燒壞了的吉普車和其他車輛、樹木、門、沙包、傢俱——甚至還有浴缸和鋼琴。在被部分拆掉的房子和棚屋的後面，在街道的邊上以及成了廢墟的花園裡，躺著士兵和平民的屍體，是並排躺著的。現在成了醫院的度假旅館，立在草坪當中，草坪到處亂放著傢俱、繪畫和打碎了的燈；而有著花哨條紋的天棚，本來是給寬大的陽臺提供遮陰的，現在成了骯髒的碎布片懸掛著。幾乎每一幢房子都被擊中了，有一些被燒燬了，鎮子裡沒有剩下幾扇完整的窗子。這是個被**的海洋，德國人現在把它稱之為巫婆的大鍋（Der Hexenkessel），在這裡，荷蘭人——大約8000到10000個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掙扎著要活下去。他們擁擠在地下室裡，沒有煤氣和水電，而且就像在許多防區裡的部隊一樣，也幾乎沒有食品，這些平民照料著他們的負傷者，照料著英國保衛者，而且當德國人負傷的時候，他們照料著他們的德國征服者。
斯胡努爾德旅館現在是直接位於前線的一個主要的傷亡人員收容站，在這家旅館裡，旅館主人的女兒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記裡寫道：
我們不再害怕了，我們已經害怕過了。我們周圍到處都躺著傷員——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正在死去。若是要求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又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做呢？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我們已經變得超然於我們以前所依戀的一切。我們的財物失去了。我們的旅館在每一面都損壞了。我們甚至都不想它一下。我們沒有時間想它。如果這個爭鬥要既奪去英國人的生命，又奪去我們的生命，我們將獻出我們的生命。
在巷子裡，在田野裡和屋頂上，在房子廢墟中成了路障的窗子後面，在下奧斯特貝克鎮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哈滕施泰因旅館四周的鹿苑裡，精神緊張、眼睛凹陷的傘兵們被部署在陣地上。轟炸的喧鬧聲幾乎是持續不停，不論是軍人還是平民都被震聾了。在奧斯特貝克，英國人和荷蘭人被震得進入了一種麻木狀態。時間沒有了什麼意義，事件也變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希望能得到解救，但又幾乎精疲力竭，以至於對能否活下去並不擔憂了。御用蘇格蘭邊境居民團第七營營長R·佩頓—裡德中校著重提到：“在一切艱苦當中，睡眠的缺乏是最難於抵禦的。士兵們到達了這樣一個階段，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覺。”正如第十傘兵營的本傑明·克萊格上尉所說：“我記得，那種疲倦超出了別的任何東西——幾乎到達被殺死也值了這種程度。”中士勞倫斯·戈德索普是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他太疲憊了，以至於“有時但願我能負傷，這樣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環形防線的各處——從這個指尖形狀的突出部最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賴魯爾德旅館，（部隊將其稱之為“白宮”）一直到下奧斯特貝克那座建於10世紀的教堂——士兵們打著一種混亂得讓人難受的仗，進攻者和保衛者的裝備和兵力瘋狂地混合在了一起。英國傘兵們往往發現，自己使用的是繳獲來的德國彈藥和武器。德國坦克正在被他們自己佈下的地雷炸燬。德國人駕駛著英國人的吉普車，用繳獲來的、本來打算空投給英軍空降部隊的補給品增強了自己。“那是我們所曾打過的最廉價的仗，”霍亨施陶芬師師長哈策爾回憶說，“我們有免費的食品、香菸和彈藥。”雙方攻佔和再次攻佔彼此的陣地，次數如此之多，結果在一個又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沒有幾個人有把握地知道，是誰佔領著他們旁邊的地點。對在環形防線沿線的各個地下室裡躲避的荷蘭人來說，那種不斷的交換是可怕的。
化學工程師揚·沃斯奎爾，把他的全家——他的岳父母、他的妻子伯莎，以及他們9歲的兒子亨利——搬到了翁德沃特醫生家裡，因為這位醫生用沙包強化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在一個階段的不停射擊達到**時，英軍的一支反坦克部隊在他們的上面一層作戰。幾分鐘後，地下室的門猛地開啟，一名黨衛軍軍官帶著幾名黨衛軍出現了，要求知道大家是否藏了英國人。小亨利正在玩一個英軍戰鬥機的炮彈殼。那位德國軍官舉起炮彈殼。“這是英國人的大炮上的，”他喊道，“每一個人都上樓去！”沃斯奎爾清楚，地下室裡的人將會被全部槍斃。他迅速干預了。“瞧，”他告訴軍官，“這是英國飛機上的彈殼。我兒子發現了它，純粹是為了玩。”那個德國人粗魯地向他的部下示意，於是這群德國人上了樓，沒有傷害這些荷蘭人。過了一些時候，地下室的門又一次猛地開了。令每個人寬慰的是，是英國傘兵進來了，沃斯奎爾心中想，他們的樣子“奇異，穿著偽裝服，頭盔上仍然插著樹枝。他們就像聖尼古拉一樣，分發了巧克力和香菸，那是他們剛剛從德國人的補給卡車裡繳獲的”。
列兵艾爾弗雷德·瓊斯，是博伊·威爾遜少校手下的一位傘降訊號員，他也陷入了戰鬥的混亂中。在斯胡努爾德旅館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瓊斯和一個排的人堅守著陣地，這時他們看見一輛德國參謀車駛來。暈頭轉向的傘兵們注視著。只見那輛車在他們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來。“我們張大了嘴看著，”瓊斯記得，“只見司機為軍官開啟車門，給他行了一個希特勒式的禮，然後軍官朝房子走去。”瓊斯回憶說，然後“我們全都醒悟過來，開火了，我們把司機和軍官全都抓獲了”。
有一些與敵人的遭遇戰，就不那麼不受個人感情影響了。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邁克爾·朗中尉率領一個作戰巡邏隊，在登訥坎普十字路口附近環形防線的北突出部，穿過一片茂密的矮樹叢，這時與一個年輕的德國人撞了個面對面。那個德國人攜帶著一支施邁瑟式衝鋒槍，朗拿的是一支左輪手槍。中尉喊叫著讓他計程車兵散開，同時開火，但那個德國人比他快了“一剎那”。朗的大腿中彈，倒在地上，那個德國人“只是右耳朵擦傷”。讓朗恐怖的是，那個德國人扔過來一枚手榴彈，“在離我大約18英寸的地方落了地”。朗發狂似的把那個“木柄手榴彈”踢到一邊。它爆炸了，沒有對朗造成傷害。“他搜了我的身，”朗記得，“從我的口袋裡取出兩個手榴彈，朝樹林裡我的人那裡扔去。然後他平靜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用那支施邁瑟式衝鋒槍開火。”當那個德國人向矮樹叢掃射時，熾熱的彈殼落下來，掉進了朗的作戰服敞開的領子裡。朗惱火了，推著那個德國人，指著那些彈殼，叫喊道：“太熱了（Sehr warm）。”那個德國人仍然在射擊，說道：“哦，是的！”於是挪動了一下身子，這樣，用過的彈殼就落在了地上。過了幾分鐘，德國人停止了射擊，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扔掉中尉的急救藥箱，這時朗指著自己的大腿。德國人指著被朗的子彈擦傷的耳朵。在矮樹叢裡，他們四周全是射擊聲，這兩個人包紮了彼此的傷口。然後朗被帶走了，做了俘虜。
緩慢地，但又是確定地，環形防線正在被壓縮，因為士兵們被殺死，受了傷，或者是做了俘虜。陸軍上士喬治·貝利斯是位滑翔機飛行員，他把他的無帶輕軟舞鞋帶到了荷蘭，因為他認為荷蘭人喜歡跳舞。在一個花園裡偽裝了的狹長掩體裡，德國士兵“眨眨眼要他出來”，貝利斯靠牆和其他人並排站著，遭到了搜身和審問。貝利斯沒有理會審問他的人，而是平靜地取出了一個手鏡，檢查著他滿是汙垢、沒有剃鬚的臉，問那個德國人：“你是否知道碰巧今天晚上鎮裡有舞會，是嗎？”他被帶走了。
別的傘兵實際上確實聽到了舞會音樂。從德國人的擴音器裡，傳來了二戰時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倫·米勒的《來勁兒》。在戰壕陣地和防禦陣地，形容枯槁的傘兵們靜靜地聽著。當唱片結束的時候，一個說英語的嗓音告訴他們：“第一空降師計程車兵們，你們被包圍了。繳槍不殺！”滑翔機飛行員團的中士倫納德·奧弗頓“現在充分預料到，反正是不會活著離開荷蘭了”。奧弗頓和附近的每一個人都用機槍做出了回答。中士勞倫斯·戈德索普也聽見了擴音器中的話。幾個小時以前，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取回了一個補給品的掛籃——結果卻發現，裡面裝的不是食品或者彈藥，而是紅色的貝雷帽。現在，當他聽見要求“投降，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他叫喊道：“滾開，你們這些愚蠢的雜種！”當他舉起步槍的時候，他聽見樹林和戰壕陣地裡的其他人也喊了起來。機槍和步槍火力冒著火焰，那是被激怒的傘兵們在對準擴音器射擊。那個嗓音突然停止了。
在德國人看來，投降似乎是英國人唯一明智的做法——第一機降旅的理查德·斯圖爾特少校就發現了這一點。斯圖爾特被俘了，由於發現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於是便被帶到一個大司令部裡。他生動地記得那位指揮官。比特里希將軍“是個身材修長的人，大概四十歲出頭或者四十四五歲，穿著黑色的長皮外套，戴著帽子”。斯圖爾特回憶說。比特里希並沒有審問他。“他只是告訴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師長，勸他投降，以便使該師免於被消滅。”斯圖爾特客氣地拒絕了。那位將軍滔滔不絕“說了一大套。他告訴我，我有權拯救‘國家的鮮花盛開般的青年’”。斯圖爾特再次說道：“我不能這樣做。”比特里希再次敦促他。斯圖爾特問道：“長官，如果我們的位置調換一下的話，你的回答會是什麼呢？”那位德國指揮官緩慢地搖了搖頭：“我的回答會是不。”斯圖爾特說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儘管比特里希“從未看到有別計程車兵像在奧斯特貝克和阿納姆的英國人那樣奮力作戰”，但他卻繼續低估了厄克特的傘兵們的決心，而且他也錯誤地闡釋了波蘭人在德里爾的空投。比特里希雖然認為，波蘭人的到達對陷入包圍的英軍第一空降師是“一種士氣上的鼓舞”，但他卻判斷，索薩博斯基的主要任務是進攻德軍的後方，並阻止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到達奈梅亨地區，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現在正在使用阿納姆大橋。他認為，波蘭人的威脅是非常嚴重的，所以他“干預了針對奧斯特貝克的軍事行動”，命令漢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調他的裝甲營南下。這個強大的克瑙斯特戰鬥隊（Kampfgruppe），現在有了25輛載重量為60噸的虎式坦克和20輛美洲獅型坦克的增援，它的任務是保衛埃爾斯特，阻止波蘭人到達阿納姆大橋的南端，也阻止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與他們會合。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在重組之後，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區的英美聯軍趕回到瓦爾河那邊去”。在比特里希看來，英國人從奈梅亨發起的大舉猛攻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厄克特的師已經被牽制住了，被消滅了。他從來也沒有考慮到，波蘭人的目標是增援厄克特的橋頭陣地。比特里希的戰略將決定第一空降師的命運。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當克瑙斯特的坦克到達埃爾斯特的時候，厄克特將軍得到了第三十軍軍長霍羅克斯的訊息。昨天夜間，厄克特透過鬼怪式通訊網發出了兩封電報，告知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渡口不再被控制了。霍羅克斯卻顯然並沒有被告知這個訊息，這位軍長的電報電文是：“第四十三師奉命，今天冒一切風險實現解救，目標是渡口。如果形勢許可，你應該撤退到渡口或者渡過渡口。”厄克特回答：“我們將高興地看到你。”
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哈滕施泰因旅館酒窖裡——“這是所剩的唯一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憶說——將軍與他的參謀長查爾斯·麥肯齊上校進行了商談。“我們最不想做的，就是大驚小怪，”厄克特記得，“但我感到，我必須做什麼事情以實現解救——而且是立即實現解救。”
通常在黎明時分進行的迫擊炮轟擊，傘兵們將其稱之為“清晨的仇恨”，現在，外邊“清晨的仇恨”已經開始了。已經被毀壞的哈滕施泰因旅館搖動起來，發出了迴響，那是幾乎被擊中所產生的震盪，備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們還能夠堅守多久。當初在阿納姆空投場著陸的空降部隊，總共有10005人——有8905人是該師的人，1100人是滑翔機飛行員和副駕駛——厄克特現在估計，他只擁有不到3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時間裡，他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儘管厄克特現在與霍羅克斯和布朗寧有通訊聯絡，但他卻認為，他們並不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我確信，”厄克特說道，“霍羅克斯並沒有充分意識到我們的困境，我得想法讓他知道形勢的緊迫和嚴峻。”他決定派麥肯齊上校和埃迪·邁爾斯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見布朗寧和霍羅克斯。邁爾斯是首席工兵，“他將處理在人員和補給品輪渡過河中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麥肯齊說道，“絕對重要的是，要向霍羅克斯和布朗寧強調，這個師事實上已經到了不再存在的程度了——我們只不過是聚集起來了正在堅持的個人。”厄克特認為，忍受的限度已經到了，而麥肯齊則要向他們強調，“如果今天晚上我們還得不到兵員和補給，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當麥肯齊和邁爾斯準備動身時，厄克特站在一邊。他知道，這個旅行將會是危險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羅克斯的電報可信，而且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的進攻將會按預定時間發動——等到麥肯齊和邁爾斯過河的時候，將會有某種路線向奈梅亨開通。在兩個人離開的時候，厄克特“對查爾斯有最後一句話要說。我告訴他要努力讓他們意識到，我們處於什麼樣的困境。查爾斯說他將竭盡全力，我知道他會的”。邁爾斯和麥肯齊帶上了一個橡皮艇，乘坐吉普車出發，前往下奧斯特貝克和萊茵河。
10英里之外，在瓦爾河北邊的奈梅亨地區，26歲的洛德·理查德·羅茨利上尉，率領著皇家裝甲兵團第二營的一個連，他此時正坐在一輛裝甲汽車裡，準備下達出發的命令。夜間時，他的偵察隊得到命令，要在進行進攻的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前面，給這個裝甲連帶路，並與空降部隊取得聯絡。前天，愛爾蘭近衛團被阻擋了，從那天開始，羅茨利就“充分意識到了德國人在奈梅亨北邊的力量”。一直以來，他既沒有得到德里爾的波蘭人的訊息，也沒有得到第一空降師的訊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年輕的羅茨利記得，這個連的任務，就是要“找到一種方式，在敵人的防禦工事中開啟一條路並走過去”。羅茨利認為，如果避開那條從奈梅亨到阿納姆的主要馬路，轉而走西邊的那些格子樣的公路支線，就能有一個較好的機會，在清晨濃霧的掩護下，從敵人的防禦工事當中快速跑過去，清晨的霧“能夠促成我們走運”。天剛亮，羅茨利就下令出發。他的兩輛裝甲汽車和兩輛偵察車迅速消失在霧中。在他後面跟上來的，是阿瑟·揚中尉率領的又一個裝甲連。這支部隊迅速行進，在奧斯特貝克村的西邊轉彎，沿著瓦爾河的河岸走了大約6英里。然後，又繞著圈返回，朝正北方向前往德里爾。“在一個地方我們看見了幾個德國人，”羅茨利記得，“但他們似乎比我們更吃驚。”兩個半小時以後，即9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8點，市場花園行動中的地面部隊與英軍第一空降師之間的第一個會師實現了。蒙哥馬利本來展望，48個小時就實現這個會師，但這個48小時被拉長成了4天又18個小時。羅茨利和揚中尉超過了近衛團裝甲師的坦克部隊在星期四的嘗試，沒有放一槍一炮便到達了德里爾和萊茵河。
跟隨在他們身後的H·S·霍普金森中尉所率領的第三個連，則遇上了麻煩。清晨的霧突然散開，當這支部隊被發現時，敵人的裝甲部隊便開火了。“第一輛車的司機裡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說道，“我上前去幫忙，但那輛偵察車正在熊熊燃燒，敵人的坦克繼續朝我們開火。我們被迫撤退。”德國人再次暫時關閉了通往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師的解救道路。
從一開始就不斷干擾著市場花園行動計劃的那種奇怪而又造成嚴重損害的癱瘓，現在正開始強化。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時分，人們等待許久的托馬斯將軍的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將要從奈梅亨突破，去幫助仍然在埃爾斯特受阻的近衛團裝甲師縱隊。計劃要求，有一個旅——第一二九旅——要沿著高架公路的兩邊進軍，穿過埃爾斯特，繼續前往阿納姆；與此同時，第二個旅——第二一四旅，要在更西邊的地方發起進攻，穿過奧斯特豪特鎮，然後朝德里爾和渡口發起攻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些韋塞克斯人從埃斯考運河趕來，竟用了將近3天的時間——而這段距離只不過60英里多一點。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敵人不斷對走廊發起進攻，但有些人後來指責說，這也是因為辦事有條不紊的托馬斯過分小心所致，他的師就是步行走完這段距離，也會比這快。
現在，不幸的事故又再次降臨在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身上了。第二一四旅的旅長是埃塞姆將軍，令他既心酸又失望的是，他的一個先鋒營，也就是第七薩默塞特營，迷路了，未能在21日的夜間渡過瓦爾河。“你究竟到哪裡去了？”當這支部隊終於到達時，埃塞姆憤怒地質問其營長。這些薩默塞特人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擱了，有幾個連在混亂中分開，被指引著過了錯誤的橋。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濃霧朝德里爾大舉猛攻的計劃失效了。這個分兩路發起的進攻，直到上午8點30分才開始。在充足的光亮中，皇家裝甲兵團的偵察隊使敵人警覺起來，他們做好了準備。9點30分時，一位在奧斯特豪特的足智多謀的德國指揮官，熟練地使用了坦克和火炮，成功地把第二一四旅壓制得動彈不得；而第一二九旅，在前往埃爾斯特，試圖支援範德勒上校的愛爾蘭近衛團的時候，則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結起來的坦克的炮火轟擊，比特里希將軍曾命令這支坦克部隊南下，粉碎英美聯軍的大舉猛攻。在厄克特看來，這個關鍵的星期五，英軍第一空降師的命運依賴於立即的解救，但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攻佔奧斯
特豪特，卻已是傍晚時分——時間太晚了，無法大規模移動部隊去幫助奧斯特貝克被包圍計程車兵們。
別的人像埃塞姆一樣，也對進攻的行動遲緩感到憤怒。喬治·泰勒中校率領著第五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他無法理解，“是什麼把每一件事情都耽擱了”。他知道，參加花園行動的部隊在到達第一空降師的時候，已經比預定時間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識到，更高一級的司令部也在擔心。星期四，他遇見了軍長霍羅克斯將軍，將軍問他：“喬治，你想做什麼？”泰勒毫不猶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的晚上急速調派一支特遣部隊，帶上滿是補給品的載重量為2.5噸的水陸兩用車，前往萊茵河。“我的主意是無根據的妄想，”泰勒回憶說，“霍羅克斯顯得有點吃驚，就像人們在認為一個建議不切實際而有時做的那樣，他迅速換了話題。”
泰勒不耐煩地等待命令，以便調動他的營渡過瓦爾河。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才有一位少校，他是第三十軍的一位參謀，過來告訴他，他的營將被給予兩輛裝有補給品和彈藥的水陸兩用車，要把它們帶到德里爾去。除此之外，泰勒還將得到龍騎兵近衛軍團的一個坦克連。“阿納姆局勢危急，”少校說道，“水陸兩用車今天晚上必須過河。”那兩輛滿載的水陸兩用車，是星期五下午3點到達集結地的，泰勒看著它們，不知道它們是否帶上了足夠的補給品。“想必，”他對他的情報官戴維·威爾科克斯中尉說，“我們得帶上比這更多的東西過河給他們。”
就在這些步兵走出奈梅亨橋頭陣地的時候，麥肯齊上校和邁爾斯中校，就已經到達了德里爾索薩博斯基的那些波蘭人那裡。他們渡過萊茵河，順利得令人驚訝。“只朝我們開了幾槍，”麥肯齊說道，“而且子彈是從我們的頭上面飛過的。”在南岸，一場全面的戰鬥卻正在進行中，波蘭人處在強大壓力之下，抵擋著從埃爾斯特和阿納姆方向趕來的敵人步兵的進攻。有一段時間，麥肯齊和邁爾斯在萊茵河的南岸等候波蘭人。“已經用無線電告訴他們了，要他們密切注意我們，”麥肯齊說道，“但戰鬥打得如火如荼，索薩博斯基忙得不可開交。”最後，他們騎著腳踏車被護送到索薩博斯基的司令部。
發現皇家裝甲兵團的部隊，麥肯齊很是振奮。但他要到達在奈梅亨的布朗寧將軍那裡的希望，卻很快就被粉碎了。對洛德·羅茨利和阿瑟·揚中尉來說，霍普金森的第三裝甲偵察連的車輛未能到達德里爾，就意味著德國人已經從後面把他們包圍了；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的進攻也尚未獲得突破。麥肯齊和邁爾斯將不得不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條路線被打通。
羅茨利回憶說：“麥肯齊要求，立即用我的無線電與軍司令部聯絡。”他開始給霍羅克斯和布朗寧發一封長長的電報，這位厄克特的參謀長並沒有費心把電報譯成密碼。羅茨利站在麥肯齊的旁邊，聽見他“清晰地”說：“我們缺乏食品、彈藥和醫療用品。我們不能再堅持24個小時以上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禱。”羅茨利第一次意識到：“厄克特的師一定處境極為惡劣。”
麥肯齊和邁爾斯接著與索薩博斯基進行了交談，談到了讓波蘭人過河的緊迫性。“現在甚至幾個人也能造成不同！”麥肯齊告訴他。索薩博斯基表示同意，但又問船和筏子從哪裡來。如果順利，要求送來的水陸兩用車將會在晚上到達。邁爾斯想到，空降部隊所擁有的幾條可裝載兩人的橡皮救生筏，也可以一起使用，用纜繩連起來，就可以把它們在河的兩邊來回拉動。索薩博斯基“聽到這個主意感到高興”。他說，那會慢得讓人痛苦，但“如果沒有遭到抵抗，那麼一夜間就能有兩百名士兵被運送過河”。邁爾斯用無線電迅速與哈滕施泰因旅館取得了聯絡，要他們為橡皮救生筏作好安排。已經決定了，這個可憐而又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將在夜幕降臨的時候開始。
在河對岸的橋頭陣地上，厄克特計程車兵們繼續以非同尋常的勇氣和決心戰鬥著。然而，在環形防線的一些地方，甚至最堅定的人也對解救表示出擔心。在各處，一種正在降臨的孤立感正在成長，這種孤立感也傳染給了荷蘭人。
杜沃·範·德克拉普，這位前荷蘭海軍軍官，在早些時候被安排指揮一支由25個人組成的荷蘭地下組織武裝，與英國人並肩作戰。這個小組是在海軍少校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的建議下組織起來的，沃爾特斯是厄克特司令部裡的荷蘭聯絡官。揚·埃以克爾霍夫曾經在星期一幫助斯胡努爾德旅館做好準備，以收容傷亡人員，他受命為這個小組找到德國武器。英國人只能給每一個人5磅彈藥——如果能夠找到武器的話。埃以克爾霍夫開著車，一直到了沃爾夫黑策，但找到三四支步槍。起初，這支武裝剛剛被任命的指揮官，也就是範·德克拉普對這個主意感到歡欣鼓舞，但接著他的希望就渺茫起來。他的部下在與傘兵們並肩作戰時，如果被俘，就會立即被處決。“英國人得不到解救也沒有補給品，顯然是不能堅持下去的，”範·德克拉普回憶說，“他們不能武裝我們，也不能給我們飯吃，所以我決定解散這個小組。”然而，範·德克拉普卻繼續和傘兵們在一起。“我想戰鬥，”他說道，“但我認為我們並沒有機會。”
年輕的安赫·範·馬爾南，本來由於傘兵們的到達以及每天都想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望而激動萬分，但現在，持續的炮轟和不斷改變的戰線，卻把她嚇壞了。“嘈雜聲和苦難在繼續，”她在日記裡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嚇壞了，我除了炮彈和死亡之外什麼也想不到了。”安赫的父親格里特·範·馬爾南醫生，與英國醫生在塔弗爾貝格旅館裡一起工作，他一有可能就把訊息帶給家人，但在安赫看來，這場戰鬥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我無法理解，”她寫道，“在街道的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德國人，人們從街道兩邊彼此殺戮。在房子上打，在樓層上打，在屋子裡打。”星期五，安赫寫道：“英國人說，蒙蒂隨時都會到這裡。我不信。蒙蒂可以到地獄裡去！他永遠也不會到這裡來。”
在斯胡努爾德旅館，英國傷員和德國傷員擁擠在寬大的陽臺上，躺在接待室、走廊和臥室裡。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幾乎無法相信這是星期五。這個醫院正在不斷易主。在星期三，旅館被德國人攻佔了，星期四又被英國人攻佔，而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又被德國人再次攻佔。對斯胡努爾德旅館的控制，與避免它遭到轟擊相比，並不那麼重要。一面大的紅十字會會旗，在屋頂上飄揚著，而眾多的小會旗則插在庭院的周圍，但塵土和飛起的瓦礫卻往往讓這些三角旗受到了遮蔽。衛生員、護士和醫生持續地工作著，除了不斷流動的傷員，似乎對別的什麼都不在意。
每天晚上，亨德麗卡只和衣睡上幾個小時，起床後便幫助醫生和衛生員，因為新的傷員正被抬了進來。她能說流利的英語和德語，開始的時候她注意到，在德國人當中有一種悲觀情緒，與英國人樂觀的耐心形成了對照。而現在，在受了重傷的“紅毛鬼子”當中，有許多人似乎坦然準備接受他們的命運。她給一名傘兵送來了一份量非常小的湯和一塊餅乾，這家醫院所能提供的一頓飯就是這麼多，這時這位傘兵指著一位剛剛來到的傷員。“給他。”他告訴亨德麗卡。她掀開那個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著德國制服。“是德國人，啊？”傘兵問道。亨德麗卡點了點頭。“還是把飯給他，”英國人說道，“我昨天吃了。”亨德麗卡盯著他。“為什麼打仗呢，真的？”她問道。他疲倦地搖了搖頭。在她的日記裡，她寫下了自己的私人的懼怕：“我們的村子是否變成了一個最血腥的戰場？讓主力部隊停滯下來的是什麼？不管怎麼說，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在翁德沃特醫生的地下室裡，沃斯奎爾一家與另外二十來個人一起躲避，既有荷蘭人也有英國人，沃斯奎爾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為有鮮血而打滑。在夜間的時候，兩位受傷的軍官彼得·沃爾少校和肯·史密斯中校，被英軍傘兵抬了進來，兩人都受了重傷，沃爾傷在大腿上，史密斯是在肚子上。在傷員被放在地板上之後不久，德國人衝了進來，其中一人扔了一顆手榴彈。史密斯中校第十營的一等兵喬治·懷利記得：“先是一道閃光，然後是震耳欲聾的爆炸。”沃斯奎爾太太正坐在沃爾少校的後面，她感到她的腿“灼熱疼痛”，在此刻變得黑暗的地下室裡，她聽見有人在喊：“殺死他們！殺死他們！”她感到，有一個男人的身體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列兵艾伯特·威林厄姆，他跳在了沃斯奎爾太太的前面，為的是保護她。一等兵懷利看見，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個敞開的傷口。他記得，那個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邊是一個孩子，那個死去的傘兵橫躺在她的腿上，那個孩子似乎滿身是血。“我的上帝啊！”懷利在失去知覺之際想到，“我們殺死了一個孩子。”這場凶猛的戰鬥突然結束了。有人點著了一個火把。“你還活著嗎？”沃斯奎爾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後她伸手去找兒子亨利。孩子對她的喊叫沒有做出反應。她確信，他死了。“突然我不在乎發生什麼事情了，”她說道，“再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她看到，不論是軍人還是平民都嚴重受傷，在尖聲大叫。在她前面，沃爾少校的緊身短上衣“血淋淋的，敞開著口子”。每個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靜，”沃斯奎爾太太用英語叫喊道，“安靜！”她身體上面的那個沉重負擔被拖走了，然後她看見，懷利在附近。“那個英國孩子站了起來，可以看出是在顫抖。他步槍的槍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幾乎和我的眼睛水平，他抽搐著前後移動，試圖站穩。動物一般的低沉聲音——幾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從他嘴裡發出來。”
一等兵懷利的頭開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裡點了一支蠟燭，一位德國軍官讓他啜飲了點白蘭地。懷利注意到，酒瓶子有紅十字會的標記，標記下面寫的幾個字是“國王陛下的軍隊”。當懷利被帶出去時，回頭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對她說點什麼，但又“不知該說什麼好”。
那位德國軍官要沃斯奎爾太太告訴英國人，“他們英勇地作戰了，舉止像紳士，但現在他們必須投降。告訴他們，結束了”。當傘兵們被帶出去的時候，一位德國衛生員給亨利做了檢查。“他昏迷了，”他告訴沃斯奎爾太太，“他的肚子擦傷了，眼睛變了顏色，腫了，但他會沒事的。”她一聲不吭，點了點頭。
在地板上，沃爾少校的肩膀由於捱了爆炸骨頭從面板下突出出來，他喊叫著，咒罵著，然後再次失去知覺。沃斯奎爾太太彎下腰來，弄溼她的手帕，擦掉他嘴脣上的血跡。不遠處，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說了點什麼，一位德國警衛轉向沃斯奎爾太太，露出了詢問的目光。“他要醫生。”她輕聲說道。那個士兵離開地下室，幾分鐘後與一位德國醫生一起返回。那位醫生檢查了史密斯，說道：“告訴這位軍官，對不起我得傷害他了，但我必須看他的傷口。告訴他咬緊牙關。”當他開始脫衣服時，史密斯昏厥過去。
天亮的時候，平民奉命離開。兩位黨衛軍把沃斯奎爾太太和亨利抬了出去，送到街上，一位荷蘭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指引著他們，來到一位牙醫的地下室，那位牙醫是菲利普·克勞斯醫生。沃斯奎爾的岳父母並沒有去，他們寧可待在家裡碰運氣。在克勞斯的家裡，牙醫熱情歡迎這一家人。“不要擔心，”他告訴沃斯奎爾，“會沒事的。英國人會贏。”沃斯奎爾站在受了傷的妻子和孩子旁邊，腦子裡仍然滿是夜間的恐怖景象，他盯著那人。“不，”他輕聲說道，“他們不會贏的。”
許多傘兵，儘管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忍耐幾乎到了盡頭，但也知道，他們不能獨自堅持多長時間了。上士達德利·皮爾遜對“被德國人擺佈”感到厭倦。在環形防線的北部邊緣，他和士兵們被坦克追趕著，在樹林裡被壓制得動彈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國人打退。最後，在星期四的晚上，當環形防線收緊的時候，皮爾遜一行人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一顆發煙手榴彈掩護撤退。在不遠處，他聽見有一挺孤零零的布倫式輕機槍在射擊。他從矮樹叢當中爬了過去，發現有一個下士，那個下士藏在樹林中的一個深坑裡。“出來，”皮爾遜告訴他，“我來斷後。”那個下士搖了搖頭。“我不走，上士，”他說道，“我要待在這裡。我不會讓那些雜種過去的。”當皮爾遜返回時，他能聽見那挺布倫式輕機槍在射擊。他認為，形勢沒有希望了，他開始納悶地想到，是不是投降會更好一些。
在哈滕施泰因旅館的網球場裡，地面上散兵坑已是縱橫交錯，因為德國俘虜被允許自己挖坑，以便保護自己。在網球場附近的一個狹長掩體裡，滑翔機飛行員維克托·米勒盯著另外一位飛行員的屍體，那具屍體伸開四肢躺在幾碼遠的地方。射擊是如此密集，結果人們無法搬動死去的人。米勒看到，自迫擊炮上次轟擊以來，那具屍體差不多被樹葉和斷裂的樹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著那具屍體，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收殮。想到他死去的朋友的容貌將會改變，他嚇壞了，而且他確信，有“一種強烈的死亡的氣味”。他感到噁心。他記得，當時他在瘋狂地想：“如果不趕快採取措施，我們就會全都變成死屍。子彈將會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消滅掉，直到這裡變成一個墳場。”
別的士兵感到，長官既激勵他們保持勇氣，又不讓他們知道事實。列兵威廉·奧布賴恩記得，在下奧斯特貝克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軍官過來，告訴我們要堅持，說第二集團軍第二天就會到達。對此大家非常冷淡。每一個人都在問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那支該死的軍隊究竟在哪裡。我們受夠了”。中士愛德華·米切爾是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他記得，在教堂對面的一個陣地裡，有一個士兵把自己鎖在附近的一個棚屋裡。“他誰也不讓靠近。每過一會兒他就會喊：‘來吧，你們這些雜種。’又把一份雜誌撕得滿棚屋都是。”有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位孤零零的傘兵交替地喊著，射擊著，然後又陷入一陣寧靜。當米切爾和其他人爭論怎樣才能把他弄出來的時候，又是一陣猛烈的射擊，然後又是寧靜。他們趕到棚屋，發現這位傘兵死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館地區，受到炮彈的震撼、腦子受到震盪、倦於作戰計程車兵們在各處閒逛，終於對戰鬥毫不在意了。衛生員塔菲·佈雷斯，曾在星期二料理了他的朋友安迪·米爾本被毀壞了的屍體，現在，當他處理傷員的時候，遇到了這些悲慘的、招人憐憫的人。佈雷斯已經用完了嗎啡，他正在使用紙繃帶。他實在不忍心透露，他沒有藥了。“你要嗎啡幹什麼？”他問一位受了極嚴重傷的傘兵，“嗎啡是給真正受了傷害的人用的。你還好呢。”
當佈雷斯給這個人包紮的時候，他意識到，身後傳來了一種奇怪的嗚叫聲。他轉過身來，看見一位完**體的傘兵，上下揮舞著雙臂，“發出了類似火車頭的聲音”。當佈雷斯被那個士兵看到時，士兵開始罵起來。“去你的，這個該死的司爐工，”傘兵說道，“他從來都幹不好。”佈雷斯帶著一個傷員來到環形防線附近的一幢房子裡，他聽見有一個人在柔聲唱著《多佛爾的白色斷崖》。佈雷斯以為，這個傘兵是在安慰其他的傷員，於是便朝著他微笑，點頭表示鼓勵。這個士兵突然向佈雷斯猛撲過去，試圖掐死他。“我要殺死你，”他大叫道，“你知道多佛爾什麼？”佈雷斯鬆開那掐在他喉嚨上的手指。“它沒事，”他輕聲說道，“我去過那裡。”那人後退了幾步。“哦，”他說道，“那就沒事了。”幾分鐘以後，他又唱了起來。別的人記得，有一位受了炮彈震盪的傘兵，夜裡在他們當中走著，他在蜷縮著身子試圖睡覺的人上面彎下身來，粗暴地把他們搖醒，盯著他們的眼睛，問他們同一個問題：“你收到信了嗎？”
儘管有一些令人憐憫的、受到震驚和絕望的人，他們的信念已經失去了，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卻被行為古怪、英勇無畏計程車兵的行動激勵著，那些士兵似乎完全毫不畏懼，拒絕向傷痛和艱苦低頭。迪基·朗斯代爾少校是“朗斯代爾部隊”的指揮官，該部隊堅守著下奧斯特貝克教堂四周的陣地，朗斯代爾似乎無處不在。“他是一個能激發起恐怖的人物，”中士達德利·皮爾遜回憶說，“他的一隻胳膊吊在一條血跡斑斑的吊帶上，頭上綁著同樣血淋淋的繃帶，一個巨大的繃帶綁在一條腿上。”朗斯代爾一瘸一拐地走來走去，激勵著他的部下，領導了一次又一次進攻。
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漢，給他的制服增加了額外的點綴——他在一個靈車裡發現了一頂黑色的高帽子，於是不論到哪裡都戴著它，對大家解釋說，他已經被任命為“參加希特勒葬禮的空降部隊代表”。卡拉漢記得，那位模樣令人敬畏的朗斯代爾，對教堂裡的人們發表了一篇聲音洪亮、目空一切的演講。軍官和軍士把傘兵們聚攏起來，把他們送到那座快成廢墟了的古老建築中。“屋頂沒有了，”卡拉漢記得，“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把牆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來。”士兵們無精打采地倚靠在牆上和斷了的長木椅上抽菸，懶洋洋的，幾乎睡著了。這時朗斯代爾爬上了佈道壇，人們朝上盯著這個模樣凶狠、血跡斑斑的人物。“我們曾在北非、西西里和義大利同德國人作戰，”卡拉漢記得朗斯代爾這樣說，“當時他們並不是我們的對手！他們現在也完全不是我們的對手！”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邁克爾·科裡上尉在進入教堂的時候，“被我所看到的疲憊不堪所感染。但朗斯代爾的演講是激動人心的。他的話讓我感到震驚，感到驕傲。士兵們在進去的時候顯得是被打敗了，但當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們有了新的精神。你可以在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來。”
有些士兵似乎已經戰勝了那種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氣的恐懼，那種恐懼是敵人裝甲進攻的野蠻力量逐漸帶來的。由於沒有幾門反坦克炮，傘兵們在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前無能為力，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環形防線裡隨便移動，摧毀一個又一個陣地。然而，這些步兵卻仍然以某種方式進行著還擊，甚至60噸重的虎式坦克也被摧毀了——往往是被以前從未發射過反坦克炮計程車兵摧毀的。一等兵悉尼·納恩，原先曾熱切地盼望能去阿納姆，因為那會是從他英格蘭兵營的“噩夢”中的一種逃脫，是對入侵他床墊的那隻鼴鼠的一種逃脫，現在，他卻以表面上的平靜面對著一種更為可怕的噩夢。他與另外一位傘兵列兵諾比
·克拉克一起，與比鄰而居的一個狹長掩體裡的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交了朋友。在迫擊炮轟炸暫停期間，那位飛行員朝納恩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老弟，在我們的右前方有一輛非常大的坦克。是虎式的。”克拉克看著納恩。“你打算怎麼辦？”他問道，“去在上面鑽孔？”
納恩小心翼翼地從掩壕的邊上朝外看，那輛坦克確是“巨大”。不遠處的灌木叢裡，藏著一門反坦克炮，但炮組人員陣亡了，而在納恩的小組裡，誰也不會裝炸彈和發射。納恩和那位滑翔機飛行員決定爬過去。當他們爬出來的時候，被發現了，於是坦克開始開炮。“我們用鼻子在泥土上挖出了溝，我們就是趴得那麼低，”納恩回憶說，“我們小小的樹林開始變得像一個伐木營，因為樹在我們四周紛紛倒下。”就在那輛虎式坦克“開始用機槍親自關注我們每一個人”的時候，這兩個人來到了反坦克炮旁邊。那個飛行員朝下看了看炮管，高興地叫喊了起來。“我們的炮直接對準了那輛坦克。倘若我們知道怎樣使用，就可能瞄得更準一些。”那位飛行員看了看納恩，說道：“我希望這東西好使。”他拉了導火索。在隨後的猛烈爆炸中，這兩個人被摔了個仰面朝天。“當我們的耳朵不再耳鳴的時候，我聽見周圍的其他人開始大笑歡呼。”納恩說。當他帶著懷疑凝視時，他看見那輛虎式坦克被烈火吞沒了，彈藥在爆炸。那位滑翔機飛行員轉向納恩，莊重地握著手。“我們贏了，我想！”他說道。
許多人記得，第二南斯塔福德郡團的羅伯特·凱恩少校，是對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真正專家。在凱恩看來，似乎自從他們到達以來，他和他計程車兵們就一直被虎式坦克追趕和威脅著。現在，他小小的部隊分頭駐紮在下奧斯特貝克的教堂裡、馬路對面的房子和花園裡，以及一個姓範·多爾多倫的人家所擁有的洗衣房裡，凱恩決心把他看見的每一輛裝甲車都幹掉。凱恩尋找運作的最佳地點，選中了範·多爾多倫的家。這位洗衣房主人不願意離開。凱恩環視了一下後花園，說道：“唔，既然如此，我就在那裡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彈藥臨時堆積處。”
凱恩所使用的是一種火箭筒樣的反坦克武器，稱之為步兵用反坦克炮，用以摧毀裝甲車。星期五，當巷戰愈來愈猛烈的時候，凱恩由於自己在不斷射擊，耳朵鼓膜震破了。他在耳朵裡塞進了幾條繃帶，繼續拋擲炸彈。
突然有人朝凱恩喊叫，有兩輛坦克正在馬路上駛來。在一座建築的角落裡，凱恩給步兵用反坦克炮裝上炮彈，然後瞄準。上士理查德·朗是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他嚇呆了一樣旁觀著。“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勇敢的人，”朗說道，“他開始射擊的時候，離坦克只有100碼遠。”在凱恩能夠再次裝彈之前，坦克還擊了，炮彈擊中了他身後的建築。在打旋的濃厚灰塵和瓦礫之中，凱恩射擊，射擊，又再次射擊，他看見，第一輛坦克裡計程車兵跳了出來，用機槍在街道上掃射。立即，在凱恩周圍，傘兵們用布倫式輕機槍開火了，凱恩記得：“那些德國人的腳好像被打得掉了下來。”他再次裝上炮彈，開火了，上士朗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閃光。炮彈在步兵用反坦克炮裡面沒有飛出去就爆炸了。凱恩少校雙手伸向天空，朝後跌倒了。當我們到他那裡時，他的臉是黑的。他的第一句話是，‘我以為我瞎了呢。’”上士沃爾頓·阿什沃斯，是那些嚴重射傷了德國坦克人員的布倫式輕機槍手之一，當凱恩被帶走的時候，阿什沃斯毫無表情地凝視著，“我所能夠想到的就是，這個可憐的該死的雜種。”
沒過半小時，凱恩的視力恢復了，但他的臉上卻嵌進了金屬碎片。他拒絕使用嗎啡，認為自己“並沒有傷得足以待在那裡”，於是返回參加戰鬥——就像W·A·泰勒上尉所描述的那樣，“去增加他那袋子裡的敵人坦克的數量”。到星期五下午時，這位35歲的凱恩有了滿滿一袋子。自從18日著陸以來，他總共擊毀或者趕走了6輛坦克，還擊毀了若干門自行火炮。
在整個橋頭陣地，凶猛計程車兵們進行著勇猛的抵抗，對他們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下士倫納德·福莫伊是菲奇上校第三營的倖存者之一，第三營不顧一切行軍，要到達阿納姆大橋上的弗羅斯特那裡，到星期五黃昏時，他們已經在西郊佔領了一個陣地，離哈滕施泰因旅館的師司令部不遠。“我們實際上是從所有的方向遭到打擊。”福莫伊記得。突然一輛虎式坦克從阿納姆方向駛來，隆隆駛向福莫伊所在的一群人，暮色之中，福莫伊看見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轉。中士“凱布”·卡洛韋拿起一個步兵反坦克炮，向前衝去。“我到哪裡你就到哪裡！”福莫伊聽見他叫喊道。在距離坦克大約50碼的地方，卡洛韋開火了。炸彈在履帶上爆炸，坦克停了下來，但幾乎同時，卡洛韋被坦克上的槍炮殺死了。“那是一個不顧一切的舉動，”福莫伊記得，“他恰好被撕成了兩半，但他卻救了我們的命。”
列兵詹姆斯·瓊斯記得，有一位他不認識的少校，他要瓊斯和另外3名士兵和他一起到環形防線的外面去，以便尋找槍支和彈藥。這一小組人突然撞上了一個機槍掩體裡的一些德國人。少校跳了起來，開火，同時喊道：“這些雜種有一些不會活下去！”當德國人開火時，這組人分散開來，瓊斯被困在一輛廢棄的吉普車後面。“我說了一句禱辭，等槍擊再次停止後，又返回了營地。”瓊斯回憶說。他再也沒有見到那位少校。
高階軍官樹立了他們計程車兵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榜樣，而且他們所留下的印象，自己卻往往並沒有意識到。皮普·希克斯准將在整個戰役中都拒絕戴頭盔。傘兵威廉·錢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偵察連的一員，星期天時，他的小組在北邊的豹子路線上與其他人分開了，之後奉命返回到奧斯特貝克的一個十字路口，他記得，希克斯的紅色貝雷帽在成群的戴著頭盔計程車兵當中格外顯眼。“喂，准將，”有人大聲說，“把你該死的頭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揮揮手。“我不是要試圖穿著入時，”希克斯解釋說，“我只是受不了那個在我的頭上彈來彈去的該死的東西。”他的行為可能與此多少有點關係。有些士兵回憶，希克斯每天都頻繁地向厄克特的司令部裡跑，他每次都是慢跑著去，最後又是在德國人的炮火前面一步遠快速奔跑。“當我完成那些瘋狂的衝刺的時候，我都充分感到了我的年紀。”希克斯承認。
沙恩·哈克特准將，曾經率領他的第十營和第一五六營進行了勇敢但又徒勞的嘗試，試圖突破德國人北邊和東邊的防線，從而到達阿納姆，現在又率領他的這兩個遭到重創的營返回到奧斯特貝克地區，他不斷地訪問他計程車兵們，用溫和的話語讚揚他們。喬治·鮑威爾少校正率領著一五六營的兩個排，堅守在北邊環形防線的陣地上。“我們缺少食品、彈藥和水，”鮑威爾記得，“而且我們的醫療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現在鮑威爾的指揮所裡，鮑威爾說：“我們的指揮所實際上直接突了出去，伸進了敵人的營地。”哈克特解釋，在此之前他一直沒有時間來訪問鮑威爾。“但你們一直這麼好地頂住，喬治，因而我並不為你擔心。”鮑威爾很是得意。“長官，到目前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的錯誤，”他說道，“就是把司令部安置在一個養雞場裡。我們身上滿是跳蚤。”上士達德利·皮爾遜是第四旅的首席文書，在他看來，哈克特之所以贏得了尊敬，是因為“他與我們共享，好像他沒有頭銜似的。如果我們吃飯，他也吃飯，如果我們捱餓，他也捱餓。他似乎沒有野戰炊具。在星期五時，他與我們一起坐了下來，用手指吃了一小片食物”。皮爾遜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腳後跟受傷了。但是，他說道：“我認為，准將確實應該得到比他在我們當中的生活方式好一些的東西。”
通訊兵肯尼思·皮爾斯，隸屬於師司令部的指揮部炮兵通訊部隊，他將永遠記得那個前來幫他忙的人。皮爾斯負責大蓄電量的蓄電池組，稱之為“笨蛋”——每一個蓄電池組大約25磅重，裝在木盒子裡，盒子上有鑄鐵把手——這些蓄電池組為訊號接收裝置提供電能。在傍晚稍晚些時候，皮爾斯正在努力把一個新的“笨蛋”從一個深深的壕溝裡移出來，蓄電池組原本就儲存在那個壕溝裡。他聽見有人在他的上面說：“喂，讓我來幫你。”皮爾斯指示那個人，抓住一個把手，把這個蓄電池組拉上去。兩個人一起，把這個笨重的盒子拽到指揮所的壕溝裡。“那裡還有一個‘笨蛋’，”皮爾斯說道，“咱們去把它搬來。”兩個人又去了一次，在回到指揮所的時候，皮爾斯跳進壕溝，與此同時那個人搬起盒子，朝下遞給他。當他們走開時，皮爾斯突然注意到，那個人佩戴著紅領章。他停下腳步一動不動，結結巴巴地說道：“非常感謝你，長官。”厄克特將軍點了點頭。“這沒什麼，孩子。”他說道。
隨著可怕的一步緊跟著可怕的另一步，危機正在增長。在這一天，沒有一件事情是對頭的，霍羅克斯將軍後來把這一天稱之為“黑色的星期五”。不論是在英格蘭還是在荷蘭，惡劣的天氣都再次使盟軍的飛機停飛，使再次運送補給品的任務受阻。在對厄克特要求戰鬥機攻擊的懇求做出答覆的時候，皇家空軍方面的回答是：“……在進行了最仔細的檢查之後，遺憾地說，由於風暴，無法接受……”而且，霍羅克斯也需要每一個人、每一輛坦克和每一噸補給品。以便保留蒙哥馬利在萊茵河上的橋頭陣地，並突破到“紅毛鬼子”那裡去，可就在這個時刻，德軍元帥莫德爾的反攻，終於成功地切斷了走廊。霍羅克斯將軍先是接到了麥肯齊的電報，說厄克特可能在24個小時之內被打垮，30分鐘以後，又接到另外一封電報：在第一〇一空降師的防區，強大的德國裝甲部隊已經切斷了費赫爾以北的走廊。
莫德爾幾乎不可能選擇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地點了，也幾乎不可能更好地選擇他的進攻時間了。第十二軍和第八軍的英軍步兵，沿著公路的兩邊進軍，現在只是到達了索恩，離第一〇一空降師的防區約5英里。他們由於要與頑強的抵抗進行鬥爭，所以進度慢得令人痛苦。第一〇一空降師的師長泰勒將軍本來預料，英國人應該老早就到達這條“地獄的公路”上的他的防區了。經過了5天多的持續作戰，又沒有獲得支援，泰勒的遭受強大壓力的傘兵們兵力分散而且為數稀少，容易受到攻擊。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經沒有防衛，只是在北邊的路上，有一些英軍的裝甲車和步兵在移動，另外的地方，“前線”實際上就是馬路的兩邊。陸軍元帥莫德爾之所以選擇在費赫爾發起反攻，出於一個特別的原因。在市場花園行動的整個走廊中，費赫爾地區有最大的橋樑群——不少於4座，而其中的一座又是主要的運河渡口。莫德爾希望用一個重重的打擊，便可扼住盟軍的生命線。他幾乎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不是因為荷蘭地下組織的話，他或許會獲得成功的。
在夜間和一大早，費赫爾東邊的各個村莊和那些沒有教堂的小村子裡，荷蘭人發現德國人在集結，他們立即給第一〇一師的聯絡官打了電話。這個警告來得一分鐘都不早。集結起來的德國裝甲部隊幾乎徹底擊敗了泰勒的部隊，德國坦克在4個小時的時間裡，在走廊的一個5英里長的地段裡，兩次瘋狂地大打出手，試圖強行突破趕到那些橋樑。泰勒計程車兵在馬路上的英軍炮兵和裝甲部隊的幫助下，拼死擊退了這些進攻。但在北邊4英里處，在烏登，德國人成功地切斷了走廊。現在，由於戰鬥仍然在激烈進行，而後方的部隊又被切斷和孤立了起來，霍羅克斯被迫做出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他不得不派出裝甲部隊——那是他努力要到達厄克特所緊迫需要的部隊——沿著走廊返回南邊，以幫助泰勒將軍，泰勒的情況現在甚至更加急迫。近衛團第三十二旅被派出匆匆南下，以支援第一〇一師並再次開啟公路。英勇的第一〇一師將繼續保住那些橋樑，但即使在近衛團的幫助下，之後24個小時的時間裡，也沒有一個人、一輛坦克或者一輛運送補給品的車輛能夠沿著走廊向北移動。莫德爾的反攻，儘管暫時沒有獲得成功，但卻仍然產生了巨大的效益。最終，走廊之戰將決定阿納姆的命運。
在奈梅亨—阿納姆地區，9月22日，星期五，下午4點——這是英軍步兵最初被德國坦克部隊和炮兵壓得動彈不得的6個半小時之後——英軍步兵才終於打開了一條通路，穿過了奧斯特豪特。這個村莊著火了，被俘虜的黨衛軍正在被聚集起來。在那條“島嶼”公路西邊的解救路線，也就是有膽識的皇家裝甲兵團在黎明時全速趕往德里爾時所使用的那些低窪地的公路支線，現在被認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被敵人輕微把守著。第五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在龍騎兵近衛軍團一個坦克連的支援下，帶著兩輛珍貴的裝載有補給品的水陸兩用車輛，準備奮力衝過任何抵抗，全速前往萊茵河。指揮著這支部隊的喬治·泰勒中校，因為非常急於趕到厄克特那裡，他“感到有一種瘋狂的慾望，想用我的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跑起來”。
在奧斯特豪特北邊的一個小樹林裡，裝載著貨物的車輛等待出發。突然，在遠處，泰勒發現了兩輛虎式坦克。他小聲提醒他的情報官戴維·威爾科克斯中尉：“什麼也不要說。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有這些坦克。我們現在不能停下。”泰勒揮手，讓救援縱隊上了馬路。“我知道，倘若我們再等上5分鐘，”他說道，“這條路線就會再次被關閉。”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軍車和卡車，全速隆隆駛過荷蘭村莊。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驚訝、歡呼的村民歡迎，但速度並沒有慢下來。泰勒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到達萊茵河。“我感到一種巨大的緊迫感，”他說道，“失去的任何時間，都會給敵人調動兵力進行封鎖的機會。”車隊沒有遭到抵抗，對泰勒來說，“當光線迅速變得暗淡，縱隊的前部到達德里爾的時候，那是一種使人精神振奮的感覺”。他們只用了30分鐘的時間，就走完了10英里的旅程。在下午5點30分，龍騎兵近衛軍團先頭的幾輛坦克到達了萊茵河，又沿著河岸向東北方向繞去，開進了德里爾村的郊外。泰勒聽見了一聲爆炸聲，立即猜出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在小心謹慎的索薩博斯基的環形防線上，一輛坦克碰上了波蘭人佈下的地雷。
當泰勒到達索薩博斯基司令部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關於厄克特，他得到的資訊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們在阿納姆的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仍然堅守著大橋的一端。”但泰勒決定，立即派他的步兵和坦克部隊前往大橋南端。他知道，水陸兩用車必須“儘可能快地過河，而如果大橋仍然被堅守住的話，那麼把它們開過去，顯然要比讓它們漂浮過去要快”。在索薩博斯基的司令部，泰勒驚訝地發現了查爾斯·麥肯齊上校和邁爾斯中校。他們立即勸他不要前往阿納姆大橋。麥肯齊解釋說，自星期三晚上以後，就沒有聽到過弗羅斯特的任何訊息，司令部裡的人推測，“在大橋上，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強放棄了這個計劃，命令一個偵察小組出去，沿著河岸，為水陸兩用車尋找一個可以下水的地點。索薩博斯基的工兵們不抱樂觀態度：這些笨拙的水陸兩用車在過溝渠和河岸，下到河邊的時候，將會證明操作起來是不方便的，在夜間尤其是如此。一小會兒以後，泰勒的偵察小組證實了波蘭人的意見。他們認為，只能透過一條狹窄的兩邊是溝渠的馬路，才能來到河邊。泰勒的部下相信，他們能夠讓水陸兩用車下到萊茵河去。麥肯齊上校由於仍然無法前往奈梅亨，於是將監督車的下水。水陸兩用車將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的凌晨兩點過河。然而，首先需要讓士兵們進入橋頭陣地：索薩博斯基的波蘭人，將用一小連串的橡皮艇擺渡過河。
星期五晚上9點，這個軍事行動開始了。波蘭士兵靜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著。河的兩岸，在邁爾斯中校的指揮下，工兵們做好了準備，準備來回拉動綁著橡皮救生艇的纜索。只有4條船——兩條可載兩人的橡皮艇和兩條可載1人的橡皮艇，一次只能讓6個人渡過400碼寬的萊茵河。輔助這些船的是波蘭工兵建造的幾個木頭筏子，用以運送小的補給品和備用品。在索薩博斯基下達命令之後，最先的6名士兵上了船，開了出去。沒過幾分鐘，士兵們便過了河，在他們後面是一串木筏子。士兵們一到達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回。“這是一個緩慢、吃力的程序，”索薩博斯基特別提到，“但到目前為止，德國人似乎什麼也沒有懷疑。”
然後不久，從河的對面，在登陸地點的西邊，一道光亮升上了天空，幾乎立即，整個地區便被一顆傘投鎂光照明彈照得通明。立即，施潘道型機槍開始朝河裡掃射，“激起了小小的波浪，熾熱的鋼鐵讓河水沸騰起來。”索薩博斯基回憶說。同時，迫擊炮彈開始落在等候著的波蘭人當中。沒出幾分鐘，兩條橡皮艇便被打出了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搖晃著落入水中。在南岸，士兵們分散開了，朝著那顆傘投照明彈射擊。在瘋狂的混亂中，索薩博斯基暫時停止了這個行動。士兵們後退，進入新的陣地，試圖避開正在爆炸的迫擊炮彈。等那顆傘投照明彈昏暗下來，他們便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爬進去，於是渡河又再次開始。又有一顆傘投照明彈在空中爆炸了。在這個殘酷的捉迷藏遊戲中，波蘭人蒙受著可怕的傷亡，在整個夜晚乘坐著剩餘的船隻繼續過河。德里爾的那幢校舍，已經暫時變成了傷亡人員收容站，在這裡，科拉·巴爾圖森照料著被帶進來的傷員。“我們無法過去，”一個波蘭人告訴她，“那裡是一場屠殺——我們甚至不能還擊。”
凌晨兩點，泰勒的水陸兩用車開始朝河邊開去。由於白天下了大雨，所以這條地勢低、狹窄、兩邊是溝渠的馬路，就有了幾英寸厚的爛泥。而且，當這些水陸兩用車在60名士兵的包圍下，緩慢地駛向河邊的時候，一場濃密的地面大霧形成了。士兵們既看不見馬路，也看不見河。掙扎著計程車兵們屢次費盡氣力，在車輛從馬路上滑下去的時候，把它們重新拖過來。補給品被從水陸兩用車上卸下，以減輕它們的重量，但甚至這樣做也不能讓它前進。最後，儘管士兵們做出了艱難的努力，但這兩個笨拙的車輛還是在距離萊茵河只有幾碼遠的地方，滑進了溝裡。“沒有用，”絕望的麥肯齊告訴泰勒，“一點都沒有希望。”凌晨3點時，整個行動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而且幾乎沒有補給品，被輪渡過河，進入了厄克特的橋頭陣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