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巫婆的大鍋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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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巫婆的大鍋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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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3日星期六的上午，查爾斯·麥肯齊上校終於到達了奈梅亨布朗寧將軍的司令部，參謀長戈登·沃爾什准將記得，麥肯齊“累壞了，凍僵了，牙齒咯咯作響”。儘管麥肯齊決心要立即見布朗寧，但他還是立即“被放進浴缸裡，以便解凍”。
英國軍隊使用的那條解救路線，在那條“島嶼”公路的西邊，同時又與其平行，現在他們正穩定地前往德里爾，但那些馬路卻遠非已經擺脫了敵人。儘管如此，洛德·羅茨利還是決定要盡力把麥肯齊和邁爾斯中校帶到奈梅亨。這個短暫的旅行，是在一個偵察車的小車隊裡進行的，是一次驚險的旅行。當一行人來到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他們發現，有一輛部分被毀的德國半履帶式車輛側著躺在路口上。羅茨利下了車，指揮他的車輛行進，而就在這時，一輛虎式坦克出現在馬路遠處。為了避免發生遭遇戰，那輛送麥肯齊的裝甲車開始後退，就在這時，馬路在車的下面突然坍塌了，車翻了。麥肯齊和車上的人員不得不在一塊田地裡躲避德國步兵，與此同時，羅茨利一邊朝他偵察車的司機叫喊，要他“玩命地開”，一邊朝通往奈梅亨的馬路奔去，以尋找英國部隊。羅茨利組織起了一支救援分隊，沿著馬路快速返回，尋找麥肯齊。當這支小小的部隊到達的時候，那輛德國坦克已經離去了，麥肯齊和裝甲車的人員從他們躲藏的地方出來，迎接他們。混亂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輛裝甲車跟在後面的邁爾斯，與部隊分開了。
布朗寧將軍焦急地迎接了麥肯齊。按照參謀部的說法，“這一個星期是一連串令人痛苦而又悲慘的挫折”。最讓布朗寧關切的，就是與厄克特充分溝通的欠缺。即使是現在，儘管在英軍第一空降師和軍部之間已經互通了電報，但布朗寧有關厄克特形勢的局面顯然仍是非常模糊的。在最初的市場花園行動計劃中，一旦厄克特計程車兵找到一個合適的著陸點，第五十二蘇格蘭低地師就要飛進阿納姆地區——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飛到。當厄克特的危急形勢為大家所知時，第五十二蘇格蘭低地師的師長愛德華·黑克威爾·史密斯少將，便立即提出，要冒險乘坐滑翔機帶著他的一部分部隊，在距離被圍困的第一空降師儘可能近的地方著陸。昨天，星期五的上午，布朗寧拒絕了這個提議，用無線電說：“謝謝你的電報，但不要再提此事，這並不需要，因為形勢比你認為的要好一些……第二集團軍絕對會……一旦形勢許可，將把你們空運到迪倫機場。”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司令員布里爾頓將軍，後來在日記裡提到這個電報的時候，評論說：“布朗寧將軍過於樂觀了，他當時顯然並沒有充分意識到‘紅毛鬼子’們所處的困境。”當時，布里爾頓似乎並不比布朗寧更為訊息靈通。星期五的晚上，布里爾頓給艾森豪威爾發過一個報告，是透過華盛頓的馬歇爾將軍轉送的，報告在談到奈梅亨—阿納姆的形勢時說道：“這個防區的形勢正在表現出很大的改善。”
沒過幾個小時，布里爾頓和布朗寧的樂觀主義就消失了。星期五為了到達厄克特而做出的徒勞的努力，對布朗寧這位軍長來說似乎成了轉折點。按照他的參謀部的說法，“他對托馬斯將軍以及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感到厭惡”。他認為，他們的移動不是足夠的快，他告訴參謀們，托馬斯“在前進的時候，太過急於把道路整理乾淨了”。除此之外，布朗寧的權力也只到此為限：英軍地面部隊一進入奈梅亨地區，行政控制就移交給第三十軍的軍長霍羅克斯將軍；決定將由霍羅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軍第二集團軍的邁爾斯·C·鄧普西將軍做出。布朗寧所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寧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復活了的麥肯齊坐在一起，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令人震驚的困境的細節。麥肯齊事無鉅細，講述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沃爾什准將記得麥肯齊告訴布朗寧：“這個師是在一個非常緊密的環形防線裡，什麼都短缺——食品、彈藥和醫療用品。”雖然形勢嚴峻，但麥肯齊說道，“如果第二集團軍有機會到達我們那裡，我們是能夠堅持的——但不會堅持太長的時間。”沃爾什記得麥肯齊令人害怕的總結。“沒有剩下多少東西。”他說。布朗寧沉默地聽著，然後向麥肯齊保證，他並沒有放棄希望，計劃現在正在醞釀中，要在星期六晚上派士兵和補給品進入那個橋頭陣地。但是，沃爾什准將說：“我確實記得，布朗寧告訴查爾斯，似乎沒有多大的機會讓大量部隊過河。”
當麥肯齊動身再次前往德里爾時，他突然想到了軍指揮部裡的思維矛盾之處——以及那種矛盾的思維給他帶來的兩難境地。顯然，英軍第一空降師的命運仍然懸而未決，到目前為止，誰也沒有說出任何確切的決定。但他應該告訴厄克特什麼呢？“看到了河兩邊的形勢後，”他說道，“我確信，從南邊渡河是不會成功的，我可以告訴他這一點。或者，我可以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樣報告說，每一個人都在盡力，將會有一次渡河，我們應該堅持下去。說哪一個好點兒呢？告訴他，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可能讓任何人過來嗎？或者援助正在路上？”麥肯齊決定說後者，因為他感到，“如果我這樣說的話”，將會幫助厄克特“讓大家繼續堅持”。
像布朗寧一樣，盟軍最高指揮部現在才得知有關第一空降師困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爾、布里爾頓以及蒙哥馬利的司令部裡舉行的不準公開發表的簡報會上，戰地記者們被告知，“形勢嚴峻，但正在採取每一個措施去解救厄克特”。這個小小的關切的口氣，標誌著態度上的一種根本改變。自開始實施以來，在面向公眾的報道中，市場花園行動就一直被描述為一個勢不可當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國報紙的頭版新聞，以宣佈一個“坦克的樂園就在前面”為大字標題，宣告：“希特勒的北部側翼正在崩潰。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出色幫助下，已經為進入魯爾河地區鋪平了道路——也為戰爭的結束鋪平了道路。”甚至四平八穩的倫敦《泰晤士報》，在星期五也刊登了這樣的大字標題：“在前往阿納姆的路上，坦克部隊渡過萊茵河”；只是副標題才暗示，前面可能有麻煩：“阿納姆即將發生的戰鬥，空降部隊的艱難時光。”這幾乎不能責怪記者們。通訊手段的欠缺、盟軍指揮官們的過於熱情，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使得精確的報道成為不可能。這樣，一夜之間，畫面就改變了。在20日，星期六，《泰晤士報》的大字標題是：“第二集團軍遇到頑強的抵抗，空降部隊的嚴酷戰鬥。”而倫敦的《每日快報》則把阿納姆稱作了“一小塊地獄”。
當然，希望還是有的。在這個星期六，也就是市場花園行動的第七天，英格蘭上空的天氣放晴了，盟軍的飛機又再次上了天。這個偉大的滑翔機機群的最後一批，自星期二以來就在格蘭瑟姆地區停頓著，現在終於動身了，帶著3385名官兵前往加文的第八十二師——這是加文等待已久的第三二五滑翔機步兵團，而泰勒的處於強大壓力下的第一〇一師，也因為將近3000名士兵的到達而恢復了元氣。但索薩博斯基在德里爾受到猛烈的進攻，卻無法得到剩餘部隊的支援。這是因為，布朗寧被迫指示其餘的波蘭人前往第八十二師地區的空投場。布里爾頓原本計劃，要在有史以來所設想出的最偉大的空降行動中，在三天的時間裡，空運大約35000名士兵，但由於天氣原因，實際上用了計劃時間的兩倍還多。
儘管再次運送補給品的任務在別的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計程車兵們，在位於奧斯特貝克四周的那個迅速縮小的小塊地區裡，卻眼巴巴地看著貨物落入敵人之手。由於無法確定哈滕施泰因旅館空投場的位置，也由於是在野蠻的防空炮火當中飛行，所以運送補給品的飛機不斷遇到麻煩：那123架飛機，有6架被擊落，63架受損。在給布朗寧的一封電報中，厄克特報告說：
231605……再次空運補給品；獲得的數量非常少。狙擊手現在嚴重阻礙了行動，也因而減少了補給品的收集。而且馬路被倒下的樹木、樹枝和房屋嚴重阻礙，吉普車實際上不可能開動。無論如何，吉普車已經實際上失去戰鬥力了。
戰鬥機的近距離支援，也僅差強人意。阿納姆地區的整個上午都天氣惡劣，只是中午的時候才晴朗下來。結果，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鬥機和颱風型戰鬥機只飛行了幾次，進攻了環形防線周圍的目標。厄克特感到困惑。“鑑於我們具有完全的空中優勢，”他後來回憶說，“我對缺少戰鬥機的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對士兵們來說，這些進攻是振奮人心的，因為自從D日也就是前一個星期日以來，他們一架戰鬥機也沒有看見過。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已經得知，英國部隊終於到達了德里爾的萊茵河南岸。他們相信，解救即將到來。
儘管受到所有這些挫折，但既然托馬斯將軍的部隊正在側路上開赴德里爾，霍羅克斯將軍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惡化的形勢能夠得到緩和。霍羅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決心，他反對把已經獲得的東西都丟掉。然而他也必須找到某種方式把部隊和補給品送進橋頭陣地。“我確信，”他後來說，“這些幾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空降部隊在河的另外一邊，進行著絕望的戰鬥，這個畫面”讓他非常痛苦，以至於使他無法睡覺；而費赫爾北邊的走廊，自星期五的下午就被切斷了，這個切斷又威脅著整個軍事行動的生命。
現在的每一分鐘都極其珍貴。就像霍羅克斯一樣，托馬斯將軍也決心讓他計程車兵過河，他的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要在一個分為兩個方面的行動中全力以赴：一是進攻並佔領埃爾斯特，一是朝德里爾大舉猛攻。儘管現在對攻佔阿納姆大橋，沒一個人抱有任何幻想——從空中偵察照片可以看出，顯然敵人正以重兵把守——但如果要從德里爾渡過萊茵河進行任何行動，那麼其終點就在埃爾斯特，托馬斯的右翼必須予以保護。而且霍羅克斯也希望，除了那些波蘭人之外，一些英國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過河進入橋頭陣地。
他樂觀得太早了。在奈梅亨至阿納姆那條主要公路西邊的那些地勢低窪的公路支線上，一個巨大的瓶頸產生了，這是因為，托馬斯的兩個旅，都試圖穿過同一個十字路口。那兩個旅，每一個都大約3000人，一個旅向東北，朝埃爾斯特發起進攻，另外一個旅向正北，朝德里爾大舉猛攻。敵人的炮擊又增加了擁擠和混亂。這樣一來，等到托馬斯第一三〇旅的主力部隊開始到達德里爾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與波蘭人一起，試圖有組織地渡河，已是為時太晚。
午夜後不久，索薩博斯基計程車兵在炮兵的強力支援下，開始渡河，這一次是乘坐16條船，這些船是第八十二師在渡過瓦爾河之後留下來的。他們遭到了密集炮火的打擊，損失慘重，只有250個波蘭人成功地到達北岸，而在這250個人當中，只有200人到達了哈滕施泰因旅館的環形防線。
在這個嚴峻的一天，霍羅克斯和托馬斯只收到一條好訊息：下午4點時，費赫爾北邊的走廊又重新開通了，交通又再次流動起來。在工兵的縱隊裡，有更多的突擊艇，頑固的霍羅克斯希望能夠把這些突擊艇及時迅速送到前面來，以便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過河。
但那個師還能再堅持24個小時嗎？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惡化。在星期六晚上給布朗寧發去的形勢報告中，厄克特說：
232015：白天遭受到許多次進攻，是由小股的步兵、自行火炮、坦克發起的進攻，包括帶有噴火器的坦克。每一次進攻，都伴隨以迫擊炮和火炮對師的環形防線之內的非常猛烈的轟擊。在經過了多次的險情之後，環形防線基本上沒有改變，只是防禦兵力稀少。尚未與南岸的那些人實際接觸。再次補給砸鍋了，只收集到少量的彈藥。仍然沒有食品，而且由於缺水，士兵們全都非常骯髒。士氣仍然差強人意，但迫擊炮和火炮的持續轟擊正在產生明顯的效果。我們將堅持，但同時希望，前面能有一個光明些的24個小時。
盟軍下午的那次規模巨大的滑翔機空運，讓陸軍元帥瓦爾特·莫德爾大吃一驚。在戰役的這個較晚的日子，他並沒有預料到還會有盟軍的空降部隊著陸。這些新的增援部隊，正好在他反攻的勢頭增長的時候到來，因此能夠改變戰役的趨勢——而且甚至可能會有更多的盟軍增援部隊來到。自從盟軍的進攻開始以來，他第一次對後果產生了懷疑。
他驅車去了杜廷赫姆，與比特里希將軍商談，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的司令員記得，莫德爾要求“迅速了結奧斯特貝克的英國人”。莫德爾需要每一個士兵和每一輛坦克。太大的兵力被束縛在一場“本應該在幾天以前就結束的戰鬥上了”。比特里希說，莫德爾“非常激動，不斷重複說這裡的事情什麼時候能完”？
比特里希堅持認為：“我們現在的作戰，在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激烈過。”在埃爾斯特，漢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擋住英軍的坦克和步兵縱隊，他們正在試圖沿著那條主要的公路前往阿納姆。但克瑙斯特不能既在埃爾斯特堅守，同時又向西針對德里爾的波蘭人和英國人發起進攻。他沉重的虎式坦克一進入圩田，便會陷入泥濘中。比特里希解釋說，對德里爾的攻擊，是步兵和輕一些的車輛的任務。“莫德爾從來就不對理由感興趣，”比特里希說，“但他理解我。不過他仍然只給了我24個小時的時間，用來把那些英國人幹掉。”
比特里希驅車前往埃爾斯特，去見克瑙斯特。少校現在擔憂起來。整整一天，針對他的兵力似乎越來越強大。雖然他知道英軍的坦克不可能離開那條主要的公路，但來自西邊的進攻的可能性卻讓他擔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英軍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們清理奧斯特貝克的時候，你能再堅持24個小時嗎？”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證，他能夠。在離開克瑙斯特之後，這位裝甲軍團的司令員立即命令霍亨施陶芬師的哈策爾上校：“明天加強針對空降部隊的一切進攻。我想要整個事情結束。”
哈策爾面臨許多困難。儘管奧斯特貝克已經完全被包圍了，但狹窄的街道卻正在證明，要調動坦克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60噸重的虎式坦克，“這些坦克掘開馬路的基礎，使得馬路就像犁出來的地一般，而在轉彎的時候又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爾告訴比特里希：“每當我們壓縮空降部隊的那個小塊地區，使它縮得更緊的時候，英國人就似乎作戰更凶猛。”比特里希指點說：“強大的進攻應該從東邊和西邊發動，進攻環形防線的基地，以便把英國人與萊茵河切斷”。
弗倫茨貝格師的師長哈梅爾將軍的任務是在奈梅亨—阿納姆地區堅守並擊退盟軍部隊，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訊息。他的整個師的集結，由於阿納姆大橋上的車輛殘骸而耽誤了，哈梅爾沒有能夠在那條抬高了的“島嶼”公路兩邊，形成一個封鎖性的前線，英國人在奧斯特貝克的進攻，把他的兵力分割了開來。當英國人進攻時，他的師只有部分兵力是在西邊的陣地上，他剩餘計程車兵和裝置在公路的東邊。哈梅爾向比特里希保證，埃爾斯特將會守住，英國人不能在那條主要馬路上進軍。但是他卻沒有力量擋住對德里爾的大舉猛攻，“我不能阻止他們前進或者後退”。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的司令員是堅定的，他提醒哈梅爾，下面的24個小時將會極其重要。“英國人將會盡一切努力支援他們的橋頭陣地，同時還要向阿納姆大舉猛攻。”只要哈梅爾能夠堅守住，哈策爾對奧斯特貝克環形防線的進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說：“我們將得到指甲。你必須切除手指。”
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的大炮在隆隆作響，在奧斯特貝克環形防線的西南角，一個大型煤氣罐熊熊燃燒，把一道怪異的、搖曳不定的、淡黃色的光投擲在萊茵河上空。當在北岸從一條船上爬出來的時候，查爾斯·麥肯齊上校明白了，為什麼無線電提醒他要他等嚮導。岸邊地帶是無法辨認的，船隻的殘骸，倒落的樹木以及炸彈爆炸留下來的坑，掩埋了那條向後通向橋頭陣地的馬路。倘若他嘗試自己動身，他將一定會迷路。現在，跟著一位工兵，他被引導著去了哈滕施泰因旅館。
有關他將向厄克特作的報告，麥肯齊並沒有改變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到師的環形防線的時候，他再次想到他的種種選擇。儘管他在德里爾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準備工作，但對於援軍能夠及時到達師部，他仍然持有懷疑。對他決定要作的報告，他感到內疚。儘管如此，他本人的見解還是有可能太過悲觀了。
在被毀壞的哈滕施泰因旅館地下室裡，厄克特正在等待。麥肯齊把官方的見解給了這位空降部隊司令員：“援軍正在路上。我們應該堅持。”麥肯齊記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聽著，這個訊息既沒有讓他沮喪，也沒有讓他高興”。對這兩個人來說，那個沒有說出的問題仍然是同一個：他們必須再堅持多久？在這個時間，在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經過8天的戰鬥之後，據估計，兵力減少到了不足2500人。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只有一個問題：蒙蒂的軍隊什麼時候到達？在孤獨的戰壕裡、火炮掩體裡和前哨陣地裡，在殘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裡，在醫院和包紮所裡，焦急而又毫無怨言的人們把傷員放在草蓆上、床墊上和光禿禿的地板上，在所有這些地方，他們想著這個問題。
由於步兵就在河的南岸，所以傘兵們毫不懷疑，第二集團軍最終將會渡河過來。他們唯一感到納悶的就是，他們當中會不會有人能活著看到等待了那麼久的救援。在這最後的幾個悲劇性的鐘頭裡，他們老是害怕被殲滅，為了減輕這個懼怕，士兵們試圖用所能有的任何方式來提高彼此計程車氣。玩笑在輾轉相告，受傷計程車兵不顧他們受到的傷害，仍然堅守在崗位上，而非同尋常的勇敢的例子已是司空見慣。尤其是，士兵們是驕傲的。他們後來說，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共有著一種比他們所知的更加強大的精神。
炮兵連的一等兵詹姆斯·瓊斯，從他的行裝裡取出了他隨身帶來的那個唯一的非軍事物品——一個他從孩童時期就一直使用的長笛。“我只是想再吹它，”他記得，“有三四天的時間，迫擊炮彈一直像下雨般飛來，我嚇得要死。我拿出長笛，吹了起來。”在不遠處，火炮陣地軍官詹姆斯·伍茲中尉有了一個主意。由瓊斯打頭，伍茲中尉和另外兩位炮手從他們的戰壕裡爬出來，開始圍著火炮陣地齊步前進。當他們排成單行進時，伍茲中尉唱了起來。在他的後面，那兩位傘兵摘下頭盔，用棍子在上面當鼓敲。遭到重創計程車兵們聽見，《英國擲彈兵》和《勇敢的蘇格蘭之歌》的旋律柔和地傳遍四方。其他士兵也開始唱起來，一開始是微弱的，但接著，隨著伍茲“放聲高唱”，火炮陣地就爆發出了一片歌聲。
位於烏得勒支到阿納姆馬路上的斯胡努爾德旅館，大致在這個環形防線的東邊沿線中間，在這個旅館裡，荷蘭志願者和英國隨軍衛生員，在德國看守警惕的目光下，照料著幾百名傷員。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記裡寫道：
9月24日，星期日。這是主的日子。戰爭在外面激烈地進行。這座樓房在搖動。因此醫生無法做手術，也無法打石膏。我們無法為傷員洗傷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敢冒險出去找水。隨軍牧師在他的筆記本里潦草地書寫著。我問他，什麼時候做禮拜。
G·A·佩爾神父記完了筆記。他與亨德麗卡一起，把旅館裡的所有房間逐一走了一遍。炮擊似乎“聲音特別嘈雜”，他回憶說，“外邊作戰的聲音讓我幾乎聽不見自己的說話聲”。然而，“看著伸展在地板各處計程車兵們的臉”，隨軍牧師佩爾“感到受到了激勵，要用內心裡上帝的平和與外面的嘈雜聲戰鬥”。佩爾引用了聖徒馬太的話，說道：“不要為明天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然後，就像火炮陣地裡的人一樣，他也唱了起來。當他唱《繼續和我在一起》的時候，開始人們只是聽著，然後他們開始哼著，自己柔和地唱了起來。在斯胡努爾德旅館外面雷鳴般的炮聲之下，幾百個傷員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詞：“當別的幫忙者未能幫助，當安慰者逃走的時候，無助者的上帝啊，繼續和我在一起。”
在下奧斯特貝克教堂的街道對面，凱特·特爾霍斯特把他的5個孩子和11位別的平民，留在她家裡那個10英尺長、6英尺寬的地下室裡躲避，她到了上面的一層，走在受了傷的人們當中。這幢14個房間有200年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區牧師的住宅，現在則完全認不出來了。窗子不見了，而且“大廳、餐室、書房、花園裡的涼亭、臥室、走廊、廚房、鍋爐房以及閣樓裡每一英尺的空間，都擠滿了傷員”。特爾霍斯特太太回憶說。傷員也躺在車庫裡，甚至躺在樓梯
的下面。總共，有超過300個受了傷的人擁擠在房子裡和庭院裡，而且每分鐘都還有別的傷員被抬進來。在戶外，在這個星期日的上午，凱特·特爾霍斯特看見，煙霧懸掛在戰場的上面。“天空是黃色的，”她寫道，“黑色的雲懸垂下來，就像潮溼的抹布一樣。大地被撕裂開了。”在庭院裡，她看見“死去的人，我們的死去的人由於下雨而全身溼透，而且身體僵硬。他們臉朝下躺著，就像昨天和前天時那樣——那個有著蓬亂鬍子的人，以及那個長著黑臉龐的人，以及許多許多別的人，他們都是這樣”。最終，有57個人將被埋葬在花園裡，“其中一位還只是個孩子，”特爾霍斯特太太寫道，“他們由於缺乏空間而死在房子裡面。”這幢房子裡醫療隊的那位孤獨的醫生蘭德爾·馬丁上尉，告訴特爾霍斯特太太，那個孩子“砰的一聲把頭撞在暖氣片上了，一直到死去”。
凱特·特爾霍斯特在各個房間裡輕手輕腳地走著，心裡想著她的丈夫揚。揚是在星期二晚上騎著腳踏車出去的，以便在這個地區進行偵察，並把有關德國陣地的情報帶回，送給一位炮兵軍官。環形防線是他不在的時候形成的，而在激烈的作戰之中，揚無法回家。他們還會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不能彼此見面。自從星期三以來，特爾霍斯特太太就一直與馬丁醫生和護理員們一起工作，幾乎沒有睡眠。她從一個房間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與傷員們一起祈禱，給他們讀《詩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的飛箭。”
現在，整個上午，那些在夜間滲入環形防線的德國狙擊手們，正在“無恥地向一幢房子裡面射擊，而那幢房子從未向外射出一發子彈”，她寫道，“子彈嗖嗖地穿過擠滿了無助的人們的房間和走廊”。有兩位護理員，在抬著擔架走過一個窗子時，被擊中了。接著，每一個人最怕發生的事情發生了：馬丁醫生受傷了。“只是傷著腳踝，”他告訴特爾霍斯特太太，“到下午的時候，我就將再次到處蹦蹦跳跳了。”
外面，取狙擊而代之的是炮擊。迫擊炮彈的隆隆聲和碰撞聲，“無法描述，”特爾霍斯特太太記載。在列兵邁克爾·格羅看來，“這位女士似乎是極度平靜，一點兒不緊張。”格羅已經因為炮彈碎片而大腿受傷，現在又被炮彈的爆炸傷了左腳。衛生員們匆匆把格羅和別的剛受傷的人，從一排落地窗那裡移開。
下士丹尼爾·摩根斯，在堅守奧斯特貝克教堂附近一個陣地的時候，頭部和膝部中彈，就在一輛德國坦克從馬路上駛來的時候，被抬進了特爾霍斯特的家。一位護理員向摩根斯解釋說：“他們用光了繃帶，沒有麻醉劑或者食品，只有一點水。”正在這時，那輛坦克發射了一顆炮彈，炮彈撞上了這座房子。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裡，列兵沃爾特·博爾多克，肋部和背部有子彈傷，他驚恐地注視著，只見那輛坦克“嘎嘎響著移動，轉變方向。我能聽得見機槍的急促嗒嗒聲，然後一顆炮彈穿過了我背後的牆。灰泥和瓦礫開始到處落下，許多傷員被殺死了”。在樓下，投彈手E·C·博爾登是一位醫務護理員，他怒不可遏，一把抓起一面紅十字會的會旗，衝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輛坦克。下士摩根斯清楚地聽見他說話。“你們究竟是在幹什麼？”博爾登朝著德國坦克的指揮員尖聲大叫，“這幢房子清楚地用紅十字會的旗幟標記著。快滾開！”焦急的傷員們聽見了那輛坦克後退的聲音。博爾登回到了房子裡，摩根斯記得，他“幾乎就像離開的時候一樣氣憤。我們問他出了什麼事”。博爾登簡短地回答說：“那個德國人道歉了，不過他倒真滾蛋了。”
儘管這幢房子沒有再次受到炮擊，但他們周圍的火力卻沒有停止過。凱特·特爾霍斯特寫道：“到處都有人在死去。難道他們必須在這樣的颶風中斷氣嗎？啊，上帝啊！給我們一刻的安靜吧。當他們前往永恆的時候，給他們一刻神聖的安靜吧。”
環形防線的各個地方，當疲憊、虛弱的傘兵們到了筋疲力盡的極限時，坦克衝開了防禦陣地。到處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噴射器帶來的恐怖。在黨衛軍的一個野蠻暴行中，一輛掛著紅十字會旗、運送傷員的吉普車，被4個德國人攔下了。其中的一位衛生員試圖說明，他是送傷員去傷亡人員收容站的，那些德國人卻突然用火焰噴射器襲擊了他，然後走開了。
但這場戰役的始終，不論是在阿納姆大橋還是在環形防線，都有表現出騎士精神的突出例子。在環形防線東邊哈克特准將的防禦陣地裡，一位德國軍官打著白旗，開車來到英軍陣地，要求見指揮官。哈克特見了他，得知德國人“就要發起進攻，首先要把迫擊炮和火炮炮火對準我們的前沿陣地”。那個德國人得知，一個傷亡人員收容站就在進攻的路線上，於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陣地後移600碼。“我們不想讓火力網擊中傷員！”那個德國人解釋說。哈克特知道，他無法遵從。“如果戰線按照那個德國人的要求後退那段距離的話，”厄克特將軍後來寫道，“就會使師司令部到了德國人的營地後面200碼的地方。”儘管他無法移動，但哈克特卻注意到，當進攻終於來到的時候，火力網仔細地對準了傷亡人員收容站的南邊。
在塔弗爾貝格旅館，另外一位醫生蓋伊·裡格比—瓊斯少校，一直在旅館的娛樂室裡，在一張檯球桌上做手術，當一顆口徑為88毫米的炮彈穿過大樓房頂的時候，他丟失了他的全部裝置。自從星期三以來，他就不能做手術了，儘管一個野戰救護車隊已經在彼得堡旅館設定了一個手術室。“我們有1200到1300名傷員，但卻既沒有護理設施，也沒有醫務人員來適當地醫治他們，”他記得，“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就是止痛的嗎啡。我們的主要問題是食品和水。我們已經用光了中央供熱系統中的水，現在，由於不再做手術，我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軍需官，努力給傷員們提供食物。”傷員當中的一位，第一五六營的約翰·沃迪少校，星期二那天被一名狙擊手擊中了腹股溝，後來又再次負傷。一顆迫擊炮彈落在了一個大飄窗的窗臺上，爆炸了，炮彈的一個碎片嵌進了沃迪的左腳，接著這個房間又被直接擊中，沃迪的右肩、臉和下巴被落下來的磚和木頭碎片劃破。該師的首席醫官格雷姆·沃拉克醫生衝到了外邊。沃迪掙扎著站了起來，看見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著德國人喊道：“你們這些該死的雜種！難道認不出紅十字會旗嗎？”
範·馬爾南一家——安赫、她的哥哥保羅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弗爾貝格旅館，在範·馬爾南醫生的指導下，24小時不停地工作著。保羅是醫學院的學生，他記得，那個“星期天是可怕的。我們似乎一直都在被擊中。我記得，我們不可以在病人面前表現出害怕來，但我準備從屋子裡跳出來，大聲喊叫。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傷員們如此安靜地待著”。保羅記得，當受到傷害的人從一個毀壞的房間被送到另外一個房間的時候，“我們開始唱歌了。我們為英國人唱，為德國人唱，為我們自己唱。然後似乎每一個人都在唱，由於感情強烈，人們又會停下來，因為他們是在哭泣，但他們又會再次唱起來”。
年輕的安赫·範·馬爾南曾懷有一個浪漫的夢想，那就是被從天而降的聰明健壯的年輕人解放，對她來說，這個浪漫的夢想正在絕望中結束。許多被帶到塔弗爾貝格旅館的荷蘭平民死於他們自己的傷口。安赫在她的日記裡特別提出，有兩個荷蘭平民是“可愛的姑娘和優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樣大，只有17歲。現在我將再也看不到她們了”。在安赫看來，這個旅館似乎不斷被炮彈擊中，在地下室裡，她哭了起來。“我怕死，”她寫道，“爆炸聲音巨大，每一顆炮彈都能殺人。上帝怎麼能讓這個地獄存在？”
星期天上午，到9點30分時，沃拉克醫生決定，要為這個地獄做點什麼。這個地區的9個傷亡人員收容站和醫院，擠滿了雙方的傷員，因而他開始感到，“戰役再也不能這個樣子繼續下去了”。醫療隊“是在不可能的條件下工作，有一些醫療隊沒有外科工具”，而在德國人的猛烈進攻下，傷亡人員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將，就在上午近8點鐘的時候，一顆迫擊炮彈，讓他的腿和肚子受了重傷。
沃拉克決定了一個計劃，而那個計劃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將軍的許可，於是他便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館。“我告訴將軍，”沃拉克說道，“儘管掛上了紅十字會的旗幟，但所有的醫院仍然遭到了炮擊。有一個醫院被擊中6次，著了火，迫使我們把150名傷員迅速撤離出去。”他說，傷員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該與德國人做出某種安排的時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傷員撤離到萊茵河的對面去，所以沃拉克認為，“如果把傷員移交給德國人，到他們在阿納姆的醫院裡治療的話”，那麼許多生命就會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憶說，厄克特“似乎聽從了”。他同意這個計劃，但又提醒沃拉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敵人以為，這是編隊陣地崩潰的開始”。沃拉克要向德國人說清楚，之所以採取這一步，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厄克特說，可以進行談判，“條件是，德國人應該明白，你是一個代表著病人的醫生，而不是這個師的一個官方特使”。沃拉克被允許，在下午的時候要求一段停火的時間，這樣一來，在“雙方繼續作戰”以前，可以讓戰場上沒有傷員。
沃拉克匆匆離開，前去尋找那位荷蘭聯絡官——海軍少校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另外還有格里特·範·馬爾南醫生，請他們二位幫助談判。沃爾特斯將擔任翻譯，他是荷蘭軍方人士，因而“前往德國司令部可能冒極大的風險”，有鑑於此，沃拉克給他起了個假名，叫“約翰遜”。這三個人迅速前往斯胡努爾德旅館，與德國師部的那位醫官聯絡。
說來也巧，那位軍官，29歲的埃貢·施卡爾卡少校聲稱，他也得出了與沃拉克相同的結論。施卡爾卡回憶說，在那個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須做點事情，這不僅是為了我們的傷員，也是為了在‘巫婆的大鍋’裡的英國人”。在斯胡努爾德旅館，“傷員躺得到處都是——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施卡爾卡的說法，在沃拉克到達之前他就過來了，為了見“英國人的首席醫官，提議清理戰場”。不管是誰首先有了這個主意，他們確實見面了。沃拉克對這位年輕軍官的印象是，“他長得女人氣，但有同情心，顯然非常急於討好英國人——只是為了留個後手”。這位身材細長、風度翩翩的軍官，穿著剪裁合身的制服，顯得很英俊，沃拉克面對著他，用“約翰遜”當翻譯，提出了他的建議。當他們交談的時候，施卡爾卡打量著沃拉克：“一個高個子的、過分瘦長的、黑頭髮的傢伙，就像所有的英國人那樣冷靜。他似乎疲倦極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樣子倒不難看。”施卡爾卡準備同意這個撤離計劃，但他又告訴沃拉克，“首先我們將不得不去我的司令部，以確保我的將軍不會反對。”施卡爾卡拒絕帶範·馬爾南醫生同去。在一輛繳獲的英國吉普車裡，施卡爾卡、沃拉克和“約翰遜”，動身前往阿納姆，由施卡爾卡開車。施卡爾卡回憶說，他“開得非常快，一路地呈之字形移動。我不想讓沃拉克確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開車方式，也一定讓他吃了不少苦頭。我們走得很快，有一部分時間是在炮火下走的，繞著彎進了城。”
對沃爾特斯來說，這個進入阿納姆的短途乘車旅行是“悲傷而又悲慘”的。到處都是車輛殘骸。房屋或者仍然在冒煙，或者已經成了廢墟。他們所走的一些道路，由於被坦克履帶壓碎，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過的地一樣”。殘破不堪的火炮、翻倒的吉普車、燒焦了的裝甲車，以及“死者扭曲的屍體”，就像一條小徑一樣，一直通向阿納姆。施卡爾卡並沒有矇住這兩個人的眼睛，沃爾特斯感到，施卡爾卡也沒有試圖隱瞞他所走的這條路線，這使沃爾特斯突然感到，這位高雅的黨衛軍醫官似乎“急於讓我們看到德國人的力量”。穿過阿納姆仍然冒煙、瓦礫遍地的街道，施卡爾卡朝東北方向開，最後在哈策爾中校司令部的外面停了下來，司令部設在黑策爾貝格路上的那個中學裡。
儘管沃拉克和沃爾特斯的到來在參謀軍官當中造成了驚訝，但哈策爾已經得到過電話通知，正在等待他們。施卡爾卡把這兩位軍官留在外屋，進去向他的指揮官報告。哈策爾生氣了。“我感到吃驚，”他說道，“施卡爾卡竟沒有矇住他們的眼睛。現在他們知道我的司令部的精確位置了。”施卡爾卡笑了。“要是他們能夠在什麼地方找到他們的路，那麼我就會對我開車的方式大吃一驚了。”他向哈策爾保證。
兩個德國人與英國特使一起坐了下來。“那位醫官提議，應該把他的英國傷員從環形防線撤離出來，因為他們不再有地方或者補給品來照料他們了，”哈策爾說道，“這就意味著，要求休戰幾個小時。我告訴他，我對我們兩國交戰感到遺憾。畢竟，我們為什麼應該交戰呢？我同意他的建議。”
沃爾特斯——沃拉克介紹他為“一位名叫約翰遜的加拿大軍人”——記得，這次會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起初，那位黨衛軍中校甚至拒絕考慮休戰，”他說道，“房間裡還有幾個別的參謀軍官，包括代理參謀長施瓦茨上尉，施瓦茨最終轉向哈策爾，說這整個事情還得由將軍決定。”那個德國人離開了房間。“當我們等待的時候，”沃爾特斯說道，“他們給了我們三明治和白蘭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著肚子喝酒。三明治裡不管夾的是什麼餡，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蔥。”
當德國人再次進入房間時，“每一個人都啪的一聲立正，大聲喊嗨希特勒。”比特里希將軍，沒有戴帽子，穿著他長長的黑色皮外套，走了進來。“他只待了一會兒。”沃爾特斯記得。比特里希打量著這兩個人，說道：“我對我們兩國之間的這場戰爭感到遺憾（Ich bedauere sehr diesen Krieg zwischen unseren Vaterlandern）。”將軍靜靜地聽沃拉克的撤離計劃，表示同意。“我同意，”比特里希說道，“因為一個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戰期間——當然，只要他首先就有這種感情。”然後比特里希遞給沃拉克一瓶白蘭地。“這是送給你的將軍的。”他告訴沃拉克，然後退出了。
星期日上午10點30分時，部分休戰協議達成了，儘管沃爾特斯回憶說：“德國人似乎有些擔心。不論是塔弗爾貝格旅館，還是斯胡努爾德旅館，都位於前線，而德國人又無法保證停止迫擊炮和火炮的轟擊。”哈策爾主要擔心的是英國人在萊茵河南邊的遠端炮擊，傷員撤離的時候能否被控制住。施卡爾卡說，這一點得到保證，他收到了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的無線電訊。“那個電訊純粹是發給第九黨衛軍裝甲師的醫官的，它感謝我並且問，停火能否持續足夠長的時間，好讓英國人把醫療用品、藥品和繃帶從萊茵河對面帶過來。”施卡爾卡發回了無線電訊：“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只是要求，你們的空軍不要繼續轟炸我們的紅十字會卡車。”他立即得到了答覆：“不幸的是，這樣的進攻是雙方發動的。”施卡爾卡認為，這個電訊“可笑”，他生氣地回答道：“對不起，我有兩年的時間沒有看見我們的空軍了。”英國人的電訊又回來了：“就按協議辦。”施卡爾卡聲稱，他現在勃然大怒，以至於發回了這樣的電訊：“舔我的……”
最終做出的安排，要有兩個小時的休戰，時間從下午3點開始。其時，傷員將沿塔弗爾貝格旅館附近一條指定的路線，離開環形防線。要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少開火，或者完全停火”。堅守前線陣地的雙方部隊被提醒，不要開火。施卡爾卡開始命令，“每一輛可用的救護車和吉普車在前線的後面集結”，與此同時，沃拉克和沃爾特斯將要返回自己的營地，他們被允許在自己的衣服口袋裡裝滿嗎啡和醫療用品。沃爾特斯“為能夠離開那裡而感到高興，尤其是因為施瓦茨對他說過，‘你說起德語來，可不像英國人’”。
沃拉克和沃爾特斯的吉普車上飄揚著一面紅十字會旗幟，並由另外一位德國醫官護送，在返回環形防線的途中，他們被允許在聖伊麗莎白醫院停留，以視察那裡的狀況，並訪問英國傷員——其中就有拉思伯裡准將，他現在去掉了軍銜徽章，成了“一等兵”拉思伯裡。迎接他們的是英軍首席醫官李普曼·凱塞爾上尉，外科手術隊隊長錫德里克·朗蘭少校，以及荷蘭資深外科醫生範·亨格爾醫生——沃拉克記得，他們全都“非常急於知道訊息”。醫院周圍曾經進行過激烈的戰鬥，凱塞爾報告說，有一次，甚至還在大樓裡面進行了一場酣戰，德國人的子彈從病房裡的病人頭上飛過。但自從星期四以來，這個地區是安靜的，沃拉克發現，與在環形防線裡的傷員所受到的令人痛苦的磨難形成對照的是，在聖伊麗莎白醫院裡，“英國傷亡人員是躺在**，蓋著毯子，鋪著床單，並受到荷蘭修女和醫生的悉心照料”。這兩個人提醒凱塞爾，要為大量湧來的傷亡人員做好準備，然後返回了奧斯特貝克。沃拉克回憶說，他們正好“趕上了塔弗爾貝格旅館附近的一輪迫擊炮炮擊”。
下午3點鐘，部分休戰開始。射擊突然減少了，然後又完全停止。對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來說，那種“勢不可擋的嘈雜聲已經成為正常，因而發現這種寂靜是如此不真實，以至於剎那間我以為我死了呢”。在英國和德國的醫官和護理員的監督下，來自雙方的救護車和吉普車開始裝傷員。中士達德利·R·皮爾遜是第四傘兵旅的首席文書，在一輛吉普車裡他被放在他的旅長的擔架的旁邊。“這麼說你也受傷了，皮爾遜？”哈克特說道。皮爾遜只穿著靴子和褲子，右肩綁著厚厚的繃帶，“彈片在那裡撕開了一個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蒼白，顯然因腹部的傷而非常痛苦。當他們前往阿納姆的時候，哈克特說道：“皮爾遜，我希望你不會認為我是以權壓人，不過我認為我比你要糟糕。到了醫院，要是他們先給我治，你不會在意吧？”
那位和傘兵雞默特爾一起跳傘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極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聖伊麗莎白醫院。一顆子彈切斷了他右手的兩個靜脈，而在前往斯胡努爾德旅館包紮所的途中，彈片又擊中了他的右小腿肚子。由於只有一點點嗎啡，因而他被告知，除非他認為絕對必要，否則是不能給他打上一針的。格洛弗並沒有要嗎啡。現在，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覺想到了默特爾，他記不得它是哪一天被打死的。在作戰期間，他和他的勤務兵喬·斯科特列兵，交替拿著裝默特爾的小揹包。然後，在一個狹長掩體裡，在炮火的打擊之下，格洛弗突然意識到，裝著默特爾的小揹包不見了。“默特爾在哪裡？”他朝斯科特叫喊道。“她在那裡，長官。”斯科特指著格洛弗掩體的頂上。在她的包裡，默特爾仰面躺著，腳伸在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這隻公雞埋葬在樹籬附近的一個小小的墳墓裡。當斯科特掃著土蓋上的時候，他看著格洛弗，說道：“唔，默特爾到最後都是勇敢的，長官。”格洛弗記得，他並沒有解下默特爾降落傘的傘翼。現在，在一陣疼痛之中，他感到高興的是，他是讓它帶著榮譽得體地得到了埋葬——是帶著它的職銜標記被埋葬的——這對陣亡者來說死得其所。
在斯胡努爾德旅館，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注視著，德國護理員開始把傷員抬出去。突然射擊開始了。一個德國人叫喊：“如果不停下來，我們就開火，沒有一個傷員、醫生或者護士能活著出去。”亨德麗卡並沒有在意。“總是最年輕計程車兵叫得最響，”她特別提到，“到現在我們已經習慣德國人的威脅了。”射擊停止了，裝車又繼續下去。
當步行傷員長長的行列以及吉普車、救護車和卡車的車隊開赴阿納姆的時候，有好幾次再次爆發了射擊。“不可避免的是，”厄克特將軍回憶說，“有誤解。讓一場戰鬥暫時安靜下來是不容易的。”在塔弗爾貝格旅館的醫生們，“當他們把好鬥的德國人從旅館裡清理出去的時候，有了一些不安的時刻”。而且幾乎每一個人都記得，那些剛剛到達的波蘭人無法理解，這個小部分的停火有什麼必要。“他們有許多舊賬要清算，”厄克特說道，“因而看不到讓他們停火的合情理的原因。”最終，他們被“說服了，抑制住他們的渴望，等到撤離完成之後再說”。
施卡爾卡少校與沃拉克醫生一起，讓車隊運行了整整一個下午。大約200名能行走的傷員被帶了出來，超過250名被抬進了醫療車隊。“我從未見過類似奧斯特貝克那樣的狀況，”施卡爾卡說道，“那裡只有死亡和殘骸。”
在聖伊麗莎白醫院，彼得·斯坦福斯中尉從在阿納姆受的胸傷中恢復了知覺，聽見第一批能夠行走的傷員進來了。“我感到，一陣激動的顫抖從我的脊椎升了上來，”他
說道，“我從未這樣驕傲過。他們走了進來，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嚇壞了。每個人都長了一個星期的鬍子。他們的作戰服撕破了，滿是汙漬，而且骯髒、浸透著血液的繃帶從他們所有人的身上伸了出來。最扣人心絃的是他們的眼睛——有紅圈，深陷進去，從拉長了的、沾了厚厚一層泥巴的臉上朝外凝視著，臉由於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們走了進來，並沒有被打敗。他們顯得足夠凶猛，足以當場就接管這個地方。”
當最後一個車隊離開奧斯特貝克時，沃拉克感謝那位黨衛軍醫官的幫助。“施卡爾卡看著我的眼睛，說‘你能把這寫給我嗎’？”沃拉克沒有理會這句話。下午5點，戰鬥再次開始，好像從來沒有停止過似的。
一等兵珀西·帕克斯的火炮陣地，在多爾德倫家洗衣房附近，在他的陣地裡，“再次亂成了一片。德國佬朝我們投擲一切東西”。在撤離傷員期間，有一段相對的安靜，在此之後，帕克斯有了一種被解救感。“一切都返回到正常，這我能夠適應。我又再次準備就緒。”德國人利用了這個暫時的休戰，滲透進了許多地區。人們從所有的方向，聽見了尖叫聲和射擊聲，那是德國人和英國人在街道上和花園裡彼此追擊。從戰壕裡，帕克斯看見，一輛坦克穿過一塊白菜地，朝排炮大本營駛來，有兩個炮兵朝馬路上的一門發射6磅重炮彈的大炮全速跑去。當炮兵們開始射擊的時候，帕克斯驚奇地朝上看著，因為白菜開始飄過他的戰壕。“大炮的力量把白菜吸了上來，直接拽出了地面，把它們擲向天空。接著一聲巨大的撞擊聲，我們看見，一顆炮彈擊中了坦克。”
羅伯特·凱恩少校聽見，有人叫喊，“虎式坦克！”於是他便全速朝一個建築邊上的那門小反坦克炮跑去。一位炮手從街道上跑來幫助他，這兩個人一起，把炮推進陣地。“開炮！”凱恩喊道。他看見，炮彈擊中了坦克，讓它出了故障。“咱們再發一炮，有把握一些。”他叫喊道。炮手看著凱恩，搖了搖頭。“不用，長官，”他說道，“它完了。反衝裝置沒了。”
在特爾霍斯特的家裡，嘈雜聲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每一個人都麻木了，聽不見了。突然，凱特·特爾霍斯特感到了“一種巨大的震動。磚發出了轟響，棟樑裂開了，各個方向發出了被抑制的哭叫聲”。爆炸把地下室的門卡住了，令人窒息的塵土在整個小屋子裡旋轉著，在其中，她聽見，“人們用鐵鍬和工具工作著……把棟木鋸開……腳步在磚和灰漿中嘎吱作響……而且沉重的物品被前後拖拽著”。地下室的門被開啟，清新的空氣湧了進來。在樓上，凱特看見走廊的一個部分以及花園裡的那間屋子，都朝戶外敞開著，一面牆的一段已經被炸了進來。人們躺在各處，那是被爆炸拋擲過去的。馬丁醫生再次被擊中，根本無法走動。有一個士兵，幾天前因為患有戰鬥疲勞症而被帶進來，現在他在房子裡的大屠殺當中徘徊著。他盯著凱特·特爾霍斯特，說道：“我想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她溫柔地帶著他去了地下室，在石頭地板上為他找了個容身之地。他幾乎立即就睡著了。後來他醒了，便移到特爾霍斯特太太的旁邊。“現在我們隨時都會被攻佔。”他平靜地說道。他又睡著了，凱特疲倦地靠在牆上，她的5個孩子在她旁邊，她等待著，與此同時“這令人恐懼的時間在緩慢地延續著”。
在距離凱恩少校陣地不遠的一個戰壕裡，中士艾爾弗·魯利埃看見，又有一輛坦克出現在街道上。他與一位炮手衝向似乎是留在他所在的炮兵部隊裡的唯一一門反坦克炮。就在坦克轉向他們的時候，這兩個人來到了炮的旁邊。他們發射了，看見一道閃光擊中了坦克。就在這時，一挺機槍開火了。與魯利埃一起的那位炮手喘息著，靠著他倒下來。當魯利埃轉過身來，小心翼翼地扶著他倒下時，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左手。左手開始失去控制，顫抖起來，魯利埃猜想，子彈一定是擊中了神經。魯利埃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來，然後朝他的戰壕走去。“我去找人幫忙。”他告訴這位血跡斑斑計程車兵。在特爾霍斯特家的門口，魯利埃停下來，不願意進去。他聽見，人們在尖聲大叫，胡言亂語，乞求給點水，並喊出親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魯利埃說道，“我到這裡是要幹什麼？”就在這時，投彈手E·C·博爾登出現了。“天啊，老兄，”博爾登看著魯利埃顫抖的手說道，“你是去打字了嗎？”魯利埃解釋說，他是來為那位受傷的炮手找人幫忙。“好的，”博爾登說道，同時給魯利埃的手包紮好，“我會到那裡去的。”在返回陣地的途中，魯利埃經過特爾霍斯特家的花園，停了下來，恐怖地凝視著。他以前從未見過，在一個地方有這麼多屍體，有些屍體，臉上蓋著士兵穿的偽裝服，但另外的屍體卻並沒有蓋，“他們的眼睛朝所有的方向凝視著”。屍體成了堆，太多了，無法在他們之間邁步。
在戰壕裡，魯利埃等待著，最後博爾登帶著兩位擔架手來了。“不要擔心，”博爾登告訴魯利埃。他伸出了拇指，“一切都會沒事的。”魯利埃並不這樣認為。在英格蘭時，這位31歲的傘兵懇求前去執行任務，他的年齡讓他未能如願，而且，儘管他是個炮兵，卻成了代理食堂軍士。但魯利埃還是成功了，最終被允許前去。現在，當他凝視身邊的疲倦、口渴、飢餓的傘兵們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忘記了這場戰鬥。我一門心思要給我們找點吃的東西”。他並不知道，他在這個地區被摧毀的花園裡以及倒掉的房子當中爬了多長時間，他在架子上搜查，在地下室裡搜尋，尋找一片片或者一塊塊的食品。在一個地方，他發現了一個沒有毀壞的鍍鋅盆，他把找到的所有東西都扔了進去——幾個枯萎的胡蘿蔔、一些洋蔥、一小袋馬鈴薯、鹽，以及肉湯的一些塊狀濃縮料。在房子的附近，他發現了一個雞籠，只有一隻雞還活著。魯利埃把它帶上了。
在成了廢墟的房子的石頭地板上，他把幾塊磚圍了起來，架上盆。他從牆上扯下一條條牆紙，並使用一些木頭，生上了火。他不記得，當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時候，街道上是否仍然在激戰——當他蹣跚著回來時，盆子裡的水就幾乎滿了。他把那隻雞殺了，拔了毛，然後扔進盆子裡。就在薄暮時分，他認為雞湯已經燉好了，於是便從窗框上扯下兩個窗簾，包住鍋的熱把手，在另外一名傘兵的幫助下，朝戰壕走去。在這幾個小時的時間裡，他第一次意識到迫擊炮彈飛來了。兩個人每隔一段時間前進一次，在每次就要爆炸的時候停下來，然後再前進。在炮兵陣地裡，魯利埃大聲呼喊：“過來吃呀！”眼睛發紅而視力模糊的傘兵們大為吃驚，他們以小心翼翼的小組形式出現，拿著被毀壞的食品罐子和野戰餐具。他們恍恍惚惚地咕噥著表示感謝，把餐具伸進熱盆子裡，然後消失進漸濃的夜色之中。十分鐘之內燉湯就光了。艾爾弗·魯利埃盯著盆子的底，只能找到幾小塊馬鈴薯。他把馬鈴薯揀了起來，在那一天，第一次吃了點食物。他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
在哈滕施泰因旅館庭院的一個五人戰壕裡，滑翔機飛行員倫納德·奧弗頓中士，朝愈來愈濃的夜色望去。與他共用戰壕的那4個人，消失了。突然，奧弗頓看見，有黑色的形體在靠近。“是我們！”有人小聲說道。當那4位士兵跳進戰壕的時候，奧弗頓看見他們抬著一個紮起來的斗篷。那幾個人小心翼翼地開啟斗篷，在斗篷的邊上舉起一個馬口鐵罐頭盒子，把約有1品脫的雨水倒了進去。有一個人拿出了一塊茶葉，開始攪動雨水。奧弗頓旁觀著，恍惚起來。“在那一天，我們既沒有吃的，也沒有喝的，只有兩片硬餅乾，星期天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把它分享了。”他說。然後，令奧弗頓驚訝的是，那些傘兵們把那個馬口鐵罐頭盒子給了他。他啜飲了一小口，又往下傳了過去。“生日快樂！”每個人都小聲對他說。奧弗頓都忘記了，那個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歲的生日。
在斯胡努爾德旅館，病情危急和能夠行走的傷員，都離開了，但患戰鬥疲勞症計程車兵卻仍然繼續留在這個大旅館裡。當隨軍牧師佩爾走過一個被遺棄的房間時，他聽見，在這個傳出回聲的大樓的什麼地方，有一個微弱、顫抖的嗓音在唱著《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佩爾上了樓，走進樓上的一個房間，在一個患有嚴重的戰鬥疲勞症的年輕傘兵旁邊跪了下來。“神父，”那個孩子說道，“你能給我掖好毯子嗎？這麼多噪音，我好害怕。”佩爾沒有毯子，但假裝給這個傘兵蓋好毯子。“這感覺很好，神父。我現在感覺很好了。你能再幫我一個忙嗎？”佩爾點了點頭。“和我一起念主禱文。”佩爾這樣做了。他把那個年輕人的頭髮撫了回去。“現在閉上眼睛吧，”佩爾對他說，“睡個好覺。上帝保佑你！”傘兵微笑了：“晚安，神父。上帝保佑你。”兩個小時以後，一個衛生員來找佩爾：“你知道那個和你一起念主禱文的孩子嗎？”佩爾問道：“出了什麼事？”衛生員搖了搖頭：“他剛才死了。他說，他要告訴你，他無法忍受外面的嘈雜聲。”
傍晚時分，環形防線御用蘇格蘭近衛團地段的R·佩頓—裡德上校，不愉快地看到，“24日令人傷感地結束了。由於共識，希望早日得到地面部隊支援這個大希望，現在成了一個忌諱的話題”。
星期天的後半夜，鬼怪式通訊網的操作員內維爾·海中尉，奉命來到哈滕施泰因旅館地下室裡厄克特的房間。“他遞給了我一個較長的電文，”海說道，“並且告訴我，我把它譯成電碼之後，再還給他。我記得他說，也許到那個時候，他已經不會把這個電報發出去了。”海讀電文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這實際上意味著，要麼他們得過來救我們，要麼我們將被消滅。”海把電報譯成電碼，又還給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發出去。”海說道。電報發出去了，原文是：
厄克特致布朗寧。必須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一大早與我們直接接觸，否則我們認為，我們不能堅持足夠長的時間了。所有計程車兵現在都精疲力竭。缺少口糧、水、彈藥和武器，同時軍官傷亡率很高。敵人甚至稍微發動一次攻勢，就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潰。這樣，如果不投降的話，將命令所有的人朝橋頭陣地突圍。在敵人的面前，任何調動眼下都不可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只要可能將仍然盡最大努力。
連續兩個晚上，要把士兵和補給品送進厄克特的立足點的嘗試都失敗了。然而第三十軍固執的軍長霍羅克斯將軍，拒絕放棄這個努力。如果要拯救這個橋頭陣地，如果要實現對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就必須在這個星期日的晚上進行。天氣再次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格蘭執行運送補給品和支援的任務的飛機前來幫忙。但在德里爾至奈梅亨的地區，兵力強大，而霍羅克斯又完成了那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驅動著他的整個軍，沿著那條只有一輛坦克寬的狹窄走廊，到達了在萊茵河上的先頭部隊的位置，現在困擾他的，就是把他與空降部隊分開的那條400碼寬的河。他命令托馬斯的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發動最後一次進攻：傑拉爾德·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團第四營，將在上午10點開始，與剩餘的波蘭人一起發起攻擊，渡河進入橋頭陣地。
蒂利的行動，將是一個更大計劃的第一步。“如果事情進展順利，”霍羅克斯後來寫道，“我希望，將讓第四十三師側滑下去，在更西邊的地方渡過萊茵河，給進攻空降部隊環形防線的德國軍隊一記左勾拳。”另外一個選擇餘地就是撤退。在市場花園行動的這個第八天，霍羅克斯固執地拒絕面對這個選擇。然而，其他人現在卻正在認真計劃可以怎樣撤退。
按照他的參謀長戈登·沃爾什准將的說法，第一空降軍司令員布朗寧將軍，現在“非常公開地談論撤退”。在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前往德里爾的時候，這個決定尚懸而未決，但“布朗寧確信，一旦他們被卡住了，就將不得不把厄克特計程車兵撤出來”。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員邁爾斯·C·鄧普西將軍，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自進攻開始以來，他便未曾與霍羅克斯會晤過，現在，由於時間所剩無幾，鄧普西便命令霍羅克斯，到位於聖奧登羅得的走廊地帶開會。按照指揮的順序，鄧普西由於得到了蒙哥馬利的授權，將最後說了算。這個令人痛苦的決定，將是由一個人迫使他們做出的，那個人就是德國陸軍元帥莫德爾。
當霍羅克斯驅車向南，前往聖奧登羅得時，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團第四營開始準備進行夜間的渡河。他的營正在匆匆趕往德里爾的集結地，而攻擊艇，由於現在走廊又再次開啟，也正在路上。給蒂利的指示是清楚的，旅長本·沃爾頓准將親自給他下達了簡短命令，蒂利被告知，要“擴大環形防線的基地”。渡河將在那個舊渡口進行，在奧斯特貝克西邊大約1英里處。一旦過了河，多塞特團便要“堅持下去，直到得到增援時為止”。他們將輕裝前進，只帶著能維持三四天的食品和彈藥。按照這位35歲的蒂利的看法，他計程車兵“是一支特遣部隊，為鄧普西的整個英軍第二集團軍帶路”。他敏銳地意識到迅速到達厄克特那裡的急迫必要。從他所得知的一切來看，那個師的死亡正在以小時計算。
星期天，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爾一個被毀壞的教堂的塔尖，觀察他的部隊將在萊茵河北岸登陸的那個地區。他的司令部設在德里爾南邊的一個果園裡，下午的時間沉悶地過去了，他在司令部裡不耐煩地等待著他的營從霍姆伊特村趕來，霍姆伊特村在德里爾西南幾英里外，與此同時，攻擊艇正從走廊送來。
下午6點剛過，本·沃爾頓准將便派人叫蒂利過去。沃爾頓的司令部在德里爾南邊一幢房子裡，在那裡，蒂利本來預料，旅長會再次檢查這次夜間行動的細節。相反，沃爾頓卻告訴他，計劃有了改變。沃爾頓說，已經接到命令，“整個行動——大規模的渡河——取消了”。蒂利的那個營還是要渡河，不過目的不同了。蒂利聽著，越來越焦慮。他計程車兵們將在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師撤退時，堅守環形防線的基地！他被要求帶儘可能少的人——“夠完成任務就可以”：大約400名步兵和20名軍官。蒂利不必去，他可以派他的第二把手詹姆斯·格拉夫頓少校，取代他的位置。儘管蒂利回答說，他將“考慮一下”，但他已經決定，要親自率領他計程車兵過去。當蒂利離開沃爾頓的司令部時，他感到，他計程車兵正要被犧牲掉。有關如何把他們帶回來，沃爾頓什麼也沒有說。他知道，沃爾頓對此也無能為力，無法改變形勢。令他困惑的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計劃為什麼改變？
要把厄克特的部隊撤出的決定，是星期天的下午，在與霍羅克斯和布朗寧將軍一起舉行的聖奧登羅得會議上，由鄧普西做出的，而這個決定還要由蒙哥馬利批准，而蒙哥馬利則是9月25日星期一的上午9點30分，才最終批准了這個命令。在考慮了手下軍長的大規模渡過萊茵河的設想之後，鄧普西推翻了這個計劃。鄧普西與霍羅克斯不同，他認為這次攻擊不可能成功。“不，”他對霍羅克斯說，“讓他們撤出。”鄧普西又轉向布朗寧，問道：“你看這樣行嗎？”布朗寧緘默不語，悶悶不樂，點了點頭。鄧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爾的托馬斯將軍。甚至就在聖奧登羅得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德國人又再次切斷了費赫爾北邊的走廊。由於被切斷了回去的道路，霍羅克斯便使用了一輛裝甲軍車，突破德軍的營地，返回到他在奈梅亨的司令部。陸軍元帥莫德爾的最新進攻，將使走廊關閉40多個小時。
在德里爾，蒂利中校那個營的大多數人現在已經到達了。他在部隊當中走著，挑選他將帶著的人。蒂利拍著士兵的肩膀，說道：“你去……你不去。”這次攻擊的真實目的是保密的，他無法告訴那些提出抗議計程車兵們，為什麼把他們留在後面。蒂利“挑選了那些老兵，他們絕對有把握——絕對是不可或缺——而把其餘的人留在了後面”。
這個決定是使人痛苦的。他看著那些軍官和士兵，認為他們“要走向必然的死亡”。蒂利把格拉夫頓少校叫了過來。“吉米，”格拉夫頓記得蒂利說，“我得告訴你點事情，因為除了我之外，還得有人知道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計劃中的改變，又小聲補充說，“恐怕我們要被拋棄了。”
格拉夫頓大吃一驚，盯著蒂利。蒂利補充說，關係重大的是，不能讓任何別的人知道這個資訊。“那會太冒險了。”他解釋說。
格拉夫頓知道蒂利是什麼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將是對士氣的一個可怕打擊。當格拉夫頓準備離開時，蒂利說道：“吉米，我希望你會游泳。”格拉夫頓微笑了。“我也這樣希望。”他說道。
晚上9點30分，蒂利計程車兵來到河邊，卻仍然沒有攻擊艇的影子。“沒有船，他們到底要我怎樣過河？”蒂利問他的工兵軍官查爾斯·亨尼克中校。給士兵的口糧也沒有到達。蒂利心情煩躁，同時也因為知道這次任務的真正原因而精神沉重，於是便與多塞特團第五營的營長奧布里·科德中校交談起來。“什麼都不對頭，”蒂利告訴他，“船沒有來，口糧也沒有給我們發下來。如果不趕快採取措施的話，我就不打算出發了。”科德命令他的營把口糧交給蒂利計程車兵。
在3個漫長的小時裡，在寒冷的毛毛雨中，蒂利的部隊等待著攻擊艇。在午夜時，有訊息說，那些船現在就在德里爾，但只剩下了9條。在黑暗之中，有一些卡車拐錯了彎，結果開進了敵人的營地，還有兩輛卡車從一條泥濘的堤岸馬路上滑了下去，丟失了。在會合地點，船由步兵用肩膀扛著，穿過600碼沼澤地，來到下水地點。士兵們跌跌絆絆，搖搖晃晃，在圩田的泥土上走了一個多小時，才把船送到河裡。直到9月25日，星期一的凌晨兩點之後，集結才告完成。
當士兵們準備下水的時候，蒂利把給厄克特將軍的兩封信遞給了格拉夫頓：一封是布朗寧將軍給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馬斯將軍用密碼寫的電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計劃。這兩封信各有兩套。厄克特的工兵軍官埃迪·邁爾斯中校已經從奈梅亨與布朗寧見面之後回來了，現在，邁爾斯帶著相同的信，正在等待過河。“你的任務，”蒂利告訴格拉夫頓，“就是萬一那位工兵軍官沒能送過去，就帶著這些信到厄克特那裡去。”帶有撤退計劃的信“絕對重要”，蒂利強調說。
在河上，顯然德國人也對另外一次渡河做好了準備。現在只剩下大約15條英國攻擊艇——包括3輛水陸兩用車，以及頭一天晚上所使用的那個小小的艦隊的殘餘船隻。在最後時刻，由於船隻短缺，所以決定停止原定波蘭人在多塞特團的下水地點東邊進行的一次牽制性的渡河，蒂利計程車兵將分成5撥，每撥3條船過河。當準備工作繼續進行時，迫擊炮彈在南岸爆炸了，而重機槍——現在顯然是仔細地部署在環形防線基地的兩個邊緣——在水面上掃射起來。蒂利中校跳進了一條船。第一撥開始渡河了。
儘管南岸的每一門可用的英國大炮都在頻頻轟擊，從這些多塞特人上方送去了濃密的炮彈，但渡河還是遭到了殘酷的攻擊。帆布和膠合板做成的船遭到了掃射，打出了洞，被水沖走了。有一些船，比如格拉夫頓少校的船在離開南岸之前就著火了。格拉夫頓迅速坐上另外一條船出發。在半途，他發現他的船是這一撥中唯一的一條船。15分鐘以後，格拉夫頓過了河，“為自己還活著而感到走運”。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被位置有利的機槍火力包圍，這5撥人中的每一撥，都蒙受了重大損失。但到目前為止，最糟糕的敵人卻是水流。水流在午夜之後出乎意料地速度加快，無助的多塞特人既不習慣於這些船，又不習慣於這水流，結果被水衝得過了環形防線的基地，落入了敵人手中。那些倖存下來的人散開在幾英里的地方，被迅速截斷，包圍起來。在動身前往環形防線的420名官兵當中，只有239名到達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陸時，遇到了山崩似的手榴彈，那些手榴彈就像保齡球一樣滾下坡來，人們聽見，他率領著他計程車兵從這個火海中衝了出來，大聲呼喊著：“跟他們拼刺刀！”
多塞特人無法作為一支有效的部隊與厄克特計程車兵會合。只有幾個人到達了哈滕施泰因旅館的環形防線，其中就有格拉夫頓少校，他帶著那份完好無損的撤退計劃，經由下奧斯特貝克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爾少校的陣地，走了進來。邁爾斯中校已經帶著他攜帶的檔案，來到了厄克特的司令部。這兩個人都不知道托馬斯密碼電文的內容，也不知道電文極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當蒙哥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爾，進行“一次前往柏林的強大而又有力的挺進……從而結束戰爭”的時候，他的單兵挺進的提議被拒絕了。“市場花園行動”是妥協的產物。現在，為厄克特血染計程車兵們所制訂的撤退計劃，已經正式定名。英軍第一空降師的餘部，將以“柏林行動”為代號撤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