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圍困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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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圍困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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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時分從萊茵河升起的霧,在阿納姆大橋以及大橋四周的靜謐、黑暗的房屋上面盤旋。距離大橋的北坡道不遠,那條與歷史悠久的內城連線的長長的風景如畫的林蔭大道——優西比烏斯鄉村大道,向後延伸到北邊和東邊的市郊,最後來到聖樂廳,這是阿納姆最受歡迎的音樂廳。這個星期天,9月18日,在微弱、朦朧的光線之中,海爾德蘭這個古老的首府似乎被人遺棄了。在街道、花園、廣場或者公園裡,沒有人走動。
從在大橋北端周圍的陣地裡,弗羅斯特計程車兵可以第一次看到這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築,那是一些散亂擴充套件開來的建築群:法院、省政府大樓、國家檔案館、市政廳、郵政總局,西北方向不到1英里的地方就是火車站。在更近一點的地方,是聖優西比烏斯教堂,它以其305英尺高的尖塔而傲視城市。弗羅斯特計程車兵,在一個由18幢房屋組成的環形防線上,從破碎的窗戶和剛剛挖掘的散兵坑裡小心翼翼地朝外看著,但卻沒有人意識到,這座偉大的教堂現在卻有著一種不祥的意義。在夜間,德國狙擊手們已經進入了塔樓。他們仔細地隱藏著,就像英國人一樣,也在緊張地等待天大亮。
爭奪大橋的戰鬥整夜都在激烈進行。午夜時分曾經暫時平靜了一下,卻只是短暫的停頓。戰鬥再次爆發的時候,就好像每一個人都參加了單打獨鬥。夜間,弗羅斯特計程車兵曾兩次試圖突然襲擊大橋的南端,結果兩次都被擊退。這兩次衝鋒都是約翰·格雷伯恩中尉率領的,他臉上嚴重受傷,但仍然待在橋上監督所有計程車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後來,一輛又一輛卡車的德國步兵試圖強行過橋,結果遭遇到英軍傘兵的密集火力。弗羅斯特計程車兵用火焰噴射器把那些車輛點燃了。黨衛軍精銳裝甲部隊在這片火海當中被燒著了,尖聲大叫著落入100英尺以下的萊茵河。燃燒著的橡膠的刺鼻氣味,以及從車輛殘骸中旋轉升起的濃密黑煙,使雙方的救援隊都受到了阻礙,雙方的救援隊在橋上遍地的屍體當中尋找傷員。一等兵哈羅德·巴克就在這樣的一支救援隊當中,他正把傷員抬進由弗羅斯特計程車兵堅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裡,他看到一些東西,他以為有幾支蠟燭在燃燒。地板上全都躺著受傷的傘兵,巴克突然意識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些傷員身上發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被含磷炮彈的碎片擊中,於是便在黑暗中發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在陽光照耀的最初的時刻,戰鬥再次停止了,就好像雙方都正在深深呼上一口氣。弗羅斯特營司令部的馬路對面,就在大橋坡道下面的一條小街上,埃裡克·麥凱上尉對一些房子進行了一次靜悄悄的偵察,他小小的工兵隊伍以及其他部隊的幾個小組,現在就控制著這些房子。在一次噩夢般的惡戰過程中,麥凱最終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兩幢,並在其中的一幢房子裡設立了指揮所,那是一幢磚結構的校舍。德國人在進行反攻的時候,爬過了經過景觀美化的庭院,朝房屋裡投擲手榴彈。德國人進入大樓,與英國人進行了一場殊死的、幾乎是寂靜的白刃戰。麥凱計程車兵遍佈於各個地下室和一個個房間,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敵人驅逐了回去。然後,麥凱帶著一小群人衝了出去,尾隨著撤退的德國人進入灌木叢。英國人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彈擊潰了敵人。麥凱的雙腿被炮彈碎片擊中,一顆子彈刺穿他的鋼盔,擦傷了他的頭皮。
現在,在核對他的傘兵的時候,麥凱發現了一些情況與他本人相似的傷員。問題嚴重的是,補給品的形勢不好。有6支布倫式輕機槍、彈藥、手榴彈和一些炸藥,但沒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嗎啡和戰地繃帶之外,沒有醫藥補給品。除此之外,德國人還切斷了供水。現在,手頭所擁有的一切,就是他們飯盒裡面剩下的東西。
儘管這次夜間作戰是可怕的,麥凱卻仍然抱有一種強烈的決心。“我們一直做得不錯,我們的傷亡相對而言是輕微的,”他回憶說,“除此之外,隨著陽光的出現,我們能夠看到我們是在做什麼事,而且我們也做好了準備。”儘管這樣說,麥凱還是像弗羅斯特一樣,並不抱什麼幻想。在這種最殊死的戰鬥——在一條街道又一條街道、一幢房子又一幢房子、一個房間又一個房間裡的戰鬥中,他知道,大橋上的英軍守備部隊被消滅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德國人顯然是希望單憑人數上的優勢,就能夠在幾個小時裡粉碎弗羅斯特小小的兵力。針對這樣強大而又集中的進攻,能夠拯救大橋上勇敢的守衛者們的只能是第三十軍的到達,或者是第一傘兵旅其他營的到達,那些營仍然在試圖殺出一條血路,進入這座城市。
對於那些在大橋附近作戰的黨衛軍士兵來說,那是一個恐怖不斷的夜晚。哈策爾上校顯然對他已經擋住了厄克特的各個營而感到滿意,但卻低估了那些已經到達大橋北端的人的數量和能力。哈策爾甚至並沒有費心下令把他為數甚少的幾門自行火炮帶上來作為支援。相反,針對坡道四周房子裡的英軍陣地,他把一個又一個班的黨衛軍投了過去。這些強悍部隊中的大多數人記得,他們遇見的敵人是他們所遭遇到的最凶猛計程車兵。
黨衛軍班長阿爾費雷德·林斯多夫,21歲,是一位曾經在蘇聯打過仗的有經驗計程車兵,他正在一列前往阿納姆的貨運火車上,在車上被告知他的班將被重新裝備。當林斯多夫和他計程車兵到達阿納姆車站的時候,那裡亂成一團。來自形形色色編制的部隊在亂兜圈子,排成隊,然後開拔出去。林斯多夫的部隊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內的一個指揮所報到。在那個指揮所裡,一位少校把他們編進了第二十一精銳裝甲團的一個連。這個班在到達的時候沒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們已配備了機槍、卡賓槍、手榴彈,還有幾門反坦克導彈發射器(Panzerfauster)。他們對有限的彈藥提出了疑問,轉而被告知,補給正在運送途中。“這時,”林斯多夫說,“我不知道我們要到哪裡去打仗,戰役在哪裡,而且我以前也從未去過阿納姆。”
在城市的中心,有證據說明,猛烈的巷戰已經發生了。林斯多夫第一次得知,英國傘兵已經著陸,正在堅守阿納姆大橋的北端。似乎誰也不知道那支隊伍兵力有多大。他的班在一個教堂裡面集合起來,被下達了命令。他們將要滲透到大橋坡道兩邊的房子背後,把那裡的英國人驅逐出去。林斯多夫知道這種戰鬥是多麼致命,他在俄國前線的經驗已經給出了教訓。他所率領的是久經沙場的年輕老兵,他們認為這場戰鬥將會是短暫的。
在通往大橋的整個地區,這個班看到,房子被炸得嚴重損壞,他們不得不在瓦礫當中費力地慢慢走著。當他們靠近英國人在大橋北端所建立的環形陣地時,遭遇到猛烈的機槍射擊。他們被壓制得動彈不得,無法來到距離大橋入口600碼的距離以內。一位中尉要求能有人自告奮勇,越過廣場,把爆破炸藥扔進機槍火力似乎最猛烈的那座房子裡。林斯多夫自告奮勇了。在火力的掩護下,他衝過廣場。“我在一個地下室窗戶附近一棵樹的後面停了下來,射擊就是從那個窗戶裡發出來的。我把炸藥扔了進去。然後跑回我的人那裡。”林斯多夫躺在瓦礫當中,等待炸藥爆炸,他回頭望去,只見在一個角落裡有一幢高房子,有一些德國工兵正在那裡掩蔽,正在這時,這座高房子突然被炮彈擊中了。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進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識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在那裡,整個班將會被消滅。這時,他扔進地下室的爆破炸藥在離他不遠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國人又把炸藥從窗戶裡扔回來了。
夜幕降臨時,各個班開始滲入房子,以便把英國人找出來。林斯多夫的出擊目標是一幢紅色的大屋,他被告知那是一座學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覺的英國
神槍手,他們迫使德國人躲進附近的一幢房子裡。黨衛軍們打碎窗子開起火來。英國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裡隱蔽起來,於是又一場激烈的交火開始了。“英國人的射擊是致命的,”林斯多夫回憶說,“我們幾乎無法探出身來。他們朝頭瞄準,士兵開始在我的身邊倒下,每一個人的前額都有一個整齊小孔。”
由於傷亡不斷增加,德國人就直接朝英國人佔領的那幢房子發射了反坦克導彈。炮彈射進房子的時候,林斯多夫的班便發起了衝鋒。“那次交戰是殘酷的,”他記得,“我們一個房間又一個房間、一碼又一碼地把他們推回去,我們蒙受了可怕的損失。”在混戰當中,這位年輕的班長又奉命回去向他的營長彙報;他再次被告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這些英國人趕出去。林斯多夫回到他計程車兵那裡,命令全班向前猛衝,他們像下雨般地投擲手榴彈,讓英國人不斷遭到攻擊。“只有這樣,”林斯多夫說道,“我們才能取得優勢,繼續前進。當我從德國過來的時候,並沒有預料到我會突然在一個有限的地段參加殊死的戰鬥。與我在俄國參加過的任何一次戰鬥相比,這次戰鬥要更加艱難。這是持續的、近距離的肉搏戰。到處都有英國人。街道多半是狹窄的,有些地方不超過15英尺寬,我們在不過幾碼遠的地方互相開火。我們打上一陣子,才能奪取幾英寸的地方,把一個又一個的房間清理乾淨。那絕對是地獄!”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奔去,在一個敞開的地下室門口,瞥見了一頂英國鋼盔,片刻間還露出了偽裝網的輪廓。當他舉起胳膊要投擲手榴彈時,聽見一個低沉嗓音呻吟的聲音。林斯多夫沒有把手榴彈投擲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臺階,然後大聲喊道:“舉起手來!”這個命令毫無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話來說:“我的面前是一個嚇人的景象。這個地下室就像一個藏骸所,裡面全是英國傷兵。”林斯多夫撫慰地說著話,他知道那些英國人不會懂他的話,但卻可能領會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訴那些傷員,“沒關係。”他把他的隨軍衛生員叫了過來,然後把俘虜們集中起來,命令那些英國人回到他本人的營地進行護理。
當那些傘兵們被帶出地下室的時候,林斯多夫開始尋找一位能夠行走的傷員。令他吃驚的是,那個人低低地呻吟了一聲,倒在林斯多夫的腳下,死去了。“那顆子彈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說道,“英國人在保護他們自己的人。他們不知道,我是在試圖拯救他們的傷員。剎那間我呆若木雞。然後我出了一身冷汗逃了出去,跑了。”
由於英國傘兵在學校四周不屈地堅持著,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銳士兵也沒有強大到足以迫使對方投降。星期一,破曉的時候,他與他大大減員的班又撤退回到了優西比烏斯鄉村大道。林斯多夫與一位炮兵指揮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訴他:“把那些英國人趕出來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塊磚又一塊磚地炸掉。相信我的話吧,這些是真正的男人。在我們把他們炸飛之前,他們是不會放棄那座橋的。”
軍士長埃米爾·佩特森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樣的結論。他隸屬於帝國勞工團(Reichsarbeits dienst),由於德國的人力短缺愈來愈嚴重,佩特森和他35個人的排就被轉到一支防空重炮部隊,然後又被轉到一支步兵部隊。他們是從法國一路撤退過來的。
在星期天的下午,佩特森的排在阿納姆車站等待,他們要被運回德國進行重組。現在他們又被動員起來,一位中尉告訴他們,他們要與在城市裡著陸的英國空降部隊交戰。“我們加入的那支部隊有250個人,”佩特森回憶說,“誰也沒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四個人有自動手槍。”
佩特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們已經24個小時沒有吃飯了,這位軍士記得,他當時想到,倘若火車不晚點的話,這個排就會吃上飯,就會不參加這個戰役,就會到達在德國的家。
在黨衛軍的一個兵營裡,這群人領到了武器。“形勢是可笑的,”佩特森說,“首先,我們誰也不願意同武裝黨衛軍一起戰鬥。他們享有一種殘酷無情的名聲。他們給我們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賓槍。要開啟我的卡賓槍,我得在桌子上猛敲一下。當我的人看見這些舊武器的時候,準確地講他們計程車氣並不高。”
費了一些時間,才把這些槍收拾得可以使用,而且這支部隊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誰都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情,這些人要到什麼地方去參戰。
最終,黃昏的時候,這群人被帶走,來到城防司令部。到達的時候,他們發現房屋空無一人。他們再次等待。“我們所能夠想到的就是食物。”佩特森說道。最後,一位黨衛軍中尉來了,宣佈這些人要穿過市中心,去萊茵河大橋。
這支部隊以排為單位,沿著市場大街朝萊茵河走去。在黑暗當中,他們什麼也看不見。但佩特森回憶說:“我們意識到,在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有動靜。偶爾我們聽見遠處有槍聲,聽見車輛行駛的聲音。有一兩次我想,我看見了鋼盔昏暗的側影。”
在距離大橋不到300碼遠的地方,佩特森意識到,他們是在從一列列計程車兵當中經過,他猜,他所在的這支部隊一定是要去接替這些人的。然後那些士兵當中的一位說了點什麼,佩特森聽不懂那個人說的話。佩特森立即意識到,那個人說的是英語。“我們是與一支英國部隊並排進軍,他們同我們一樣,也是前往大橋。”這個錯誤的身份大家突然都清楚了。一個英國嗓音喊道:“他們是德國佬!”佩特森記得他喊道:“開火!”
幾秒鐘之內,街道就回蕩起機槍和步槍的開火聲,那是兩支部隊在面對面地交戰。一連串的子彈撕破了他的揹包,差幾英寸就擊中佩特森。火力使他砰地倒在地上。他迅速在一位死去的夥伴後面掩蔽了起來。
“不管你朝哪裡看,都有人從散開的陣地裡射擊,而且往往錯誤地朝自己一方開火。”佩特森記得。他開始慢慢地朝前爬去。他來到一道圍著一個小公園的鐵柵欄,爬了過去。在那裡,他發現幾個德國排的大多數別的倖存者正在樹木和灌木叢當中隱蔽。英國人已經撤退到公園兩邊的一些房子裡,現在,在這個小小的廣場裡,德國人開始遭遇到交叉射擊。“我能夠聽見傷員的尖叫聲,”佩特森說道,“英國人瞄準我們的陣地發射了照明彈,把我們的部隊切成了幾塊。在不到5分鐘時間裡,我的排就有15個人陣亡了。”
就在黎明時分,英國人停止了射擊,德國人也停下來。在晨光之中,佩特森看到,在動身前往大橋的250個人當中,一半以上不是陣亡了,就是負傷了。“我們從來也沒有趕到大橋入口的附近。我們只是躺在那裡受罪,沒有得到自吹自擂的黨衛軍的支援,也沒有得到一門自行火炮的支援。”佩特森說道,“這就是我們的阿納姆戰役的序曲。對我們來說,它不啻是一場大屠殺。”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英軍第一空降師那兩個失蹤的營不知怎麼就來到了大橋。他們三三兩兩,邊作戰邊穿過了哈策爾上校在北邊和西邊的防禦圈。許多人負了傷,飢寒交迫。他們將給弗羅斯特上校的部隊增加醫療和補給的問題。不過在這些個小時裡,這些掉隊的人儘管疲憊不堪且又受傷,卻是既驕傲又情緒高漲。因為他們來到了要他們來到的地方,那是在英格蘭時給他們下簡短命令的軍官以及他們自己的指揮官要他們來到的地方。頭一天下午,他們非常自信地從各個部隊出發,源源不斷地趕來,前往阿納姆大橋,到18日黎明的時候,弗羅斯特估計現在在北入口有六七百人。雖然每過一個小時都有更多的傘兵來到大橋,但也有更多的機械化裝置發出聲音,那是哈梅爾將軍的裝甲部隊進入了城市,進入了陣地。
甚至連德國裝甲
部隊也發現,阿納姆是一個危險嚇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地的道路上,荷蘭老百姓設定了路障。住在作戰地區的男人和女人,冒著德國人和英國人的子彈,開始收集死者的屍體——英國人、德國人以及他們自己同胞的屍體。第一營的中士雷金納德·伊舍伍德,在馬路上度過了一個危險四伏的夜晚之後,終於在破曉時分來到了阿納姆中心,在那裡他看見了“一個終生都不會忘記的景象”。從地下室、地窖、花園和嚴重毀損的房屋裡出現的荷蘭人,正在收集屍體。“他們把受傷的人送到臨時包紮所和設在地下室裡的避難所,”伊舍伍德回憶說,“但死者的屍體卻被堆放起來,就像一排排長的沙袋一般,頭與腳相對排放著。”驕傲而又悲傷的阿納姆市民,正在把朋友和敵人的屍體一起排起來,在街道上形成一個5英尺高、6英尺寬的人體路障,以阻止德國人的坦克到達大橋上的弗羅斯特。
對內城的市民來說,黎明並沒有讓他們從恐怖和混亂中解脫。火失去了控制,迅速蔓延。人們在地窖和地下室裡擠作一團,沒有幾個人睡覺。那個夜晚,不時被炮彈的碰撞、迫擊炮沉悶的轟擊、狙擊手射出嗖嗖的子彈,以及機槍斷斷續續的掃射所打斷。奇怪的是,在老城區之外的地方,阿納姆的市民卻未受正在發生事情的影響,而且他們全然摸不著頭腦。他們給在內城的朋友打電話,尋求資訊,結果從嚇壞了的房主們那裡得知,一場酣戰正在大橋的北端進行,英國人正堅守著大橋,抵禦德國人的反覆進攻。對打電話的人來說,顯然德國部隊和車輛正在從各個方向進入城市。然而荷蘭人的信念並沒有動搖,他們相信,英國人和美國人帶來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城市的這些外城地區,人們像通常一樣準備工作。麵包店開門了,送奶工在挨門挨戶送奶,而電話接線員、鐵路僱員、公用事業工人——全都在崗。公務員正計劃去上班,消防人員仍然試圖跟得上越來越多燃燒著的房屋,而在阿納姆北邊幾英里的地方,市動物園的園長賴尼爾·範·胡夫博士,正在照看他忐忑不安、緊張激動的動物。也許唯一知道戰鬥達到什麼程度的荷蘭人是醫生和護士們,他們整個夜晚都在不停地接電話。救護車全速穿過城市,把傷員收集起來,然後快速運到西北郊的聖伊麗莎白醫院,以及城市之內的小私人療養院。在阿納姆還沒有人意識到,這座城市已經是一個無人地帶,而且形勢將愈加糟糕。阿納姆,荷蘭景色最優美的地點之一,將很快就變成一個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在內城的荷蘭人卻幾乎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解放不會輕易到來。半夜,在距離大橋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優西比烏斯廣場上的警察局裡,27歲的警佐約翰內斯·範·庫埃克聽見輕輕的敲擊聲。他開啟門,看見英國士兵站在外面。範·庫埃克立即請他們進來。“他們想得到有關建築物的位置和地標的各種各樣問題的答案,”他記得,“然後他們中的若干人離開了,開始越過馬路,拼命朝大橋的方向跑去——所有這一切都做得儘可能地安靜。”範·庫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醫生的家門口,英國人設立了一個迫擊炮發射點,接著又有一門發射6磅炮彈的反坦克炮安置在醫生的花園的一個角落裡。到黎明時,範·庫埃克看到,英國人已經在大橋的最北端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環形防線。在他看來,這些士兵的舉動與其說像解放者,毋寧說更像神色嚴峻的保衛者。
優西比烏斯鄉村大道是一條緊靠大橋的蜿蜒的、有著帶狀草地的林蔭大道,這條大道的另外一邊,勞動調解員庫恩拉德·赫勒曼正和他的未婚妻特魯伊德·範·德桑德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們的別墅裡。他們整夜沒有睡覺,聽著一條街道之外的學校周圍的開火聲和爆炸聲,那是麥凱上尉計程車兵正在擊退德國人。由於戰鬥緊張,所以範·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勒曼,都躲進了房子中間部分下面的一個小的、沒有窗戶的地窖裡。
現在,黎明時分,赫勒曼和他的未來岳父小心翼翼地偷偷上了樓,來到俯瞰林蔭大道的一個二層房間。在那裡,他們吃驚地朝下凝望著。一個死去的德國人,躺在這條景色如畫的街道上一片金盞花上面,而且他們看見在草地的各處,德國人躲在單人狹長掩體裡。赫勒曼順著林蔭大道朝右邊瞥去,看見有幾輛德國裝甲車停在一堵高高的磚牆旁邊,列陣等待。就在這兩個人注視的時候,一場新的戰鬥又打響了。坦克上的機槍突然朝附近聖沃爾布加教堂的塔樓開火,赫勒曼看見,紅色的細塵噴放出來,他只能假定傘兵們就在教堂裡的瞘望陣地上。幾乎立即,坦克的炮火得到了反擊,於是在狹長掩體裡的德國人開始用機槍朝街道對面的房屋掃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戲裝商店,櫥窗裡擺放的是穿著鎧甲的騎士。在赫勒曼觀看時,子彈打碎了櫥窗玻璃,推翻了那些騎士。赫勒曼動情地流下了眼淚,轉過臉去。他希望,這個景象並不具有預言性。
在北邊幾個街區之外,在音樂廳附近的一幢房子裡,天亮後不久,威廉·昂克便被街上部隊運動的聲音驚醒了。有人捶打他的房門,一個德國嗓音命令昂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裡,拉上窗簾。昂克並沒有立即服從,他跑到前窗,看見街道的每個角落裡都有扛著機槍的德國人。在聖樂廳前面,有一門口徑為88毫米的排炮,而讓昂克無比吃驚的是,德國士兵正坐在排炮的旁邊,他們是坐在從禮堂裡搬到街道的椅子上。他們彼此隨意交談著,昂克注視著他們,心中想,他們那個樣子好像不過是在等待音樂會開始似的。
這個地區最沮喪而又憤怒的平民,是荷蘭地下組織的成員們。他們當中的幾個人幾乎立即與大橋上的英國人取得了聯絡,但他們的幫助卻被客氣地拒絕了。阿納姆的地下組織領導人皮特·克魯伊夫,派圖恩·範·達倫和蓋伊斯伯特·紐曼去奧斯特貝克,以便與英國人建立聯絡,他們也發現他們的幫助對方並不需要。紐曼記得,他曾提醒傘兵們那個地區有狙擊手,並且忠告他們不要走大馬路。“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告訴我,他們得到的命令只是前往大橋,他們將走給他們指明的路線,”紐曼說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害怕故意煽動肇事的破壞分子,因而根本不信任我們。”
現在,黎明,約翰努斯·彭西爾在地下室裡,與他的抵抗組織工作人員舉行了一次會議。彭西爾計劃接管一個當地電臺,播放一個宣言,說城市已經自由了。但紐曼打來的一個電話改變了他的主意。“情況糟糕,”紐曼報告說,“形勢是危急的,我認為一切都已經失去了。”彭西爾呆若木雞。“你是什麼意思?”他問道。紐曼現在是在聖伊麗莎白醫院附近,他說,英國人已經發現要穿過德國人的防線前往大橋是不可能的。彭西爾立即給皮特·克魯伊夫打電話,克魯伊夫建議,暫停一切計劃中的活動——參加過那次會議的亨利·克納普回憶說,那是“一個暫時的不介入”。但抵抗組織工作人員的長期希望被粉碎了。“我們為一切都做好了準備,”彭西爾回憶說,“甚至如果必要的話犧牲我們的生命。相反,我們卻坐著,沒有用處,不被需要。現在越來越清楚,英國人既不信任我們,也不打算使用我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幾個小時裡,不論是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還是蒙哥馬利,還是參加市場花園行動的任何指揮官,都對形勢沒有一個清晰的認知,而在這個時候,荷蘭地下組織的成員卻透過祕密的電話線,給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的荷蘭聯絡官阿里·貝斯特布羅爾赫上尉發去了一個報告,說英國人正在阿納姆被德國的裝甲師擊潰。在第八十二師的文電日誌中有這樣的記錄:“荷蘭人報告說,德國人正在阿納姆戰勝英國人。”由於與阿納姆作戰地區沒有直接的通訊聯絡,所以這個資訊實際上是盟軍最高指揮部所收到的第一個暗示,即危機正突然降臨在英軍第一空降師的身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