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元典精神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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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元典精神漫談
§中華元典精神漫談(1/3)
——與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的對話
熊召政：馮先生，您是第一個提出“元典”概念的人，我早就想向您請教文化元典問題。因為我下一部新作品想寫《春秋》，需要了解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士子精神，也需要了解今天的文化精神有哪些是從那時傳承過來的，有哪些不一樣？
馮天瑜：春秋這個時代，是中國的元典時代。元典這個概念，是我提出來的，現在被學界接受。元典是指人類中各文明民族跨入文明門檻以後，在文明初期所創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典籍。跨入文明門檻，是什麼意思呢？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標準，有兩個或三個判定標尺，第一個是文字的發明和使用，第二個是金屬工具的發明和使用，第三個是城市的形成。人類跨入文明門檻以後，在一開始的時候形成的第一批典籍，我們稱之為文化元典。這個時候形成的東西，對這個民族乃至後來的整個人類的思想，有一種方向性的指示作用。
世界上的主要文明民族，不約而同地，大體都是在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進入了文化元典時期。印度有吠陀經，接著又有佛經。當然，後來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佛經。佛祖釋迦牟尼和孔子基本上是同一時期的人。直到公元前2、3世紀，經過佛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三次結集之後，佛經才成書。再有就是希伯來文化的元典，即後來形成的《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舊約全書》是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形成的。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又形成了《新約全書》。再就是希臘元典，即希臘群哲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自己沒有留下什麼著作，他的言論都是由他的弟子記載、整理的——這和孔子十分相似，《論語》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孟子》也是孟子門徒整理的。中國最早留下自己著作的是荀子。《荀子》一書是由荀子自己寫的。而“兩希”（希伯來和希臘）就構成了西方文化的源頭。
熊召政：埃及呢？它也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它為何沒有產生元典文化的代表人物？
馮天瑜：埃及文明雖然很早，但沒有留下產生世界影響的文化元典。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有趣的問題。我是把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當作“兩希”文明的源頭來看待的。但對後來文明真正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文化元典是在“兩希”文明中完成的。這個大的文明圈，我們可以把它命名為東地中海文明圈。東地中海文明圈的文明，首先是從兩河流域和埃及產生，然後傳到希伯來，傳到希臘。當然，集大成的是希伯來和希臘，尤其是希臘。希伯來為西方文化提供了宗教精神、終極關懷，希臘則提供了理性和科學精神。
至於東亞文化圈，首先就是我們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第一批元典，其中《詩經》、《周易》和《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典籍。此外還有了諸子。關於諸子和諸經的關係，一般說來，應該是先有諸經，後有諸子。當然，諸經也經過了諸子的整理。所以，總的說來，中國文化的源頭，當首推《詩》、《書》、《易》這三部典籍。
熊召政：那《禮》呢？
馮天瑜：《禮》成書較晚。所謂“三禮”，是戰國以後整理而成的，其中《周禮》是託周公之名，記載了周代的典章制度；《禮記》則是後儒的論文集；《儀禮》是把當時的“儀”和“禮”記載下來。“六經”當中比較初原性的還是《詩》、《書》、《易》。胡適寫《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認為，《詩》是最原本的東西，最可靠。當然，《書》雖然經過了後人的加工，但也保留了許多原本的東西。《周易》當中的《易經》部分形成得早，《易傳》就比較晚成。
熊召政：“伏羲之八卦，文王之爻辭”嘛。
馮天瑜：相傳孔子還作《易傳》。但這些都是文化符號。八卦、易經、易傳不一定就是伏羲、文王、孔子所撰，只是大體表明它們形成於這幾個人物所代表的時代。
熊召政：就是說，《易經》最晚是孔子時代成書的。
馮天瑜：中華的文化元典，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情形。後來，戰國諸子都紛紛發揮元典當中某些側面，形成自己的學派，甚至水火不相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
元典形成以後，對整個民族的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它本身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再加上後人不斷地對它進行詮釋。經學就是對元典的詮釋，是元典詮釋學。西方學者說，一部西方哲學史就是對柏拉圖的註腳。我們中國的文化史就是對中華元典的不斷詮釋。依詮釋學講，元典是“常釋常新”的。對文字的解釋，會給文字注入新的含義。歷史固然是過往的東西，但對它的解釋卻注入了人的現代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誠如義大利的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熊召政：我覺得，先秦中國還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直到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中國進行了長達八百多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意識形態色彩淡薄，才出現了那麼多的元典，後來又出了諸子百家、產生了那麼多的思想。這一階段奠定了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智慧的基礎。
關於中國文化元典精神，我想請教馮先生。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人一開始就打通了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把自然規律和做人的道理整合在一起，創立了思想體系——道德體系、認知體系都是從這樣的思想體系生髮出來的。在我們的元典文化中，很多東西都是很健康、明朗、奮進向上的，都很有魅力。黃河流域的龍圖騰、長江流域的鳳圖騰，都是飛騰的。世界上第一個想飛的民族絕對是咱們中國人。讀一讀《易經》的爻辭和傳，你會感覺到一種健康向上、生生不息的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你看這是什麼氣象！還有，象棋、圍棋的發明也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早期形態。雙方在一張棋盤上廝殺，你下什麼子、我下什麼子，明明白白，哪有什麼陰謀？每一招都讓你看見，最後很明朗地把你收拾掉，贏得非常光彩。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就表現出了圍棋與象棋這樣的特點。只有陽謀，沒有陰謀。只有健康明朗的文化風範，才能產生出這樣的棋藝。我這裡說的只是文化的精神氣象，至於中華元典精神、中華最早的文化精神有哪幾點，馮先生梳理得非常好，我在這裡向您請教。
馮天瑜：我們一起討論。關於中華元典精神，我在《中華元典精神》那本書裡分不同層面做了論述。簡而言之，可以借用《易傳》上的話來表述，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天”的精神；然後說的是“地”的精神，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包容精神。這是中華元典精神最洗練的概括，它反映了元典時代中國人的那樣一種訓義、那樣一種奮鬥精神，非常陽光，確實了不起。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政治家也好，思想家也好，軍事家也好，俠客也好，甚至包括強盜——
熊召政：“盜亦有道”！
馮天瑜：對，“盜亦有道”——那都是不簡單。清人龔自珍曾說，清代不行了，官不像官，農不像農，連強盜都趕不上先秦。你看“二桃殺三士”的故事，那“三士”雖然是莽漢，但也有一種精神，為了人格，寧可自刎而死。這和元典時代那種積極、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有關。
之所以有這樣的文化精神和局面，這和當時的文化生態是分不開的。因為當時中國是封建時代（在“封土建藩”這個古典義上使用“封建”一詞），和後來的專制帝制時代不同，那時候的精神比較自由。清朝的袁枚有這樣的看法：像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諸子，只能在封建時代產生出來。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的政治統治、思想禁錮不嚴格。如果是漢唐尤其是明清時期，在專制帝制統治之下，就產生不了先秦諸子。
我們今天創造我們的現代文明的時候，應該對元典時代的社會氛圍、文化精神有所體認，應該把元典精神作為文化資源，很好地進行開掘。我們現在不是強調要創新嗎？我們的產業要創新，我們的思想、文化要創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考察創新所必要的文化生態。迴歸元典精神，對元典時代的文化生態再認識，再理解，是非常有意義的。
熊召政：從春秋時代開始，富國強兵就一直是歷代士子的政治理想，近年來，執政者提出“民族復興”的口號，這既符合
民族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意願，但問題是，民族復興的座標是什麼？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文精神，還是漢唐時期的強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復興首先是要復興我們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以漢族為主體，各民族共同創立的文化，它就好像長江一樣，是由許多細流彙集出來的。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展示過自己風采的有許多民族。每個民族（包括漢族）出來向當時的統治者挑戰的時候，都是帶著野性和粗獷的特點。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是關於北宋滅亡的。完顏阿骨打在東北阿城創立大金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三個政權，一是控制了中原及江南的大宋，一是華北燕雲十六州以北包括東北地區的遼，還有西北地區的西夏，大宋與遼相對都比較強大，遼國的國君耶律延禧與宋徽宗趙佶根本就不知道完顏阿骨打是何許人也，所以都瞧不起他，只把他當“毛寇”。但是，完顏阿骨打建國十年後就滅掉了遼，繼而又在兩年後，即一一二七年的二月份攻破了宋都汴梁。當初進攻汴京的金國軍隊才六萬人，卻讓三十萬宋軍望風披靡，最後徽、欽二帝也被擄北上。北宋滅亡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是消失了建立在英雄主義基礎上的王霸之氣。從徽、欽二帝寫的詩詞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柔弱無骨，充滿了脂粉氣、姨娘味。再看後來金國的統帥完顏亮寫的詩：“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真是天地間一股英雄氣。在宋徽宗手下，球星、歌星都被捧到天上去了。球星高俅成了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
馮天瑜：準確地講，高俅是國防部長——太尉。
熊召政：然後是李師師，她是當時的大妓女，琴棋書畫樣樣都會，是天生尤物。宋徽宗對她痴情，每每偷歡。這又是另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不過，這只是民間流傳的故事，真實的歷史是李師師比宋徽宗大十六歲，年齡懸殊這麼大，偷歡似乎不可能。但是無風不起浪，宋徽宗專門成立一個行幸局，幫他徵召美女，卻是有據可查。這樣腐敗墮落的皇帝，國家能不亡嗎？
再一個，北宋的基本國策也有一些問題，宋朝一開國，就把文化放在前頭。所以宋代文化很發達。這樣，文人的日子是很好過的。但從一個國家來看，這也是一個問題：武備鬆弛影響了整個國家國民精神的提升。南宋人提到靖康之變時，用十六個字形容當時大宋子民的精神氣象：“黃髫小兒，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透過文學作品可以看出時代的變遷，可以看出這個時代有沒有希望、有沒有救。南宋最後的大詩人李清照，我們說她的作品好，這沒問題，她是非常優秀的詩人。可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代表，透過她的作品看那個時代，顯然是沒希望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人比黃花瘦”，在這樣病態的情緒下，整個國家、民族沒有了英雄氣，只有陰柔的、哀怨的東西。
所以我說，像金和宋這樣的戰爭、衝突，與其說是兩個民族的衝突，不如說是兩種文化形態的衝突。在歷史上，每一次都是積極的、健康的、質樸的、平民式的文化戰勝精緻的、複雜的、腐朽的貴族式的文化。
去年出了幾個“超女”，全國那麼多青少年為之瘋狂。我就感到在危機已經出現了。危機不在於出“超女”，多元文化的發展，“超女”完全應該擁有自己生存以及發展的空間。我的擔心是冒出了這麼多追逐的“粉絲”。我擔心這樣下去，我們又會出現北宋的“黃髻小兒，但習歌舞”的局面。如果那樣，我們民族精神是不是又要矮化，為民族前途思考的能力會不會趨於鈍化？我覺得，元典精神也包括精神氣象（積極的、健康的、平民式的）。一旦我們的生活過得非常非常的精緻，我們的貴族化的傾向容納於我們的政治結構之中，全民的危機感喪失，這個時代的悲劇就要發生。這就是我根據您提出的元典精神，對歷史和現實所作的思考。
馮天瑜：我想，對中華元典，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分析。前面已經講了，它的基本傾向是非常積極的、向上的、質樸的，比如《詩經》，尤其是其中的《國風》，完全是來自民間的，是從生活的土壤中長出來的；《周易》實際上也都是十分生活的東西。後來，經學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把它貴族化、精緻化，於是就帶來了這樣的問題。再加上秦漢以後的專制政治絞殺了元典中的許多積極的、向上的、草根的要素。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當然，我們的元典本身，除了有許多好的東西之外，也有許多弱點。弱點首先在於它強勢的宗法意識。孔子當然有許多輝煌的思想，但是也有許多問題，比如他主張“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強調的不是法制精神。宗法精神貫穿於我們傳統文化，人治、裙帶關係等都是和它聯絡在一起的，負面影響較大。另外，儒家文化還相對忽視自然和技術。你看《論語》談自然，不是將自然作為一種本體，而是將之作為人文的比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用眾星拱衛北極星比喻德政。這樣，中國自然科學就不十分發達。當然，中國古代的技術還是很輝煌的，但沒有形成像古希臘那樣的自然科學。在思維方式上，我們的優點是辯證思維很不錯，但形式邏輯不發達。因此，中國能夠創造世界上最輝煌的中古文明，但近代文明不是在中國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還要積極吸納外來文化中的好的東西。
你剛才所說的要弘揚我們民族的陽剛之氣，也非常重要。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宋朝積貧積弱，固然同宋朝重文輕武有關，但與農耕文明、遊牧文明的衝突也有關。這兩種文明的衝突，不僅僅在中國和東亞文化圈發生，全世界範圍都有。因為在古代和中世紀，主要就是這兩種文明形態。在溫暖、溼潤的東亞、南亞、西歐所產生的農耕文明，有很精緻的文學藝術、哲理思辨、典章制度，但在戰爭這個環節上，農耕文明打不過粗獷的、質樸的、野蠻的遊牧文明。因為“戰爭就是遊牧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馬克思），是非常自然，不以為苦，甚至以為樂的事情。但戰爭對農耕民族就非常痛苦。中國有所謂“曠夫怨女”之說，即反映了這一點。所以，儘管農耕民族的文化優於遊牧民族，但戰爭總打不過遊牧民族。這不僅僅在中國如此，西歐也曾被匈奴、被突厥、被蒙古人打得一塌糊塗。蒙古人一直打到莫斯科、華沙，最遠打到威尼斯。
在冷兵器時代，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只要藉助鐵器，有了馬鐙，就有可能戰勝文化先進的農耕民族。馬鐙很重要，它使人與馬成為一個整體，其衝擊力是農耕民族的步兵所無法抗衡的。另一方面，在中國幾個比較強大的時代，比如秦、漢、唐，也可以吸收遊牧民族的優勢，擊敗匈奴、突厥，逼迫他們西遷，所謂“禍水西移”。
至於宋代，還有一點需要考慮。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以後，宋朝不僅失去了長城防衛線，養馬的地方也丟了。錢穆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談馬政的文章，我很欣賞。宋朝長城南北兩線丟了之後，馬政無依無靠，根本組織不起強大的騎兵。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打得過契丹人和女真人呢？當然，與之相為表裡，還有宋朝文化的柔弱化、陰柔化問題。
還要看到，遊牧民族進入農耕區之後，戰勝者被戰勝。蒙古人進入中原之後，慢慢漢化；女真人進入中原，過了一代兩代之後，也基本漢化。你看乾隆，他的詩詞，基本就是漢人的韻味。這就是馬、恩所說的“征服者被征服”。
到了近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堅船利炮的資本主義列強是先進民族，它在文化上也要征服你。這就如李鴻章所言，中國在近代遇到了前所未見的強敵。打進來的異民族，我們不僅要與之抗爭，還要學習它的先進文化。除了堅持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保持自身獨立之外，還有一個向強敵學習的問題。在這當中，我們的元典精神，也有很強烈的向外來文化學習的包容精神，所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在現代化程序中，我們要有這種有容乃大的精神。
元典精神之所以可貴，還因為它是原始綜合時代的產物。龔自珍說：“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這本是一種平面迴圈的觀點，但如果我們從螺旋上升的角度看，這句話的含義就變得非常有價值。人類文明分三個階段，元典精神是第一階段的產物。第二階段是工業文明，
我們完成得不好，或者說沒有完成。現在世界進入第三階段，即後工業文明。在這個新時期，西方許多哲學家、科學家，包括有些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對中華元典情有獨鍾。為什麼？人類文明發展到第三階段，需要對第二階段進行突破，需要借鑑第一階段的文化精神，這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元典精神又要煥發光彩。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來探討元典精神及現代轉換，除了一般人所說的我們的元典精神有許多好的東西之外，還可以克服工業文明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許多弊病。
熊召政：中國歷史上，戰勝者被戰勝的例子太多了！中國文化與異域文化相面對的時候，也有強大的消化力。中國文化的改造力，也很強。我打不贏你，但我可以改造你。你戰勝了我的肉體，我戰勝你的靈魂，最後把你脫胎換骨。佛教的中國化、馬列主義的本土化，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但現在的一個危機，倒不是我們沒有改造異域文化的能力，而是倒過來了，異域文化改造我們文化的能力在增強。比如說，西方的節日在中國已經成為了不起的東西。我去年在加拿大就深有感觸。聖誕之夜，大街清曠無人，人們都在自己家裡享受著團聚的溫馨。中國人過聖誕，實際上是拿聖誕說事兒，變成了購物的狂歡。還有什麼復活節、情人節等等，年輕人樂此不疲。相比之下，中國的傳統節日如端午節、中秋節幾乎成了老年人的節日。我們文化的獨立性、主體性在削弱，我們在喪失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在印度，看見高階官員會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西裝革履，都是自己的民族服裝。我們這裡，任何一個正式的場合，都是西裝。沒有一個人覺得這不應該。中國人的民族標誌漸漸淡化。我想請教您，我們如何尋回、保持我們文化的主體性和尊嚴？
馮天瑜：我們現在搞改革開放，要學習人家先進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強調你剛才所說的民族的主體性和文化尊嚴，這似乎是一個悖論。要辨析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對文化進行分層考察。把文化分出層面以後，再做具體分析。文化是個複雜的綜合體，一般都把它簡單地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我在《中華文化史》當中提出了“四分法”：基層的物質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在這中間還有兩層，一個是制度文化，就是典章制度；還有一個就是行為文化，就是各種風俗習慣。不同層面的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納和民族文化的儲存，情況是不一樣的。就物質文化（物質資料生產，包括科技）來說，它的民族性最為淡薄，什麼先進，我們就趕緊採納過來。制度層面，特別是靠近管理這個層次上，民族性也比較淡，凡有利於我們物質文明發達的管理方法，我們也趕緊接納。但是，管理層面已經有一定的民族性了。日本、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在引進西方企業管理方法的同時，也注意到了保持、運用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形成不同於西方的管理方法和企業文化，被稱為“儒家資本主義”。日本就管理層面接納了傳統的東西，一個是終身僱用制，一個是年功序列制度（當然現在已經做了修改）。透過這種方法，穩定自己的員工，養成員工的一種企業精神，以自己的企業為自己的家，以自己的企業為自己的光榮，終身為企業服務。我覺得這種精神很重要。我們現在強調人員的流動，這很必要，但問題是，現在有多少人以自己的企業、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單位為自己真正去效力的物件？在這點上，我們已經很差了。我看了一篇韓國人寫的文章，它對中國、韓國、日本科技方面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做了比較，認為在技術層面上彼此大體相當，但是在企業精神、企業的歸屬意識上，中國學生就差遠了。文章認為，就憑這一點，中國趕不上他們。片面強調人員流動是很危險的。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地區，對自己的單位，沒有一個歸屬感，沒有主人翁精神，你這個單位、你這個地區、你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搞好？
熊召政：您說的這一點很重要，國家國家，既要治國，也要理家。對年輕人的教育，我認為還是要從“忠孝”兩字入手。對國盡忠，對家盡孝，忠與孝屬於道德範疇，應將道德教育納於我們的基本國策。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缺乏可信度、忠誠度？我認為這是對企業、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的缺失，是忠與孝的缺失。
馮天瑜：對，建立在忠孝基礎上的責任感！這很重要。
熊召政：傳媒報道過，孩子為了學習的問題，把自己的父母殺了。這樣的事件並不是孤立的個案。我想，這是我們教育的失誤。我說的教育，不是在學校學認字、學技術的教育，是做人的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整個社會引導的這種教育不夠了。我看到一份報道，對大學生做調查，有很多人都說要經商。現在整個國家盛行的重商主義，對我們傳統的道德體系起到了一種摧毀性作用，對中國道德、尊嚴的建設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大的災難。舊的體系被摧毀了，新的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形勢很嚴峻。我研究明史發現，明朝的治國觀念是“孝”。
馮天瑜：“以孝治天下”從漢代就開始了，依據的是《周禮》。
熊召政：對，到明朝更突出了，所以在明朝極少出現道德淪喪的事情。可是這些東西，我們都丟掉了。漢唐之風，在日本、韓國看得見，在中國看不見；在臺灣看得見，在我們這裡看不見。我們元典精神喪失得太多。
馮天瑜：我們中國有句老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孝，那何其為人呢？
熊召政：明朝萬曆初年的首輔張居正有副對聯，很樸實，也很精彩，正好呼應您說的那句話：“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種田。”現在我們選拔幹部，根本就不考慮孝不孝了，這會出問題的。一個人對父母不孝，對朋友不忠，你能指望他對國家忠，對黨的事業忠？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在明朝，一個官員死了父母，必須回家守制三年，稱為丁憂；如果不回去，稱為“奪情”，是很不好的事。張居正就是因為父親死了，萬曆皇帝不讓他回家奔喪，要他奪情，從而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危機。現在卻不講究這些了，一個官員為了工作，不能回家給父母料理喪事，大家覺得很正常，甚至還被當作榜樣來宣傳，這實際上是在搞道德虛無。
馮天瑜：你剛才說的這個問題，屬於行為文化，前面講到的節日問題，也屬於行為文化，也就是風俗習慣，這尤其需要注重民族性，因為它是一個民族的凝聚點、黏合劑，關係到民族認同感，對此不能忽略。第四個層面才是精神文化，其中也有好多層面，不能籠統言之。
熊召政：精神文化實際上就是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基因。
馮天瑜：也可以這麼說，它是文化的核心。在精神文化層面又包括兩層，一個是社會心理，一個是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心理是指大眾意識，還沒有提升，但很重要。社會意識形態是經過思想家、文化專門家提煉而成的，比如哲學、文學、藝術等。剛才談的許多問題都屬於社會心理問題。
熊召政：中國人把追求新奇當作一種時尚，我不知道這是我們的優良傳統呢，還是劣根性。中國人要改變自己的文化胎記，好像有一種內在的動力。我去過國外好多地方，發現他們都是固守自己的東西，你來學他是你的事，反正他不學你。我們不一樣，我們眼睛睜得大大的，到處看哪有“先進的東西”，一定要先學，接受改造的願望非常強烈。
馮天瑜：這主要是行為文化的問題，但是它的根源在於文化心理。它不是意識形態——你要上升到意識形態，他談得頭頭是道。這是一種社會心理。中國近代以來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心理：從原來的盲目排外轉為盲目崇外。現在主流傳媒說的那些道理，一般來講沒太大問題，但實際對人們起直接作用的是社會心理，現在的社會心理問題很大。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終生致力於國民性的改造。而國民性的改造不是簡簡單單地講些道理就可以奏效的。文學可以起到相當力量。召政你是學者型的作家，在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為。
熊召政：我算不上什麼學者，跟你馮先生比，我只是個草莽。但是，我願意與馮先生一起，為振興傳統文化的研究，盡一點綿薄之力。
2006年8月29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