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德格爾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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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德格爾談起
§從海德格爾談起(1/3)
——與哲學家彭富春教授一席談
熊召政：彭先生，聽說你是海德格爾的再傳弟子，因此，我首先非常想知道，海德格爾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有哪些地方是相通的？有沒有共同的或者大致相似之處？
彭富春：這個應該是有的。但是我覺得首先是要對海德格爾有一個清晰的定位。我們過去總是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講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其實上個世紀呀，你要說西方哪個思想家是最偉大的，那就是海德格爾，他就是最偉大的。就他的學理方面而言，他對中國的東西是有研究的，他研究過莊子，也讀過禪宗，和日本的禪學家有過對話。
熊召政：是鈴木大拙？
彭富春：不是鈴木大拙，他看過鈴木大拙的東西。我在《哲學研究》也寫過一篇海德格爾與莊子的比較論文，他讀過老子，讀過莊子，德國是有翻譯中國經典這個傳統的。
熊召政：德國很早就有這些翻譯了，周易，老子的《道德經》，聽說在德國，老子比孔子更受歡迎。
彭富春：我在德國也講過老子的。海德格爾主要是想用中國的東西來克服歐洲那個主客二元分離的思維模式。但是他對中國的興趣要作具體分析，他對儒家的東西不感興趣，主要是對道家的東西、禪宗的東西感興趣。但他主要是從日本接受禪宗，當然日本的禪宗也是從唐宋傳過去的。我從您的散文裡看到您對禪宗很感興趣呀，我對禪宗也比較感興趣。
熊召政：我覺得禪宗講的是個人安身養命的東西，由於無法用世俗的經驗對它理解和判斷，因此很難把握。曾有好長時間我不能理解禪家說“空”是實在的物質。四十歲以後我理解了，但無法用言語表述出來。語言可以完整地傳達知識，卻不能準確地傳達智慧。其實禪宗的“空”，道家的“無”，儒家的“中”，應該是中國文化的三個關鍵詞。我去過不少保留儒釋道的三家文化印痕的古蹟，也寫過一些散文談自己的感想，大都收在《問花笑誰》、《青山自在紅》這兩個集子裡。
彭富春：你說的這些東西在歐洲很多人都很感興趣。覺得東方思想，像禪宗、道家的思想對歐洲的文化、歐洲的未來有很多啟示、借鑑的東西。而且在東方，韓國、日本，中國自己也有很多人很感興趣。但是這裡必須要注意到，這並不意味著回到東方，只是藉助中國的某些東西。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大家，他不是簡單地回到哪裡或者走上哪條路去，他是走自己的路的。
熊召政：對，我想知道的就是他從中借鑑了哪些東方的智慧或者資源。我在印度訪問的時候，碰到一個新德里大學的哲學教授，他問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思想註定是要消亡的，他問我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還能維持多久。這對於在我們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很重的國家，確實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我總要給一個回答，我就談了自己的看法，說馬克思主義恐怕是不會在中國消亡的。他們很吃驚我為什麼要這樣說。我告訴他們，我來印度本來也想看看佛教在印度的現狀，但我發現，印度十三億人口只有九百萬佛教徒。
彭富春：對，差不多在我們的唐朝時代印度佛教就衰敗了。
熊召政：是呀，佛教在阿育王的時候達到全盛，阿育王與我們的秦始皇大致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千九百多年後，為什麼到現在幾乎就是消亡了？可是中國自從一千九百多年前從印度傳入佛教，就一直存在，還發展下來。佛與道的契合融通，產生了禪宗這樣的流派，雖然與原始的印度佛教有很大變化，甚至是質的變化，但之間還是有某種聯絡。中國從來不會說佛教不是從印度佛教來的，佛教還是來自印度。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中國一直在改造馬克思主義。總有一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德國人不認識的馬克思主義。但這不要緊，中國人永遠承認馬克思主義來自德國，但已符合中國國情，本土化了。這種演變展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能力，就是一直以陰柔的、纖弱的，但是鍥而不捨的精神，來慢慢地吸收、改造外來的東西，直到完全成為自己的東西。我這樣回答，他們就理解了我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消亡。
彭富春：您這個回答非常機智。唐朝的時候佛教有唯識、天台等等很多流派，但到後來只有禪宗最為興盛，因為禪宗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東西了，象唯識基本還是印度的東西。過去我們總說禪宗主要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這是對的。但其實禪宗在根本上還受儒家的思想影響，強調“佛法在世間”，所以它就能傳下來。馬克思主義也是這樣的，您講得很對。其實毛澤東思想就已經是中國的東西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過程。
熊富春：我們的馬克思主義離西方越來越遠，其思想體系中有很多中國的、儒家的東西。惟其這樣，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生存並保持活力。中國人極為聰明，從來不會說改變什麼旗號，但會不斷地改變內容。“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兩句詩就反映了中國人的圓融和智慧。
我還是回到禪宗話題上來。關於禪宗，我記得唐朝有個說法：“不得志而逃於禪”。此前是說“不得志而隱於山林”。“隱於山林”是一種形式上的逃脫，“逃於禪”則是一種精神上的逃脫。我認為禪宗對中國知識分子解脫心靈的痛苦來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種精神依靠和解脫。禪最開始就有非常平民化的傾向，雖然後來它有貴族化和平民化這兩個對立的極端，但是那種“菩提本無樹”的說法一下子就深入了人心，誰都可以成佛，這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一致的，所謂“眾生即佛”，它們在本義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講平等。所以從這當中我們也可以找到禪宗在中國存活的理由。
明代二百六十餘年，雖有不少達官貴人，但最優秀的政治家，則只有萬曆首輔張居正一人。後世研究他的治國思想，認為他注重申韓之學，是法家。其是，他受禪宗的影響也很深，這一點，在他給朋友的信中多有表述。我在九華山看到寫地藏菩薩的一副對聯“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渡盡方證菩提”，這個胸懷非常寬廣。張居正執政之初，就多次表達了這種決心，他不是“不得志而逃於禪”，而是“得志而趨於禪”。
彭富春：我覺得在歷史上、現實中我們對禪宗都有個誤解。說“逃於禪”這也是對的。但事實上，要學禪學，過一種禪的生活，是需要大勇氣、大智慧的。所以有句話“學禪者乃大丈夫，非帝王將相所能為”。哪怕帝王將相也不一定是大丈夫，能達到禪的境界，禪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傳統佛教所說的“戒定慧”，大乘佛教講的“佈施、忍辱、持戒、精進、禪定、般若”，它最後都要達到一種智慧，一種很高的智慧。達到它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但是以為“逃於禪”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了，然後逃避到山林中去，這是一種很世俗的理解。因為真正的禪是要在現實生活當中，既要離開現實生活，但又要回到現實生活之間，也就是“佛法在世間”。
我在不同場合都講過，有佛教界的，也有搞宗教工作的人士，現在內地的佛教很功利。首先，禪宗現在都變成了淨土，但是禪宗本身就是反對淨土的，現在都變成了“阿彌陀佛”，就是燒香、磕頭、功利、實用，卻沒有真正深入到這個現實生活。有一批搞宗教改革的人在臺灣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好，比如佛光、法鼓等等，臺灣有四大派系。他們介入到現實生活中去了，辦大學，辦幼兒園，辦醫院。他們宣揚的就是人間佛教，給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提供勇氣，提供精神安慰，很具體地鼓勵你克服困難。但我們這裡很多佛教只是墮落的佛教。
熊召政：只有唱頌、功課，沒有智慧、禪定。我想，古人說的“逃於禪”是針對現實生活的一些迷茫狀態，像王維沉迷於禪學當中，是迴避官場的失意。六祖慧能的偉大之處一是改變了佛教的傳承方式，變“山中法”為“世間法”。二是改變了佛教的修行方式，唱頌和悟禪，這是完全不同的修行方式。禪宗的最高境界是開悟。但開悟者始終不多，為什麼，俗世生活薰染了人心，使其根器變鈍。偉大的禪師為了讓弟子明白禪的精髓，想了很多辦法，於是公案出來了，棒喝出來了，這種參禪的方式，根器很鈍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些東西是無法用語言傳達的，所以禪也是隻能意會不能言傳，而且必須在行動中參悟。我們總是對所謂“跑江湖的人”有種貶義，但實際上在唐宋時期，“跑江湖”的行腳僧是一種很高的追求學問的境界。那時的江西、湖南兩地住了不少高僧大德，習禪者千里迢迢到這兩地參訪他們修習禪業，被稱為“跑江湖”。不像今天的出家人，竟把和尚變成了一種趨名逐利的職業。他們熱衷於在高官大賈中跑龍套，都不願意跑江湖了。我理解禪是追求智慧的一種方式，斬斷現實的束縛，走上一
條追求真理的道路，找一個靈魂安頓的地方。但是這個東西又無法言表。您遊學德國八年，跑江湖跑到國外去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遊學方式，大多數人都是沒有經歷過的。
彭富春：不同的經歷使人們對生活有不同的理解。禪宗六祖慧能注重這個，所以他提倡“世間法”，他像孔子那樣因人施教，因此他的大弟子就在湖南、江西兩地發展了五個支派。
熊召政：一花五葉嘛，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溈仰宗、臨濟宗。
彭富春：後來流傳最久、最大的就是臨濟、曹洞兩派。武漢的歸元寺就是臨濟法系。
熊召政：現在建個寺廟就掛個禪寺的名號，其實跟禪一點關係都沒有，什麼靈泉禪寺、玉泉禪寺，名曰禪，其實全部是淨土，盡是做唱頌、功課，不講智慧的修習。這叫掛羊頭賣狗肉，現在的出家人中很難見到真正的禪師，這是中國佛教的悲哀。
彭富春：我在臺灣就覺得那裡的傳統文化保持得很好，是真正的中國人，儒釋道的傳統很濃厚，搞什麼臺獨嘛。臺灣沒有經歷過“五四”，沒有“**”，很多傳統文化、習俗都保持下來了。我隨便到一個家庭裡去聊天，那唐詩宋詞比我們都背得熟，你看我大學還是學中文的，但國學的根基還不如臺灣學理工科的。臺灣還講究傳統的倫理，那裡家家戶戶都供著有祖宗牌位。您是老大吧？牌位都是由老大繼承的，每週都要上供、跪拜，做得真不錯。中國文化在那裡儲存得那麼好，偏偏有人在那裡搞臺獨。
熊召政：你說的臺獨問題是大國事。我個人認為，只要兩岸的文化具有統一性，臺獨分子最終不會得逞，怕就怕兩岸的文化歧義增大，趨同減少。所以，我一再呼籲，大陸一定要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提振興的人也不少，但大都走了味兒。前幾年有句口號非常可笑，“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大家都記得吧？
彭富春：這實際上把文化當成一種工具，把文化本身工具化了。
熊富春：“文化工具化”了，這是一個很哲學化的體驗。文化本來應該是一個民族的基因。但現在各地爭搶名人故居，把各種文化古蹟當成旅遊資源來開發，但中間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非常可笑。
彭富春：像現在的佛教也是這樣。寺院過去本來是朝聖的地方，是一個修煉的地方，修行的地方。現在是什麼樣子呢？是一個旅遊的、觀光的地方，實際上就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反過來看西方，那裡的教堂隨便你進去觀看，也不收錢，但它始終保持主要是一個祈禱的地方、禮拜的地方，這是基督教。就這個方面而言，我覺得中西方對文化、對宗教的態度，不論是政府還是國民，差異太大，在我們這個文化大國，實際上文化沒有地位，相反，我們還說人家不是文化大國。
熊召政：這樣一些問題已逐漸引起國人的反思，但我感覺，中國的文化人對民族的思考能力確實在降低。大多數文化人已經沒有了一種文化的歷史的寬闊視野，也沒有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學禪者，或者說一種寬泛的捨生取義的文化精神。我們有很多專門人才，但是我們缺文化人。就像我們作家，門類分得越來越細，以致產生了小說家只會寫小說，詩人只會寫詩這種怪現象，文學成了靠這個吃飯的一種存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種安身立命的自身理想的安頓方式。
彭富春：您說的這個問題，當然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這個問題。所謂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所謂的人文學者，包括作家這個群體在內，都有這樣一種傾向。我把它稱為技術化的傾向。比如作家，現在寫電視劇，四十多集、五十多集，他都要受技術手段制約。我們的大學教授，學者們，主要也是作為一種職業來謀飯吃，和工人做工、農民種地一樣，都是以流水線的方式在生產，這都是一種技術性的東西。我認為在技術化之外還有一種根本性層面，就是智慧型的，就是您所說的安身立命的東西，我稱為智慧型的。但我們這個時代是缺乏智慧的。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個是不願意去追求智慧，只追求急功近利的東西，怎麼去賺錢，怎麼去謀生；一個是沒有意願，同時也沒有能力去追求智慧的東西，已經沒有這種能力去思考智慧，傾聽智慧對自己的召喚，這個能力已經萎縮了。這個是很讓人焦慮的，我覺得在您的散文裡也看得出這樣的思考，而且好像散文更適合表達您的這種焦慮。我搞哲學研究最關注的也是這些東西。當然目前哲學領域也有一些舉動，搞復古的，提倡國學的，但是其中對傳統缺乏區分，有一些腐朽、沒落的東西又大行其道，讓小孩讀《三字經》、《千字文》這樣一些東西我覺得是不合適的，戕害心靈。復古應該去除糟粕，恢復精華。學習西方文化也是這樣，我們現在瞭解的很多西方文化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根本的西方文化，只是美國流行的東西，而且很多就是糟粕。
熊召政：其實就是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一種強勢文化。但若放在較長的歷史時段來衡量，它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種變異。
彭富春：是的，好萊塢大片，網路上的一些東西，都是消費主義的、享樂主義的東西。而很多西方深層次的、好的文化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比如比爾·蓋茨，大家都知道他是世界首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有很深基督情懷的人呢？賺了那麼多錢，他是資本家，但同時也是知識分子，也是慈善家，有著強烈基督教信仰的博愛主義、人道主義。他拿出大量的利潤資助貧困。但我們社會的富豪，還有各類專家學者，反而很缺少這個情懷。那麼比爾·蓋茨為什麼是比爾·蓋茨？他不只是一個受技術支配的高科技人才、資本家，他還是一個有西方基督教博愛精神支撐的賢人，他是有這個信念的。就是我們的香港也有很多資本家是這樣的，包括臺灣的在這方面也要比大陸強。西方最主要的慈善事業來自教會，基督教會有自己的慈善機構，企業主們都投入這裡面的事業。我們都知道最早的企業主主要都是清教徒，他們都有這樣的信念，要把上帝的國度建立在現在的世界，而不是在死了之後。他們除了讓自己富裕之外，還要幫助窮人。
熊召政：西方基督教這樣做，是讓上帝活在人間。但中國有很多事情是把精神追求和現實生活剝離開來，各自片面地向兩極發展。您剛才說得很好，就是當代人尋求智慧的能力，還有動力，也就是意願都沒有了。整個這個土壤改變了嘛，我們這個技術社會中，人文的土壤已經非常貧瘠。我前些年到南斯拉夫，正好是因為波黑戰爭受制裁的時候，整個貝爾格萊德成了一個巨大的停車場，兩百多萬人的城市卻停了一百多萬輛車，沒有汽油。我到他們市中心，如果是我們這裡的市中心，全部都是大商店，是物質消費的地方。但我在他們市中心走了一條街，大概一公里，我數了一下，一共有十七家畫廊。你說畫廊裡面會有人嗎？每個畫廊裡都有人。我在裡面碰到一個詩人，學東方禪學的，送我一本他的詩集。他說他剛從斯里蘭卡回來，是在那裡坐禪。我很驚訝，那裡怎麼能夠坐禪呢？我告訴他，東方把禪闡發得最精微的是日本，但禪最根本的智慧是在中國。因為日本和西方的溝通更早也更方便一些，所以你們對日本的禪學瞭解得更多一些，但實際上禪的大智慧還是在中國。他說他在斯里蘭卡花了六年時間苦修。從他的眼神裡，我看出他的虔誠和篤定，因此非常感動。當然學禪不見得是苦修了，“戒、定、慧”嘛，三者缺一不可。但是從這裡我感覺到，他們國民哪怕在那樣的環境裡，追求智慧的動力和決心並沒有降低。
還有俄羅斯。我去的時候正是一千六百多盧布兌換一美金的時候，在一個地鐵口上，有四個下崗的紡織女工拉著手風琴在四重唱乞討。這個文化和物質的反差令我震驚。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亞科夫畫廊，實際上是國家藝術館，最大的當然也是最好的。寒風凜冽，零下十幾度，許多年輕的小兩口兒，帶著孩子靜靜地排隊等著進去看畫展。現在我們的年輕父母也會這樣，注重孩子的教育，很大的暴雨也會帶著孩子去學鋼琴。可這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考級，為了孩子將來的出人頭地，而不是為了孩子自身的修養，淨搞些捨本逐末的東西。聯絡這樣一些急功近利的現象，這樣一種對文化的商業態度和模式，我當時就想到了一個故事，美國人在二戰勝利的時候，在柏林一棟非常破舊的樓上拍了一個照片，一個老人在搖搖欲墜的陽臺上，那麼殘破的地方，他在精心地澆一盆花。發這個照片的美聯社記者給了一個按語：“德國人不可戰勝。”在這樣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非常時期，一個民族愛美的心依然沒有泯滅，這不就是大丈夫的所作所為嗎？所以德國戰後能非常快地崛起。現在，我們民族對自己的文化是一種什麼態度呢？是把精華的東西漫畫化了，把糟粕的東西神聖化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無厘頭的東西。
彭富春：我也看過類似於這樣的一些電影啦，還有網路文學等等。這些東西作為一個時段性的、流行性的東西，會在某個群體中一時風行。我覺得也應該考慮無厘頭中解構的成分，對一些傳統的過於封閉的事情有它的意義，這不能全部否定。但是我覺得還應該有更強大的、比它更好的東西，有解構，也應該還有建設性的東西嘛。對一切除了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打打鬧鬧、嘲諷的解構之外，還要有一個解構之後怎麼辦的問題。
像您剛才講的這個文化問題，西方人很注重文化，其實中國人傳統還是很注重文化的。比如官員吧，我們說讀書做官論，讀書是為了以後做官。從宋代以後，考試主要是考四書五經，來考察選拔官員。四書五經實際上就是教一種做人的道理、世界的道理。但我們現在的一些官員僅僅是技術官僚，我們很多官員是不懂文化的。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下，人們考慮更多的不是文化問題，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種東西也沒有什麼文化意義了。這是最值得我們憂慮的問題。
我們文化的毀壞，起初是政治性的。“**”最根本的是要革掉傳統文化的命，但最終是要革掉文化的命。可是留下的是什麼呢？留下的只有狹隘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後來又是搞經濟，“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種東西，文化也是個附庸，也是個墮落的東西。所以我們就出現了一種粗放的經濟，一種竭澤而漁的經濟。我們知道，這樣一種經濟對整個民族的幸福指標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無法衡量的，所以現在大家都在反思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才會有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觀點提出來，但這個問題的解決關鍵是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而且不能仍然只是依賴經濟、科學來解決問題。科學當然也是好的，但科學不是萬能的，技術也不是萬能的。科學技術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人的問題。所以我不管是作為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還是人大代表，我到哪裡都提倡把人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作為最根本的事情。
熊召政：我昨天在湖北省政協會議上有個發言就講這個問題。談到十一五規劃，我說我們的經濟建設怎樣尊重文化的問題。比如旅遊的開發，不管什麼寺廟都變成了旅遊景點，並因此制定經濟指標，這樣一來每個人去寺廟，也只是被當作一個旅遊者，而不是朝聖者。一切東西只用金錢來衡量，惟獨精神在其中有沒有處所，根本不予考慮。
我前一段時間剛從加拿大回來，在多倫多旁邊有一個小鎮叫滑鐵盧，引起我很深的思考。眾所周知加拿大是一個很發達的國家，但這個小鎮，至今不用電燈，也不看電視，一切電器都排斥，居民日用的皮鞋、衣服都是手工縫製的，頑固地堅持著18世紀以來的生活方式。你說他們窮嗎？一點也不，手工製品的銷售價格非常貴。但是我們能用自己的幸福標準來衡量人家嗎？小鎮上的人感覺自己很幸福，每個人的臉上都綻放出發自內心的笑容，我非常羨慕他們臉上的笑容。這個小鎮大概有幾百居民，每棟房子都是自己蓋的，非常漂亮。他們選擇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堅持下來。在中國，你從南走到北，從烏魯木齊到深圳，空間跨度那麼大，但所有城市的面貌都是一樣的。城市的文化印記在消失，國民的幸福指標也都物質化了。文化的差異在消失，意味著生活的藝術也在消失，我們無法再過詩意的生活。現在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是對以往的那種純粹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糾偏，這反映了執政者的智慧。上層既有了清醒的認識，但具體實施者若不能從文化的高度來理解這一重要的國策，那也不能發掘其中的真正意義，執行起來有可能變形，落不到實處。
彭富春：我去年在人大就和諧社會也談了自己的理解，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有這三個方面。首先是自然和諧、生態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不要去征服自然，你征服它，它也會征服你。第二個是社會和諧，各個階層、人與社會、各個群體，不要兩極分化。但是也並不意味著大家完全一致，應該是一個正義的社會，正義不是平均的社會，平均社會和一個混亂的社會都是很糟糕的。第三個是心靈和諧，就是要有精神的家園。還有科學發展觀，是要反對以前非科學的方式。但我們也不要把科學發展變成為計算式的、算計性的，我們強調科學發展、科技興國，但也要反思技術的負面影響，防止一切的技術化。
我們可以回頭再看海德格爾，他一生不開汽車，他就是要在西方技術時代反思技術對人類的危害性，但他並不反對技術。我在德國的導師也沒有汽車，連電視機也沒有。海德格爾生前就經常住在家鄉山坡上的小木屋裡。和您剛才說的一些情況差不多。德國城市中心都有步行區，但不是我們這裡的商業區。很多城市，整個城市都是禁止汽車進入的。汽車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必須考慮到它在長途、高速公路上的合理運用，在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噪音、尾氣，而且還有它帶來的不安寧，這都是在居住上非常**的東西。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技術和技術使用的限度。
我們當然要發展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東西是不能依靠技術的，還必須考慮很多非技術的因素。比如禪定和祈禱。西方基督教的祈禱有它的安寧，就是和上帝溝通嘛，也就是祈禱。這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政治家競選前也會去禱告，比賽前體育運動員也會默默禱告，祈禱是一種達到精神非常純粹、寧靜的方式。我們東方的禪定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您剛才說的斯里蘭卡，其實南亞宗教不只是佛教，包括婆羅門教、錫克教，它們的修行中都有禪定這種方式。當然佛教在這方面發展得最好，不僅講禪定，它還講智慧。透過坐禪達到一種很高的智慧，坐禪也是一種很偉大的藝術。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些西方好的東西並沒有學進來，自己的好的傳統也沒有保持住。
熊召政：您現在給學生開課主要是中國還是西方的？
彭富春：基本中西都講，禪宗五祖寺我也帶學生們去過。慢慢偏向更多中國的東西。
熊召政：我們現在把中國傳統裡追求智慧的東西忽略了。卻把一些偽科學的東西撿了起來，過年燒頭香，見人看面相，居住看風水。也許中國人經歷的苦難太多了，對自己的命運不可捉摸，所以特別在乎自己的基本生存。文化、精神方面就淡化了。每年算運程，去年是雞年，今年是狗年，那豈不是要雞犬升天了？當然這是玩笑話了。但是這些東西的泛濫，我想還是因為患難太多。所以在個體上，財富成了最關心的東西。對於國家的命運、文化的發展，在歷史上也只有知識分子在關心。老百姓只要有溫飽，他就不造反、不操心，就能活下去。過去知識分子討論盛世，常說“賢人在朝”、“賢人在野”的區別。但就今天來說，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能力降低了，就像您剛才說的，只考慮技術性的東西。技術性社會讓我們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某一方面專門性的人才，而不是一種通才式的，有著寬闊的文化視野，對社會有深入的思考，對社會中發生的大事，能夠在第一時間做出自己的評估，發出自己的聲音。現在知識分子的知識面太窄了，路越走越窄。專門人才和通才有很大的區別。
彭富春：所以知識分子的定義需要修改。我們以前講文人，您剛才講通才，現在的知識分子只是專門家，不如叫技術人員算了，不過是某一方面的專家而已。我們過去講知識分子要知道人生的知識、世界的知識，但是現在就是隻知道自己學科的知識。當然技術人員確實非常需要，但是作為知識分子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知識，知道中國的命運的知識，否則就只是專門家、技術家。
您剛才講為什麼現在風水、算命這麼盛行，不能說它沒有合理的東西，但它根本是一種偽智慧，迷信和科學分不清。由於沒有思考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所以現在就成了風水先生的天下，迷信者鼓吹歪理邪說。像**，什麼“真善忍”，誰都知道是胡說八道的東西，但是它竟然能迷惑那麼多人。為什麼能迷惑很多人呢？是因為曾被**佔領的文化陣地空缺了，我們沒有知識分子去佔領，沒有真知識、真智慧，所以它才乘虛而入。我在香港、臺灣也見到一些**分子，但是根本就沒有什麼人相信它，因為有正統的佛教、基督教是主流。**根本就是末流的東西，而且它也不是什麼信仰了，早已政治化了，根本就不是嚴格的精神、信仰的東西。所以反過來，末流的文化肆虐就是因為沒有積極的文化。
熊召政：只有積極的、健康的文化才能導致和諧社會的產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一切偽科學、偽智慧、偽宗教都不會有市場。
彭富春：建設積極的、健康的文化是全民的責任，首先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們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
2006年1月16日下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