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嘉慶道光：守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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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嘉慶道光：守文 (2)
朕躬膺宗社之重，若軍務一日不竣，朕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臣，同為不忠之輩，何以仰對皇考在天之靈？伊等即不顧身家，寧忍陷朕於不孝，自列於不忠耶？況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意虛糜坐耗，日復一日，何以為繼？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懲辦一人。即如數年中，唯永保曾經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釋放。
其實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即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飾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唯將吉祥之語入告。但軍務關係緊要，不容稍有隱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若稍有失利，尤當據實奏明，以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為勝，豈不貽誤重事？軍營積弊，已非一日。朕總理庶務，諸期核實，止以時和年豐，平賊安民為上瑞。而於軍旅之事，信賞必罰，尤不肯稍從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各員，均當滌慮洗心，力圖振奮，期於春令，一律剿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唯按軍律從事。言出法隨，勿謂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諭，而遣使頒發遺誥自遠在其後。是在當時並不隱藏遺誥，雖與諭文牴觸，未計及也。唯可知遺誥乃寧壽宮所出，和珅等所定。又證以諭中言“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遺訓”之說，則遺誥本非實有太上親筆，與歷來遺詔，出於顧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轍。本非仁宗所預知，後遂刪去亦不為嫌也。所云：“伊等以皇考高年，唯將吉祥語入告。”明揭前日欺飾之源。又云：“朕止以時和歲豐，平賊安民為上瑞。”明不以捏報吉祥語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與昔日處分張廣泗、訥親等時作用大異。一和珅得窺其旨，將帥皆從而附和之。仁宗時年已四十，猶自稱幼主，蓋憤於和珅、福長安輩以太上舊臣相臨也。
《朝鮮實錄》：“三月三十日戊子，書狀官徐有聞進聞見別單，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銜，仍命與福長安晝夜守直殯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學士劉墉、吏部尚書朱珪。珪則為珅中傷，方巡撫江南。乃於初八日，下珅於刑部獄，數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為太上崩之明日，《東華錄》不書免和珅兩職事。至初八日丁卯乃書以科道列款糾劾，奪大學士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於獄。《史稿·本紀》從之。下獄時乃奪和珅大學士職。初四日先奪兩兼職，不相牴觸，但可補史之略。至數珅二十大罪，《東華錄》所紀，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諭“苫塊之中，每思三年無改之義，皇考簡用重臣，斷不輕為更易，獲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經科道列款參奏，實難刻貸。是以於恭頒遺詔日，即將和珅革職拏問，臚列罪狀，特諭眾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拏問和珅，亦即於是日頒遺詔，是明明有遺誥也。所云“臚列罪狀，特諭眾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糾參，由王念孫為倡，見念孫《本傳》，原疏未見。蓋罪狀經上諭乃明，並非言官所盡知也。
先以糾參而拏問，繼由王大臣鞫訊，和珅供認，乃有十一日之諭。諭中已言鞫訊供認情事，著通諭各省督撫，今將已指出各款，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據實覆奏。至十五日，直隸總督胡季堂覆到，再奉諭始定為二十款。和珅《本傳》遂以宣佈罪狀為在十五日，其實初八日已宣佈矣。第一款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佈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可見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為大罪，不受和珅之籠絡。和珅以仁宗韜晦，疑為庸碌無能，故以擁戴為功，冀邀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親政之日。此見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國史》具詳，今可不贅。十八日賜和珅自盡，史文遂以諭宣罪狀為在其日，官書蓋未若《朝鮮實錄》能詳現狀矣。
徐有聞聞見別單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為郡王者，及婢妾奴僕，並時囚繫，封門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別業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孫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寶玩山積，過於王府。皇帝初欲剮殺之，皇妹之為珅子婦者，涕泣請全其支體，屢懇不止，大臣董誥、劉墉亦乘間言曾任先朝大臣，請從次律。正月十八日，賜帛自盡，珅臨絕作詩曰：‘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菸是後身。’遂縊而死。”
和珅有婿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詳其人，雖經囚繫，亦必旋釋。和珅之獄，概未株連。仁宗初年，亦由操心慮患而來，故頗有意識，不甚為過當之舉也。和珅姓鈕祜祿氏，正紅旗籍文生員。由其高祖尼牙哈那軍功襲三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衛。四十年冬，始遷乾清門侍衛。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戶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總管內務府大臣。自此遍歷重職，且為翰林院掌院，四庫館正總裁，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累次。蓋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當充乾清門侍衛，即一見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議者也。臨絕作詩，似偈似謠，不甚可解。或謂水泛含龍，似用夏後龍漦故事，為孝欽禍清之兆。香菸後身，孝欽或有煙癮，而和珅於嘉慶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當時能吸洋菸者為絕少，至鹹、同、光則不足奇。但以此為識，直謂再生作亡清之禍首，以報身仇耳。此無稽之談，姑存軼聞。其解說則朋輩酒間拈《朝鮮實錄》此則而推測之詞也。和珅籍沒清冊成專案，今已印行，詳故宮《文獻叢編》。
別單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來，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請皇旨，則輒不省，曰：‘唯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至是處置明決，眾心悅服。又下一諭，以為重治珅罪，實為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貸。初不肯別有株連，唯儆將來，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自有此詔，平日之趨附和坤者，始無疑懼之心雲。”
清代兩權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貪黷亂政之罪。和珅之貽誤軍國，正為貪黷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別言之，不過不欲株連，以此開脫行賄者耳。聖祖之於明珠，一經發覺其罪，即授權言官，使振綱紀，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養成大患，免其閣職，仍獲以內大臣效用。於所寵愛，保全實多。高宗自謂英明，方之聖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無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恆足為禍。梁武、唐明，其晚節頹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參明珠直聲震天下，實由高士奇受聖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為定稿乃上。見李光地《語錄》。且雲：“這樣龍、比，很容易做。”然則聖祖之不欲自示聰明，而以風節成就臺諫，尤不可及也。
第二、禍起三省苗
乾隆末葉，以十全武功自誇大，吏治不飭，滋生變端，得清強長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親，旗下貴介，藉以侈其專征之績。輕調重兵，但張聲勢，不求其肯綮所在，費繁役困，迭殞重臣，草草告蕆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賢有司，而後真有措手之道，歷十餘年乃大定。絕非高宗所信賴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見人君驕侈偏私，雖富強無益於事。嘉慶初三省苗事，官書侈福康安之功，於事實正相反。此亦盛極而衰之一徵象。守文之主，尚能補救於用人之際，盡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為清代應付內亂中最有意義之一事。
乾隆間國威遠震，視邊裔之民，較腹地編氓，尤為魚肉。苗民介湘、黔山中，環以鳳凰、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營汛相望，其馭苗也，隸尊如官，官尊如神。漢民與苗民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軍民，各肆其虐，苗民無所控，鋌而走險。高宗未嘗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懸，卻急謀私親之封拜。清《國史》載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餘年來，讀史者亦從而尊信之，今不能不發其覆，以為後世之遇變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廣提督劉君輔奏：“正月二十二日，準鎮筸鎮總兵明安圖諮：黔省松桃廳屬大塘苗人石柳鄧，聚眾不法，恐竄入楚境，見帶兵堵截。旋於二十五日，據鎮筸遊擊田起龍等稟稱：偵聞永綏廳屬黃瓜寨苗人石三保，糾眾搶劫，由永綏之黃土坡及鳳凰廳之慄林，燒燬民房，殺斃客民，見在竭力保護城池等語。臣恐石三保等，或與大塘苗人勾結，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鳳凰、慄林等處聽用，臣帶本標將弁及戰兵六百名，前往辦理。”是為苗事之始。
是日諭軍機大臣等“貴州、湖南等處苗民，數十年來，甚為安靜守法，與民人分別居住。向來原有民人不準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來無禁，地方官吏暨該處土著及客民等見其柔弱易欺，恣行魚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殺滋事。迨至釀成事端，又復張皇稟報。看來石柳鄧、石三保等，不過糾眾仇殺，止當訊明起釁緣由，將為首之犯拏獲嚴辦，安撫餘眾，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帶領多兵前往，轉致啟其疑懼，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眾，成何事體”云云。此諭深悉苗變緣由，則整頓政治，不必倚恃兵威，應有定見。乃甫閱兩日，戊午，湖廣總督福寧奏“正月二十九日，據辰州府稟報：乾州城已被圍，倉庫被劫，並聞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檢汪瑤俱已殉難。各路苗人約有數千，鎮筸鎮臣明安圖在永綏、鴨西地方被阻”等語。奉諭“逆苗聚眾不法，必須痛加剿除。
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機剿捕”云云。剿捕而煩此大勳貴，則封拜之慾起矣。再閱八日，丙寅，又諭“和琳自西藏暫緩來京，接受四川督篆，帶印速赴酉陽駐紮。並諭孫士毅交卸督篆，仍暫留四川。設和琳有需要帶兵策應剿捕事宜，孫士毅兼辦軍需，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權貴群集，封拜之慾更熾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諭：“福寧奏，查詢起釁根由，據百戶楊國安供‘苗人生計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與苗人爭執，以致生變’等語。客民與苗人爭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藉端滋事，良民尚被擾累，何況苗民，豈有不恣行陵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員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爭執，即為起釁之由。此事著福康安於事定後，必須切實查詢，究明嚴辦，以示懲創。”高宗既知苗民激變之有由，其查究應在用兵之先，待事定後，則屠戮已暢，封拜已遂，乃始理激變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賞。和琳旋命專任軍事，川督仍由孫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賞三眼翎；再賞由公爵進封貝子；三賞貂尾褂；四賞官其子德麟副都統，在御前侍衛上行走；五賜御服黃裡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內。明年嘉慶元年，更命贈其父傅恆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軍，加郡王銜，從傅恆配太廟，諡文襄，子德麟襲貝勒，遞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襲罔替。和琳則一賞雙眼翎；再賞封一等宣勇伯；三賞上服貂褂；四賞黃帶；五賞加太子太保，賞元狐端罩；入嘉慶元年，賞用紫韁。福康安卒，命督辦軍務，再賞三眼翎。八月卒于軍，晉贈一等公，諡忠壯，賜祭葬，命配饗太廟，祀昭忠、賢良等祠。準其家建專祠。此苗事尚未結束，權貴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詞，則攻破苗寨數十百計，擒獲首領吳八月，據稱八月自詭為吳三桂後，自稱吳王，是為福康安督辦時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