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雍正乾隆：全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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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雍正乾隆：全盛 (1)
世宗、高宗兩朝，為清極盛之時，特世宗操勞，且戕賊諸兄弟，亦覺少暇豫之樂；高宗則享盡太平之榮，位祿名壽，直可侈擬舜之大德，然日中則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分節如下。
第一、世宗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聖祖崩於暢春園，帝親為更衣訖，當夜即奉還大內，安於乾清宮。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諭稱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殮。既殮，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第二諭即命撫遠大將軍奔喪來京，第三諭即封允禩、允祥為親王，允礽子弘皙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報其擁立之功；急召允，以防其在邊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鷸蚌相爭為漁翁得利之氣，固非有為允礽報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傳》，於雍正初插入數語云：“皇太子允礽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領起下文漸漸得罪。此實望文生義，未將《大義覺迷錄》等書世宗諭旨，細意尋繹，蓋雍正間之戮辱諸弟，與康熙間奪嫡案，事不相關，餘已別有考。今專述世宗圖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將軍、督撫、提鎮等官貢獻方物。十三日甲子，詔直省倉庫虧空，限三年補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貨志》言：“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為寬大，不肖官吏，恆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隱，勒限追補，視為故事。世宗在儲宮時，即深悉其弊，即位後，諭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核實，造冊具奏。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者，治罪。並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屬虧空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藉端掩飾，苛派民間。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財政整飭之狀，然繳繞不明，忽言補足虧空，忽言核實奏銷，殊難了解。檢《東華錄》則系同日兩諭，各為一事，一諭戶部，一諭戶、工二部。
諭戶部：“自古唯正之供，所以儲軍國之需。當治平無事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繫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隱，及至萬難掩飾，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全完者絕少。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尤之心，遂藉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為之隱諱，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
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係匪淺。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未經參出，三年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派累民間，毋得藉端遮飾。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足之後，再有虧空，決不寬貸。至於署印之官，始而百計鑽營，既而視如傳舍，於前任虧空，視作泛常，接受交盤，復轉授新任。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將委署之上司，與署印之員，一併嚴加治罪。爾部可即傳知各省督撫。”
諭戶、工二部：“財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國裕民，務必制節謹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庫金錢，中飽於胥吏之侵蝕。以後凡戶、工二部，一應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須詳查核實，開造清冊具奏，毋得虛開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敷，核估不實者，事覺將堂司官從重治罪。”
世宗承聖祖寬大之後，綜核名實，一清積弊，亦未嘗立予懲治，自能洞見外省情偽，此政治一大重新整理，應特敘列。而牽混不清，史官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處皆《史稿》之應糾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頒諭旨訓飭督、撫、提鎮，文吏至守令，武將至參遊，凡十一道。每諭文各千言內外，各就其職掌而申儆之。國家設官，久而忘其應循之職，與者擅為恩私，受者冒其祿利，奔競無恥，用心皆在職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綱挈領之知識。百官職掌，近六百年來，皆自明太祖定之，後來因事損益而已。持以為督責之柄，則可以為君；奉以為率由之淮，則可以為臣。世宗則知其故矣。然各諭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實頒為格式，要其意則已蘄向乎是，文繁不具錄。
世宗於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為首，嗣是有諭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門，領侍衛內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盡情偽。雍正一朝，《硃批奏摺》、《上諭八旗》、《上諭內閣》，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幾，而已選刻者不下數十萬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諭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盡意，皆出親裁。有照例閣臣票擬者，略一含糊，輒被詰問。試舉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諭內閣：“前因年羹堯奏稱：趙之壇情願捐銀一萬兩，往布隆吉爾地方築城效力。朕念趙之壇系功臣之後（良棟之孫）。若伊才具不勝知府之任，道員事簡易辦，捐銀敘用，似屬可行；若趙之壇才克勝任，即留知府用。見今趙弘燮虧空庫銀三四十萬兩，交與趙之壇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銀？況年羹堯啟奏：築城已有張連登、王之樞等可以竣事。今復遣往效力議敘，似又開一捐例，斷不可行。若布隆吉爾築城，張連登等所捐之貲，不克完工，令年羹堯密摺具奏，再將情願效力者發往，此朕從前諭旨也。爾等票籤，全不符合，將朕緊要語句，俱行遺漏。
爾等俱系聖祖仁皇帝委任大臣，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兼之臨御日久，諸事精熟，爾澱之處，全賴聖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誤事。今朕臨御之初，內借大學士，外借督、撫、提鎮，理應諸事勤慎，盡心協辦。如前日本上脫落一宇，事雖甚小，然不得謂小事便可輕忽。本章用心細閱，自無錯誤。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堯奏過之事，爾等又票該部議奏，朕疑其或有異同，照簽批發，及觀部議，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爾等玩忽，督撫本章，概批依議，用人一途，聽之九卿隨意保舉，豈不省事？但爾等可以負朕，朕何忍負我皇考之深恩乎？況朕於爾等陳奏，虛心採納，並未有偏執之處。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若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結為老成，以退諉為謹慎，非朕所望於爾等之意也。”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種氣象。雖多所責難，並不輕於戮辱，亦未視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較之高宗，尚為遠勝。至其刻深慘毒，唯對繼統一事，有所訐發，或有意居功要挾之人，天資自非長厚，然正極力愛名。至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從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雍正朝有兩種創制，遂為一代所遵行，一曰並地丁，停編審。二曰定火耗，加養廉。今分述之：
一、地丁。古者布縷、粟米、力役三徵，徵一緩二。唐時租、庸、調猶沿之，至改兩稅而其目並矣。明行一條鞭，所並之目尤多。要其總數不重於什一，即為常賦之法。但一切負擔可並，庶人往役之義，則自清以前未改也。編審人丁，計丁徵費，以充百役。一條鞭雖已並古者丁鹽在內，然丁仍有役，鹽亦有課，故論者以為重複賦民。然總額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舊，盡免明末之加派，已慶更生。聖祖康熙五十一年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原聖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戶口增，續續滋生，所能享國土之生產，只有此數，而丁賦則隨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為人丁定額，新生者不復納賦。
此亦窮思極想，務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徹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於前，反需向親戚同甲之家，商求補額，豈不反成周折？不有通變，此美意終將廢閣。會聖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將丁銀攤入田糧。”部議：“應如所請，於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徵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九卿旋議覆：“應令該撫確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攤入田畝之處，分別定例，庶使無地窮民免輸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迦納丁銀之累。”得旨：“九卿不據理詳議，依違瞻顧，皆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內‘有地窮民’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殍之語相似乎？朕於諸事，本無成見，有何迎合之處。所發會議事件，原欲與眾共商，當理即朕意。朕不自以為是，所議允當，朕即不從，不妨面折廷諍，再三執奏，即不顯言，亦可密摺敷陳。聖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與爾等，期共相黽勉，以臻至治。原本發還九卿，著仍照戶部議行。”
以上為九月戊戌諭，原文極長，且勉且責，愧勵交至。茲節其成事實之語。夫聖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廢閣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額”之意。唯有丁隨地起一法，李維鈞奏之，部議從之，以其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會議，以示鄭重。九卿則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總名，加以詹事、科道，是為會議。乃以預議者多，反疑上意或與戶部原議未合，遂作此延宕支節之詞，設或允行，即廢閣之變相耳。其實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戶部議行，何其簡捷！
唯丁隨地起以後，丁額與賦稅無關，編審自可不必，即行編審，亦屬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後來論者，謂清之戶口無確數，實攤丁於地之為弊。動稱四萬萬，究竟標準何在？亦不過據二百年來某一年之隨意冊報耳。戶口無確數，一切無從統計，則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國，可以見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雖丁攤於地，編審之法未改，停止不審，始於雍正四年行直隸總督李紱《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雲：“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請自後嚴飭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匯齊，另造總冊進呈。冊內止開裡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冊籍不煩，而丁數大備矣。”
清戶口之數，與編審相關者，從《食貨志》考之，明季喪亂之後，至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較之四萬萬之數，蓋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為據定丁額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萬萬之十七分之一。其後丁數仍由編審移補，較定額時稍有增加，其餘滋生人丁則日多。停編審以後，則無所謂定額與滋生，人口激增，民無顧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國人口四萬萬之說所由來也。鹹同軍興，人口自減，亦每無全國冊報。至光緒元年，有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釐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調查戶口為職掌。旋諭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確查實數，以為庶政根本。
宣統元年，復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寧、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寧各駐防，泰寧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時湖北已起事月餘，兩廣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邊遠則功令之遵奉逾期，駐防亦然，合計當亦未足四萬萬。是為清最末一次調查戶口較確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