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全]
你是我,左轉不過的彎 妃傾天下:暴君逼我玩宮鬥 官道 神偷盜妃:夫君,咬輕點 神通抽獎盤 神風曲 一笑千金 總裁大人哪裡逃 我是傳奇BOSS 謀戰
第101章[全]
中蘇之間和平解決爭端,續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乃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各國並不感到意外,稍為遺憾罷了——如果兩國開戰,想必會為各國經濟危機的結束,作出積極貢獻的。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情況執行良好,國內正持續大規模基礎建設,對蘇聯也無法取得更多利益,故無意於戰爭。而蘇俄的工農業生產雖已恢復歐戰前的水平,並取得長足進展,但總體上依然與中國存在很大差距,明智者不會在此時發動戰爭。所以,兩國之間矛盾很大,衝突頻繁,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卻極小。
蘇俄自取得政權以後,採取的經濟模式已經發生了幾次改變。
最初,蘇俄採用了極左路線——戰時共產主義,對工農業生產進行了軍事化管理。取消私商,國內貿易國有化,國家壟斷商品交易。並實行餘糧收集制、產品配給制、勞動義務制,以及全部工業國有化。一切都是強制性的,民眾沒有選擇餘地。
顯然,這種政策的實施,本質就是劫富濟貧。按說,劫富濟貧總比劫貧濟富來的好。但過尤不及。戰時共產主義剝奪了人們富裕的權利,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導致眾多的叛亂,或者說農民起義。農民起義不僅危害很大,也不是單純的軍事鎮壓,就可以解決的。
1920年,俄國已經歷了七年戰爭,工農業生產遭到了嚴重破壞。當年的工業總產值,只等於戰前的30%,農業總產量只等於戰前的65%。國內所有庫存的金屬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麵包這樣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都十分匱乏。俄羅斯已經不起動盪了。
於是,列寧在21年6月國內形勢初步穩定後,就決定從實際出發,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以緩和國內矛盾,。
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代替徵收,允許農民自由出賣餘糧,允許私商自由貿易、並且將一部分小工廠還給私人,還準備把一些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說起來,與改革開放的政策差不多。
與改革開放相比,新經濟政策的成就同樣顯著,在多數方面達到了列寧預期的目的,惟有引進外資和技術的努力,卻沒有成功。
21年正值俄羅斯大旱。一個美國商人阿曼德·哈默來到俄國,引起了列寧的注意。不管哈默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是商業利益,俄羅斯需要糧食,哈默能夠運來糧食,這就足夠了。很快,列寧與哈默見面了,兩人相談甚歡。列寧透過哈默,順利與美國企業界建立起聯絡。
然而,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一部分。蘇俄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了嚴重後果。俄臨大舉反攻,白軍勢如破竹,控制區域大面積縮水,美國人自是裹足不前,以觀望形勢,他們更願意等待勝負分明後,再作決定。
所以,蘇美間脆弱的聯絡,並沒有如同列寧期望的那樣,帶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至少,在列寧生前沒有帶來。
當然,蘇俄在與美國商人的聯絡中,獲得了部分糧食。雖然這遠不足以滿足國內需要,價錢也很高。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每粒糧食都是寶貴的。
此外,21~22年的戰爭和饑荒,必然會對生產造成破壞。白軍控制了整個烏拉爾工業去,並一度控制了下諾夫哥羅德。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了。俄國的主要工業區仍控制在蘇俄手中,沒有經歷戰火。
蘇俄軍事上的失敗,還嚴重危害了另一個方面,那就是外交。
蘇俄在20年之前的外交,極富理想主義,但列寧很快意思到錯誤,在20年後,就現實多了。從20年恢復與歐洲國家貿易,到21年簽訂貿易協定,蘇俄得到了事實承認。但軍事失利破壞了此前蘇俄的外交努力。引進外來資金和技術努力的破產,標誌著蘇俄外交陷入困境。
由於紅白兩軍勝負難測,各國通常選擇承認俄羅斯臨時政府,並同時履行與蘇俄的貿易協定。
那時候,我是多麼希望,俄羅斯就此分裂成兩個國家。理所當然,這沒有成為現實。
蘇俄軍事失敗,主要是受到災荒的影響。隨著災荒的過去,蘇俄很快恢復過來,並在經濟和軍事上佔據優勢地位。白軍據有的國土面積與紅軍相當,但人口和工業都只有紅軍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23~25年間,俄國內戰趨於緩和,集中在伏爾加河一線。俄臨與蘇俄政府都在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並取得一定效果——效果自然是有,卻不是很理想,畢竟俄國內戰仍在繼續。然而在整體上,俄國的生產還是在快速恢復中。
……
總而言之,俄國直到28年,才把工業生產恢復到接近戰前水平,29年才超過。
隨後,斯大林實施的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壓低了糧食收購價,大量將之出口到歐洲,再以獲得的外匯為資本,從歐美進口機器裝置,建立蘇俄的重工業。
斯大林認為,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它”。新經濟政策不適合蘇聯了,因為蘇聯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經常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者是要捱打的。”
不得不承認,計劃經濟的效率非同凡響。五年計劃的成績一目瞭然,蘇俄工業生產的增長幅度遠遠超過世界其餘所有國家,也超過了中國。
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完成,蘇俄33年的工業產值已猛增到110億新盧布,摺合成中元約為337億。同是33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只達到604億元,相當於美國工業產值的35%。俄國的工業產值則為中國的55%,美國的六分之一強。而在28年,俄國的工業產值還不到中國的一半。
這也是自然而然的。
中國雖然採用了種種措施,保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中國也不過把國民收入的30%用於再投資,而蘇俄卻提取了大約40%的國民收入用於再投資;相比之下,美國只有20%。畢竟人們改善生活的願望,我也不能忽視。
可以說,蘇俄正在趕上來,其增長幅度,還要超乎中國之上。
而且,世界經濟危機仍在繼續,蘇俄以低廉的代價,源源不斷的從歐洲和美國,獲得夢寐以求的機器裝置和技術。
就連堅決反共的亨利·福特也在30年到俄國開辦企業,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一個規模巨集大的拖拉機廠。現在,在蘇聯重工業部門工作的各國專家,就有六七千人之多。
在這個時候,斯大林自然不會與中國開戰。
斯大林是個現實主義者,中國是蘇聯最大的敵人,卻不是唯一的敵人。斯大林明白,打擊敵人重要,但發展自己更重要。當然,斯大林也不介意試探下中國的態度,看能否佔到一些便宜。
在無機可趁的時候,斯大林選擇了和平。《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續約,是蘇俄迫於形勢的選擇。
中國在中亞和北海接連發現了數個巨型礦藏,不僅有世界第一的煤礦、鉻礦,儲量驚人的鐵礦、銅礦、錳礦等戰略資源,還發現了數個巨大金礦。中國在二十年代發現的三大金礦,都在上述地區。
若說斯大林不動心,那是假的。但在沒有把握的長期戰爭(可能持續2~3年,甚至更長時間),與發展迅速的工業建設之間,斯大林當然選擇後者。不到迫不得已,大國間不會輕易開戰,每個國家都有不止一個敵人。
中國在二十年代發現的三大金礦依此是穆龍套金礦、開泰金礦和庫姆托爾金礦。
西疆省(烏茲別克地區)南天山的穆龍套金礦金儲量中國第一,保守估計也要超過兩千噸;北海省牧羊城(即伊爾庫次克)的開泰金-鉑礦不如穆龍套金礦,黃金儲量卻也在一千噸以上;西疆省(吉爾吉斯地區)的庫姆托爾金礦要小的多,卻也儲有黃金兩三百噸。
採礦業為工業提供了原料,又一本萬利,有利於原始積累,所以我一向很重視它的發展。
早在安徽軍政府時期,我就組織了不少地質勘探隊,繪製地圖,探測礦藏。就連在校的採礦專業學生,也與師範、農林等專業學生一樣,免除學費,還享受補貼。同時,為私人勘探提供便利條件。
私人發現國有土地上的礦藏以後,可以到政府登記註冊為私人所有。如果你手裡沒有足夠的金錢,買下該地,也可以先登記,在短期內付清歀,或者直接把礦藏情報賣給國家。這極大的鼓舞了私人勘探者的熱情。當然,也不是所有礦藏都如此,某些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只能賣給國家,如鈾礦。
因此,隨著大量資金和人力的投入,特別是先進技術普及,近年來中國的地質勘探取得了很多成就。
中國的地質勘探發現,主要來自三股力量。
第一是國家。政府每年都投入相當可觀的資金,用於地質勘探。但國家組織的地質勘探隊多半會兼顧繪製地圖,以及礦產資源勘探,效率也許會低一些兒,但效果卻沒的說。像大黑山鉬礦、廣東凡口鉛-鋅礦床、中亞鉀鹽盆地、金川銅-鎳礦、神府-東勝巨大煤田等,就是國家組織的勘探隊發現的。
第二是財團。採礦業也一本萬利,資金雄厚的礦業集團自然會組織自己的勘探隊,總比從國家購買大型礦山便宜的多。像土爾蓋鐵礦、新田嶺鎢礦、卡拉套磷灰石礦、肯皮爾賽鉻鐵礦、開泰金礦等,就是財團組織的勘探隊發現的。其中,董氏也積極參加了這一隊伍,肯皮爾賽鉻鐵礦和庫姆托爾金礦,就是董氏的成果之一。
第三就是私人民眾。通常,私人民眾在裝置、技術和資金上,都不如前兩者。然私人民眾勝在數量眾多,不是前兩者能比的,量變引起質變,反而私人發現的礦藏最多。不過私人發現的礦藏多半是位於地表附近,容易發現的。私人發現的礦藏數不勝數,開泰金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這些礦產資源的發現,不但為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移民開發邊境地區,創造了條件。
在26年國防軍控制牧羊城以後,每年前去那裡淘金的人不下十萬。與移居的災民、鐵路建設和造紙工業建設一起,成為北海移民的主要驅動力量。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大潮中,中國經濟穩定有序,吸引了大量外國人來華工作。國會一度還開會討論,如何限制來華工作人員的數量,尤其是日本人的數量。
其實,中國現在還是很缺乏專業人才的。
中國僅有11所大學,其中在安徽的有安慶大學、廬山醫科大學和合肥工業大學三所。其餘的大學也多在南方几省,北方僅有北京大學這一所。
這裡說的大學是是指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大學,要求有三所學院,一定師資力量標準,學院又必須有……不是起個名字,就可以叫大學的。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加上一切合乎標準,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的學校,中國目前也僅有七十四所。這些學校每年畢業的學生不過區區十幾萬人。遠遠不能夠滿足快速發展的經濟需要——受經濟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逐步降低不少,落後於俄國,這兩年的年增長率都保持在14%左右。尤其是30年,中國經濟只增長了9%。
中國在引進人才上一直持積極態度,我卻也不是什麼人都引進的。
中國最需要工程師、醫生、教授等專業技術人士,也需要高階技工,教育、科技是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這些人有多少,我都不嫌多。
對於普通熟練工人,我就要另作考慮了。
大量基礎建設投入、大批美國生產裝置和技術的引進,使中國工業生產不斷擴大。對於普通技術工人,中國現在也是缺乏的。然而,我並不希望不從外引進。
早在辛亥之初,安徽就曾經極度缺乏熟練工人。那時候,大部分工業都是董氏的投資。於是,董氏在安徽建立工廠的同時,也建立了大量技術學校,以培養技術工人。
當時董氏回國的技術骨幹力量,都是從董氏設在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工廠,抽掉回國的,因此董氏在培養技術工人時,直接繼承了歐美培養技術工人的制度。
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也是相當不錯的。而大量的破產農民不培養成數量技工,從外國引進,就得不償失了。
老實說,歐美國家的工人願意到中國來的也不是很多。中國工人的收入水平二十年間增長了四倍多,也遠不如歐美,中國工人的平均收入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
這與中國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收入截然不同。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的收入要超過日本,不如歐美,卻也相距不遠。
於是,在進入三十年代以後,中國招聘專業技術人員的廣告,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歐美國家的廣播和報紙上,來中國工作的各國專家學者也隨之增多。由於歷史原因,其中來自美國和德國的專家人數最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32年愛因斯坦訪問中國,在安慶大學擔任物理教授。雖然我盡了一切努力,愛因斯坦對中國的印象也不錯,卻還是在33年底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在那裡,他有著更多的朋友。
很遺憾的送走了愛因斯坦,我卻沒有加害於他的想法。即使我知道,是他的提議促使美國原子彈的誕生。然,我安慰自己,“那是早晚的事,中國不落在後面就行了。”核武器只是威懾武器,不能用來打天下的。
有些人是全人類的財富,我還沒有資格傷害。
再說,如今的中國也可以讓我小小的任性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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