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事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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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事憶舊(1/3)
書是文化人的至愛之物，有好書而不得，常常心癢難禁；有好書而失去，恐怕更是心痛萬分。最近，終於下決心，花了四位數的人民幣，到底將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卷縮印本的《二十四史》，搬回家來。這部堪稱為中國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大書，在二十年前為防小將抄家，冠我以封資修罪名，而慌不迭地將收藏的《二十四史》的幾種，用小車推出去，當廢品論斤賣掉；二十年後，又重新出現在我書房裡，而且是全套，內心之激盪起伏，難以言表。
這部史書，簡直就是一座寶山，只要走進去，絕不會空手而返。歷史，從時間角度看，過去也就過去了，但留下來的教訓，即或對我個人而言，也是深刻而恆久的。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每到年底，都要統計他一年購書的花費，用了多少大洋，買了多少書籍，這份賬單，就附在當年日記的後邊，一目瞭然。看到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記錄下的這一篇篇書賬，肅然起敬的同時，也由不得感慨系之。起敬是對於先生的購書之多和讀書之廣；感慨是對於先生這樣捨得投資於書籍消費，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真可以說是活到老，學到老，這種書賬，先生一直記錄到離開這個世界為止，不能不令人佩服。
如今的學人、作家，統稱之為知識分子這一群人，也就是所謂的讀書人，能夠如魯迅先生這樣購書讀書者，大概是不很多的。否則，就不會像我們這一代舞文弄墨的人，經常在文章裡出一些紕漏，鬧一些笑話，被明白人捉來戲笑侮羞一頓，而面紅耳赤，而啞口無言了。誰讓我們不好好讀書？誰讓我們讀的書少？誰讓我們強不知為已知？這也是活該了。
回想起來，在這一生中，《二十四史》給我的，不僅僅是學識上的滿足，而且還使我明白了歷史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恐怕這也是我無論如何要買回這部大書的私衷。
但是，談到購書，也的確有當代知識分子的難處。第一，是收入，當今的工薪族，每月領到的那幾個錢，除了□口以外，究竟還有多大的餘力，使你敢往書店裡去買你想買的書，我是心存疑問的。有錢的人不買書，買書的人沒有錢，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社會現象。第二，更實際的問題，即或你愛書若命，哪怕節衣縮食，也要把書買回來的話，在哪兒存放，則是更令人撓頭的了。妻兒老小，鍋碗瓢盆，都擠在斗室之內，縱使有購書的慾望，也只好咽口唾液作罷論了。
然而，讀書人與書，總是有一種分不開的情分。有書可讀的時候，手不釋卷；無書可讀的時候，也是要想盡一切辦法找書來讀的。但是，我記得在僅有八出樣板戲和浩然先生小說的一片文化沙漠中，不但無書可買，更是有書也不能讀，封資修三個字，便把讀書人與書分了開來。
但我一直懷念我賣掉的那些史書，對於史書，或野史筆記的興趣，很大程度上緣起於我曾經擁有過的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校注本的幾部，特別是前四史中的陳壽作史，裴松之作注的《三國志》。這部並不很長的書，幾乎囊括了魏晉時期的文化精華，每讀每新。說來也頗悽楚可笑，在那十年裡，處於風聲鶴唳的狀態下，很長時間裡，並未捨得處理掉這些給我許多啟發的史書，但隨著政治運動的愈益深入，好事之徒的愈益增生，找碴兒尋釁的壓迫也
愈益加多，害怕被革命派擄抄的擔憂心情，自然愈益沉重。因為那些“文革”英雄常是不可理喻的，與其說不清楚而沾包，不如索性當廢紙賣了。結果到了八十年代，受灕江出版社的委託，重新評點《三國演義》時，不得不再去琉璃廠舊書店裡，另覓一套，放置案頭，以備參考。看書後的定價，原來五元的舊書，此刻已漲到四十多塊錢了，真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無可奈何感。
當時，我將這些書堆到磅秤上約分量時，我真是覺得天地之間那股肅殺之氣，似有冰河時期已經到臨之感。但是，歷史的明和暗，正和邪，是和非，黑和白，不會永遠一成不變的。大概並未過得很久，七十年代，那是“文革”的中後期，終於無意中發現那歲月裡一個難忘的鏡頭，重新燃起讀書的慾望，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天，忽然於書店的一角，瞥見書架上又重新陳列出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大32開的《二十四史》，突覺眼前一亮。我已記不起來當時看到的是《南史》或《北史》，還是《宋書》或《齊書》了。於是，便問售貨員，是賣的嗎？那時候，有兩種書是普通人不敢問津的，一是放在櫥窗裡做做樣子的“非賣品”；二是於書店的旁門進去，憑證或憑票購買的“內部書”。那售貨員點點頭，表示你要買，我給你開票。這時，我很尷尬，因為我其實不想買。天曉得，那時窮到極點的我，已經把家裡的藏書，用小車推到收破爛的門市部論斤賣了，以求換得幾文錢，來填飽一家數口人的嘴，哪裡有錢買書？如果一方面賣書，一方面又買書，我想，除非神經不正常。於是，又看了一眼那架上的《二十四史》，證明我所見非是虛幻景象，便走出書店。
大街上，陽光明媚，清風徐來，也許天氣晴好，人的心情也就暢快，我被這種絕對屬於“四舊”的書籍重新登場，而引發了些微希望，是否意味著某種政策上的改變？但標語口號滿街，廣播喇叭山響的現場氣氛，我覺得這種樂觀情緒，是毫無來由的。不過，我對這些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眼中，絕對稱得上是“四舊”的書籍，無論怎樣的剿滅而不死，又一次出現在人們視線中的這個事實，深信中國文化的偉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誅殺的。走在街上，浮想聯翩的我，不由得莞爾而笑。“**”本來就是革命文化的，而《二十四史》，嚴格來說，是數千年來帝王將相的活動記錄，堂而皇之地擺在書架上，實在是很具諷刺意味的。
從秦始皇焚書開始，中國文化不知經歷過多少次劫難？在人們印象裡，好像只有嬴政才是惟一的罪魁禍首，其實不然，就在這部《二十四史》中，所記錄的王莽之亂、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還得包括尚未記錄在冊的最近發生的十年動亂，凡被命名為“亂”的歷史時期，再加上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戰爭，每一次外民族的侵入中原，都是文化遭到劫難之時，也是圖書受到毀滅之日。然而，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是永不熄滅的聖火，是不會熄滅的。
哪怕只存一縷香菸，其勢不繼，也不必絕望，總會頑強地挺立生存下來，總會有薪火相傳的一代代熱愛中國文化的人興滅繼絕，承往開來。往遠看：儘管秦始皇焚書，山東儒士仍有冒著生命危險，將簡書私藏在夾壁牆中者，司馬遷
這才可能根據那些未被燒成灰燼的殘餘竹簡，寫出了一部從遠古時代直到漢王朝的史書。當董卓遷都，把洛陽夷為平地，書籍蕩然無存的時候，曹操花重金從匈奴單于那裡，把大學問家蔡邕的女兒蔡文姬贖回來，讓她把記得起來的古籍，逐一地記錄下來以免失傳。往近看，即使十年“文革”，還是有目光遠大的領導人、學問家、出版家，將這一部達四千萬字的史書，標點校注，呈獻給國人，真可以說是善莫大焉的功德事。試想，一個罔顧自身歷史的民族，會有出息嗎？所以，書架上的這套書影，那一剎那給我的印象，彷彿在黎明時刻閃出的第一線曙光，當時心中的激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果然也是如此，從新華書店發現的這點鬆動的痕跡，倒不是偶然現象，儘管造反派口口聲聲要把“**”進行到底，實際上那種狂熱，開始降溫。隨後，我老伴單位的圖書館，也可以借出卷帙浩繁的中華版《二十四史》的各部史書。一次許可借一冊或兩冊，這樣，短短几年裡，我差不多將能借到的各部史書的分冊，一本一本地全部瀏覽了一遍。五七年，我因寫小說而被劃“右派”，然後到工地勞動改造，最後又病休，月入只四十多元，豈敢有購書的非分之想。於是，在漫長的六七十年代，借閱是我惟一的讀書方式。
所以，當我八十年代重新寫作，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以後，希望手邊有一部隨時可讀，隨手可查的《二十四史》，便成了心中的夢。但到書店一看，便望而止步了。並不是我買不起，而是，房舍狹小，至少得兩個或三個書櫥，方能裝下。這樣，該書構成我屋裡半壁江山，其他便什麼也幹不了了。因之，只好嘆息而歸。今年，這部歷時二十年整理出來的《二十四史》點校本，又出版了二十卷的縮印本。但清晰可讀，於是，下了決心，買下一套。如果，我也像魯迅先生記書賬的話，那麼，這一年，我的一次性文化投資，達四位數，也算破紀錄的行為了。
盛世修史，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凡國運昌隆的時代，也必是史書、類書、大部頭書籍的旺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約有十億字，卷帙浩繁，工程巨大，抄錄七部，分存關內外，江南北，那是何等氣魄？因為當時國力強大，有力量這樣做。而中國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整合》，數量多達萬卷，被國外漢學家稱作“康熙百科全書”，也是在國勢鼎盛的康熙年代才得以完成。我們稱文化上的漢唐氣象，其實，漢唐也正是中國歷史上強盛光輝的時期。
曾幾何時，神州大地，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學的繁榮，文化的發達，出版業的景氣，又出現一派綠遍青山春來早的空前盛況。當我徜徉在這部精美的《二十四史》中，穿行於歷史長廊，展望二十一世紀，能不為我們文化出版的繁榮，所反映出一天天強盛起來的國力而歡欣鼓舞嗎！
我想，做一箇中國人，學一點中國歷史，大有必要，即使是很皮毛，也可以得到許多教益。不過，馬上七旬的我，還有勇氣和時間將這四千萬字重讀一遍嗎？想到這裡，不禁惋惜那些於折騰顛倒中，蹉跎過去的歲月。對於這種歷史的無奈，夫復何言，也就只好抱著讀多少，是多少，得一點，是一點的聊勝於無的想法，走進這部大書，倒是積極的態度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