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茅公“五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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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茅公“五卅”文章
讀茅公“五卅”文章(1/3)
前些日子與某學院的文學系的同學座談，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便是一所大學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重新給現當代中國作家排座次，這本是一件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的事。但如今好事之徒甚多，無聊的小報也不少，於是沸沸揚揚，成為1994年尾文壇一條花邊新聞。
其實，中國新文學開創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這位教授從第四位打落下來，而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先生，則被推崇到這個星座上。純繫個人見解，他願意這樣看，有人願意這樣聽，都無傷大雅。正如那位與阿Q先生誼屬同鄉的老通寶先生，不相信洋蠶種，非相信土蠶種一樣，也如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那位拖辮子的辜鴻銘教授，愛聞女人裹腳布的臭味一樣，屬於嗜痂之癖，不必太當真的。
緊跟著，另一所大學的中文系連忙呼應，下聘書請金大俠任該校教授。可見中國人對於名次觀念之深，因為哪怕隨便上個主席臺，吃酒席，集體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後左右，斟酌備至，商量再三。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見好如此，以致堂堂學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學術性出版社連忙出全集湊趣，這倒變得有些可樂了。
上尊下卑，長幼有序，是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的一部分。而綱常就是對付像老通寶這種永遠在壓迫的最底層的老實農民的，祖先當了長毛，還得逃回來當地主的奴隸。流氓無產者阿Q，就灑脫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趙司晨的妹子、鄒七嫂的女兒，在趙莊領導人中間，說不定還會有他一個座位呢？所以，這種排座次行為，實際是中國農業社會的政治文化現象。由於歷朝歷代的農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誰不比誰多一塊，但誰也不比誰少一塊，只有經過造反、起義、失敗、成功、轉戰、流亡、內訌、互鬥之後，才逐漸形成領導集體和領導人物。於是，權力的分配就體現在排座次上了。因此，這種水泊梁山式的誰坐頭把交椅，誰坐二把交椅，甚至火併，甚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綠林氣息，由來以久，深入人心骨髓，我們這位教授，好像也難能免俗。
外國人好像不怎麼講究這方面的學問，在美國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國家公園裡，刻有幾個類似中國樂山大佛的總統頭像。這事倘若放在我們這裡來做，從立項開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開多少次會，擬出多少方案，刻誰，不刻誰，先刻誰，後刻誰，誰在誰的前頭，誰在誰的後面，不知要費多少周章？在美國，刻這幾個總統頭像，其中雖因經費和二戰耽誤了不少時間，但人家好幾十個死去的和仍健在的總統，就選了這幾個刻了，也沒有因此定出這幾位是一級總統，剩下的便是二級總統這一說。座位感沒有我們這裡
強烈，刻在那兒的是總統，沒有刻在那兒的，也仍舊是被美國人尊敬的總統，甚至水門事件被彈劾的尼克松，死後的哀榮，不也照樣莊嚴肅穆？
世界上好像只有我們這裡，將作家評為一至四級，每當外國同行拿到中國作家遞過去的印有幾級作家的名片時，常露出一種惶惑的面色，要說許多話人家才明白何以這樣定級，然後點頭表示理解。因為在外國同行心目裡，這個世界上是有些東西，特別是精神產品，是無法稱斤簸兩地加以計量的。所以，茅盾從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後，金庸從多少位以後上漲到第四位，這種碧落黃泉的升降排位，說句不好聽的話，也是閒得無聊沒有麻將好打時的餘興罷了。
這種在文學界，誰老大，誰老二，誰是三類苗，諸如此類分等編級的事情，好像未見任何一位外國傻瓜教授出來幹過。
雖然外國文學家彼此之間爭長較短，互不買賬的文人相輕的弊端，倒是和中國差不離，可謂天下文人通病矣！美國那位老獅子海明威，損起他的美國文學同行來，說他們像養在一個玻璃罐裡的蚯蚓，只能互相吸收對方的排洩物，可謂用語刻薄；但他並不封自己第一或者別人第二。在俄羅斯，最有資格幹這件事的別、車、杜三位，在彼德堡的《祖國紀事》寫了那麼多作家和作品評論，也沒有把當時俄國文壇那麼多作家，排出一個金曲流行榜來，但果戈裡、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倒是透過他們的慧眼，從眾多灰色、平庸、普通、凡俗的作家隊伍中識別出來。高爾基在他的《文學寫照》一書裡，回憶和評價了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托爾斯泰、珂洛連科、契訶夫、普利什文、珂秋賓斯基，當時俄羅斯文壇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期，高爾基以敬重的口吻談論他們，但從未信口雌黃地把這些大師們來一個排排座、吃果果的遊戲。蒲寧在回憶契訶夫的一篇文章裡，寫道，他對於當時俄國文壇從托爾斯泰起健在的文學巨匠的敬畏之心，使他有不敢輕易下筆的惶恐，契訶夫也只是開了大狗小狗的玩笑，勸他不要因為大狗在叫，小狗就失去叫的勇氣而已。
由此來看，在這些智者的眼裡，作家是無法相比較的。
話說回來，這出1994年末的文壇小鬧劇，能成軒然大波，不能不欽佩編導的造勢成功之術。
因為中國是個不大刊登社會新聞的國家，所以，只要誰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嗷嗷怪叫一聲，那是最能獲得轟動效應的行為。前不久，遇到一位教授當代文學的學者，他講了他帶過一名研究生的故事。此人十年寒窗，囊螢鑿壁，寫了十篇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術論文，毫無反響，一篇篇投出去皆如石沉大海。後來，他急了，一反常態，怪叫一聲，寫了篇全國否定罵倒一切
的文章，一下子成了文壇黑馬。所以，這範例對後來人大概是有些啟示性的。
從這裡，我漸漸理解魏晉文人的許多怪誕了。譬如那個寫《登樓賦》的王粲，動不動就要學兩聲驢叫，弄得滿座絕倒。其實在所有能叫出聲的動物中，以驢叫聲最不難，既不雄壯，也不委婉，惟有滑稽古怪而已。這個王粲偏要來這一嗓子，無非也是邀人注意他罷了。他在荊州劉表處不得賞識一十六年，說實在的，他作驢吼，以抒心中的憤悶，似乎也該同情。再譬如那個阮籍，愛作虎嘯，那就更不同凡響了，不過想到他在那個高壓的政治鉗制的局面下，除了醉酒外，他要不嘯的話，豈不憋得自我爆炸？他甚至不遠千里，去尋求同嘯之好者，作竟日之嘯。可見怪叫，對真正的文人來說，是一種宣洩；但對有一些文人來說，則為表現自己的手段之一，也算登龍之術吧！
如果，沒有1994年末的這出文壇鬧劇，誰會知道這位教授呢？
然而，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中國新文學開創者之一的茅盾，會因為這樣的鬧劇而失去什麼嗎？老實說，茅盾的作品，浩如煙海，它記錄下的是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斷不是一位不知何許人的閒話就能否定得掉的。
尤其先生筆下的全部文字，洋溢著他的熱血，則是所有為文者的楷模。
社科院文學所的蔡葵先生編了一本書，讓作家們自己舉出一篇最喜愛的小說，因為許多人都選了外國作家的作品，他希望我把我喜愛的現代中國作家作品選一篇，說實在的，做一箇中國人，誰能沒有這類身同親受的同樣經歷呢？遂推薦了這篇《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我這樣認為，在本世紀的中國文學作品中，與魯迅先生《紀念劉和珍君》能夠相比美的，恐怕就是這篇直接描寫大屠殺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在當代中國這塊土地上，不知發生過多少起這樣類似的事件，但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憤筆直書而留作史證者，也就僅此不多的作品而已。我不評述別的作家的怯懦，或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至少，他敢吼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新信仰，他敢詛咒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他敢“祈求熱血來洗刷這一切的強橫暴虐，同時也洗刷這卑賤無恥”。
這次大屠殺發生在1925年的上海，先生這篇文章寫於事件發生的5月30日的夜裡。面對著屠殺，能有這樣的勇氣，這作家，這文章，才永存。
當解放後先生重新編訂他的作品集時，將此文編入散文特寫集中。但我認為這是一篇再好也不過的短篇小說。因為先生筆下刻畫了一個人物，這個人物不是文中作家自己，而是作家眼中那被屠宰著的麻木的“把一切都忘了”的中國。
文學，要是沒有一點熱血的話，也許，就只剩下些狗屁和無聊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