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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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的功能
耳朵的功能(1/3)
韋君宜的《思痛錄》問世，其中寫到大躍進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懷來的情況，頗引起過來人的一些思索。
回顧往事，難免嗟嘆，但那一年的熱火朝天，可以說是五千年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歲月。老實說，中國人的想像力，不算十分豐沛，但這一年卻是亙古未有的馳騁飛揚，達到異常發揮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於，人之能動性超常發揮，是中國五千年史上的第一次。
那時，我已被定“右派”，已屬五類，已被勞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這種全民的想所非想，為所欲為的熱潮，似應與我無緣。但我隨工程隊轉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廣鐵路沿線的鍊鐵盛況，我為那滿天紅的盛況，激動得淚水都流出來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話，一定會為地球上中華大地的幾千萬只鍊鋼爐，而嚇得心驚膽破。所以，別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動。後來，我瞭解到每一隻爐子，都在把好鋼煉成廢鐵，消耗了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淚，全白搭了。
如果說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載入史冊，整人的和被整的，在總人口中終佔少數；而1958年的大躍進，則是一個把億萬人都捲進來的運動。行程一路，紅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邊天都燒得紅彤彤的，爐光燭天，熱焰熊熊，鋼花飛舞，那份狂歡節式的熱流，確如那部《紅旗歌謠》裡的第一首詩寫的，中國大地上湧動著“喝令三山五嶽讓路，我來了”的聲勢。1958年的中國人，恨不能一個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哪怕是常識上認為絕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學極限的奇蹟，也要一一地創造出來。
那本經郭沫若、周揚編定的滿是豪言壯語的詩集，如今幾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來，也有一點羞答答的感覺。雖然，泡沫經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現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學，則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現在，也難斷根，還有樂於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攪肥皂沫。但《我來了》這首民謠，你不能不承認，還是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大躍進時代的狂熱色彩。作為歷史的一個註腳，即使是笑柄，這首詩也將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寵之作，粗製濫造之作，商業炒作之作，恐怕連當笑話的“光榮”也說不上的。
現在，已記不起當時何以一時心血**，展開這次浩浩蕩蕩的全民詩歌運動，而居然成為政府行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敢想敢幹的勇氣。當時，好像作為指標，每一個縣團級單位，要出一個郭沫若。任務下達後，我勞改所在的工程隊，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隊長，把我叫去，此人說話直率，要我將功補過。“你給我們弄一個郭沫若出來！”我聽了以後，懷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問題，詩人是可以批次生產的嗎？正如時下長篇小說可以量身訂做，命題作文，新增作料，爆炒出鍋一樣，稍有文學常識者，都會感到滑稽可笑。但戴罪之人，豈敢異議，也就奮力為之。結果，雖造不出大詩人，但給工人老大哥代寫了不少順口溜，四六句，快板詩，一時間裡，寫詩成了我的正業。於是，我得以脫產，專事詩歌生產的批發業務。
近年來，我偶爾還能寫幾句白濤式（王蒙語）的打油詩，恐怕是那一時期打下的基礎。現在回想起來，當然好笑，上班作詩，下班作詩，吃飯作詩，就差上廁所也要作詩了。然而當時，大家都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每天電話向上級彙報，日產詩歌若干若干。社會的狂熱，一旦渲染開來，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挾持著大多數混混沌沌者，攪進氾濫的濁流中去，而且，即使有頭腦者，也不可能於赫赫揚揚的聲勢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從《思痛錄》，我們知道韋先生也是後來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只發生在文藝界裡。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純樸無邪的桃花源。”
在這部書的《“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面貌》一章中，韋先生回憶道：“我看見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說她去參觀的那些豐產田，用自來水筆向田裡的稻子中間插，竟插不下去。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懷來縣還不能算太壞，我們沒有搞這種自己騙自己的移植豐產田。北京作家協會來人参觀，我領著他們去，他們問：‘你們這稻田畝產多少？’我答：‘能達到七百斤，最好的八百斤。’這是了不起的數字，過去這裡種糧食作物低的一百多斤，頂高的才三百斤。但是參觀者現出不滿意的神色，‘這麼低！你們有沒有一萬斤的？’我沒有說什麼。顯然我們還瞎吹得不夠。”
韋先生哪裡知道，參觀者的耳朵想聽的是神話，而不是真話。這些來自北京作協的參觀者，他們滿
心希望韋先生語出驚人，那是一個吹牛皮不上稅的年代，說畝產量一萬斤或十萬斤，哄哄耳朵開心，有何不可？可她卻不肯這樣做，報出來這樣小兒科的產量，自然要被參觀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聽覺，但聽覺中的選擇性、主觀性、抗拒性的特點，則構成了人類共同的弱點。同是一種聲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卻是大不相同的。願意聽則聽，不願意聽則掉頭而去；即使走不開，必須聽，非得聽，他也會這耳朵進，那耳朵出；也許，他會以“聽蝲蝲蛄叫喚，還不種地”的逆反心理，來個充耳不聞；也許，“有如東風射馬耳”，只當你放屁，壓根兒來個置之不理。
這就要談到正題了，從這些到懷來縣參觀者的不滿意反應上，便可瞭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聽者少，而常常是偏聽者多。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喜歡聽順耳的話，而不是逆耳的話，喜歡聽愛聽的話，而不是不中聽的話，喜歡聽希望聽到的話，而不是壓根不想聽的話，這也是社會產生許多毛病的根源。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園裡製造亞當和夏娃時，對於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經過他慎思熟慮的。給人兩隻耳朵，兩隻眼睛，一隻鼻子（可是有兩隻鼻孔），顯然其用意，無論是看，是聽，是嗅，都應該正面與負面兼顧，而嘴卻給一張，當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給了兩張嘴，一張在前，一張在後，一張說好話，一張說壞話，天下豈不大亂乎？但久而久之，原意盡失，耳朵，眼睛，鼻子，都變得只能接受與自己有利的資訊，相反，則百般排斥，千方百計地拒絕。而嘴巴呢，雖只有一張，卻變成多用途，無論真話假話，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都能從這一張嘴裡出來，上帝也沒轍了。
韋先生說：“我們還瞎吹得不夠。”這算抓住了1958年的浪漫過了頭後的全部問題的實質。然而，這位老共產黨員，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處，“吹”還加之以“瞎”，並不完全是嘴巴的過錯，而應該受到責備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聽到這些“當驚世界殊”的高產紀錄，嘴巴沒有了市場，自然會閉嘴的。在中國，在有皇帝的年頭裡，很長時間是上面的耳朵想聽什麼，決定下面的嘴巴該說什麼。雖然孟老夫子說過：“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但為了說得上面的耳朵開心，也就顧不得了。
所以，當第一張嘴將產量誇大，也就是韋先生所說的瞎吹，沒有被打屁股，甚至獲得嘉獎。那麼，受到鼓勵的第二張嘴，就會迫不及待地把數字加倍，第三張嘴，必然不甘落後地跟著翻番。這也是那一年夏秋兩熟季節裡，奇蹟不斷湧現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點的圖書館裡，還能找到當年的舊報紙或縮印本，很容易看到在頭條位置，並加以套紅大字刊登出來的“放衛星”高產紀錄。根據臺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一書中1958年的一則資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層幹部的嘴巴，為了滿足縣裡的、地區的，或者省裡領導耳朵聽覺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精神蠱惑下，是怎樣理直氣壯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
從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膽量漸漸加大，數字逐步攀升的狀況：
日期 放衛星的所在地 種類畝產量 訊息來源
6月8日 河南遂平衛星農業社 小麥2105斤 人民日報
6月12日 河南遂平衛星農業社 小麥3530斤 人民日報
6月16日 湖北谷城星光社 小麥4353斤 新華社
6月23日 湖北谷城先鋒農業社 小麥4689斤 人民日報
7月12日 河南西平城關和平農業社 小麥7320斤 人民日報
7月18日 福建閩侯連坂農業社 早稻5806斤 人民日報
7月25日 江西波陽桂湖農業社 早稻9195斤 新華社
7月31日 湖北應城春光農業社 早稻10597斤 人民日報
8月13日 湖北麻城溪建園一社 早稻36900斤 新華社
9月5日 廣東連縣 中稻60437斤 人民日報
這則資料，到9月25日為止，其中小麥衛星放得最高者，為遙遠的青海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的8586斤，稻穀衛星的冠軍，當數邊陲的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若是閉起眼睛一想，將這6萬公斤的金黃稻穀平鋪在一畝地裡，也會是厚厚一層，那該是怎樣一個壯觀場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
韋先生在《思痛錄》裡寫道：“老百姓無法可想，只好把幾畝地的莊稼拔下來插在一畝地裡，於是畝產萬斤、六萬斤以至十萬斤的報導全登出來了。”這就是那一年大放衛星的常規做法。所以，作家菡子說鋼筆都插不進，確非虛言，我還記得有照片為
證，一個小孩坐在稻田裡的莊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將上述一系列數字，看作是彌天大謊，也似乎不當。謊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陽出來以後，就會消失。可卻能正兒八經，煞有介事的，在報紙上登出來，你不得不信。因此，這些與最基本，最起碼的科學常識，相距得太離譜，太玄乎，太不可思議的高產衛星，只能看作是出於人們創造奇蹟的浪漫主義，而設計出來的讓耳朵聽了以後高興的小手段。大家心裡明白，不過是幾畝試驗田的事，無傷大雅，也就沒有遭到安徒生童話裡那位皇帝，穿上那襲騙子的新衣後，招搖過市，而被一個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尷尬。
所以說1958年，是個充滿神話的年頭，更近乎那個膨化了的革命浪漫時代的真實。這一切，要是追根尋底的話，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講，正是有人愛聽。歷史學家喬納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裡，講到西方人對於中國的偏見時，認為：“祕密就在耳朵裡，耳朵既聽它想聽的，也聽它希望聽到的。”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講，得有人聽，聽，決定講，雖然古羅馬的大演說家西塞羅，對著大海高聲宣講，但那是一種練習，如同京劇演員吊嗓子一樣。如果沒有耳朵，任何一張嘴巴，都不會對著牆壁幹講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沒有耳朵，嘴巴便無用武之地。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動作，嘴有聲音，但耳朵是個奇怪的傢伙，沒有表情，不動聲色，永遠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莊做乘龍快婿的豬八戒先生，能搖晃那雙蒲扇般大的耳朵，表示出快樂無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難看出喜歡聽或不喜歡聽的任何蛛絲馬跡。因此，揣摩耳朵愛聽什麼，不愛聽什麼，然後，滿足耳朵愛聽的，從而能牢牢地把握住這雙耳朵，便是歷來做下屬者對上司的一門頂尖學問。
在這方面，侍候過唐代後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內總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宮廷鬥爭中，總是處於勝算的上風，他的敵手們始終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這張嘴巴，對於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歲不饒人，到了不允許他再玩政治遊戲的年紀，便求一個告老還鄉。雖然權力這東西很**人，可是他扶起來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會再買他的賬，與其到那時落個身敗名裂，玩火者有幾個不被火燎著的呢，還不如趁皇帝未翻臉前，功成身退。
這個老滑頭歷仕三朝，將皇帝玩在手心裡，重權在握，樹敵無算，最後能平安降落，也讓所有人豔羨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來給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寵之術，老公公對眾宦官們宣傳他的耳朵哲學：“列位兄臺，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讓他閒下來的。你們要經常想辦法弄一些聲色犬馬，甜言蜜語，滿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樣翻新，日新月異，讓他沒工夫顧到國家大事，這樣，諸位才可以得志發達。尤其不要勸皇上讀書，接近知識分子，他一看到前代興亡的歷史，憂國憂民，那我們就會被皇上疏遠，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沒戲了！”這番臨別贈言，說得一個個心服口服，拜謝而去。
所以，長在皇帝腦袋兩邊的耳朵，可就對老百姓的禍福利害，成了性命交關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話），能聽到老百姓痛苦的萬分之一，也許多少體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麼受罪。假如是個不好的皇帝，那雙被仇士良等矇蔽了的耳朵，肯定聽不到一絲老百姓於水深火熱中的哀鳴，那麼他統治下的中國，就別想有一天安生日子過。
怎樣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娛其耳目”外，無非兩術，一曰隔離，二曰包圍。我們到故宮走一遭，便會從紫禁城嚴密的內向性結構看到，那由高牆重重套疊起來的皇宮，其終極目標就是隔絕一切外來的聲音。因此，“上達天聽”，在封建社會里，要比中六合彩是更難碰上的好運。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在最高權力的周圍，除了這種物質的牆，隔絕與外界的聯絡，更可怕的，緊緊圍裹著統治者，還有一道簡直是水洩不通的精神上的牆。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聽到兩道牆外老百姓的聲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當然，皇帝究屬少數，五千年來的中國，也就三百多位，何況，有皇帝的封建社會，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這種會被隔離，會被包圍，會被“娛其耳目”的現象，卻是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的事情。所以，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的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雙耳不聞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聽奉承話”，那就更不好了。怎樣使自己的耳朵，破牆而出，能聽見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特別是聽得下去不那麼愛聽的聲音，也就會避免重蹈韋君宜先生在《思痛錄》裡所說的那些覆轍了。
慎哉，耳朵的功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