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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城尋舊(1/3)

去年底,做客馬來西亞,參加《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營的活動。

其中在檳榔嶼逗留了兩天,那是一座很有中國味的熱帶城市,和廣東、福建的建築格式,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所以,在城裡走來走去,毫無“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

在一次與文學愛好者的交流會上,一位本地的中年人,我想他可能是位教師,站起來侃侃而談,說到清末民初的那位文化怪人辜鴻銘,就出生於馬來西亞這個海濱城市時,很為之自豪。雖然,他在當他的滿清進士時,做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賓時,籍貫都寫的是福建廈門同安,其實那是他的祖籍。他出生在檳城,八九歲就到英國讀書去了,還曾到德、法、意、奧諸國遊歷求學,然後才學成歸國,再從頭投入儒學的懷抱。他和大部分學有所成的中國人不同,先在國內奠定深厚的學養基礎,然後到國外再充實自己。大概人是有一種喜新厭舊的趨向,對於先前耳熟能詳的一切,常常會被後來才瞭解的事物的新鮮感所壓倒,所以,辜老先生與那些到了外國以後盛讚月亮也是外國的圓,而對中國則視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樣,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尊崇。

那次檳城演講會上,提到這位名人時,上了年紀的聽眾,還略有迴應,而很多與會的年輕男女,對辜鴻銘三字,表現出耳生的神態。估計,在我們這裡的青年人,對這位曾經與俄國托爾斯泰透過信,曾經是印度泰戈爾的朋友,曾經被英國毛姆虔誠地表示過敬意的大學者,知之者也不多了。

然而,他的名字曾經很響亮過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為在本世紀一二十年代,京師轟動,舉國側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書,對於西方世界,產生的反響,其熱烈程度,還沒有一個其他的中國文化人,可以相比擬。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為有名的”,勃蘭兌斯說他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可見評價之高。於是,在那個有點暖雨,有點熱風,但一會兒又雨住風停、月明星稀的南洋之夜,主人陪著我轉悠在檳榔嶼的港灣曲巷、灘塗木屋,舊街老店,廟宇祠堂之間,想探究與這位名流相關的遺址殘跡。真遺憾啊,滄海桑田,黃鶴已飛,除他的名字外,這個城市裡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了。

知道辜鴻銘這個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國以後的北平知識界中,堪稱獨一無二的辮子,那是辜鴻銘最明顯的標誌。連為他拉洋車的車伕劉二,也和他一樣,拖著西方人嘲之為豬尾巴的辮子,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第一個成就,便是全中國的男人頭頂上那個辮子,一夜之間,剪光推淨,獨他卻偏偏留起來,自鳴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務的,按說是維新一派,但皇帝沒了,竟比遺老還要遺老,這也只有他才能做出的怪異行徑。那時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馬褂,頂紅纓辮,穿雙臉鞋,踱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園,在紅樓的課堂上,大講英國詩,據說是當時的京城一景。

他在北大教書,學期開始的第一堂,叫學生翻開Page one(第一頁),到學期結束,老先生走上講臺,還是Page one。書本對他來講,是有也可,無也可的,他講授英國詩,舉例詩人作品,脫口而出,不假思索,如翻開詩集對照,一句也不會錯的,其記憶力之驚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對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據女作家凌淑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當眾背出上千行密爾頓的《失樂園》,證明他確實有著非凡的天才。

在課堂上的他,揮灑自如,海闊天空,旁徵博引,東南西北,那長袍馬褂的樣子,不免滑稽可笑,但他的學問卻是使人敬佩的。他講課時,幽默詼諧,淋漓盡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用中文來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來回答中文之問,間或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閱歷之廣泛,見解之獨到,議論之鋒銳,令問者只有瞠目結舌而已。因此,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室裡總是擠坐得滿滿的。

他有許多幽默,也傳誦一時,譬如:一位外國太太反對他贊成納妾的主張,問他,既然你辜先生認為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那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個丈夫呢?這個

拖小辮子的老頭子對她說,尊敬的夫人,只有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道理。譬如:他說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這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以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國,他說,就他們兩個人堪為表率。

那時的北京大學,就是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長,他主張學術自由,主張開明精神,不光請這位拖辮子的遺老來講課,也請胡適、陳獨秀、周樹人兄弟這些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新文化運動者,儘管不贊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張,但對他的學問,卻是敬重的。當時,學校裡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這些洋教授們,在走廊裡,若看到辜老先生走過來,總是遠遠地靠邊站著,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見英國人,用英文罵英國不行,見德國人,用德文罵德國不好,見法國人,則用法文罵法國如何不堪,那些洋人無不被罵得個個心服。就這麼一個有個性的老頭子,不趨時,不趕潮,我行我素,誰也不在他的話下。

光緒年間,他從國外歸來,在張文襄幕府當洋務文書,時值這位總督籌建漢陽兵工廠,他參與其事,張之洞接受另一洋務派,也是東南大買辦盛宣懷的建議,委託一個外國商人主持此事。辜鴻銘和洋人接觸幾次以後,封了一份厚禮,請他開路了。過了幾天,張之洞想和這個洋人見見面,他的下屬告訴他,那洋老爺早讓辜師爺給打發了。他把辜鴻銘叫來責問,辜正色地對他說,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們要造兵工廠,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鴻銘遂委託他的德國朋友,請克虜伯工廠來建造,結果,漢陽兵工廠在各省軍閥建造的同類廠中,是最好的。這個廠出品的步槍“漢陽造”,一直是很有名氣的。

所以,他對於洋人的認識,和那個時候普遍的見了外國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縮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買外國人賬的。五四以後的文化人,言必歐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己的鼻子高起來,眼珠綠起來,也是很令人氣短的。直到今天,這種販賣外國文學的唾餘,來嚇唬中國同胞的作家、評論家,還是絡繹不絕於道,實在是讓辜老先生九泉下不會很開心的。

有一次,一位新應聘而來北大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坐著,見一位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拄著根手杖,坐在沙發上運氣。因為不識此老,向教員室的侍役打聽,這個拖著一根英國人蔑稱為“pig tail”(豬尾巴)的老頭是什麼人?辜鴻銘對此一笑,聽他說自己是教英國文學的,便用拉丁文與其交談,這位教授對此頗為勉強,應對不上,不免有些尷尬,辜嘆息道:“連拉丁文都說不上來,如何教英國文學?唉!唉!”拂袖而去。

就這麼一位有學問的怪老爺子,洋教授拿他有什麼辦法?

他的英文筆名叫Amoy Ku(辜廈門)。1875年生於檳榔嶼一位貧苦華僑的家庭,才八九歲的光景,就隨一位牧師到英國讀書。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時,才二十一歲。然後又到德、法、意、奧進修,獲得文、哲、理、工、神學等博士學位,有十三個之多。在中國人之中,這是少見的。他對於英、法、德、意、日、俄、希臘以及拉丁文,無不通曉,因此,他對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極深湛的造詣。

他不僅是語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師級的學者。那時候,這位老先生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用英文演講他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是要憑門票才能入內的。中國人演講,從無賣票一說,老先生講演,北京的外國人差不多都到場聽講的,因此他不但要賣票,而且票價還定得很昂貴,聽一場要兩塊大洋。可當時聽梅蘭芳的戲,最貴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學術講座,比梅博士的《貴妃醉酒》還賣座,聽眾踴躍,座無虛席,可見當時中外文化人對這位大學者的重視。

辜鴻銘的一生,總是在逆反狀態中度過。大家認可的,他反對,眾人不喜歡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視,人人都不屑一為時,他偏要嘗試。追求與眾不同,不斷對抗社會和環境,頂著風上,就成了他的快樂和驕傲。

慈禧做壽,萬民頌德,他卻指斥“萬壽無疆,百姓

遭殃”,公開大唱反調;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他倒留起小辮,拜萬壽牌位,做鐵桿保皇黨。袁賊稱帝,勢傾天下,他敢罵之為賤種,並在當時的西文報紙上著文批袁;張勳復辟,人皆責之,他倒去當了兩天外務部短命的官。後來,辮帥失意,閉門索居,他與之過從甚密,相濡以沫,還送去一副“荷盡已無擎天蓋,菊殘猶有傲霜枝”的對聯,以共有那“傲霜枝”豬尾巴為榮。五四運動,社會進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為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但是他卻應蔡元培之邀,到五四發源地的北大去當教授,講英國詩,鼓吹文藝復興。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援學生,要驅趕這位大學校長時,他支援正義,領頭簽名。他反對安福國會賄選,卻拿政客的大洋,可錢到了手,跑到前門八大胡同逛窯子。那些窯姐來了,一人給一塊大洋,打發了事,但妓女送給他的手絹,卻收集起來,視若珍藏。

諸如此類的奇談怪論,不一而足的荒謬行徑,連他自己都承認是crazy Ku(辜瘋子)。這裡,固然有他的偏執和激憤,也有他的做作成分,和不甘寂寞之心。他的性格,不那麼肯安生的,幾天不鬧出一點新聞,他就坐立不安,說他有表演慾、風頭欲,不是過甚之辭。

因此,他的言論,嬉笑怒罵,聳人聽聞,他的行徑,滑稽可笑,荒誕不經,無不以怪而引人矚目,成為滿城人飯後茶餘的談資。民國以後,宣統本人都把辮子剪掉了,他偏要留著,坐著洋車,在北京城裡招搖過市。他的喜聞小腳之臭,贊成婦女纏足,更是遭到世人詬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還演講宣揚小腳之美,說寫不出文章,一捏小腳,靈感就來了,令人哭笑不得。不僅如此,他還公開主張納妾,說妾是立和女兩字組成,如椅子靠背一樣,是讓人休息的,所以,要娶姨太太的道理就在這裡,完全是一個強詞奪理的封建老朽形象。

正是這些譁眾取寵之處,使辜鴻銘成為人所共知的一個怪人。當時人和後來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這些虛玄的表象。一葉障目,而對他的中外文化的學識,他的弘揚中國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響,也都給抹殺掉了。

其實,清末民初,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認識,已由過去的妄自尊大變為自卑自輕,相當多的人甚至轉而崇洋,連月亮也是外國的圓,這也是被列強欺壓得快沒有一點底氣的表現。或者,一見洋人,膝蓋先軟,洋人說了些什麼,必奉之為圭臬;或者,諾貝爾文學獎離自己尚遠,就來不及向洋人叩首,馬前鞍後;或者,認識兩個老外,到外國去過,便自以為高人一頭;或者,索性躲到外國,寄人籬下,像哈巴狗一樣對洋老爺搖頭擺尾。

由於辜鴻銘非常瞭解西方世界,又特別崇尚中國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論,如“英國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國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國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深奧的性質;英國人如果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巨集偉的性質;德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樸素的性質;法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質”。對於中國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對這種趨於極端的一家之言,作出是非的判斷,但他能夠在本世紀初,積弱的中國,已經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夠說出這番中國文化優越論的話,也還是有其警世之義的。

當時,嚴復和林紓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多多少少是帶有一點傾倒於西方文明的情結,但是,這位辜老先生,卻努力把中國的文化,向西方推廣,或許是對這種膜拜風氣的逆反行為吧?他將《中庸》、《論語》翻譯出去,他還著有《中國人的精神》,或譯作《春秋大義》,介紹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這些譯文,在國外有很大影響,德國,英國,甚至有專門研究他的俱樂部,不能不說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傑出貢獻。

當然,辜鴻銘的中國文化一切皆好論,連糟粕也視為精華,成為小腳、辮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擁護者,是不足為訓的。在政治上成為保皇黨,成為五四運動的反對派,則更是倒行逆施。然而,這位老先生,對於洋人,對於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箇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