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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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的逃亡
左拉的逃亡(1/3)
1898年的7月，一位法國作家被法庭以誹謗罪，判處徒刑。就在宣判的當天，他跨海逃亡，在英倫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作家被弄到對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今天的先鋒文學圈子裡，這是個已經少有人談起的名字。
左拉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讀他那些曾經輝煌一時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時下一些作家，認為自己已經傳世；或一些捧家，認為某些作品已經經典，都是不怕大風扇了舌頭的過甚之詞。
文學的不朽，是由坐在書齋裡的幾個人，交頭接耳就能決定的嗎？2050年以後的讀者喜歡讀什麼文學作品，能以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為標準嗎？我們到飯店請客的最起碼的禮貌，總是要把選單遞給客人，請他點菜吧？如果一個主觀的主人按他的好惡決定了幾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夠接受諾曼地那種臭不可聞的乳酪，非強迫你吃的話，你會欣然地坐在那裡嗎？
左拉一生的目標是追趕巴爾扎克，直到他最後死於煤氣洩漏，由二十部長篇小說構成的《盧貢—馬卡爾家族》，是他的類似《人間喜劇》式的法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法國作家巴比塞說過：“在左拉眼裡，只有長篇小說才是‘我們時代的武器’，如同悲劇是十七世紀的武器，詩歌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武器一樣，他說：‘長篇小說的靈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識的總和都包容進來’，‘長篇小說——這是隨心所欲的東西’。”
這位長篇小說領域中進行過寫作實驗的大師，時下，持現代派觀點和只不過標榜新潮的作者或讀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讀者的文學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誰，他曾寫過些什麼，現在忽然提到了他，和從箱子底下翻出來的四個吊兜的滌卡中山服，國防綠的洗得褪色的軍便服一樣，至少有種老古董感覺，背時的感覺，這大概是不會說錯的。
文學是個市場，和服裝一樣，流行什麼，滯銷什麼，是個使神經脆弱的作家，像沒頭的蒼蠅東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內俱焚的問題。有的作家，財源滾滾，炒作成癮，有的作家，枯守寒窯，只好喝西北風。所以，這種不平衡，大概就是現實，現實就是這樣殘酷無情。
隨便舉個例，同是外國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間有個“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黃泉碧落，上下迥異。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紅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讓左拉感到慚愧。杜拉因為和張愛玲一樣，由於在前不久香消玉殞的緣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書好銷起來，連由香港演員飾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賣得不錯。至於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眾人頂禮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學，只不過沾一個“拉”字的光，也在文學市場上被看好。因為流行和時尚，有一股裹脅愚盲的力量，會誘使那些輕信者、追隨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老趕”之輩，會不由自主地趨之若鶩。其實，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有的相當“柴”的。最近召開的國際西班牙語大會，巴爾加斯·略薩不就指責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語言嗎？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異評價者，也大有人在的。
中國人之容易被蠱惑，被煽動，和中國人之喜歡看熱鬧，喜歡一窩蜂，喜歡大呼隆，喜歡起鬨架秧子有關。
清末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一夜之間，京城津門，神壇遍地，磕頭燒香，扶清滅洋。那些信徒堅信大師兄所言，唸了咒就可以刀槍不入，哪怕後來在武清縣，在垡頭鎮的交火中，證明了敵不過洋槍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擊斃，倒地不起，還不承認符咒不靈，聲言系死者不夠心誠所致。所以，我在一本書裡看到一則統計數字，說中國每天有六千萬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練氣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這其實是縮小的說法，包括我認識的幾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幾位走火入魔的編輯，說現在神州大地上流行著當代義和團癔病綜合症，不算過分。於是，我想，拉美文學，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著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託，有的是病，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只不過矮子看戲，人云亦云，眾人說東，不敢說西的從眾心理的慣勢罷了。
所以，此“拉”在市場上敵不過彼“拉”，是因為沒有鼓吹的氣功師、點傳師罷了，但並不等於其文學價值也打了折扣。
前些日子，有一家文學刊物，搞了一個新體驗專號，為已沒有什麼故事的文壇，掀起幾絲漣漪，增加些許熱鬧。有人去當小販，有人到太平間，大家覺得很新鮮，其實並不新鮮，不過老戲新唱，舊調重彈。溯本推源，這種新體驗小說的老祖宗，就是左拉。他在上世紀末的巴黎文學圈子裡，就推行他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主張和實踐。當時，贊同他這種文學實驗的，還有寫《羊脂球》的莫泊桑，寫《最後
一課》的都德，他們共同結集出版的《荷塘夜話》，便是他們最初創作實踐的結果，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據說，左拉為了寫他《盧貢—馬卡爾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這部系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經專門去拜訪過巴黎的名交際花，到三等妓院去深入過，甚至在一個老鴇家裡做客長談，還待在後臺的女演員化妝室裡觀察她們的生活，在那裡過了好幾個夜晚，儘量熟悉舞臺的每一個角落。
這家刊物標明“新體驗”以區別於前人和他人，而不說天下惟一，世上無雙，這就是聰明之處了。稍有常識的人應該看透，文學和歷史一樣，所有的花樣和把戲，招數和功夫，名堂和噱頭，方法和點子，幾乎都被前人玩過。後來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裡苦思冥索，謅斷枯腸，頂多也不過是在前人玩過的基礎上，稍稍加以變化，賦予你自己的和你那個時代的特色罷了。
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左拉的偉大，不僅僅是位出色的作家，而且還是一個吃過官司，堅強不屈的鬥士。
舊時的老百姓多畏官，不大願意鬧到衙門裡去。對於訴訟，有一種天然的拒絕情緒。所以，把愛打官司的人，會打官司的人，叫做訟棍。至於刀筆吏，至於紹興師爺等，也都善於挾嫌誣告、栽贓陷害、心腸歹毒，置人於死地的告狀的行家裡手，往往深惡而痛絕之者。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既善於用法律手段去收拾別人，也善於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不過，在上世紀末，左拉卻因他的正義，而被控犯了誹謗罪。一旦法律成了權力的私有品，這位大師就只有引頸受戮的份了。
凡有關這位作家的傳記，無一不提到“德萊福斯事件”，無一不提到他的那篇以“我控訴——”開頭的聲討邪惡和不公正的文章。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他這種和罪惡進行鬥爭的勇氣，都敢於站出來向欺凌無辜的強勢說一聲不，都會對無援的弱者伸出支援的手。凡攸關這類善與惡，是與非的抉擇中，我們看到了太多作家所表現出的對強者的諂媚，對力量的巴結，對權勢的討好，以及莫名其妙的隨聲附和。
在上個世紀的這個年代裡，左拉站出來為軍官德萊福斯申辯，而遭受迫害，最後不得不流亡英國，這件事本身要比他寫的任何一部作品，具有更大的影響力。1894年，發生了法國軍方陷害軍官德萊福斯的冤案，這位猶太商人的兒子，進入軍界後，很快升至上尉，然後調到國防部工作。不久，他就被指控向德駐法使館武官出賣軍事情報。年底，被判處在法屬蓋亞那群島的魔島上終身監禁。這次裁決，實際是站不住腳的：第一，證據不足；第二，審判受到當時法國反猶主義的影響。於是，整個法蘭西對此案產生極大的分歧，一部分反猶主義、反共和體制者叫好的同時，絕大部分的政界人士、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一件冤案，發出了抗議的呼聲。
凡官司，審判者被情緒支配，被關節打通，被實力左右，被利益誘使，那就必然是對司法公正的嘲弄，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更令法國朝野上下不解的是，隔了兩年以後，另一法國軍官埃斯特哈齊的罪行被公佈，分明是犯了裡通外國罪，結果卻被這個法庭宣佈無罪。這種明目張膽的枉法行為，很明顯，由於德萊福斯是猶太血統，從充滿偏見的法庭到大肆宣傳的排猶輿論，都相信他是有罪的，而埃斯特哈齊是非猶太血統，便從輕發落。
恰巧這時，爆出內幕，一位在法庭上指證德萊福斯有罪的情報部上校亨利，向報界透露為了維護法國陸軍的面子，曾經在德萊福斯一案的審判中，提供過偽造檔案。於是，群情譁然，更多的要求伸張正義的人士，紛紛站出來為德萊福斯辯護，認為必須釋放這位受誣陷的軍官。
左拉那時正在國外旅行，很晚才得悉這一冤案的始末材料。他的正直，他的良知，他對於邪惡挾重勢以脅迫善良的憤怒，他對於無理攪理的莫須有式審判的憎恨，回來後便投入了這場為德萊福斯伸冤的鬥爭。他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說、文章，最為震驚法國和全世界的，便是在《震旦報》上刊載他慷慨陳詞，痛斥當局的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也就是《我控訴》這篇聲討文字。這也是文學史上，一位作家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之一。
如果說，一個作家，無力抗惡，迫於情勢，保持緘默，尚可諒解的話，反過來，若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落井下石，出賣靈魂，就是十足的墮落文人了。因此，讀明末清初錢謙益的詩，嘆其精妙高雅之工，慷慨意氣之韻，無論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鐸為南明小王朝所擬的《降清文》。“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這一派自己當漢奸，還動員別人也當漢奸的語言，這一張已經夠醜惡，夠噁心的投降派嘴臉，還用脂粉厚厚地塗抹起來，是怎麼也淡化不起來的。
近些年來，知堂老人
忽然紅遍大江南北，為沖淡派散文家奉為大宗師，然而，寫得再飄逸的文字，能遮住他當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那副漢奸的醜陋形象嗎？我表示懷疑。
還有前些日子病逝美國的張愛玲，她的確寫過一些很精美的小說，她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也有其獨到的見解。不過，要是讀過她在香港為某國新聞處炮製的反共小說《秧歌》之類作品，就讓人對她的行徑不以為然了，很難用瑕不掩瑜這樣的詞藻來為她開脫了。
作為作家，不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來不得半點含糊，免得玷汙了自己的一生名節。同樣，對於邪惡，對於霸氣，對於不公正，對於仗勢欺人，對於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對於成群結夥的圍攻，對於碰不得摸不得的屁股，對於老爺子、小爺子的妄自尊崇，也應該具有一點正義感，至少不應該苟同，不應阿諛，更不應趨炎附勢地巴結討好。
所以，像左拉在德萊福斯冤案中，面對壓力，哪怕對簿公堂，也要敢仗義執言，這才是作家的膽識和勇氣的表現。因此，左拉固然是用他的筆在寫不朽之作，難道他也不是用他的人格、思想、行動、道義在寫一部比文字更有力的傳世之作嗎？法國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詞中，稱讚他在“德萊福斯事件”的表現，是“人類良心的一個關頭”，這不僅是對左拉的褒譽，也是對於絕大多數有良知的作家，一種人格上的期待。
結果，可想而知，真理未必敵得過黑暗，正直哪是陰謀的對手，左拉此舉，遭受到反動勢力的仇視和迫害，1898年7月他被無理押上刑庭，以誹謗罪判處一年徒刑，併科以3000法郎的罰款。就在對善良正義繩之以法的當天，他偷渡海峽，倉皇逃到英國倫敦，過起流亡生涯。
事實證明，所有不公正的判決，雖然取得一時性的勝利，但時間才是最無情的終審法庭。最後，原告重新被綁在恥辱柱上，而被告被洗雪而沉冤大白。類似的冤案，我們不但見之於倡日心說的哥白尼，和被宗教裁判所燒死的布魯諾這兩位中世紀的冤案，經過數百年後，終於被教廷予以平反的事實，而且從我們許多同時代人的經歷中，更可找到簡直不計其數的例證。在《漢語大詞典》中，忽然出現一個“冤假錯案”的新詞彙，就是因為這種現象過於頻密出現，才在使用中產生的。
德萊福斯案件到了1899年，由雷恩軍事法庭複審，雖然再次確定有罪，給自己留一份臉面，但也不得不給德萊福斯改為十年監禁。這實際上是迫於無窮無盡的抗議，作出的些微讓步。1904年，這是左拉死後的第二年，又獲重審，一直審到1906年，最高法院終於將此冤案徹底平反，為德萊福斯昭雪，並授予榮譽軍團勳章，晉升少校。雖然這一切，左拉看不到了，但歷史為這位偉大作家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最終勝利，屬於不屈不撓堅信真理必勝的人，這是毫無疑義的。
從左拉這場政治鬥爭的堅韌表現，也可知他在文學上的奮鬥精神。1860年，還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時，曾給他的朋友寫信，提到他的文學抱負：“關於前途問題，我一無所知，如果我決定走文學家的道路，我願意按照我的格言去做：要麼得到一切，要麼什麼也沒有！我不想踏著前人的足跡前進，這倒不是我有野心當一個學派的領袖……可是我想找出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從我們時代的平庸作家群中脫穎而出。”從這段稱得上是他的文學宣言裡，我們看到：他不想走別人走過的路，而要創造他自己的風格。他在創作生涯中，要麼成功，要麼失敗，決不甘於平庸，這實在值得那些小有起色略有斬獲，便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盪的作家慚愧的。
尤其他不想領袖群倫的品格，更是難能可貴。因為事實證明，凡手中稍稍有點本錢的作家，無不具有當大哥大的慾望，而一旦想奪得文學以外的聲名，他的創作前景也就必然暗淡了。
而左拉卻是以他二十五年中每一天辛勤的寫作，來實踐他的文學抱負。在他身前，他甚至連法蘭西科學院也拒絕吸收他為院士，但他根本不計較這些身外之名。據說，在他巴黎的寓所裡，他在壁爐上刻了一行字：“一天至少一行。”正是這種精神，他才成為文學史上自然主義的奠基人和主將。若是他忙於應酬交際，忙於聲色犬馬，忙於結黨營私，忙於打打殺殺，忙於當個什麼職務，忙於弄個什麼頭銜，忙於走個什麼門路，忙於撈個什麼肥缺，就很難做到像法國作家巴比塞所說的：“左拉寫作的速度，大約每年一本書，在每本新書中，他都要深入探索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的奧祕。”
上個世紀的這個年份裡，左拉作為刑徒逃亡了，那時他是敗者，但一百年後，他卻是彪炳史冊的勝者，作家的全部才能，固然應該表現在他的作品裡，但作家的人格力量，卻是要在“人類良心的一個關頭”上，作出正確的毫不玷汙自己的選擇。
重溫左拉的這段歷史，多少能體會一點如何為人，如何為文的精神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