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漢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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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漢奸論”
“好漢奸論”(1/3)
一
漢奸，有好的嗎？當然沒有。
但有一種論調，認為附敵者中，確有一些好的，比較好的，由於不得已的難處而落水的好人，譬如周作人，即是。“好漢奸論”，就是這些並非等閒之輩的文章中，曲筆為之迴護，粉飾，吹捧，美化，而得出的結論。隨著這位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的文運日盛，鼓吹愈熾，“好漢奸論”，也越來越熱烈。令人匪夷所思。
想想，也不禁嗚呼，與知堂老人同時代，文章寫得同樣好的郁達夫先生，跑到南洋去，搞抗日宣傳，最後，死於日寇的屠刀之下，真不如去當個“好漢奸”了。他有一千次機會當，他不當，偏要讓鬼子“死啦死啦”地幹掉，實在是天大笨伯了。
也許由於產生賣國賊的年代，離我們越來越遠的緣故，那種曾經有過的切齒痛恨的感覺，漸漸淡了。即使在電影裡出現戴墨鏡，穿黑色拷紗衫褲，腰裡別盒子炮的漢奸形象，也多是供人調笑的丑角。可見時間真是一貼最好的安慰劑，人們對於二戰劫難的記憶，即或當事者本人，也遠不如五十年前那樣強烈。
或許，這正是人的可貴之處，不能永遠生活在冤冤相報，再無終結的仇恨當中。於是，說不上是寬容呢，還是有意的忘卻，就對那些人最壞的方面，儘量不再作過多的計較。罷了罷了，無論如何，半個世紀都過去了，也不能總是沒完沒了地清算。這樣，使得某些心有不甘的先生們，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給周作人頭頂上增添幾道燦爛的光環。
無獨有偶的，這種翻過頭來倒清算的回潮現象，不僅僅在中國，西方也有呼應的，真是不亦怪哉。
最近，德國有一位叫多洛絲哈根的女作家，出版了《沒人逃脫削髮的命運》一書。這部名不見經傳的洋人著作，國內目前還沒有見到全譯本，從簡介的短文中，大略知道一些內容。二戰期間，在德軍佔領下的西歐、北歐，有許多與德國軍人“私通”的女人，戰後，她們因此受到了殘酷的懲罰。文章的標題，頗具聳人聽聞的效果，《卍字烙在額頭上》，副題《二戰中與納粹“私通”的女人們》。讀了這篇肯定她們“私通”行為，並譴責民眾殘暴的文章以後，按照這個邏輯推演下來，中國的周作人為“好漢奸論”，自然也站得住腳了。於是，敬奉者視若神明，膜拜者為之洗罪，出版者大把撈錢，別有用心者拿他來否定進步文學，知堂老人名前的興旺香火，成了近年來文壇的一方風景，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這種腦筋急轉彎，未免太快的世道，讓人寒心。
二戰中，貝當和賴伐爾的維希法國政府，被稱之為法奸，那時孤島上海的法租界裡，有一條馬路，叫做貝當路，義憤之士要求改過名的；挪威陸軍軍官吉斯林，給德國人當狗腿子，被稱之為挪奸，他的名字遂成為“賣國賊”的同義詞，甚至在辭典中，有這樣一條專屬詞語。如果因與法西斯“私通”，就給這些婦女，錫以法奸、挪奸的罪名，釘在恥辱柱上，當然是不合適的。但民眾不肯原諒她們，也不是沒有道理，她們終究和日本鬼子強徵的隨軍慰安婦不同，不是十分強迫地為德國侵略者獻身，怎麼說，這是不光彩的行為，本國同胞的譴責，無可非議。
至少在戰爭剛剛結束之際，對侵略者的仇恨之火，報復情結，不是那麼容易淡忘。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忘記這樣一個背景，當德國女作家筆下這些婦女，與法西斯“私通”時，就在波蘭的奧斯維辛的集中營裡，成千成萬的婦女，還有兒童，正一個個脫得**裸地，排隊走進毒氣室；當這些“私通”的女人，“為元首貢獻一些德國人後代”的尋歡之時，也是那些受難者，頭髮剪下來作織物，面板剝下來做燈罩，金牙敲下來再熔鑄，被獸性的法西斯殘暴**之日。那麼，飽受二戰創傷的憤怒群眾，做出一些過頭的事，值得在五十年後予以清算嗎？
我很佩服這位女作家的無動於衷，對殘酷的往事，那種“零感情”式人全然不顧。而戰後當地民眾，對這些附敵的女人，一時衝動的報復行為，卻大做文章，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
應該說，與德軍私通的女人，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弱者。很多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向法西斯投懷送抱。但不能不使人思索：歷史，需要公平，譬如公平地對待這些當時曾與敵人“私通”的婦女；但歷史，更需要正義，否則，那邊**裸地死亡，這邊**裸地上床，那邊在敵人刀下，死無葬身之地，這邊膜拜之餘而要洗卻他的漢奸罪名，歷史不是天津大麻花，可以扭來扭去的，如果將與鬼子睡覺的女人，奉為聖母娘娘，而將投江的抗聯女戰士，跳崖的抗日遊擊隊，列入傻瓜賣命之流，民族大義，成為一塊抹布，人間公道，只是一攤狗屎，豈不應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了。
所以，時下文壇上，魯迅先生被老少爺們一股勁地開罵，周作人開光以後，渾身上下鍍金，光芒萬丈，如此顛倒黑白，如此罔顧是非地改寫歷史，不僅是對逝者的褻瀆，也是對活著的人的一種精神上的**。在這位女作家筆下的“私通”婦女，有的描寫得像羅密歐和朱麗葉一樣，與法西斯侵略軍的“愛情”，如何地天長地久，如何地情深愛長，以此類推，豈不是被皇軍徵去用作性奴隸的亞洲慰安婦，萬不該要去討回公道了麼？
這部《沒人逃脫削髮的命運》，與中國境內的“好漢奸論”，很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讓人忍不住要問，這世界究竟怎麼啦？
二
這篇作品的簡介，在幾家報紙都刊載了。
開頭部分，先描寫了一幕血淋淋的場面：“兩名年輕的男子反剪著她的雙手，另外兩名男子粗暴地朝她的頭髮剪去。剪刀在她頭皮上刺開一道道口子，鮮血順著她的臉頰往下流，最後在她的額頭刺一個血紅的納粹標誌。她三歲的兒子在一旁瞪著恐怖的眼睛看著這一幕。”接著又寫道：“這是1945年5月的挪威，處處是一派慶祝勝利的節日氣氛。”報紙在刊出此文時，還配有一幅法國攝影師拍下的法國女人被削髮以後示眾的照片。
霍桑的小說《紅字》，通姦者的恥辱標誌紅“A”，是刺通姦女人的胸前。但對與法西斯“私通”的女人，懲罰者卻將卍字明顯地刺在額上。在中國古代，這是一種刑法，叫做黥刑，墨刑，我們讀《水滸傳》，梁山泊中，有幾位好漢就曾是被刺配過的。刺，就是在臉上刺字，不論你走到哪裡，明顯的恥辱標誌便跟隨你一生。一九五七年打右派，慣常的說法，就是給某某人戴上帽子。這種戴帽子的懲罰，說穿了，也是黥刑的變種。如果生在宋朝的我們，很可能在臉部的右頰上，要留下一些花樣了。不過，終究時代在進步，這種人身和人格的汙辱，已受到文明的唾棄，只是在極個別的時期出現
，所以，也難怪法國作家薩特，驚呼當時的野蠻做法：“這是沿用了歐洲中世紀的殘酷懲罰方式。”
說老實話，我覺得大作家薩特，無須大驚小怪，假如他的鄰居，是一位這樣身份的女人，德國鬼子進來出去，他作為一個法蘭西人，會感到開心嗎？
隨後，我在電話裡問了幾位作家，和幾位非作家，詢問他們對於這則報導，這個鏡頭，和當時西方民眾的粗暴做法，有些什麼看法，是不是也像薩特那樣驚呼？出乎我意料的，所有人的反應，都相當平淡。一位非作家的前中學校長，“哼”了一聲以後，大不以為然地反問我：“在‘文革’當中，這種將頭髮剪掉，予以示眾的刑法，我還親身領教過的呢？至今被薅的頭髮，還留下疤痕呢，也不就這樣了嗎！”接著我又問，如果，萬一，有人認為漢奸有好的，你怎麼看？
她的回答倒也簡截：“別扯淡了。”
看來，中國人和外國人看事情，談問題，著重點是很不相同的。外國人把臉上刺上恥辱標誌，比之與侵略軍睡覺這件事本身，還要在意些。中國人，認為當漢奸，是罪不可贖的，而受一點應該受或不應該受的懲罰，時過境遷，往往不太在乎。削去女人頭髮，以示懲戒，從多洛絲哈根的書，和薩特的驚呼，證實外國人當回事的事，而在中國人的眼中，就不大當回事。
因為，外國自中世紀以來，文明漸進，野蠻稍寢，削髮刺面的黥刑，已不存在。而在我們這個文化古國裡，將頭髮剃掉一半，或在頭髮中間，像犁地似的豁開一條溝，這種官方用，民間更用的刑法，從宇宙洪荒，到十年“文革”，斷斷續續，從未絕跡過。紅衛兵還想出一個挺富黑色幽默意味的名稱，叫做剃陰陽頭。這種懲罰一旦成了家常便飯，中國人自然“蝨多不癢，債多不愁”。羞辱多了，也就“死豬不怕開水燙”，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她奇怪我徵詢她對這篇文章的意見，當即幽我一默：“你當過‘右派’，在‘文革’中，沒關進牛棚，沒給你剃度過？”說實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點忘了個乾淨，可見“好了瘡疤忘了疼”，是我們許多人從心靈深處特別賤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絲哈根的書中，那種對於羞辱懲罰的**，我們中國人是不能體會的。
這或許正是東西方人的差異之處，凡著意於人身的侮辱，凡損及到人格的尊嚴，外國人敢跳出來，下帖子邀請對手，到郊外樹林子裡去決鬥；普希金就一輩子與人決鬥，一言不合，便掏出槍來，最後他終於死在決鬥中。而中國人，一旦碰到無法嚥下這口氣的時候，雖然有十分豪壯的成語，“士可殺而不可辱”，把脖子梗起，把腦袋抬起，但真打算作殊死一戰，來個魚死網破者，極少。大多數到了非低頭不可，不低頭就殺頭的那一步時，通常也就苟且偷安了。好在這時候，在漢語言裡另一句差堪**的成語，“忍辱負重”，又能派上用場。
逆來順受，是從有皇帝那個時代，就漸漸成了中國人的安生立命之本。剃個陰陽頭算什麼，又不是我一人被剃，剃了也不是不能再長，即使不再長出來，又如何，人又不是為頭髮活著。一個民族的語言，多少能表現出一點民族性格。“好死不如賴活著”，不曉得外國是否也有類似的民間諺語？這七個字，可以說概括了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人生哲學。
那一天，被拘押到場的，誰也沒有發出驚呼，誰都把腦袋乖乖地伸出來，等候剪子推子的光臨。慶幸的是那天批鬥時，比我更該“剃度”的走資派，也多了些，小將們急著往臺上押解，不知哪位造反大佬發話：“算了算了，小不拉子就免了，臺上也站不下，讓他們滾蛋！”於是我抱頭鼠竄而歸。當然，免剃者我，摸摸頭髮尚存，竟有獲得保全首級的僥倖感。但我環顧左右，同在牛棚裡其他被剃度者，也不因為失去頭頂的半壁江山，而痛不欲生，而氣衝斗牛，照吃照喝照睡不誤。多洛絲哈根描寫的兩個男人按著，兩個男人推剪的場面，像我等久經滄海的老運動員來說，司空見慣，肯定不在話下的。
薩特驚呼，因為他是西方人，因為他崇尚人道主義，因為他在那個具有一定文明質素的社會里，中世紀的野蠻行徑，早被資產階級革命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儘管他在二戰期間，曾是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的一員，或許他也並不能寬容這些與法西斯“私通”的婦女，但決不會與憤怒的民眾同仇敵愾，因之，他不贊成這種削髮刺額的私刑，不支援民眾回到聖女貞德那個時代，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文明精神，無論如何，人類已經進展到二十世紀。
現在回過頭去，如果作一番學究式的探討，紅衛兵在批鬥會採用的戴高帽子，掛大牌子，剃陰陽頭，遊街示眾等等手段，在近代，只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湖南農民鬥爭地主時用過，再早一點，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鎮壓漢人時用過。這些早進博物院的老古董，想不到“文革”初期，重新被小將們揀拾起來，作為武器，懲治牛鬼蛇神。毛主席發動“文革”，其中有一條，是破除四舊，但在懲罰上，革命小將卻十分具有復古精神，將中國古老刑法文化中最陰暗的私刑制度，又恢復過來。
更有趣的，小將們無師自通地從舊時代汲取靈感，包括批鬥會的會場佈置，借鑑京劇《三堂會審》的安排站位，審問訊刑走資派的措施，受到十殿閻羅對付死鬼的啟發，戴帽掛牌，檻車解送，絕對是公案武俠小說的影響所及，剪一半，留一半的陰陽頭，則是加以變化的古代黥刑，純系《水滸傳》裡高俅對付林沖的手段。這統統屬於四舊的舊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披上革命的合法外衣，竟成了被允許，被鼓勵的，帶有政府行為性質的民間刑法，不能不說是對“文革”的諷刺。
這樣，中國人，包括我自己，長期被官方的，民間的這個運動，那個運動，這種懲罰，那種處理，一會兒敵我矛盾，一會兒人民內部矛盾，折騰到心如古井，波瀾不興。因此，德國女作家寫的這本書，在西方也許叫座，未必會在中國產生什麼轟動效應，是可以預料的。
三
為什麼不會叫座，還要從中國讀者的心理狀態來考量。
一方面，古代中國酷吏之多，法網之密，株連之廣，刑法之嚴，弄得老百姓不知何時就會捉將官裡去，因此對於任何或輕或重的懲罰，已經到了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值得奇怪的是，在“國家”這個問題上，在有關“氣節”或者“大節”的關鍵時刻，中國人又常常表現得並不含糊。
外國軍隊被包圍了，絕不會頑抗到底，不特別提倡與陣地共存亡，必須打到彈盡糧絕，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自己。他們通常是這樣：只要眼看援軍一時半時來不了，便搖著白旗，放下武器。多洛絲哈根認為那些婦女，與
德國人“私通”，無可厚非。中國人則不然，大敵當前，只能循“馬革裹屍”、“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寧死不屈”這類古訓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壯舉。關雲長在土山，打不過曹操，只好投降，是他一輩子的被人詬病的汙點。蘇武牧羊十九年，人們編了歌子來唱，也由於他的不屈不撓。文天祥寫《正氣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編進教科書，千古傳誦，就因為他犧牲的那一刻，也要面向故國。所以，中國人，當然也不會是全部，否則，漢奸從何而來，但多數人心中，那種“漢賊不兩立”的精神，總是很當一回事的。
這種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學說的教導，是和說唱彈詞，演義小說的薰陶，是和歷代統治者把忠君與愛國相提並論的提倡，是和愛國捐軀的仁人志士，殺敵禦侮的英雄豪傑的榜樣力量而產生出來的，因而，在中國，即使個別人士，發出為周作人粉飾的“好漢奸論”，決不會有市場。和多洛絲哈根的作品，不怎麼引起人多麼叫好的原因一樣，除了對這種小小不言的懲罰，不看得那麼重要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尤其普通的中國人，不大肯原諒附敵者和通敵行為。
有鑑於此，一些為周作人辯解的文字，也只能閃爍其詞，可讀者不是傻瓜，誰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讀罷一些奇談怪論之後，除了深感新時期言論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結舌而已。而造這種輿論者，都是飽學經綸之士，對他們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為何來，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幾乎沒有什麼不曾出版的了，著實讓出版社足足地撈了一把。如果，“好漢奸論”繼續發展下去，估計再過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論，汪精衛的詩集，和他在河內發出的那通曲線救國的《豔電》，也會付梓，銷路不一定會壞，讀者即使出於好奇，也會掏錢購一本來看的。
我一直想，難道持“好漢奸論”者，真的是患了健忘症，怎麼能忘記了南京的大屠殺，重慶的大轟炸，冀中的大掃蕩，九·一八瀋陽的火光，八·一三上海的炸彈，東北的細菌部隊，平原的三光政策……就在周作人當督辦之日，也是《四世同堂》裡描寫的北平人受苦之時，我不知道他這個漢奸，與老舍先生筆下寫出的醜類，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冠曉荷，有什麼根本的差別？
啟功先生講到齊白石先生的軼事時，說他“在出處上是正義凜然的，抗日戰爭後，偽政權的‘國立藝專’送給他聘書，請他繼續當藝專的教授，他老先生即在信封上，寫了五個字‘齊白石死了’原封退回。”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大節所在，也是中國文化人脊樑精神的體現，要大家都是鼻涕蟲，軟成一攤泥，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將這封聘書璧回那陣，說不定正是周作人以偽督察官的身份，光臨沙灘北大紅樓視察吧？這就是說，在淪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齊白石退聘，可以如梅蘭芳蓄鬚，那麼說明當時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冠曉荷那樣向日本侵略者搖尾乞憐的。
也許周作人附敵，自有他的曲隱，但一旦認賊作父，做了漢奸，便無所謂好壞可言。但忽然於近年來成為一座富礦，成為某些人淘金的熱點，實在令人驚詫。我想，除了商業動機外，還有其他較為複雜的心理，夾雜其中。譬如對文學上的純以政治標準考量的絕對主義，譬如對某種文學樣式，某種文學流派的特別提倡，譬如對文學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學自身規律的傾向，譬如在評價一個作家時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廢文的狹隘和偏頗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你認為香的，我偏以為臭，你認為臭的，我偏以為香。周作人，恰巧是一張可以打得出手的牌。
於是，就演出近年來文壇的一出出活劇，不把魯迅先生拿出來當靶子，糞土一番，糟蹋幾句，就顯得自己不新銳，跟不上風氣了。反之，不搖頭晃腦，褒美一陣知堂老人，《談龍》、《談虎》如何沖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澀呀，就覺得自己很土鱉了。這樣，大有將這位“好漢奸”推崇到“宣付國史館立傳”的高度。一邊努力貶低，一邊拼命抬高，便成學界時尚。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這一步，除沮喪於人心險惡外，夫復何言？
假如魯迅先生穿越時空隧道，來到世紀末的文壇，對於自己由碧落而黃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會感到莫名其妙的。而到阜成門內八道灣的舊宅看看，他的老弟，卻正在牛市狀態之中，一路攀升，狂飈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說什麼好了。說實在的，在這場歇斯底里的詆譭中，年紀輕的，說上幾句不三不四的話，諒也不必介意。而一些學富五車，懂得中國過去與現在的人物，也閉著眼睛在那裡瞎三話四，將這種揚此抑彼的拙劣把戲，玩得十分起勁。對這種類似在《故事新編》的《補天》中，站在女媧肚子底下，兩腿之間的“咿咿嗚嗚”的人物，我估計魯迅先生會抱著“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的心態，掉頭不顧而去。
“好漢奸論”的出現，可說是近十年來目睹的文壇怪現象之一。
周作人在現代文學中的位置，是不會抹殺的，正如今天我們還在讀明末清初的文壇大腕，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並且叫好一樣，這是將這些貳臣的人品，像鏡頭似的加以虛化了以後的結果。但絕不能由於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漢奸，不再是很壞的漢奸，而是好漢奸了。所以，二戰五十年後，多洛絲哈根的作品，與甚囂塵上的“好漢奸論”，確實是耐人尋味的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偶翻舊時資料，上刊一則有關周作人的訊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饗讀者，或許有助於人們對於真實歷史的認識。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殺奸團槍擊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事前，經過北平抗團宋顯勇等人的調查，瞭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華園內。1月4日，李如鵬和趙爾仁攜帶武器，以學生的名義去拜訪他。這是一所四合院，當週作人走出北房下臺階時，李如鵬掏出槍向他開火，周作人應聲倒地，周的保鏢撲過來捉拿李如鵬，趙爾仁見狀又向保鏢開了兩槍，將其打倒，兩人迅速撤離。事後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彈正打中他的腰帶硬物上，保鏢當即身亡。”
來自津門的抗日勇士，給予周作人的打擊，要比那些與法西斯“私通”的婦女所受到的懲罰要重。削髮刺額，至多面板的傷痛，而從手槍中射出的子彈，卻是要他的命的。我不知道中國的多洛絲哈根，會不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為周作人所遭受的這次差點送命的懲罰，而寫出一篇為之鳴不平的作品？來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難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