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好人難得有好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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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好人難得有好報（2）
第十篇 好人難得有好報（2）(1/3)
戴名世冤作“文字獄”鬼
都說“柔柔弱弱”是書生，讀書人歷來給人的感覺都是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但是在魯迅先生的眼裡，這群柔弱的書生卻是我們民族的脊樑。每當社會黑暗的時候，往往是他們奮起抗爭，每當民族危亡的關頭，也往往是他奮起拯救。但就這樣一批人，他們往往受的是世上最不公平的待遇，他們除了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外，還要成為統治者權力鬥爭的冤魂。戴名世冤死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
戴名世所生活的時代，正值清廷所謂“天下太平”的“盛世”，這是清王朝的封建政權比較鞏固的時代，也是一個殘酷的時代。因為滿洲貴族入主中國之後，民族間的隔膜並不能一下子消失掉。康熙執政時，雖已進入了全盛時代，但人們的反清思想特別是在漢族的一部分文人中還是存在的。為了清除反清情緒和言行，清初統治者便大施專制**威，於是製造了一樁又一樁文字獄案，對具有民族氣節和民主思想的人士加以打擊和摧殘，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們處死。而戴世名的《南山集》案便是其中一例。
戴名世自小便有大志，自負才華，睥睨一世，人稱“狂士”。他的曾祖父戴孟庵，就是一位有氣節的明末遺老，戴名世從小就聽取曾祖父的教誨，於是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早就種下了不滿現實的種子。另外，他的父親戴霜崖是一位窮書生，一生教書授徒，還難以維持全家人的生活，因之“嘗借飲酒以解其憤懣”。前輩們這種消極的不滿情緒對他的薰陶，以及他對社會現實的觀察，於是形成了他的反清思想和“好罵人”的性格。
戴名世才華出眾，人以文名，一生寫了不少好的文章。康熙四十一年，他的門人尤雲鶚收集先生古文百餘篇，刊行於世，名曰（南山集）或《南山集偶鈔》。都御史趙申喬一向不滿戴名世的“狂妄”，《南山集》問世後，遂假以罪名進行奏劾。指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徒使市井書坊翻刻貿鬻，射利營生。識者嗤為妄人，士林責其乖謬。聖明無微不察，諒俱在洞鑑之中。今名世身膺異數，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趙申喬的這篇奏疏，沒有什麼實際內容，但劾戴名世最重要的話，是《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標的《滇黔紀聞》。方氏的《滇黔紀聞》，是記永曆帝在滇黔稱帝的事。他在《與餘生書》中提出寫明史，弘光、隆武、永曆都要寫。在這裡，他提出了這三個皇帝的年號，本為清廷所不容，而且還要像“昭烈之在蜀，帝咼之在崖州”一樣，列為正統，那更是清廷之大忌。
原來戴名世平時最喜歡讀太史公的著作，慕司馬子長的為人，又嘗考求前代名人奇節懿行，便時時著文，來抒發自己抑鬱的愛國情感。他經常訪求明末遺老，網羅明季逸事，準備寫一部明史。清初有些文人是透過寫明史以悼念前朝的亡國之痛，澆胸中之壘塊，談遷寫《國榷》，查繼佐寫《罪惟錄》都是如此。戴名世要寫明史恐亦如此。戴名世為了寫明史，遂注意搜求南明史實。所謂《南山集》案也是《明史》案。
其實，趙申喬欲置戴名世於死地，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軼事。當年戴名世會試考中第一名，殿試時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狀元被趙申喬的兒子的趙熊詔得去。由於趙熊詔的名氣遠在名世之下，當時便有傳言說，這是由於趙申喬在幕後活動的結果。趙申喬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實陷害戴名世。在奏疏中特別表明“臣與名世素無嫌怨”，這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偷”的拙劣伎倆。
另外，《南山集》案，對於康熙來說，還有一個誤會。那就是《與餘生書》中引用了方孝標的《滇黔紀聞》，恰好方孝標曾為翰林學士，戴氏文中稱之為方學士，而別有方學詩者，曾附吳三桂反清，失敗後隱匿起來，在滿文中“方學士”與“方學詩”為同音字，康熙帝誤以為是在逃的方學詩，特別重視，指明要從嚴查辦。有此皇上“聖旨”，《南山集》案變得更加複雜化了。這無疑在戴名世的罪狀上又塗了一層說不清的陰影。於是，凡有牽連都被捕入獄，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南山集》案的案情逐漸加重，其另外一個原因。是因戴名世的性格所致，由於他狂傲不羈，敢於揭露社會的醜惡現象，得罪了不少人。以前吏部侍郎趙士麟，為了附庸風雅，拼湊了一部文集，求戴名世作序。戴氏因離京遷延未作，趙便使人代作一篇並冠以戴名世之名，戴知道後，即作《與趙少宰書》進行責難。他說：“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下之文，宜為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為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尚欲自達，而代作之文惟閣下削而去之。”對於一位現任的吏部侍郎，戴名世竟直接指出其不對，並且要求將這篇序言“削而去之”，能不引起這位少宰的怨恨嗎？《與趙少宰書》原是一封私人信件，於是朝廷大部分官員對戴名世多無好感，甚至視為“狂士”、“恃才**”、“語多狂悖”之徒。恰巧這時趙申喬的劾疏出籠，如同點燃了一根導火線，必然釀成災禍。戴名世的粉骨碎身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做的結果，戴名世雖然可以吐出一口惡氣，而在當權者方面自然就更覺面子難看了。後來，《南山集》案發，這位吏部侍郎無疑是火上加油。
康熙五十年戴名世時年五十九歲，下刑部獄。刑部依“謀逆”律，決定將戴名世凌遲處死，並將其祖父以內的親族男性年紀在十六歲以上的處斬，十六歲以下男性及所有婦女配給功臣之家為奴；刻書、作序的尤雲鶚、方正玉、方苞、汪灝等人擬處以絞刑，與戴名世講學論文關係密切的朝官三十餘人也擬予貶謫。以上共擬處罪的有三百餘人。
其實，《南山集》案實質上是清王朝的民族壓迫政策和官場矛盾所導致的一種結果。中國封建社會里的文字獄，由來已久，但以明初和清代為最烈。戴名世的死，是直接死於文字獄。其導因則是由修明史引發出來的。戴氏擅長古文，但亦愛好史學，並對史學理論和治史方法都有自己的見解。他想撰寫一部《明史》
，多方蒐集材料，即所謂“留意先朝文獻”，然後靜下心來，“發凡起例，次第命筆”。到他死，他也未寫成《明史》卻由於“不自韜晦，受重以成其志”含冤九泉。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清朝乾隆年間的“文字獄”，中國曆代統治者對官僚文人的迫害從未停止過。何以這些文人和書生不討封建統治者的喜歡？其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人有思想，他們總是站在社會現實的面前在呼喚，他們針貶時弊，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以一個批判者的身份出現。所以得不到統治者的喜歡，反而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這些文人們昂著他們高傲的頭顱，是不怕被殺的，正因為有了這強硬不屈的頭顱，中國古代社會才能得以發展。
“戊戌六君子”變法喋血，冤沉海底
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由此進入了其畢生中最為恥辱的一頁。然而讓人寒心的是在民族最危難的時候，統治者不是積極抵禦外侮，內思以圖強，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相殘殺。曾經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的恥辱是列強帶來的，但“戊戌六君子”的悲劇卻向我們昭示著，我們的恥辱是由封建統治者自身的弊病所造成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1898年9月28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弟六人被押赴刑場在菜市口慘遭殺害，英年早逝。這便是“戊戌政變”中的“戊戌六君子”，他們用自己的熱血祭奠著神聖的改革靈壇。他們因謀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而獲“罪”，以至含冤九泉，後人至今還憤懣不已。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甲午中日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這場戰爭，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徹底看清了中國與世界的局勢，認識到不變法就有亡國的趨勢。於是，首先在知識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倡導變法的熱潮。沉沉的夜空因為有了這群有志青年而顯現出一絲曙光。“戊戌六君子”也從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說是“戊戌六君子”但他們的出身與早年經歷並不相同。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湖南瀏陽人，生於同治四年（1865年）。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
嗣同幼年喪母，受父妾虐待，備嘗孤苦。少年受業於同邑名師歐陽中鵠門下，鄙視科舉，尤好經世之學。成年後譚嗣同遊歷了直隸（今河北）、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搏等省，既飽覽了祖國河山的壯麗，又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權的積弱不振，不竟感慨萬千，悵然喟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逐步形成了變法思想。
光緒二十二年春，譚嗣同在上海結識了在江南製造局負責翻譯西方書籍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又在天津，參觀了洋務派創辦的機廠、輪船、船塢、鐵路、火車、鐵橋、電線、炮臺等，對近代科學技術有了進一步瞭解。譚嗣同至北京時，康門弟子梁啟超等向他介紹了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此後一年間，譚“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
《仁學》是譚嗣同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表達了改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打破綱常倫教的強烈願望，是以被譽為戊戌維新派中的激進派。
楊深秀，本名毓秀，字漪郵，號尼尼（ni，音尼）子，山西聞喜人，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少穎敏，博學強記，學識淵博，對於古代典籍，乃至佛家經典，皆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光緒八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創辦“令德堂”書院，特聘請楊深秀任院長，以為士人風範。光緒二十四年正月，楊深秀因沙俄強租旅順口、大連灣而首次上疏，暢談世界大勢，要求朝廷聯英、日以拒俄，人們始對其刮目相看，共驚服其通達時務。
林旭，字暾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今閩侯）人，生於光緒元年。少孤獨，性好學，喜瀏覽群書。聰穎異常，抱負遠大，人皆愛幕其才。並取了洋務派官僚，原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女為妻，婚後林旭從沈氏遊歷南京、武昌等地，結識了不少名流。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底，慈禧太后以其親信，大學士榮祿為直隸總督。榮祿因為林旭是沈葆楨的孫女婿，且盛負才名，乃招其入幕府。林旭在榮祿幕府的時間極短，未能影響、改變榮祿的政治立場，他本人亦未受榮祿影響，改變自己變法的初衷。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生於咸豐七年（1857年）。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弱冠後始應童子試。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極力獎掖之，遂受業為弟子。光緒元年人尊經書院讀書，隨後以優貢朝考得知縣。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招人幕府，主辦奏牘文字。張之洞愛其謹密，用為親信。其時，張之洞之子亦在京供職，張於京師有事，不交其子辦理，而託之於楊銳，句見信任之專。梁啟超說他：“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馬關議和以後，“益慷慨談時務”，與康有為“過從極密”，漸由洋務派的麾下轉入維新派的陣營。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生於咸豐九年。光緒八年中舉人，次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為人老成持重，性格端莊誠樸，敦敬篤實。甲午戰爭爆發時，曾上書請求變法，提出“乾綱獨斷，以一事權”；“下詔罪己，固結人心”；“嚴明賞罰，以操勝算”；“隆重武備，以振積弱”四條變法措施，爾後入京參與維新運動。
康廣仁，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生於同治六年（1867年），廣東南海人，為康有為之胞弟。梁啟超稱讚他：“精悍厲鷙，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己，勇於改過”，“有高掌遠踱、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免視之”。
他們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走到一起，最終也一起走上了變法的不歸路。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康有為聯合一千三百餘名在京應試的舉人聯名進行“公車上書”。林旭亦曾“上書拒和議”，並多次與楊銳相與“太息時事”。是年七月，康有為在京組織強學會，楊銳積極參與發起工作。強學會被封禁後，部分會員曾聯名上書力爭。與此同時，譚嗣同亦發憤倡導新學，呼籲變
法，並擬成立湖南強學分會。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康廣仁與梁啟超等創辦的《知新報》在澳門出版，宣傳變法的理論，康廣仁任該報總理。是年四月，譚嗣同與楊文會等倡設金陵測量會擬召集同志，購置儀器，先習一器，各專一門，待有成效，再圖擴充。當時，梁啟超、汪康年等正在上海辦《時務報》，譚嗣同常至上海和他介討論學術與時勢。不久，康廣仁亦由澳門來到上海，聯絡譚嗣同、梁啟超、汪康年等發起成立戒纏足會，會址設於時務報館，由梁啟超擬訂簡明章程，計劃逐步推廣到縣、市、集。並召集同仁開不纏足大會，由康廣仁主持。又聯絡同志倡設女學堂，致力於解放婦女的工作。同時，譚嗣同等還積極試辦農學會，由譚嗣同起草了《農學會會友辦事章程》十八條，擬於上海設總會、各地設分會，以翻譯、傳播和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隨後，梁啟超等集股設立大同譯書局，交由康廣仁經理。
此時，北京維新氣氛十分活躍，救亡運動日趨高漲，維新志士們紛紛成立各種學會，以集結力量，促成新政的實施。林旭召集福建旅京人士在福建會館開會，成立閩學會。楊銳召集四川旅京人士在四川會館開會，成立蜀學會。楊深秀亦曾參與發起成立關學會。三月，康有為在京組織保國會。林旭積極參與發起工作，為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劉光第、楊銳都參加了保國會。
隨著維新運動的蓬勃開展，楊深秀與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先後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中旬上疏請明定國是，光緒皇帝於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變法開始。
此次變法意外地得到了慈禧等守舊派的支援，但也是在嚴格限制的前提下進行。慈禧這種做法比死命阻撓變法要高明得多，因為當時的形勢是變法的呼聲高漲，為形勢所迫，要允許他們變法，變不成功，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來收拾他們。但他們卻幼稚地以為得到慈禧的認可變法便能成功。
此後楊深秀又疏請釐正文體，廢棄八股，改革科舉制度；要求朝廷選派近支王公及三十歲以下的貢監生出國遊學，翻譯泰西各國書籍。其時，楊深秀與御史宋伯魯廢棄八股的建議遭到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許應殷的反對，楊、宋乃合疏彈劾許應癸“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光緒皇帝令許應癸就所奏各節明白回奏。五月初十日（6月28日），楊深秀奏請皇上“衙門誓眾”，“採先聖誓眾之大法，復祖宗御門之故事”，在乾清門召集百官群僚，莊嚴宣佈朝廷維新更始、採擇萬國良法之意，明確宣佈阻撓新政、造謠惑眾者之罪，要求群臣去守舊之謬見，鹹與維新，並責令他們“簽名具表”，公開表態，以減少維新運動的阻力。若仍有敢於首鼠兩端、阻撓詆譭新政者，則重罰一人，以收殺一儆百之效，務必使群臣“震動恐懼，心識變易”，然後他們才可能實心實意地“奉行新政，力圖自強”。隨後，又上折建議光緒皇帝面試京朝官員，每日輪流面試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疲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湖南巡撫陳寶箴為疆臣中推行新政最力者，卻遭到地方守舊勢力的攻擊、誣陷，楊深秀抗疏為之剖辨，奉旨獎勵陳寶箴，嚴責守舊派，湖南的新政得以繼續奉行。
同年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皇帝於召見各員後，將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擢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譚嗣同等一入軍機處，即受到守舊派的排擠與打擊。譚嗣同等欲到漢章京處辦公，對方說：我們是辦理舊政的，你們是辦理新政的，還是請你們到別處吧！譚嗣同等欲到滿章京處辦公，對方則曰：我們都是滿人，你們是漢人，何必與我們攙雜在一起？譚嗣同等不為所動，頂住了守舊派的壓力，照常草擬諭旨，批答章奏。光緒皇帝對他們十分信任，經常召見他們，凡有關新政之事，皆令他們擬旨，連軍機大臣也不得與聞。但不管怎麼說譚嗣同等軍機四卿參預新政，在推動維新運動的發展、保全維新勢力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定國是紹》的頒佈以及變法的實施，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毫無疑問，這些改革措施已觸及了封建守舊派的觀念和利益，從而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不滿。他們鼓動慈禧太后堅決地消滅這場改革，於是從這一刻開始，慈禧太后也開始密謀如何扼殺這場運動。慈禧讓掌握軍隊大權的榮祿調派軍隊，包圍北京。於是，榮祿把當時清朝最為精銳的幾支陸軍調到了北京的周圍，一是把聶士成的甘軍調駐天津，一是的把董福祥的武毅軍調駐長辛店。慈禧還派親信重兵嚴密護衛頤和園。相對於慈禧太后的十萬雄師，而光緒的改革者只是幾個文弱書生。
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光緒對慈禧太后的陰謀也在每日的朝見中有所覺察。但他們還想作一番努力。當時袁世凱正在北京。或許爭取袁世凱的軍隊，也許會有挽回敗局的希望。於是譚嗣同於八月初（9月16日）夜訪袁世凱，希望他能伸張正義，殺榮祿保光緒。袁世凱當即表示同意並稱：“誅榮祿如殺一狗耳。”但另一方面，袁世凱卻向榮祿告密，出賣了維新派。
翌日清晨，慈禧發動政變。康有為、梁啟超相繼出逃，當時有人再三勸譚嗣同出逃，譚嗣同大義凜然地說：“各國變法，無人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爾後“戊戌六君子”陸續被捕，他們甚至沒有經過審訊便被押往法場。行刑時“六君子”神色怡然，視死如歸。楊銳“自吼大殺，觀者畢辟易，其冤憤之氣，千秋凜然矣”。譚嗣同則放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這裡，我們實在不忍心責怪“六君子”們的不善自保。自古以來，率先變法者都沒有好下場：商鞅車裂，韓非被鴆。他們大都成了歷史的殉道者。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許多帝王也都願意做堯舜之君，所以改革往往由當權者率先推行，但到最後，又被當權者首先阻止。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於缺乏群眾基礎，僅憑几個熱血青年在那奮力改革是行不通的。況且，來自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往往成為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而這些率先改革者也便自然成了這種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