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好人難得有好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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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好人難得有好報（1）
第十篇 好人難得有好報（1）(1/3)
中國人向來是比較信奉由外國舶來的佛教所宣揚的那套因果迴圈論，對由此而形成的“好人終有好報”的觀念也是深信不疑。然而，事實往往要給這些信徒們當頭一棒。翻開歷史，歷史的血腥至今猶能聞到。“好人終有好報”這種天道顯現的時候似乎並不多。我們看到的反而是奸佞邪徒飛黃騰達，坐享天成，而好人卻太多慘死或枉死。難道是我們的信念出現了問題嗎？
忠正之將的下場
亂世造英雄，國難顯忠良。人人都應該有顆愛國之心，尤其在關乎民族存亡的關頭，這顆愛國心就顯得更為重要。在忠正之臣的眼裡，面對國難家仇，心裡只有民族大義，而沒有個人生死榮辱。岳飛是宋朝一等一的忠正之將。但最後卻冤死風波亭，這哪裡是好人有好報，分明是好人惡報。
岳飛是南宋民族英雄，金兵南下時，岳飛意氣風發，主張收復失地，恢復中原，而且在抗金中建樹不凡，因此成為一代名將。可就是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卻被賣國求榮的秦檜害死了。關於他的死，《宋史》在他的本傳最後連出“嗚呼冤哉！嗚呼冤哉”八個大字，十分注目。
在這一千古悲劇中，我們實在不忍心指責岳飛不善自保。岳飛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國家衰微，民族危亡的時代，北方女真族咄咄逼人。徽欽二宗被俘，國土淪陷，康王趙構逃到江南，依託長江天塹才重建南宋王朝，維持了半壁江山。此時岳飛面對的一方面是兩個民族、兩個政權的對立衝突，另一方面是徽欽二宗被俘，宋高宗新立，改朝換代的矛盾。岳飛愛國，作為軍事統帥他要收復失地；岳飛忠君，作為宋臣他忠實於欽宗。這兩條都與在位的高宗的利益不符。所以岳飛既忠君又愛國但還是屈死在風波亭。
那麼，這麼一個盡忠報國的岳飛何以莫須有之罪而冤死呢？這還得從頭說起。
岳飛河南相州湯陰人，自幼貧苦，文武並修自學上進。可惜岳飛生不逢時，大宋王朝已經走過了它的輝煌時代，進入衰落期。當朝的徽宗皇帝，是個琴棋書畫樣樣出色，惟獨不知如何治國的風流天子。在他窮奢極欲、大肆揮霍的影響下，朝政陷於極端腐敗，階級矛盾便日益激化了。同時，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又出現新的情況。原居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國，勢力急劇擴充套件，大舉攻遼，十年之內基本上攻佔了遼國全境，對宋王朝構成了新的威脅。岳飛考慮讀聖賢書，走科舉考試的老路大概不行了。便把更多的精力用來習武。父親見他是個有出息的好苗於，便鼓勵他：能為時用，徇國死義。
岳飛到了二十歲，便辭別母親，投軍殺敵。臨行時，其母請人在岳飛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四個大字“盡忠報國”。從此，岳飛便把這四個字，作為畢生莊嚴的誓言，奔赴沙場，死而無悔。
靖康元年冬，岳飛在相州從軍，恰逢康王來相，遂隸大元帥府，屢立戰功。次年春，金人虜徽、欽二宗北去。康王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是為高宗。岳飛當即上書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趁金軍北返之機，岳飛在常州、鎮江、清水亭、牛頭山、靜安鎮等地，伏兵截擊，大敗金兵，遂收復重鎮建康。這是岳飛參軍以來取得抗金戰爭最大的一次勝利。戰後到行在奏捷獻俘，高宗細加詢問，特予嘉勉。不久，即授武功大夫，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成為南宋政府日益倚重、獨當一面的要員了。
從此以後，岳飛更加忠心耿耿，為了南宋王朝的穩定，為了收復北方的河山，賓士在廣袤的戰場上，英勇殺敵，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公元1140年（紹興十年）的五六月間，岳家軍和金軍進行了幾次大戰，結果使金軍的十萬人馬死傷過半，收復了蔡州、鄭州、洛陽等地。金兀朮聞岳家軍到來，就恐懼後逃，真有聞風喪膽之勢，很多金將已準備降宋，在這種形勢下，岳飛準備乘勝追擊，他豪邁地與諸將說：“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
正當岳飛雄心勃勃地準備大舉進攻之際，秦檜卻以高宗的名義命令劉倚、岳飛“擇利班師，不可輕進”。不久，岳飛又在朱仙鎮大敗了金兀朮，準備渡過黃河，剩勝追擊，秦檜慌了手腳，在一天之內，連下了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飛撤軍。所謂金牌，就是木牌朱漆黃金字，使者把金牌舉過頭頂，騎馬賓士，見者讓路，一天要走五百里。其催逼之急，可以想見。岳飛無奈，只得仰天長嘆，痛惜十年之功，毀於一旦。
從朝廷回來不久，岳飛便被人誣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岳飛自北宋末年參軍抗金，胸懷“盡忠報國”的壯志，不怕艱辛，歷經磨難，矢志不移，為宋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正因為如此，他也從普通一兵，逐步升官晉職，做到了“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這長長的官銜，當然來之不易，既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南宋政府對他出生人死，奮戰沙場，為國立功的肯定。真想不到，就是這樣一個功臣，在戰場上回來不久，便被人誣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
“反叛”二字，當然與“盡忠報國”是決不相容的。不僅岳飛會感到萬分氣忿，不肯服罪；就是被秦檜派來主持審判的何鑄，在事實面前也不好反白為黑，誣陷好人！
岳飛被逮捕入獄後，負責審理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鑄。他不太瞭解此案的奸偽，在一次提審時，根據揭發人提供的材料，氣勢洶洶地問道？“膽大岳飛，身為朝廷命官，何故反叛朝廷？趕快從實招來！”岳飛猛然聽說自己反叛朝廷，莫名其妙，一時間想不出用什麼話來為自己辯護，氣憤填膺，一把撕開自己的衣服，**肩背，要何鑄看看這裡寫的是什麼？何鑄走近一看，原來是“盡忠報國”四個大字，深入肌膚，磨而不滅。何鑄深為感動，當即暫停審問；接著又調閱全部案卷，仔細分析，所謂反叛的事實，竟然一件也不能落實。於是便向宰相秦檜稟報，嶽案有冤。但秦檜哪裡肯聽，不僅不為岳飛申冤，反而撤了何鑄的職。
十月二十一日，秦檜另派万俟楔接審此案，他由於並無可以定案判刑的證據，“不知所問”，只好“譁言”訛詐岳飛有“異謀”，有致張憲的“書信”，但又快一月，仍然“無可證者”。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出主意可另加兩條罪狀：一條是說岳飛當年奉命增援淮西，可是“逗留不進”。儘管不符真實，但胡說一通是可以騙人的。第二條是說岳飛“指斥乘輿”，曾私下對部將們說：“我三十二歲時建節，自古少有。”就是自比太祖三十歲作節度使。還說：“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罵皇帝。因為皆屬口說，可以無憑，隨便找個人證明一下就行了。万俟楔大喜，命大理評事元龜年將這些並不確實可靠的材料“雜定之，以傅會其獄”，上報大理寺。
十二月十八日。大理寺接到審判的材料。開始研究如何量刑斷案。由於證據不足，意見十分分歧。大理少卿薛仁輔認為岳飛無罪，寺丞李若樸和何彥猷認為最多判徒刑二年。他們反映給大理卿週三畏。周再報告給万俟楔，楔默不作聲。周說：“判刑應當依法，我豈能可惜這項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俟楔根本不聽這些反對的意見，仍然以“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岳雲私罪徒”定案，上報高宗，請“聖旨裁斷”。
當時朝廷內外對岳飛一案十分震驚，許多具有正義感的官員，紛紛出面進行營救。宗室首領齊安郡王趙士偯上書說：“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布衣範澄之上書說：“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為逆賊報仇哉！”還有進士智浹、布衣劉允升也上書為岳飛鳴冤。這時已罷官閒居的韓世忠，本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談政事，但實在無法平息憤懣的心情，還是去質問秦檜，有什麼根據說岳飛謀反？秦回答說：“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他蠻不講理地認為，儘管岳雲給張憲的書信找不到了，難道這個事也沒有嗎？我看是或許有的，可能有的。韓世忠見他硬把無理說成有理，只好怫然說道；“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高宗和秦檜為什麼一心要殺岳飛呢？
原來，宋高宗是一個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其實並不願真正的同金人作戰。道理很簡單，萬一打敗金國，徽、欽二帝還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邊假裝積極抗金，另一邊又祕派人與金人和議。而岳家軍的節節勝利嚇壞了高宗和秦檜。高宗和秦檜既然決心與金人講和，就必須滿足金人的條件殺掉岳飛。這既除掉了妨礙自己的絆腳石，又殺雞給猴看，警告擁有軍權的武將們必須順從，使自己的統治基礎得到加強和鞏固，又何樂而不為呢！於
是他們不顧眾人的反對，一意孤行，在這年的除夕，下達了“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的“聖旨”。一代忠臣，愛國名將，民族英雄岳飛，就這樣慘死了，年僅三十九歲。
高宗殺岳飛無異是自毀長城。此後金軍再犯，南宋再也找不到一個像岳飛這樣一個盡忠愛國的大將了。所以岳飛死後，宋金議和，兩國東以淮河為界，西至大散關，其北之地全歸金國所有。宋向金稱臣，每年奉銀絹五十萬兩匹。從此，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堂堂大宋王朝只能偏安一隅，難以再談恢復了。
岳飛的冤案，留給後人的感慨和思考，是深刻的，沒有窮盡的。元朝詩人趙孟頰在拜謁《嶽王墓》中說：“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十分沉痛！明朝名士文徵明在題《杭州岳飛廟》中說“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亦堪憐，風波獄。”岳飛是民族英雄，卻落得個如斯下場，空留給後人喟嘆！
于謙憂國忘身反被殺
中國人非常相信因果報應，以前還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看了歷史上太多“好人不長壽，惡人活千年”的事例，才明白這是因為天理得不到昭彰，正義不能伸張，人們自己創立了一套理論來自我安慰，他們把希望寄託於渺茫的某個“時辰”。人們就靠著這種信念繼續生活。我們也不得不理解人們這種心態，歷史上的冤案實在是太多了，當年岳飛忠義被殺的幾百年後，明朝又出了一樁憂國忘身反遭殺的冤案，豈問：“天理何在”？
于謙是明代中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不願只限於做一介書生，而是志在社稷，他在少年時期就樹立了“殉國忘身，捨生取義”的志願和遠大抱負，心存忠國。並把蘇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作為自己的榜樣。他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中進士，被任命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從此便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于謙在任職期間，勤政愛民，始終如一，為民辦了許多好事，政績十分“優異”。
但是于謙生活在明朝政治日趨黑暗的時期，這一時期，朝廷官僚中分為邪正兩派，時常發生鬥爭。當時皇帝英宗年幼荒嬉。正統七年以後，宦官王振專政，擅權納賄，驕橫日甚。他不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時也操縱了皇帝，跋扈專斷，登峰造極。他又勾結奸臣，樹立黨羽、，手下的爪牙遍佈各地，到處欺壓人民，誰要惹了他，就會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敗的大臣，不僅不敢觸犯他，反而對他邀媚奉迎，有的稱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權勢真是灼手可熱。這使得於謙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撓。他每次進京奏事，總是不帶任何禮品贈送權貴。有人勸他多帶點著名土產，而於謙“獨不持土物賄當路”。他對閹宦的濫作威福本來就是極其痛恨的，因此他笑著舉起衣袖說：“帶有清風！”
于謙的聲望很高，作風又清廉剛直，雖然得到人民的讚許，但卻引起朝廷寵貴的不滿，太監王振更是嫉恨于謙，總想尋找機會來打擊他。
正統十一年，于謙到京師奏事，更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代替他當晉豫巡撫，王振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錫彈劾于謙，誣衊他“因長期不升官心懷怨望，隨意薦舉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體統。”於是把于謙關進監獄，由三法司錦衣衛鞠訊，受盡折磨，並判了死刑。這是王振向于謙下毒手的開端。當時山西、河南的百姓聽到于謙被誣陷下獄的訊息，多紛紛到京師，上書申請釋放于謙。王振雖然專橫，也知道群情憤激，眾怒難犯，只好將坐牢三個月的于謙釋放，並降官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滿意，又集合了一萬多人，伏闕上書，請求命于謙再巡撫河南、山西。同時，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晉王也請求還讓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明朝政府只得命令于謙仍回原任。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刺貴族也先率軍攻打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挾持下，發兵五七萬親征。朝中不少大臣極諫不可親征，王振不聽，並命兵部侍郎于謙代理兵部事，守衛北京城。英宗這次親征，由於軍事組織的不健全，後勤供應的困難，軍隊在行進過程中就多次驚擾不定，再加上受到王振的錯誤指揮，迂迴周折，延誤了時間。當明軍行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懷來）時被敵軍追及。將士飢渴疲勞，倉猝應戰，死傷過半，英宗被俘。王振也被亂軍殺死，明朝的五十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這就是明朝歷史上所謂的“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後，瓦刺軍直驅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謙組織軍民堅決抵抗。十月，瓦刺軍抵北京城下，于謙率兵出城迎敵，然後派騎兵在郊外埋伏出擊，連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擲磚瓦助戰。瓦刺軍屢戰不利，被迫退卻，明軍乘勝追擊，殺死瓦刺軍數萬人，取得北京保衛戰的決定性勝利。
京師保衛戰取得勝利之後，明朝的邊防在於謙的整頓下，日益嚴密，瓦剌以武力進攻不能取勝，而誘降、反間等政治圖謀也不能得逞。此時，英宗在瓦刺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作用，也先決定把英宗送歸明朝。這時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已成為明朝皇帝了，是為代宗。代宗不願接英宗回來，怕影響自己的皇位。于謙認為，英宗在瓦剌手中，畢竟對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來不是詭計，對明朝還是有利的。于謙便對代宗解釋說：“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願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代宗同意了于謙的意見，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來，但為了提防他復辟，就把他軟禁在南宮，切斷了他與外邊的聯絡。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忽然病死，代宗又沒有第二個兒子，於是關於重建“皇儲”便成為明朝大臣們擔憂的重大問題。次年四五月間，御史鍾同，禮部儀制郎中章倫先後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立刻觸怒了代宗，命逮捕二人，幽禁於錦衣衛獄，榜掠殘酷，逼他們供認主使者和交通南宮（英宗）的罪狀。于謙曾祕密向代宗請求赦免鍾、章，也遭到代宗的“怫然不悅”。公開建議“復儲”遭到了嚴厲的壓制，反而促進了暗中復辟的隱謀，明爭暗鬥的結果，終於爆發了“奪門”之變。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重不能臨朝，石亨、徐有貞勾結太監曹吉祥等，在夜裡祕密將英宗擁上皇位，當時正是正月十七日，天方破曉，百官都在朝房內等候皇帝臨朝。即入朝，聽到南宮和殿上呼噪聲，都不知何故？徐有貞大聲說：“太上皇帝復位矣，趨人賀。”百官震駭，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復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復辟成功後，廢代宗為王，沒過幾天代宗就死在西宮。這個事件在歷史上叫做“奪門之變”。英宗復辟成功後，當即傳旨逮捕于謙。同時，大學士王文、學士陳循、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範廣，太監王成、舒良等，也都被捕下獄。
廷審時，徐有貞當眾喝令法司把于謙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堪冤憤，激辯不止。于謙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遂被判處謀逆罪，死刑。抄沒家產時，發現于謙“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獨有正室鎖鑰嚴密，查抄者以為內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銀財物，及將屋門開啟一看，原來裡面珍藏的是代宗賞賜給他的“蟒衣劍器”等物。于謙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證。
于謙被殺時，英宗尚猶豫說：“于謙，實在是有功！”徐有貞祕密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遂下毒手。都督範廣，勇而知義，為于謙所信任，卻被石亨忌恨，並斬範廣。英宗、徐有貞、石亨等更瘋狂殘害抗戰派人物，王立、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充軍，年富、蕭茲、商輅、王偉等革職，其他經于謙推薦選拔的文武官吏都加以迫害，列名鏤板，並且榜示“于謙黨”於天下。于謙等既死，國防又陷廢弛。此後，邊警頻傳，恭順侯吳瑾對英宗說乙“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英宗、徐有貞、石亨之流的凶殘反動，陷害忠良，致使明朝政局更加惡化。
于謙含冤而死，就像當年秦檜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岳飛一樣，給於謙加了“意欲”罪名，定為死罪。
英宗復辟以後為什麼要馬上就逮捕于謙呢？原來英宗被俘以後，希望明朝和瓦剌講和，能把自己贖回來。于謙堅決進行抗擊瓦刺的鬥爭，使他在瓦刺中吃了不少苦頭，便對於謙恨之入骨。於是他復辟之後，馬上就把于謙逮捕起來。
另外還和復辟的主謀人徐有貞和石亨有關。徐有貞是副都御史，因在也先入侵時，倡議南遷，被于謙所驅斥，為輿論所譏笑，後來他想當國子監祭酒，也沒有得到于謙的支援，所以一直仇恨于謙。石亨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了功。景泰三年任京營總兵官提督十團營，佩鎮朔大將軍印，職任極重，但驕縱枉法，結黨營私。于謙屢次對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來嫉妒于謙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積恨在心。
像于謙這樣
一個忘國憂身，清正廉明的大臣到最後也不得善終，實在是不得不讓人遍體生寒。英宗殺于謙就跟當年趙構殺岳飛一樣。都只因他們忠於民族大義而觸犯了他們的私利。于謙和岳飛之死就在於他們不明白，國與君是不同的。國為公，君為私，忠君未必過愛國，愛國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會里，雖然理論上把君國看作一體，把國看作君的一家之產業，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你損害了君的一已私利而為國謀福利，你必定會倒其黴。自古“忠孝”兩難全，于謙在民族大義面前選擇了忠事不忠人，而導致殺身之禍。另外，昏君眼裡皆奸佞，奸臣當道，小人得志也是這些英雄們含冤而死的原因之一。
謀國未謀身的李善長
臣為君死原因有很多種，但忠心耿耿，一心為皇上效力也得死，就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了。所謂雷霆易怒，天威難測，皇帝僅憑個人的判斷就可裁判生殺大權，那麼生命也似乎太兒戲了。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廟，暫作和尚，後見郭子興起兵反元，遂投奔義軍，在南征北戰中李善長一直追隨他左右，直到最後他取得帝位，李善長也是忠心為其效力。
早年，朱元璋對李善長一直很信任。有一次朱元璋問他：“四方征伐，何時定乎？”李善長當即回答：“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元。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大為讚賞。從此，他視李善長為知己，令其參預機務，主饋餉，深受重用。當朱元璋威名日振，諸將來歸者與日俱增，李善長便認真考察，辯賢愚，別優劣，量才錄用，朱元璋無不言聽計從。
朱元璋的主帥郭子興為人暴躁，忌能護短，又好猜疑。朱元璋雖受寵用但處境險惡。郭子興有時聽信讒言，疑朱元璋欲奪其位，於是收回朱元璋一部分兵權，還有意把李善長置於自己的麾下，以分割他們的聯絡。李善長“固謝弗往”，婉言謝絕了。透過患難與共的生活考驗，朱元璋更加信任李善長。不久，朱元璋帥眾渡長江，撥採石，趨太平，克集慶，並以集慶為根據地，西征陳友諒，南攻張士誠，東平方國珍，乃至北伐大都，李善長都參預帷幄。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戰，大半個中國已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了。為了實現“成帝業”的目標，1368年，李善長和劉基、朱升等一批功臣，向朱元璋“勸進”，終於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寶座，大明王朝由此開始了。
按道理說，像李善長這樣一心為主，與君主出生入死的功臣應該得到重用，不說以後有多少榮華富貴，但至少也可善始善終吧！但李善長的悲劇在於他所遇到的是一位善猜忌的君王。在朱元璋這位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的心目中，“功臣”往往功大“過”也大，所以他們無不都是被猜忌的物件，與他們只可共患難，忌能共安樂？
所謂“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歷史事實都為此作了例證。范蠡在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國之後便泛舟五湖；張良在輔佐劉邦平定天下之後便飄然遠行；朱升在幫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不久，便乞求告老還鄉。這些慧眼識人君的人臣，由於能夠看清時勢的變易而“鳥盡弓藏”，也不僅是為了潔身自好，而更重要的還是嚮往能夠以終天年和為子孫計。李善長輔佐朱元璋建功立業，有類似范蠡和張良，他與朱升更是袍澤同儔。但在功成身退上去未能像他們那樣乾脆利索。
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雖幾經設法加以調整，但並不令他滿意，最後決意廢除這一制度。中國歷史上皇權與相權在官僚制度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君相之間還可以相維相系，宰相協助君主理萬機，君主依靠宰相御天下。但令朱元璋坐寢不安的歷史教訓時常盤桓在他的腦海裡。如：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都是以相權壓倒帝權的有名人物。而在實際生活中，君相之間的權力衝突日益加劇，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雖幾經設法加以調整，但並不令他滿意，最後才決意廢除這一制度。導致朱元璋和李善長之間關係也逐漸疏遠，竟至互為敵意。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遂導致後來李善長滿門被斬。
“胡惟庸謀反”一案是致李善長冤死的導火索。朱元璋是權力慾極強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丞相一職，卻對皇帝的至高權力起了分權和牽制作用。因此，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就顯得尤為突出。胡惟庸又是一個依權仗勢，專橫跋扈的人物，他在朝中結黨營私，組成一個淮人官僚集團，排斥異己，獨操生殺黜陟大權。與朱元璋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猜疑的雄主當然如同水火。朱元璋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他自己並肩起事的一些功臣宿將不受制馭，由此而對丞相制深惡痛絕。朱元璋常常用歷史的經驗教訓，作為治國的借鑑。他曾指出：“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為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鑑秦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國君者，其故在擅專威福。”既有歷史的教訓，又有現實的情況，於是決心廢除丞相制度，以期永固皇權，而要廢除丞相制，自然要先向胡惟庸開刀。
在朱元璋向胡惟庸開刀之前，劉基突然暴卒，有人說這是胡惟庸毒死的。據《明史》載：“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胡惟庸）短，久之，基疾，上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這件事是真是假，當屬疑案。但這正可被朱元璋用來作為加罪於胡惟庸的一個把柄，為了儘快給胡惟庸定罪，朱元璋便叫汪廣洋來作偽證。汪廣洋雖和胡惟庸有隙，但他是個持身以正、小心謹慎的人，既不願捏造事實，陷人以罪，也不想傳佈謠言，行涉輕薄。而是採用息事寧人、一了百了的辦法，對於劉基被害的傳言，他是持否定態度的，當朱元璋問他時，竟說：“無有。”汪廣洋的回答正是朱元璋不願聽的。因此，“帝怒責廣洋朋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廣洋賜死。”
處死汪廣洋，是給功臣們一點眼色看看，這對胡惟庸的震動更大。因為右丞既死，左丞自是岌岌可危。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年，胡惟庸的大禍降臨了。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罪殺丞相胡惟庸；又以鎮壓奸黨為名，株連蔓引，誅殺了一些公侯、大官僚，並乘機取消了中書省。還立下家法，以後不許再設丞相一職。從此，由秦始皇開始的大一統封建王朝中的丞相制度廢掉了，皇帝成為綜攬政事最大的獨裁者。
胡惟庸被誅，只是朱元璋屠殺功臣的開始，從此，“坐堂死者甚眾”，李善長自然在所難免。因為胡惟庸是李善長親自舉薦的，且兩人過從甚密。殺胡惟庸豈能不殺李善長？但李善長隨朱元璋時間較長，功勞卓著，位極人臣，影響較大。要想殺李善長，必須羅致罪狀方能下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要懲治李善長，最好的辦法莫如把他列入“胡黨”中加以問罪。也不知是不是李善長的運氣不好，此時的另一件事正好促成了朱元璋對其入罪。當時有一批在京城的人犯了罪要發配到邊境，其中有一位叫丁斌的與善長有“私親”，善長為其說情，而丁斌又曾經“給事惟庸家”，於是朱元璋便抓到了這個難得的“機遇”向李善長問罪了。先是逼丁斌揭發李存義往日“交通”胡惟庸的情狀。遂逮捕了李存義父子，並逼李存義交代李善長與胡惟庸的交往過程。特別是李存義揭發胡惟庸勸善長一同謀反的事實，善長雖不願為，“然頗心動”。僅此一罪，足夠問斬了。再加上又有人告李善長包庇胡惟庸派往捕魚兒海（今內蒙古東部貝爾湖）與藍玉聯絡的“使者”封績，對這件事“匿不以聞”。
事情發展至此，“罪證”俱在，李善長將獲重罪已成定局，他的左右也突然“叛變”了。首先是他的僕人們，大家為了免禍，便都紛紛出頭首告，把李、胡之間如何密切往來，如何互通賄賂，如何時常摒人密談等等，都分別揭發出來。編造“莫須有”的罪名，羅列李善長的罪狀。為了把李善長的罪狀昭告於天下，以見其罪有應得，朱元璋還把李善長及其從犯的供詞勒為一書，名曰《昭示奸黨錄》，印出多冊，發往各地，俾眾周知。其意一在曉諭臣民，使知所懼戒，不敢再行謀逆；二則也是昭示李善長等都是罪有應得，並不是他大殺功臣。
這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被賜死，自縊，並株連九族，“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在李善長被殺後的三年“藍玉案”又發生了，被殺者一萬五千人。
李善長實在是死得冤枉，他完全是皇權與相權矛盾下的犧牲品。但是，李善長的悲劇也因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誠，卻不知為臣三忌：忌功高蓋主；忌權大壓主；忌才大欺主。只知為君王著想，卻不知自謀生路；鋒芒太露，不知遷徐移轉；觸人太多，不知激流勇退。看來在古代做官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