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節：第六節 21世紀初期對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思考與探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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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節：第六節 21世紀初期對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思考與探索(2)
根據上述"三農"問題產生原因的分析，有學者認為，"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收入問題，只有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收入，"三農"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因為，就"農民苦"而言，現在農業勞動大部分已經機械化，勞動強度大大減低，農民感覺苦，不是苦在生產的強度、難度上，而是苦在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付不起各種攤派上。
同樣，就"農業危險"而言，農產品需求的彈性低，收入增加而需求不會增加多少，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年均增長6.2%，這個速度並不慢。
所以要說"農業危險"，只能是農民收入增長慢，城鄉差距繼續擴大，將來農民不安於農，農業才會危險。
基於這樣一種分析，這些學者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採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多予"就是要增加全社會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快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少取"就是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讓農民休養生息；"放活"就是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放活農村經營，把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
因此，有學者認為，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是新階段鞏固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業和農村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解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必然選擇，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理念，保護農民權益、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的必然決策。
林毅夫：《建設新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現實選擇》，《人民日報》2006年10月25日；葉興慶：《對我國農業政策調整的幾點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05年第1期；樂章：《他們在擔心什麼：風險與保障視角中的農業問題》，《農業經濟問題》2006年第2期；李娜：《農民收入：增長與政策（1978-2004）》，《農業經濟問題》2006年第5期。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三農"問題是在發展中產生的，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結。
我國現階段產生"三農"問題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我國特殊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
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的高增長率使生產要素迅速向工業聚集，加劇了農業的弱質化程度，加上我國長期以來實行重工輕農、重城輕鄉、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模式，從而必然加劇了"三農"問題。
我國"三農"問題的突出表現就在於日趨擴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而且在制度背景沒有大的改變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差距必將呈現"馬太效應"，進一步降低農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
從這一點來說，不能就"三農"問題談"三農"問題，也就是說，要跳出"三農"的圈子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即只有實現從二元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變，把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這些學者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待"三農"問題，才能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有足夠的高度，即這不是一個部門或一個產業的問題，而是全域性性的問題，從而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也不能侷限性於農業部門本身，如增加對農業的投入（這當然是重要的，但遠遠不是全部），而應動員全社會力量，從實現社會發展的根本任務即工業化、市場化、社會化、城市化出發，做出全域性性戰略安排，走出二元經濟結構狀態，形成現代經濟結構，實現現代化。
必須轉變發展模式，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道路，使工業和農業互補，城鎮和農村互惠，市民和農民互助，兩者共同發展，共同進步。
據此，有學者認為，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是一項複雜而艱鉅的系統工程，這其中必然有體制改革和利益格局調整的"陣痛"，也會有新制度的構建過程中的摸索和失誤，因此，只能以"全域性統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以求解決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機制。
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援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
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援"三農"發展。
只有這樣，我國的"三農"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張卓元：《解決"三農"問題要走出二元經濟結構，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經濟參考報》2002年1月30日；陸學藝：《"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宮希魁：《對中國農民問題的十大反思》，《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6月17日；黃順江：《破譯"三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