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節：第三節 關於農民三大改革創新的理論探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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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節：第三節 關於農民三大改革創新的理論探討(17)
三、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與"民工潮"
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必然伴隨著農業剩餘勞動力大量離開土地從事他業的現象，這種現象也是各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和內在要求。一個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只有在其絕大部分可以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剩餘勞動力都轉移完了，才會最終實現。這對於我國來說，也不例外。然而，在我國，這一過程卻有其獨自的特點：
一是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並不是伴隨著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過程自然地實現的。從20世紀50年代提出農業現代化到20世紀70年代末，雖然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的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農業剩餘勞動力卻由於帶有封閉性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桎梏以及多種政治因素的束縛，而未能向其他產業和城市轉移。相反，卻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了幾千萬"上山下鄉"、"落戶插隊"的知青和城市中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使農村剩餘勞動力隊伍更加膨脹，農業勞動生產率長期得不到提高。只是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現改革開放的方針，才由於嚴重束縛我國農民向其他產業轉移的人民公社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瓦解和逐步消除，國家對限制農民自由流動和擇業的政策有了較大鬆動時，長期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業剩餘勞動力才得以實現轉移。
二是我國需要轉移的農業剩餘勞動力數以億計，這樣一個十分龐大的農村人口的轉移，不可能採取發達國家那樣全部向大中城市流動，尤其是在我國城市同樣存在著一支剩餘勞動大軍的條件下，只能另闢蹊徑。
三是由於我國農民傳統的對土地依戀心理根深蒂固，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在多數情況下不是如同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完全脫離土地的轉移，因此，伴隨著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不是土地的集中和規模經營的擴大，而是大量出現了兼業農戶。
四是由於我國是一個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國家，現代工業城市和傳統農業農村分割十分嚴格，形成兩個具有根本區別的區域。在此種情況下，農民只能透過發展農村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農村小集鎮，來轉移龐大的剩餘勞動力。因此，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過程相一致，應運而生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成為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
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中，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途徑基本上有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兩大派的主張。就地轉移論的主張是出現得最早、又是較多人持有的主張。這種主張認為，由於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數量十分龐大，而城市中就業壓力也很大，為避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盲目流動和防止因此而引起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各地農業剩餘勞動力應主要採取"就地消化"、"就地轉移"、"就地吸納"的途徑。持此種主張者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在我國特有的制度環境中，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量不大，而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農村非農產業卻對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基點主要應放在農村工業的發展上。也就是說，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絕大部分只能實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即在本鄉本土透過大辦鄉鎮企業和各種個體、私營工商業，實現轉移。這種轉移大體上也就是"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兼業式轉移。農村小城鎮作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集散地和鄉鎮企業規模經營的基地，也可吸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因此，應該給予支援重點發展。有人甚至認為，在目前農民進城、鄉鎮企業吸納和流向小城鎮這樣三條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途徑中，由於城市改革深化，就業難度加大，農民進城受阻，鄉鎮企業處於升級換代階段，吸納能力減弱，唯有一條可行途徑，即是向小城鎮轉移，只有小城鎮的發展才給農業剩餘勞動力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參見陳俊生《關於農村勞動力剩餘和基本對策問題》，《人民日報》1995年1月28日；孫安思、潘勇輝《小城鎮持續發展戰略初探》，《中國農村經濟》1998年第7期；袁亞愚《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歷史回顧與展望》，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頁；陳吉元、胡必亮《中國的三元經濟結構與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經濟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