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天降橫禍2
葉舞深 火影校園 鳳臨南朝 惹火小嬌妻：老婆，婚令如山 溺寵嬌妻：同居吧，首席大人 第一寶貝:首席男神,求娶 星際後勤兵 行屍vs生化vs溫暖的屍體外掛少女 嫡寵 重拾良
第十二章 天降橫禍2
就這樣，夏天過去了，秋天又來了。深秋的北京，寒風日勁，天漸漸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開了前面提到過的八屆十二中全會。
對於全會，我們全家人都很關心。不是關心制定了什麼新的革命路線，也不是關心進行了什麼新的人事變動，我們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此次會議會不會對父親作政治結論。這次如作結論，就是最終定性。是好是壞，對於父親本人，對於我們全家，都有極其重要的關係。
我們到處打聽訊息。得知**仍決定保留父親的黨籍後，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鄧林6月份被抓到學院後，一直關在牛棚裡，沒有人身自由，訊息閉塞。我去看她時，造反派一直看著我們，監視著我們，唯恐我們進行“反革命黑串聯”。我急於把情況告訴大姐，但礙於看管人員而無法說話。我說我口渴想喝水，那個看著我們的人居然“開恩”去找水了。趁著他離開的一瞬間，我趕快小聲地告訴大姐：“爸爸沒開除黨籍！”我看見大姐眼中閃現出興奮的光芒。這對於我們來說，意義太大了。也就是說，父親還沒有完全被置於死地。其實，對於父親的政治前途，我們根本沒抱幻想和奢望。但我們知道，能保留黨籍，對於父親這樣一個為黨的事業奮鬥了一生的老**員來說，太重要了。黨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過是一支政治的風向標；而在忠誠的**員心中，則高於生命，重於生命。
十二中全會後，鄧小平沒有被開除黨籍。北大造反派的勁頭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兒，對鄧小平兒女的興趣也就沒那麼大了。他們漸漸很少來校醫院，而後根本就不來了。只有剛剛進校的軍宣隊和工宣隊偶爾來視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為一個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們竟然還可以在沒人的時候，偷著看《紅樓夢》，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革”運動沒有停步，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沒有停止。可能是運動中發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都有所風聞。在1968年馬上就要過去的時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發了一個《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親自加上一段話：“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於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從這個“一二二六”指示以後，我們的“頭銜”改了，不再被人叫作“黑幫子女”，而被稱作“可教子女”。還是**說話管用，那些原來對我們聲嚴色厲的造反派，不管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態度只能有所收斂。而我們，不在高壓之下，日子可就過得輕鬆多了。
本來，日子就這樣漸漸地過去，漸漸地平靜下來。卻不料，一場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我們家只有我和飛飛在中學，屬於要“上山下鄉”的範疇。1968年12月，飛飛隨他所在的師大一附中的同學，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隊。飛飛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醫院問哥哥：“學校讓我們下鄉，怎麼辦，去不去？”哥哥聽說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隊，心裡很傷心。他想了想，說：“去下鄉，不知以後會怎麼樣，也許別人能回來，你回不來。不去下鄉，政治上會留下個包袱，說你不響應上山下鄉號召，以後可能更不好辦。”聽了此話，飛飛說：“那我就去。”
飛飛決定走了，眼看行期在即。他才十七歲，去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實在不放心。行前，我們為他收拾行裝。現買的兩個大箱子並排放在地上，一個帆布的，一個木頭的，我們什麼都往裡裝。棉被棉衣棉鞋，帽子褲子襪子，他愛做無線電，連同錘子砧子，能裝的都往裡裝。鄧楠特別會收拾東西，而且什麼都想讓飛飛帶去。她把箱子塞得滿得不能再滿了還在不停地塞，恨不得連自己的心都一起塞進去。她還寫了一張條子，詳細說明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生怕飛飛到山西后找不到東西。臨走前，飛飛去美院看望關在牛棚的大姐。大姐傷心地看著弟弟，她不能給弟弟收拾東西，不能去火車站給弟弟送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還能不能再見到自己的這個小弟弟。她哭了，她受不了這又一次的生離死別。
走的那天，北京火車站的一號站臺上，擠滿了要走的學生和送行的人群。在一列長長的插隊學生專列旁，到處可以看到拉著就不肯鬆開的手，到處可以聽到說不完講不盡的囑咐叮嚀，到處可以看到閃動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頰上的淚水。依依不捨和擔憂之情彌散在人們的心頭。一聲汽笛長鳴，車輪發出隆隆巨響，滿載插隊學生的火車專列開動了。一瞬間，車上車下，車裡車外，人們同時爆發出放聲的大哭。這震天的哭聲，掩蓋了火車的轟鳴。
我和二姐來送弟弟，我們看著火車駛出站臺，看著火車越走越遠，一直消失在看不見的遠方，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車站。我們誰也沒說話，許久之後仍止不住淚水的流淌。哥哥癱瘓在校醫院，姐姐被關在牛棚，弟弟遠走他鄉，父母被監禁音訊全無，在偌大一個天地之間，我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和淒涼。
弟弟走後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隨著所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去陝北延安地區插隊。在向西行駛的火車上，我度過了十九歲的生日。我們那個在北京方壺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時從學校回來一下，就只剩下七十歲的奶奶，靠著每月二十元生活費，一個人艱難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