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天降橫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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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天降橫禍1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鄧楠從北大打來的電話。她說：“哥哥摔了。學校要把他送回家！”說到這兒，她已泣不成聲。她說她儘快回家來和我商量。接完電話後，我們在家的人如五雷轟頂，極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為什麼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著二姐回來。
鄧楠回來後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不願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對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我父親的問題很不理解。”他寫道：“造反派非要我講，我不能講，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無路可走了……”樸方摔傷後，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們把樸方送到一家醫院，醫生一聽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竟然拒絕治療。此後一連送了幾家醫院都不收。真是一個慘無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賤如草芥。後來聽說聶元梓急了，硬讓與她同一派的北醫三院收下了事。
北醫三院雖然收了人，但只讓樸方躺在走廊上，連急診室都不讓進。一夜之後，眼見病情危重，醫院決定給樸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屬簽字。北大造反派到關押鄧楠的地方，將樸方的情況告訴了鄧楠。聽到哥哥摔傷和脊椎骨折，鄧楠一下子都蒙了。跟著造反派來到醫院，在急診室裡，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個人，如今卻躺在這裡，脊椎骨折，發著高燒，生命垂危。鄧楠整個大腦一片空白，她流著眼淚，拿起沉重的筆，簽了字。造反派連話也不讓說，馬上又把她帶走了。
在非人的摧殘、審訊和虐待下，樸方的決心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慮都已過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猶豫，毫無懼怕，非常鎮定地做出了選擇。一個大學技術物理系四年級的高材生，一個歷來嚴於律己的團支部書記，一個只有二十四歲的**預備黨員，曾經有那麼多的信念，曾經有那麼多的追求，曾經有那麼多的理想，曾經有那麼多的期望，而此時，只剩下了一個堅定的決心，一個不可動搖的決心。他非常冷靜地走向了自己的選擇。摔下來後，樸方昏迷了過去。他記得曾經一度醒來，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間便又昏迷。再次甦醒時，他已身在醫院。看著周圍人的冷冷目光，看著頭頂上不停晃動著的輸液瓶，一切都那樣的恍惚，那樣的不真實。就這樣，在北醫三院的急診室裡，樸方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發了三天三夜的高燒。
不知是上蒼的刻意安排，還是逃脫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樣的頑強，竟然可以戰勝死神。樸方的性命保住了。生與死，是人世間永恆的話題。生與死，是一場惡戰，更是一場搏鬥。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於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時候，樸方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天花板，心中沒有激動，沒有悲傷，沒有思索，也沒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醫生的問話，都像風吹過耳，聽而不聞。
樸方剛摔的時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壓縮性骨折，下肢雖不能動，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覺。按任何醫療程式講，在這種情況下都應馬上施行手術，進行清創減壓，否則脊椎內的出血會向上逆行，凝結後會加重截癱病情。如果當時哪怕有一絲一毫的人道主義，如果能夠及時進行手術，樸方是不會致殘如此的。但在那個年代，在那種政治氣氛下，對樸方這樣的“反革命黑幫子女”，對“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送醫院沒讓人死已經算是“寬大”處理了，根本不可能給予什麼治療。就這樣，樸方的截癱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變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說，造成了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大小便功能喪失，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
大約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鄧楠，說現在危險期已過，他們不管了，要把樸方送回家去。
鄧楠聽見學校說不管了，要把樸方送回家，連傷心帶著急，立即堅決地反對說：“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裡面商量一下。”獲得造反派准許之後，鄧楠趕快坐公共汽車回家來見我們。
奶奶、鄧楠和我，坐在方壺齋那不見陽光的小屋裡，眼淚不住地往下流。鄧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這樣把看護的責任推給我們，更不能讓他們把一個連危險期都還沒有渡過的病人送回家來。如果真送回家來，僅憑我們幾個人和年老的奶奶，怎麼照看他，怎麼給他看病？不行，我們得想辦法，我們得去找人，去找中辦！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門，說我們要找中辦的領導，沒人理我們。我們說要找平時給我們送生活費的那個工作人員，也不給我們找。沒人理睬，怎麼辦？我們找到一個公用電話，絞盡腦汁地回想原來記得的中辦有關單位的電話號碼。我們一個一個地撥，一個一個地打，打了一個遍。接電話的，有的說這事不歸他們管，有的說你們找北大去，有的二話不說就結束通話了電話。最後憑著記憶，我們撥通了中辦警衛局值班室的電話。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說不管。我們急了，就在電話中狠狠地說：“人是你們弄成這個樣子的，我們孩子之間沒有看護的義務，我們父母還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們父母那裡！如果你們敢把人送回家，我們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門口。我們要對所有的人說，這是鄧小平的兒子，讓他們弄成這樣啦，你們大家看看吧！你們只要敢把人送回來，我們就敢這樣做！”
放下電話後，我們仍然情緒激動，甚至激動得手都顫抖。站在中南海外，望著那斑駁剝落的高高紅牆，我們兩人覺得那樣的孤單，那樣的無助。這個時候，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這漠漠人世上，有誰能夠幫助我們啊？
從此，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這樣的時候，在我們真正困難的時候，沒有人能夠幫助你，也不會有人幫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北大把人送回家來，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們鬥！
我們絕不妥協的堅決態度，終於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誰最後作出了決定，北大的造反派放棄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轉而把樸方送到北大校醫院。
在校醫院裡，仍然沒有給予樸方任何治療。一開始，造反派還派人看著。一週後，他們不想管了，就把鄧楠叫去，說現在他們沒有看護的義務了，要讓我們家的人自己看護，命令她把弟弟飛飛叫來看護樸方。鄧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認為不能讓飛飛去。飛飛才十七歲，脾氣又倔，萬一和造反派衝突起來，會被打死的。我們決定由我們兩人去校醫院，輪流看護哥哥。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鄧楠一起看護傷殘的哥哥。那時樸方尿路經常感染，一感染就發高燒，一燒就燒到四十度以上，還經常伴有高燒寒顫，燒得抽搐。由於樸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連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給他翻身，否則很容易長褥瘡。截癱病人，只要一長褥瘡，就很不容易治好。我們姐妹二人沒有一點醫療常識，只能進行最一般的生活護理，對哥哥的病，看在眼裡，急在心裡，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也不放過哥哥和姐姐，經常來病床邊批判他們，讓他們交待，讓他們揭發。哥哥躺在病**，兩眼直直地瞪著，任憑造反派吶喊辱罵，一句話不說。過年過節的時候，大家都在慶祝，醫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頓餃子，唯獨哥哥，因為是鄧小平的“狗崽子”，因為是“反革命”，連吃餃子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飯時才能走出校醫院，走出那個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戶外，不管是晴空萬里，還是陰雲密佈，我都會挺直了腰，仰起頭來，看一看那浩渺無垠的天空。有時，我還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雜亂而濃密的綠蔭掩蔽下，踏著落葉鋪滿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緊緊地靠著湖邊坐著，看著那水波不興的湖面，看著水中隱隱綽綽倒映著的綠樹藍天，讓整個心靈浸透在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囂統統拋在腦後，全心享受這片刻的靜謐。
我們憎恨造反派，我們厭惡周圍的政治狂潮，我們無意也無力抗爭什麼，我們僅僅是想尋求心靈上的寧靜，僅僅是想躲藏迴避。但是，在那個瘋狂的歲月，哪裡有寧靜可尋可覓，哪裡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蒼天之下，人的命運顯得這樣渺小，這樣微不足道。我們受盡心靈上的磨難，自覺時運不濟，但在那個年代，命運像我們一樣悲慘，甚至比我們的命運更加悲慘的，實在太多了，多得數不勝數。舉國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義狂濤的無情衝擊下，被打倒監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殘致死的大有人在，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個沒有秩序、沒有公理、沒有人道、甚至沒有人性的瘋狂歲月。今天，我們之所以回首往事並將這所有的一切詳細記述下來，只有一個願望：願所有經歷過這個歲月的人銘記這一人間悲劇；願所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歲月的人知曉這一人間悲劇；願蒼天有知，永遠不要讓這一人間悲劇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