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十章 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

第十章 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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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召開的目的,是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主持了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講話中,**首先提出問題:究竟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佔主要的,還是成績太少,錯誤太多?接著,他明確地回答:“這次無產階級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再一次用他的不可動搖,捍衛著他所發動的“化大革命”。

在這次會議上,**、**各率其屬下“革”大員,組織圍攻參加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以“最嚴重的反黨事件”及“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等罪名,迫使老同志們一次又一次地交待和檢討。這次會議,通過了康生等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上,還印發了《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實際上被撤銷。

這樣一個重要會議作出的重大決定,當然是由**親定的。但**、**顯然不滿足,他們在會上會下鼓譟煽動,妄圖造成一個聲勢,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對此,**仍舊沒有同意。**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應與**區別對待,大家要開除(黨籍),我有點保留。

**有他的頑強,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執。他一旦下決心作出的決定,任憑何人均不能動搖。這是一個極其鮮明的個性特點。

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是一次在畸形時代召開的畸形會議,是在許多中央委員被打倒和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黨的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所謂“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反黨分子”的,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員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參加會議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數不足黨章規定的能夠透過任何決議的半數,只好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十人,才算剛過半數。參加此次會議的非正式成員,竟佔與會總人數的一半還多,並與正式中央委員一樣享有表決權。更為奇怪的是,後來發現參加會議並參加表決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員。

“無產階級化大革命”爆發到此已兩年有餘,鬧也算鬧夠了,亂也算亂透了,反也造了,命也革了,權也奪了,下一步該怎麼辦?恐怕實際上**自己也不很清楚。開始時,他說“革”需要一年。後來又說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說,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月召開了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按說,“九大”開過了,黨章修改了,人事也確定了,一切都應該按計劃完成了。但是,“化大革命”,還是結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時候,**是有所設想的。但是,“革”發展到了此時,早已從**設計發動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個運動,也早已像脫韁的野馬肆意狂奔,不可控制。舊的矛盾還未解決,新的矛盾已經產生。派性、武鬥、爭權、奪位,不但一樣都沒有消失,而且還會愈演愈烈,越發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區方壺齋的那兩間小屋裡,我們兄弟姐妹幾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為命,似乎日子還算過得下去。大姐鄧林本來因父親的“問題”被管制和批判,不能隨便回家。這時學校中幾個造反派組織之間自己打得不可開交,沒人管這批“黑幫”和“牛鬼蛇神”了,她就趁機得便在週末回家。哥哥樸方和二姐鄧楠平時住在學校,此時也因學校內造反派之間鬥得不亦樂乎而得以“漏網”一下。特別是鄧楠,只要是週末,就儘量溜回家來。

1968年3月29日,北大發生了兩個造反組織之間的大規模武鬥。武鬥是半夜開始的,校園內滿是拿著棍棒、梭鏢、長矛和戴頭盔的人。兩派均是人多兵眾,一時之間殺聲震天。大規模武鬥之後,造反派組織兩敗俱傷,損失慘重。但兩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馬厲兵,準備再戰。

武鬥之後,整個北大充滿了恐怖的氣氛。鄧楠和一些同學在宿舍視窗目睹了這場恐怖事件後,馬上收拾東西,凌晨四點,趁天不亮,就從一堵殘破的牆洞中逃出校園。回家後,她惦記著在學校受管制的哥哥樸方,就讓飛飛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來。在這場北大最大規模的武鬥中,許多人遭遇不幸。鄧楠他們班一個同學在旁觀看(不是參加),結果一支當作武器的標槍橫空飛來,被紮了個透,人雖沒死,但因肝臟破裂而落下終身殘疾。

哥哥姐姐們都回家了,在此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和奶奶一家人,算是在方壺齋這個家中真正團聚在了一起。

全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飛飛和我的孤單,家中出現了少有的熱鬧。奶奶、樸方和飛飛住一屋,我們三個姐妹住一屋,中間隔著一個走廊,門對著門。我一個表姐也在北京上學,她來時,一個大床要睡四個人。我嫌擠,就把兩個大木箱拼起來,搬個鋪蓋,睡到上面,倒也覺優哉遊哉。這時抄家的人基本不來了,我們這個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時之間竟被造反派遺忘了似的。日子過得雖難,卻不寂寞。其實,要說生活並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內心。不過,我們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時候,也總是要想著法子在生活中儘量尋找樂趣。在方壺齋的小天地裡,我們自尋其樂,沒有別的玩兒,我們就把一個小紙盒放在**,遠遠地拿跳棋子兒往裡投,比賽誰投得準,玩得還挺認真挺高興的。從父親那裡,要說我們學到什麼的話,就是永遠保持樂觀主義精神。

生活就這樣過著,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爐子不小心,發生了兩次煤氣中毒“事件”。一次是奶奶和飛飛,那次不算重,兩人頭疼了幾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時,聽見奶奶的叫聲。因有前車之鑑,我一下子從**起來,想也沒想,把門用力推開,接著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來了。這次煤氣中毒中得不輕,要不是奶奶年紀大了睡覺輕又有感覺,我們兩人早就一命嗚呼了。

這是險事。還有趣事。一次大姐鄧林從學校回家,剛要進家門,正好碰見我出來。我神色嚴肅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牆邊,在她耳邊悄聲說:“chao-jia-la!”她一聽,以為是“抄家啦”,當時就驚得“魂飛魄散”。其實我說的是“吵架啦”。原來,奶奶想給我們做點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鄧楠卻想盡量節儉,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結果爭執了起來。奶奶雖沒化,更沒讀過什麼外國名著,但她記性特好,可能是從以前看過的電影中記得的,一氣之下,竟張口罵鄧楠是“葛朗臺”——也就是法國學巨匠巴爾扎克筆下的“慳吝人”。當時,吵架的兩人都哭鼻子,都挺傷心的。事後,我們則為奶奶的“博學”大大地樂呵了一陣子。現在回想起來,那也真是個風聲鶴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讓人著實地心驚膽戰一番。

哥哥樸方自父親被批判以來,一直被關在學校,這次是他最長一段時間住在家裡。在家無事,他便拿著鋸子刨子做點木工活兒,就是用鄧楠買回來的那一些破木板,給飛飛做了個小書架,還給奶奶做了個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時間是幫助弟弟補習功課。“革”開始時,飛飛才上初二,運動一來,學也上不成了,閒著沒事兒時,飛飛就自己看書學點功課。這陣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給他上課,每天給他指導。哥哥愛教,飛飛也愛學。在數理化方面,飛飛的長進可真不小。飛飛日後能夠上大學,讀碩士、博士,這些補習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基礎作用。哥哥比我和飛飛大六七歲,以前我們小,他在學校又忙,雖然對哥哥相當尊重,但很少跟他說什麼或者聊什麼。這次在方壺齋大家朝夕相處,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問個清楚。記得有一次我問哥哥:“為什麼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著遠處,說:“為了給**讓路。”哥哥對政治一向比較**,“革”剛開始大家都還“革命”熱情高漲時,他就預感到有可能發生問題,因此運動中一直保持低調。不過,就是這樣,也沒有使他逃脫造反派的關押和批鬥。而這時,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脫離造反派的監視了,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的精神頓感放鬆,有一天吃飯時一高興,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後,神也爽了,臉也紅了,話也多了。他興致勃勃地高談闊論,還流暢地大背了一番《岳陽樓記》。我們看著他喝,看著他說,看著他背,看著他醉,心中只覺愴然。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們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這一段時間,我們這一家人,算是暫時得以遠避狂濤,於逍遙之中自尋其樂。沒有想到,真正讓我們心驚膽戰的時刻,很快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