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打倒劉、鄧、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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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打倒劉、鄧、陶1
運動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在發起運動，推動運動發展，支援“左”派造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礙運動發展的“反動”勢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權等諸多方面，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預計的成績和結果。如果這些，就是發動這場“革命”運動的目的的話，他應該感到滿意了。他的目標，不就是要保證中國不變成修正主義，要保持永遠革命的精神，要用革命的手段來確保革命路線的進行，並用革命的手段進行組織、人事乃至政權上的更替和換代嗎？
但是，正像**自己常說的那樣，事物往往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運動發動了起來，而且不斷地加速，行進得越來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過載列車，其來勢之猛，慣性之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擋。就連**，這個運動的發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節奏和走向。更何況，這是一場由錯誤的思想、錯誤的估計所引發的錯誤的運動。由其錯誤的性質所註定，它將只能在一條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艱難行進。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對於劉、鄧的批判，**曾想不同於彭、羅、陸、楊。但**和中央革一班人馬對此卻不滿足。他們認為，必須進行聲勢浩大的批鬥，以群眾運動的巨大聲勢，造成徹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勢，以敦促**快下決心。他們加緊部署正式批鬥劉、鄧的步驟。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向中央革報送一份關於批鬥**的請示。中央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用筆將“少奇”二字勾掉，在後面加上“鄧、陶夫婦”。
7月18日，**、康生、陳伯達等策劃組織召開了“批鬥**”大會，對劉進行批鬥、抄家並從此剝奪了**的人身自由。
**被抄家後，我們家的老公務員吳洪俊偷偷把母親叫到屋後走道說，今天抄了劉家了，拉了一車東西走，聽說明天要抄你們了，趕快收收東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親兩人叫到旁邊的懷仁堂，說有事情要問。父母親被帶走後，造反派來到家中，開始抄家。
他們首先到父親的辦公室、會客室，然後到父母親住的房間，翻來翻去，卻什麼也沒有搜查出來。父親辦公的習慣是，開會不做記錄，平時不寫筆記，發言講話不寫講稿，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字，但凡落筆都在件上。處理件都是當日事當日畢，看完批完就讓祕書拿走，辦公室內不留件。他的辦公室內確實乾淨簡單，除了書籍以外，幾乎什麼也沒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點“稻草”都沒撈著，便氣鼓鼓地說：“一點筆記都沒有，這個總書記，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造反派們不甘心無功而返，就轉到我們孩子們住的房間，一間一間仔細搜過，結果也是一無所獲。那天飛飛在家，造反派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看《西遊記》，其實在他的口袋裡裝著父親平時打橋牌用的撲克牌。幸好造反派沒有搜身，不然就會找到這唯一的罪證：鄧小平的撲克牌——記得我們在看大字報時，造反派給父親列的一大“罪名”就是“愛打橋牌、愛玩”。抄了半天的家，什麼也沒搜出來，造反派就責令我們交出家裡的存款存摺。他們原以為我們家多麼富有，萬萬沒有想到，因為我們家人口多、負擔重，所以非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反倒還欠著公家二百元錢。他們本想借抄家大肆宣傳鄧小平的腐化生活，結果卻大失所望而去。
現在的人可能不理解，當時那種抄家能給人帶來多麼大的心理恐慌。一個人本來沒事，或因一次抄家，給造反派找到“罪證”，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對於已經在“革”中司空見慣的抄家行動，我們雖未參加過，也未親眼看見過，但卻早就耳熟能詳。在劉家被抄以後，我們也不得不做好準備，把家裡徹底檢查一遍。在那個非常時刻，人們內心的恐慌是無邊無際的，有事的、沒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備不測。
我們家本來十分簡樸，沒有什麼奢侈用品，只有母親去蘇聯時蘇聯人送的幾瓶香水。記得兩個姐姐和我，在廁所裡，把那幾瓶從未拆封的香水開啟，一股腦地倒進洗臉盆中，邊倒邊開開龍頭用水衝。也不知道起了什麼化學反應，香水和水一摻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陣陣白泡。現在想來實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們倒掉了香水，卻沒有丟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並做起章，有香水沒用還好，有香水還全用光了，那豈不真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啦？幸虧抄家時造反派忽略了那幾個無辜的香水瓶子。這是事後想起來的一樁可笑而又可嘆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們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當做罪證的照片都給燒了，其中有我們家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等家的合影，還有媽媽年輕時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的生活照片。這些照片，都被我們付之一炬，再也無法找回了。
這次抄家後，父親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眾”以開支部會的名義，批鬥了父親，限他三天內交出“請罪書”，宣佈從即日起限制鄧夫婦的行動自由。面對誹謗和批鬥，父親忍無可忍，提筆給汪東興寫信：“今日上午支部會議的情況料已知道。另，外語學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寫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對此類事情應如何處理，理應請示主席和中央。電話不便打，我寫一封信求見主席，請代為轉呈。”在給**的信中，父親寫道：“5月見主席時，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並囑如要見主席可直接寫信。我再次寫信求見主席，實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們幾個單位的支部開會，當面對我的錯誤和罪行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在會上勒令我在三天內交出我的請罪書，徹底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時對我的生活行動方面也做了一些處理。我目前確實心中惶惶無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懇切地希望能夠面向主席請教。我自覺這個請求是不一定恰當的，但我別無辦法，只能向主席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別的同志找我一談。”
**沒有再見鄧小平。打倒鄧小平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8月1日，父親的祕書王瑞林和警衛員張寶忠被調走了。中辦派來了一個新“祕書”，而這個新“祕書”上任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親叫到他的辦公室。屋裡的牆上貼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標語，新“祕書”聲色俱厲地讓母親揭發父親。母親從容地說：“小平同志從來不把工作上和組織上的事對家裡人講，我什麼也不知道。至於件，每天看完後，該處理的當天都處理了，其他的都送中辦機要處了，要什麼，你們自己去翻吧！”眼看著撈不到什麼東西，對母親的“審訊”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該是批鬥會了。
8月5日，為慶祝**《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一週年，謝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劉火線”進行煽動，建議造反派在**廣場召開百萬人的聲討批判大會。同一時間，在黨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別在住地組織對**、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進行批鬥，我們全家已有準備。媽媽叫我們在家的孩子們，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無論如何不要出來。
中南海的造反派衝進家後，從屋裡把父母親押出來，由造反派團團圍在院子中間。一些造反派上前將父母的頭強行按下，讓他們彎腰、低頭認罪。一陣震耳欲聾的“打倒”口號聲後，造反派們氣勢洶洶連喊帶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後便七嘴八舌亂糟糟地進行質問。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從上海調來的中辦祕書局的女造反派喊叫的聲音特別尖銳特別刺耳。母親的眼鏡讓造反派給拿掉了，她低著頭想看一下父親都看不清。父親耳聾，又彎著腰，根本聽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無從回答。他剛剛辯解了幾句，話還未說完，便被粗暴地打斷。造反派說他態度不好負隅頑抗，接著便又是一陣亂批亂吼。造反派還在院內架上喇叭，把同時在**廣場進行的批判大會實況放給他們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