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3
商業精英:強寵千金不低頭 百億豪門千金 風流逍遙神 玉仙 凰弒天下 殺手醜妃太傾城 亡者系統 起於武俠世界 鐵血戰兵 原創耽美短篇合集
第八章 3
七、課外讀物
在偏僻的小村鎮裡，我們除了在學館裡讀一些古書外，課外讀物是非常少的。有時從別人家裡找來《三省莊招親》、《珍珠塔》之類的唱本看看，也看過《三俠劍》之類的俠義小說。但這些東西對我都沒什麼影響。對我有些教益的，倒是《三國演義》、《聊齋》和《今古奇觀》。
我父親幼年讀書不多，但他能看懂不少的書。他特別愛讀《紅樓夢》，我聽他和人家談過《紅樓夢》、《紅樓復夢》、《江南十二釵》、《石頭記》等名目，但是他看這些書全是借的，而且也不讓我看，他看完就送還人家了。有一次他在大李集買了一部《三國演義》（上下共八冊），他不但自己看，而且也讓我看。
另外，在一個貨架的一端還放有一本《聊齋志異》和一本線裝的《今古奇觀》，當我能粗略地看懂這些書的時候，它們便成了我反覆閱讀的課外讀物。
我對門有個小酒鋪，店主人叫王敦義，排行老三，人們都喊他王三。這個人愛看閒書，認識不認識的字，都順大流猜著讀，所以常讀出不少白字，如“馬前潑水”，他讀“發水”，“看出了破綻”他讀“破定”，“炊煙”他讀“砍煙”，如此等等。別人給他糾正了，他還不大虛心，別人就把他念的白字當做他的外號，有人喊他“王發水”，有人叫他“王破定”，他也不計較，常說：“中國字不識念半邊。”別看有許多字不認識，但並不影響他看書。他也看《三國演義》，並且經常對著我講，比如什麼“孟德獻刀”啦，“周瑜打黃蓋”啦，“逼走華容道”啦。每當他講的與書本上不符的時候，我常常能當場為他更正，這很使他驚異，他問我：“你也能看懂《三國》嗎？”我說：“能。”他感嘆之餘，便和我交成了閒談《三國》的忘年之友。那時夏天，我們多搬個小床到街心乘涼，此時他便湊過來和我談《三國》。我們倆似乎是相互補充的，他的生活經驗比我豐富，我認識的字似乎比他多一點。
因為讀了些古，看《聊齋》和《今古奇觀》已不感到很艱深了，對這兩部書，我當時更願看《今古奇觀》，因為那上面的故事性強，字也更淺近些。其中有幾篇我不但反覆讀過，而且篇中的詩我還抄下來背，如《王姣鸞百年長恨》中的“長恨歌”，以及王姣鸞和周廷章來往書信中的詩，我都會背誦的，再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的判詞，我也全能熟記的。今天看來，十四歲的孩子讀這類書也許並不恰當，但那時只有這些書看，而我看書又是娛樂和求知同時進行的。
幼年時讀了這些書，與我後來接近學並從事創作，可能有些因緣，因為書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生動曲折的情節，不只給了我美的享寰，而且也誘發了我的想像力，很可能，創作的**在那時已經萌動了。
那時，我還閱讀了很少的白話學作品。有一次王子敬老師從一張舊報紙上發現一篇白話散，他很欣賞，便叫我們抄下來讀。那題目是《秋夜》，作者我忘記了，章開頭兩句是：“夜，軟綿綿地籠罩著整個大地，全球像披上了睡衣一般，沉沉地睡去。”中間引了兩句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最後用“月光如水，洗清我心內的辛酸”。常讀古，一旦接觸這樣的白話，覺得十分清新，很快我就把它背會了。到現在已三十多年了，我大術1還能記起這篇散的頭尾。
八、告別童年
除了在學館學習以外，我像其他的農家孩子一樣，要參加一些農事勞動。在官山，我們的家是和我姑母住在一起的。姑母家有一頭毛驢，春夏秋要以青草為飼料。所以在課餘之暇，我經常到山上去為驢子割些青草，還要幫助鍘草、淘草。有一年秋天發大水，成熟了的高粱被大風吹折，倒伏在齊膝深的水裡。為幫助姑母家搶收這些高粱，我和短工一起，從水中把高粱頭一捆捆地扛到乾地上。由於參加這些艱苦的勞動，.使我從小便知糧食來之不易，知道農民生活的艱苦。
大概是看到周圍的人都在受苦受難，同時也朦朧地知道民族的危亡，所以在我年幼的心靈裡滋長著愛國愛民的感情，總希望自己的國家不受外國人的侵略，希望人民能有個溫飽安寧的生活。但是，希望是不清晰的，不具體的，怎樣才能達到這些希望呢？自己連個奮鬥的目標都沒有。
官山，是一座不太高的山，有時我一個人默默地走上山頭，四下裡眺望著，心底總是泛起一絲絲悲哀。是哀個人的遭遇嗎？是哀人民的苦難嗎？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怕還不會想得這麼多吧？但心底確實是悲哀的，鬱郁不歡的。這興許是一種想要追求，而找不到目標的迷茫的悵惘吧！
是我成熟得太早了嗎？是我感情上另有什麼負擔嗎？我母親死後的第二年，我父親又續娶了。繼母待我並不壞，可是我在感情上與她總有些隔閡，我喊她“娘”，但聲音不自然，甚至吐字都不甚清。她也是個窮家女子，對我怯生生的，生怕對我照顧不周而引起非議。有一次我放學回家晚了，繼母對我說：“鍋裡有面條，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麵條，可是所剩已經不多了，我沒吃飽，便把碗用力一扔，倒在**哭起來了。父親知道了這件事，把繼母罵了，繼母挺難過的，又專門為我做了麵條。可是我怎麼也不起來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麵條還放在鍋裡，誰也不願意動它。全家人都為這件事不愉快。這件事怨誰呢？以後我每思及此事，心頭就蕩起微波。一九五七年六月，我發表在《藝學習》上的一篇小說《我的兩個孩子》，表現的就是這種心情。
總之，我雖然有著好的學習成績，但我過得並不愉快。我像一隻已具羽翼的鳥，想要飛出窩去。我亟欲離開官山，想找一個新天地，想有點作為。
但是，目標是不明確的，因為我的視野太小了。來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住大李集的時候，有一個鄰人叫李敦敖，他在徐州一家南貨棧當職員。從徐州回大李集時，他騎的腳踏車壞了，晚上就宿在官山我們的家中。我父親招待他吃飯，其間就談到我的出路問題。他聽說我能寫能算，慨然答應在徐州給我找一個學徒的位置。父親對此很高興，而我卻是無所謂的，因為我並不滿足於當個商人。事情就這麼定了，兩個月後，李敦敖從徐州來信，說已經把我安排在一家百貨店當學徒了。
我的心情還是有那麼一些悲哀。
一九四三年的徐州是日本人佔領的。到徐州去，要辦一張通行證和一份“良民證”，需要兩張照片。一天早晨，我跑到了大李集，找到了照相館，照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多麼可悲呀，為了向日本人證明自己是良民）、照相時，我心情也是悵惘的，照出的那照片也顯得鬱郁不歡。
要離開家鄉了，照完相，我到母親的墳前磕了個頭，默默地哭了一會兒。我坐在墳前的土塊上，想象著母親的容顏：不足一米六的身高，梳著髻，面部和我長得一模一樣，上身穿一件藍粗布褂子，下身穿一條青布褲子，腳是微纏了的，穿一雙圓臉布鞋。一個能吃苦，能勞動的婦女，三十四歲便死了，死後沒有墓碑，連她的兒子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離開家鄉前，我專門去看王子敬老師。他很動了些感情，擦了好幾次淚。我說了些感謝他的話，而這謝意是發自心底的。王老師，謝謝您啦，謝謝您的耳提面命，謝謝您燈下為我批改作，謝謝您案前為我講課，謝謝您的鼓勵與希望，謝謝您的怒斥，謝謝您的戒尺。可以設想，沒有王老師的嚴教，也不會有我的今天。
臨離開家的那天早晨，天不亮時父親就起來了。
他親自為我收拾了一個小包裹，裡面裝有替換的單衣，有繼母為我做的一雙鞋，父親又在我的單衣口袋裡裝上兩張鈔票。我走出家門時，繼母站在門外，她望著我，想囑咐兩句話，但又不知說什麼好，只是眼中含著淚。我說了聲：“娘，我走了。”喉頭也哽塞起來。父親把我送到了鎮子外邊，囑咐我路上要小心，到了徐州就給家裡寫信。我“嗯嗯”地答應著，卻說不出話，我怕聲音裡帶出哭聲來。我提著包裹奔上公路了，當我走得老遠再回頭時，見父親還站在那裡向我張望著。爸爸，你望什麼呢？人們都說“望子成龍”，你心裡也想到兒子進入人生的大海之後，會成為一條龍嗎？
別了，官山，別了，老師和同學們，別了，我苦難的鄉親們！一個鄉下少年，離開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從此，結束了我的童年。
跋
最難忘的，是兒時的歡樂、痛苦和悵惘。幼小的心靈是無瑕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和兒童學
我九歲喪母，翌年，父親續絃。繼母二十四歲，是個窮家女子，待我並不壞，怕鄰居們說閒話，對我總是怯生生的。十二歲那年，一次放學回家晚了些，家人都吃完飯了，繼母對我說：“鍋裡有面條，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麵條，可是所剩已不多了，我沒吃飽，便把碗弄得很響，並嚷著沒吃飽。繼母說了我兩句，我便倒在**哭了起來。
父親知道了這件事，把繼母罵了，繼母挺難過的，又專門為我下了麵條。可是我怎麼也不起來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麵條還留在鍋裡，誰也不願意動它。全家人為這件事都不愉快。這件事怨誰呢？以後我每思及此事，心頭便蕩起微波。為了表達這種心情，我把情節變了一下，寫了短篇小說《我的兩個孩子》。一九五七年六月，這篇小說在《藝學習》上發表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說，卻加上了編者近六百字的按語，其中寫道：
喜歡讀學作品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感覺：有些作品讀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麼，此後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無事。而有些作品則是在閱讀當中就使你不能平靜，讀完後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這兩類作品給人的印象是這樣不同，探索它們失敗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極細緻的工作。不過簡單地說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動人”，作者所寫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是否能觸動讀者的感情。讀過李思的小說《我的兩個孩子》，誰能不認真地思索生活呢？當讀到父親義正辭嚴地教誨北岱，母親想再買一條褲頭來安慰北岱那些情節時，誰又能輕輕地放過呢？那豈是嫉妒問題？豈是僅僅少買一條褲頭的問題？這究竟是誰的錯？錯在哪裡？為什麼會這樣？於是你就得想，想到無母之兒的隱痛，想到做父母的責任，想到自己。總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這裡形象就產生了感人的力量，讀者的感情被作品裡的人物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激動了……作者李思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親、母親的內心世界是為讀者打開了，細心的讀者能夠看到他們靈魂深處極其隱祕的東西。
《藝學習》是青年習作的園地，編者這段按語是老師對學生作的批語，但對我的鼓勵和指導作用卻極大，它引導了我對學的追求。很多年過去了，才有位編輯告訴我，這按語是張天翼同志寫的，可惜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向這位學先輩當面致謝。
從這裡可以看出，我投入兒童學，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開始便從“真情”出發，並且在追求善和美，儘管我做得非常有限。
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隊速成中學已當了六年語教員了。班上的學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營、連、排三級幹部，他們中少數人参加過抗日戰爭，大多數人参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又大多有個辛酸的童年。當時作，推廣高玉寶的“我寫我”寫作法，因而我在批改作時，每次都能讀到幾十個人的少年經歷。
學員中有人知道我會寫作，便鼓動我把他們的生活寫出來。這樣，我就以抗日戰爭為題材，寫了獨幕話劇《小鷹》，一九五七年發表並出單行本。
一九五八年，提倡“放衛星”，領導上給我一個月假，要我放一部電影劇本。我欣然領受任務，以《小鷹》為基礎，寫了電影學劇本《小路》。劇本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長影的《電影學》上發表了，引起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注意，便約我寫小說，我又以《小路》為基礎，擴充了三分之二的內容，寫成了一部中篇小說，根據責編李小同志的意見，定書名為《兩個小八路》，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至此，我的兒童學創作，向前邁了一步。創作的起因，還是從生活出發的，是生活本身感動了我，覺得這些少年英雄應該歌頌，應該流傳，並透過他們的英雄行為，展現我們抗日戰爭中的民族氣概。
《兩個小八路》出版了，編輯李小同志希望我再為少兒社寫個中篇。我簡要地向她講了個紅軍家庭的故事，她說可以寫。這就是後來的《閃閃的紅星》。一九五四年，我教的班上有兩個特殊的學員，一個是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兒子許光，一個是政治部主任鮑先志的兒子鮑生蘇。兩個人都是父親長征時丟在家鄉，解放後找到的。他們的生活，引發了我創作的動機。一九六二年，我不但教中學語，而且為“高教班”講兩門大學基礎課“中國古典詩歌”和“藝理論”。水漲船高，我的藝術修養要較前豐厚一些，因而寫東西便不是就事論事。後來我在《閃閃的紅星》創作談中，寫過這樣的話：
一九五三年，我聽到一個故事：江西根據地有一個紅軍的兒子，父親出發長征時，他只有三歲，當他長到六歲時，母親被白軍殺害了。母親被殺害前，曾交給他一頂紅軍的軍帽，帽子裡有他父親的名字。待到全國解放後，兒子憑著帽子和帽子裡的名字，找到解放軍總部，總部幫他找到了父親。
還有一個故事：抗曰戰爭期間，膠東地區有一個女青年，她十4：歲便入了黨。就在她入黨的第二天，為了開闢新區，和敵人作了英勇的鬥爭，後來她被捕了。敵人把她吊在樹上用火燒，
她高喊口號，壯烈犧牲。雖然她只有一天的黨齡，但她的生命卻閃著**的光輝。
還有，一九五四年，我在部隊化速成中學當教員，班上有兩個學員是入伍不久的戰士：一個是從四川家鄉來的，一個是從湖北老家來的；他們的父親都是老紅軍，是全國解放後，組織上幫助他們找到父親的。而他們留在家鄉時，年齡都很小，是鄉親們用鮮血和生命把他們保護撫養大的。
還有，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董必武同志對青年們的談話，其中提到**同志原有三個孩子，長征時丟在白區，曾在上海流浪過，後來經過組織上努力，三個孩子只找回兩個，其中一個丟失了。
還有，我和我的弟弟。我十四歲從家鄉出來當學徒，二十歲那年，父親死了，我又把十多歲的弟弟從家鄉帶出來，找個洗衣作坊，也去當學徒。不久，作坊關閉了，我弟弟走投無路，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後來多虧徐州解放了，他參加了革命，才有了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