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最後的致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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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最後的致意(10)
第148章 最後的致意(10)
“我可以確切地告訴你們,這對他完全是件謎案,對我們大家也一樣,徹底是個謎。他已經把一切所知情況告知了警方。他認為卡多甘·韋斯特就是罪犯。但是其他情況實在不可思議。”
“您還有新的情況可以提供嗎?”
“我也只是從報上看到或聽別人說起過一些,幾乎什麼都不知道。我無意失禮,但是你可以理解,福爾摩斯先生,眼下我們一切都亂了套,不得不請求您儘早結束訪問。”
“想不到事情橫生枝節,”我的朋友一邊說著一邊回到馬車,“我懷疑是非自然死亡,或者可憐的老頭是自殺!若是後者,那是否是因失職而自我譴責?這個問題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去卡多甘·韋斯特家。”
城郊一棟小而精巧的住宅裡,痛失兒子的母親正在家裡。老太太因悲傷過度而神智不清,幾乎什麼忙都幫不上。旁邊一位面色蒼白的少婦則自稱是死者的未婚妻,維奧蕾特·韋斯特伯莉小姐,也是當天案發晚上與死者最後見面的人。
“我不知該說些什麼,福爾摩斯先生,”她說,“出事以來我都沒合過眼。腦子白天想,夜裡想,想不清為什麼。他絕對是世上最單純、最俠義、最懂愛國的人。他絕不會出賣讓他保管的國家機密,剁掉自己的右手他也絕不會出賣。知道他的人都相信,那簡直是荒唐,不可能,不正常。”
“但事實是怎樣呢,韋斯特伯裡小姐?”
“這,這,我也承認,我沒法解釋。”
“他缺錢用嗎?”
“不,他的生活要求很簡單,薪水又高,有幾百英鎊積蓄,我們已準備新年結婚。”
“沒有精神不正常的跡象嗎?我說韋斯特伯莉小姐,請你絕對講實話。”
我的同伴犀利的眼神注意到了她神態的變化。她臉紅了,在猶豫不決。
“是的,”她最後說道,“我有感覺,他有些心事。”
“多長時間了?”
“也就是上個星期吧。他老沉思默想,心情急躁。有一回我追問他,他承認可能有些事會影響到他的前程。‘太嚴重,不能講,對你也不能講。’他說。我就再也問不出什麼了。”
福爾摩斯臉色沉重了。
“請說下去,韋斯特伯莉小姐。即使有對他不利的事,也要講,不要顧忌結果。”
“真的,我沒有什麼可講的了。有一兩次,他吞吞吐吐好像是要講什麼。一天晚上,我記得他說,外國間諜肯定會出鉅款去搞機密。”
我朋友的臉色更沉重起來。
“還說什麼?”
“他說我們對這種事很馬虎——叛國賊要把計劃書搞到手是很容易的。”
“這個話是最近說的?”
“是的,最近說的。”
“把那天晚上的經過同我們講講。”
“我們一起去劇院,霧很大,馬車都沒法趕。走著走著,來到了他的辦公大樓,他就突然鑽進濃霧不見了。”
“沒有說話?”
“他嘴裡驚叫了一聲。僅此而已。我等他,可是他再也沒有回來,我只好走回家。第二天早晨,上班時間剛到大家就都來問我。大約十二點鐘,我們聽到了可怕的訊息。哦,福爾摩斯先生,只有你能還他清白!不能叫他蒙不白之冤呀!他的情況就這些。”
“好啦,華生,”他說,“我們還要上別處。下一站,勘察一下辦公室,檔案是在辦公室裡丟的。”
“情況本來就對這個年輕人不利,現在就更不利了,”馬車隆隆行進時,他說道,“他要籌備婚事,也許是犯罪的原因。婚禮要用錢嘛。既然談起過計劃書這個事,那就有了這個心了。幾乎要向姑娘談出動手計劃,但那樣會把姑娘牽連進去做叛國同謀。那可就糟了。”
“但是還好,福爾摩斯,人的性格很起作用,是嗎?再有,他為什麼撂下姑娘在街上自己一走了之,繼而去犯了一樁重罪呢?”
“說得好!這肯定是不符合邏輯的,有矛盾。他們遇到的一定是一個棘手的情況。”
高階辦事員悉得尼·約翰遜先生在辦公室會見了我們。他接待的態度十分恭敬,這通常是我同伴的名片所起的作用。他很瘦,相貌粗魯,戴眼鏡,是個中年人,面容憔悴,兩隻手在不自覺地扭動,也許是遇上意外精神緊張之故。
“真糟糕,福爾摩斯先生,太糟糕!主管死了,你聽說了嗎?”
“我們剛從他家過來。”
“這地方一團糟了。主管死了,卡多甘·韋斯特也死了,我們的檔案被盜。星期一晚上關門時,我們這辦公室還同政府其他部門一樣高效嚴謹,萬無一失。哦,上帝,想想就怕人!這個韋斯特,那麼些人,偏偏他出問題,做出這種事來!”
“你吃準他有罪嗎?”
“不是他還有誰?我一向對他信任,就像信任自己一樣。”
“星斯一辦公室是幾點關的門?”
“五點。”
“是你鎖的門?”
“一直是我最後一個走。”
“計劃書放在哪裡?”
“就那個保險櫃,我親自放好的。”
“大樓無人看守?”
“有的,可是他還要看守其他部門。他是個老兵,絕對忠實可靠。那天晚上他沒見什麼情況。當然霧大也有關係。”
“如果卡多甘·韋斯特下班以後進入辦公樓,他需要三把鑰匙才能拿到檔案,是不是?”
“是的,得有三把鑰匙:大門鑰匙、辦公室鑰匙、保險櫃鑰匙。”
“只有詹姆斯·瓦爾特爵士和你鑰匙齊備?”
“大門和辦公室門鑰匙我都沒有——只有保險櫃鑰匙。”
“詹姆斯爵士平日工作一向有條理嗎?”
“那是,我想應當是的。我知道,三把鑰匙他是拴在同一個環上的。我常常看見。”
“鑰匙隨身帶去倫敦?”
“他說過是這樣。”
“你的鑰匙也從來不離身?”
“當然。”
“那麼,韋斯特是嫌疑犯的話,他一定有私配的鑰匙,可是在他身上沒發現。還有另外一點:如果這辦公室的辦事人員有意出賣計劃書,可以進行復制,這比把原件拿走不是簡單得多嗎?何必要拿走原件呢?”
“複製要有相當高的技術才行。”
“可我認為詹姆斯、你還有韋斯特,你們都具備這樣的技術呀。”
“的確。可請你別把我往這件事上扯,福爾摩斯先生。計劃書原件已經在韋斯特身上發現,我們這樣東猜西猜又有什麼意思呢?”
“嗯,如果他複製的話同樣能夠達到目的,可偏偏要冒著巨大危險竊取原件,也真是簡單事情複雜做。”
“怪確實是怪——可他這樣幹了。”
“本案調查步步深入,問題也越來越多。現在三份檔案仍舊失落未能找回。據悉,是極端關鍵的三份。”
“是的,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有了這三份,不要那七份,也能製造布魯斯—帕廷頓潛水艇?”
“這一點我已向海軍部作了報告。但是我今天又翻閱了一下圖紙,覺得恐怕未必可以。雙閥門自動調節孔的那張圖紙拿回來了,那就除非外國人自己發明了這項技術。當然他們或許也能很快克服這一困難。”
“可是,遺失的三張圖紙畢竟是很重要的!”
“那是。”
“我想,如蒙允許,我要看看這間屋子。還有些問題,原來想問,但一時想不起了。”
福爾摩斯檢查了保險櫃的鎖,辦公室的門,最後是鐵板百葉窗。只是當我們走到外面草地上時,他才發生了強烈的興趣。窗外有一叢月桂樹,有些樹枝像是給拗折過的樣子,他用放大鏡仔細檢查,又檢查到樹底下的地面有模糊的印跡。最後他要那位高階辦事員關上鐵百葉窗,然後指給我看,窗的中間關不攏,留有一道縫,在外面可以透過縫看到辦公室裡面。
“耽誤掉三天,那印跡破壞掉了。印跡可能有用,也可能無用。好了,華生,我不認為烏爾威奇對我們還有多少幫助,有一點小收穫而已。我們得看看倫敦是不是可以更好些。”
然而我們臨離開烏爾威奇車站時,又得到了一點情況。車站售票員很有把握地說他看見卡多甘·韋斯特——他很熟悉他的模樣——星斯一晚上,韋斯特乘八點十五分開往倫敦橋的車去了倫敦。只有韋斯特一個人,買了一張單程三等車票。售票員看他那緊張激動的樣子,很是吃驚。他顫抖得連零錢都拿不起來,還是售票員幫他撿的。查一查時刻表,八點十五分,是他七點半左右離開姑娘以後能搭上的最早一趟車。
“讓我們重新分析一下,華生,”福爾摩斯沉默了半個小時後說道,“我不記得在你我合力偵查的案子中,有過哪一件案子比這更難對付,真是一波三折。不過,我們還是有了一點可喜的進展。
“烏爾威奇的調查,總體上對年輕人卡多甘·韋斯特不利。但是透過窗子的種種跡象,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有利的假設。比如,不妨假定,他被某個外國特工盯上,有過接觸。不過也許有約在先,這使他沒有外洩。這件事情對他思想影響很大,因此難免在未婚妻面前有過表露,他講過的話就說明了這一點。好了,我們就假定,當他同年輕女士一塊兒去劇院,在大霧之中卻忽然瞥見這個特工走向辦公大樓,他是個急性人,決斷迅速,認為什麼事情都沒有職責重大,因此便跟蹤此人到了視窗,看見他取走檔案後,便去追賊。這樣,為什麼不復制檔案,而要竊走原件,就說得過去了。是外賊,所以才會偷原件。到此,都還說得通。”
“接下來呢?”
“接下去又有困難了。可以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輕人卡多甘·韋斯特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應當是抓賊,叫喊捉賊。他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會不會是一個上司在拿檔案呢?這就能解釋韋斯特的行為。是否就是這個上司,趁大霧把韋斯特甩掉,但韋斯特還是立刻追隨到了倫敦,到他住處去攔截呢?假定他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要趕快追上去,十分緊急,所以才撂下姑娘站在霧中,且來不及跟她交待。線索至此又斷掉了。因為這樣的假設,同韋斯特的屍體被擱到地鐵車頂上,身上帶有七份檔案的事實之間還存在著巨大鴻溝。我有直覺,現在要從另外一頭著手。如果邁克羅夫特給我們名單,也許能夠找出我們追蹤的人,從兩條線上齊頭並進,不能單線作業了。”
果然,一封信已經在貝克街等著我們了。政府信使的特件急送,福爾摩斯掃了一眼,扔過來給我。
無名小卒甚多,如此重任均不是這等人所能擔當。值得重視的人有:阿道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喬治大街13號;路易斯·拉羅塞,住諾丁希爾,坎普頓大廈;雨果·奧伯斯坦,住肯辛頓,考菲爾德花園13號。後一人據悉星期一在城裡,現接報告已離去。欣聞你已獲頭緒。內閣憂心如焚,亟盼聽到你的最後捷報。最高當局的查處急件業已下達。全國警力動員做你的後盾,隨時待命。
“恐怕,”福爾摩斯笑笑,說道,“女王的全部人馬開到,也無濟於事。”他推開倫敦市區全圖,俯身急急地查閱。“好啦,好啦,”一會兒他滿意地喊道,“事情有點轉機。噢,華生,我確信無疑,我們要順藤摸瓜把它全牽出來了。”他忽然興奮起來,手舞足蹈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現在就出去,且先作一次偵察。沒有你這位同志和紀實作家在身邊,我不會去做極冒險的事。你留家裡,一兩個小時我就能回來。如覺得時間難以打發,你就取出筆和大裁紙來,開始起個頭寫寫我們如何拯救國家吧。”
我受到他的影響,心中也興奮不已。我很清楚,他不會輕易擺脫慣常嚴肅的態度,一定是特別的喜事,才會令他如此之爽。這個長長的十一月的夜晚,我一直在等待,焦急地盼他回來。最後,九點剛過,專郵送來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頓格勞塞斯特路哥爾多尼飯店進餐。請立即來此會我,隨帶撬棒、遮光提燈、鑿子、手槍等物。
對於一個體面的公民而言,帶著這些東西穿行於大霧籠罩的昏暗街道,真是怪異且奇妙。我把東西小心地藏在大衣內,驅車直奔指定地點。那是一家豪華的義大利飯店,我的朋友正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圓桌旁。
“吃過沒有?和我一起喝點咖啡和柑橘酒吧。試一枝飯店老闆的雪茄。這種雪茄不像人說的那樣有毒。東西都帶來了?”
“都帶著,在大衣裡。”
“很好,我做了些什麼,大致給你講講,再說說我們要怎麼做。現在你必須明白,華生,年輕人的屍體是給放到車頂上去的。當時就我斷定這個事實,他肯定是從車頂上掉下來,而不是從車廂裡摔出去的,這已經很清楚了。”
“該不是從哪個橋上掉下去的吧?”
“我看不可能。你去看看車頂,頂上略顯拱形,周邊沒有圍欄。所以我們說可以確定青年卡多甘·韋斯特是有人放上去的。”
“怎麼會放在那兒呢?”
“這就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只有一種可能。你知道地鐵在西區某幾處是沒有隧道的。我好像記得,有一次我坐地鐵,碰巧看見外面的視窗就在我頭頂上。假定有一列火車停在這樣的視窗下面,那麼把一個人放到列車頂上會有困難嗎?”
“似乎不大可能吧。”
“我們只好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當別的一切可能性都已告吹,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的,不管它是多麼不可能。這裡,別的一切可能性已經告吹。那個剛剛離開倫敦的首要國際特務就住在緊靠地鐵的一個房子裡,當我發現這一點的時候,真是太高興了。連你也對我這突如其來的輕浮舉動感到驚訝嗎?”
“啊,是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住在考菲爾德花園13號的雨果·奧伯斯坦先生已經成為我的目標。我在格勞塞斯特路車站開始進行工作。站上有一位公務員幫了我不少忙。他陪我沿著鐵軌走了很遠,並且使我搞清楚了考菲爾德花園的後樓窗戶正是向著鐵路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那裡是主幹線之一的交叉點,地鐵列車經常要在那個地點停站幾分鐘。”
“了不起,福爾摩斯!真棒!”
“只能說到目前為止——到此為止了,華生。已經有眉目了,但是離目的地還很遠。查看了考菲爾德花園的後面,我又看了前面,查明那個傢伙已經溜掉了。這是一座相當大的住宅,裡面沒有陳設,據我判斷,他是住在上面一層的房間裡。只有一個隨從同奧伯斯坦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同夥。我們必須記住,奧伯斯坦是到歐洲大陸上交贓物去了,沒有想逃走,因為他沒有理由害怕逮捕,根本不會想到有人以業餘工作者的身分去搜查他的住宅。可是,這恰恰是我們要做的事。”
“難道我們不能要一張傳票,照手續來辦嗎?”
“根據現有證據,還不行。”
“那該怎麼辦?”
“不知他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證據,要去他屋裡查查。”
“這行嗎,福爾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哨。這件犯法的事由我來幹,現在不是考慮小節的時候。想一想邁克羅夫特,想一想海軍部,想一想內閣,再想一想那些在等待訊息的尊貴人士吧。我們不能不去。”
“作為回答,福爾摩斯,我們是得去。”
他跳起來握住我的手。
“我早知道你是不會退縮的,”他說。在這一瞬間,我看見他眼裡閃耀著近乎溫柔的目光。過了一會兒,他又恢復了常態,又變得老練且嚴肅。
“將近半英里路,但是不用著急。讓我們走著去,”他說,“可別讓工具掉出來。萬一把你當作嫌疑犯抓起來,那就麻煩了。”
考菲爾德花園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門廊,坐落在倫敦西區,是維多利亞中期的出色建築。隔壁一家,看來像是兒童在聯歡,夜色中傳來孩子們快樂的呼喊聲和叮咚的鋼琴聲。四周的一片濃霧以它那友好的陰影把我們遮蔽起來。福爾摩斯點燃了提燈,讓燈光照在那扇厚實的大門上。
“這個地方可是不好對付,”他說,“這門不但鎖上了,還上著閂。我們到地下室採光井看看,會有辦法。那邊的拱道是好地方,萬一來個忠於職守的警察,也好躲一躲。我手拉住了,華生,我也拉住你。”
我們很快一起摸到地下室採光井。剛避入暗影,警察的腳步聲就在我們上面的霧中走過。聽著有節奏的步伐緩緩地遠去,福爾摩斯動手開啟地下室的門。只見他彎腰一使勁,喀嚓一聲響,門被撬開。我們進入黑魆魆的過道,隨手把地下室門關上。福爾摩斯領路在頭裡走,上了沒有地毯的拐道階梯。提燈射出一小片扇形黃光,照著一扇矮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