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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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2）
犯人還是那麼一張稚氣未脫的臉，比上次胖了點兒，氣色也不錯。進門時幾乎沒有發出一點聲響，進來後就安靜地靠在門邊的牆上。馬樹峰說了句：“你坐吧。”
小夥子兩腿一屈，身子溜著牆，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詫異地愣住了，指著桌前的一把椅子，說：“坐這兒來。”
犯人遲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來。
“平常幹部找你談話，你也是往地上坐麼？”
“不，是叫蹲著。”
年輕人穿了身過於肥大的黑棉襖，腰間還很好笑地扎著根粗草繩，顯得土氣而臃腫。馬樹峰打量著他，口氣隨便地問道：“這棉襖是特號的吧？”
“嗯。”犯人仍舊垂著頭，喉嚨裡咕喀了一聲。
馬樹峰先揀最近的事問：“前兩天，為什麼跟幹部頂撞啊？”
“因為砌爐子，”犯人還是簡短地說。
“你等於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是問為什麼同幹部頂撞？”
“因為我沒砌。”回答照舊是簡短的。
“為什麼不砌？讓你勞動是害你麼？”
犯人不說話。
“我問你，這是什麼地方？”
“勞改農場。”犯人咕嘀了一句。
“勞改農場是幹什麼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徑是什麼？”
犯人又不說話了。
搞審訊，馬樹峰當然是駕輕就熟的。像剛才這種邏輯式提問，就是旨在讓犯人自己駁倒自己的一種方法。顯然，犯人已經察覺了他的用意，眨著眼睛不答腔了。
他笑笑，把結論擺了出來。
“是勞動嘛。勞動是改造罪犯剝削階級思想的唯一途徑，只有透過勞動，罪犯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新人。當然，還要進行思想教育。所以，幹部叫你加班砌爐子，對你進行教育的那些話，原則是對的，你加以頂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說對不對？”
他本來以為在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會無言以對，沒想到他竟開口反駁起來。
“照您的說法，只要參加勞動就能改惡從善了？那為什麼有些犯人，比如磚廠的田保善那種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幹了二三十年的活兒，到現在還是個壞蛋？
照李教導員的說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勞動，那些農村來的犯人本來就是勞動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兒，為什麼還要好逸惡勞去偷去搶呢？”
馬樹峰張了張嘴，竟一時語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認真的表情，反問道：“你是覺得勞動不勞動無所謂，所以才不砌爐子麼？”
“不，”小夥子低下頭去，“我覺得我用不著拿幹活兒來贖罪。”
馬樹峰的口氣變得嚴肅異常，一字一板地說：“你幹活不是為了贖罪，不論你還是其他犯人，幹活是為了使你們做一個勞動者。你們應當和社會上所有具備勞動能力的公民一樣自食其力，而不靠別人來養活，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義務為社會主義祖國創造財富，難道這也不對嗎？”
小夥子愣了半晌，頭一點，說：“您要這麼講，那讓我幹多少活我也願意。”
“你進來多長時間了？”
“快兩年了。”
“時間也不短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端正認罪態度啊。’犯人迴避開他的注視，低頭不語。
“我看你腦子挺靈的嘛，過去在公安局也幹了幾年，難道不知道銷燬證據、包庇壞人是犯罪行為？”
犯人不服氣地抬起眼，“現在您還認為悼念周總理的人是壞人嗎？”
馬樹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為廣場事件抓進來的？”
“是，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是什麼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實際上和廣場事件是一回事。”
馬樹峰臉上很快冷淡下來。沒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絕不貿然露出一點帶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問：“既然你不承認自己有罪，為什麼在地震期間還要挑動犯人鬧事？”
“地震期間？”年輕人驚訝地瞪圓了眼睛，“誰說的！那次是田保善他們要跑，怎麼是我挑動鬧事？”
“田保善是什麼人？”
“磚廠的雜務。”
“你詳細說。”
“那時候木是經常有小余震嗎，”小夥子圓圓的眼睛很認真地瞪著，說：“犯人中間不知怎麼傳開了一個謠言，說自新河這兒要發生陸沉式地震，過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還說五百里滇池就是這麼一眨眼出來的，反正是有根有據的。犯人們孤陋寡聞，再加上一輩子都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地震，全有點兒震怕了，所以說什麼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個。那天大多數人都到窯上去了，家裡就留我們一個班，旁邊又沒幹部，他說現在不跑就跑不成了，過這村沒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們一人綽了把大鐵鍬就往破牆那邊跑，我攔住他們，他們就說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們，我手裡也有鐵鍬，我也不跟他們講大道理，單講實在的。我說你們不要命啦，現在是抗震救災，非常時期，這時候搗亂有什麼好下場，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膩了，想出去新鮮新鮮，他本來就是個無期徒刑，抓回來也定不了死罪，你們幹嘛陪著，再說四周都是警衛部隊，你往哪兒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來的，你就是跑一個星期還不是照樣淹裡頭。我這麼一說，其他犯人就都猶豫了，田保善一個人還衝我亂喊，我也衝他喊，我嗓門比他大，我說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橫著比他長，豎著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後來幹部們衝進來了，叫我們都回棚子裡去．…”
馬樹峰打斷他，“這些情況你後來沒跟幹部談麼？”
‘於教導員找我談過一次，非說是我要挑動犯人越獄，說院子外面就聽見我嚷嚷得凶了，不讓我講話，還要關我反省號，其實反省號塌了，防震棚又不捨得讓我住單間。後來我自己把當時的經過寫了一份材料……”
“你當時就寫了材料？”馬樹峰心中一跳，“交給誰了？”
“就交給教導員了，後來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後是粉碎‘四人幫’，再後來我就調到機修廠來了，這事就摘了。再早我還寫過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監舍裡私設公堂，把一個犯人的胳膊捆殘了，這人現在也在機修廠，當時那份材料也交給教導員了。”小夥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著說：“我就知道他不會給我往上轉的，可我過去也是幹公安的，我們自己的監獄裡還有這種黑暗的現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個犯人吧，也應該把這些事反映給幹部呀。”
馬樹峰的胸口熱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對方的手，周志明是一個犯人，一個當了犯人的公安人員居然還保持著這樣的責任心！，不不，沒有第一手材料木要表態，也許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僅僅有一點是真的，對一個犯人來說，也是可貴的。
場長推門進來了，馬樹峰讓犯人出去。年輕犯人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閃閃的～眼。馬樹峰按捺不住激動，放大聲音說：“你放心吧，事情會查清的！”
是的，他的確不能平靜了，周志明難道是坐了冤獄嗎？不，如果是，他為什麼一直不申訴？
等犯人走出去，場長才笑著問：“是不是挺刺兒頭？”見馬樹峰站起來穿大衣，忙又說：“我已經告訴他們呆會兒把飯給D副〔1送到這兒來，這兒暖和。”
然而馬樹峰仍然繫上大衣的扣子，口氣堅決地說：“你趕快給場部獄政科打個電話，叫他們科長下了班先別走，叫那個常松銘也別走，我們馬上回去！”
拉開房門，春天的勁風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過身來，又說：“另外，以後咱們幹部和犯人談話，給他一個凳子，別讓他們再蹲著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幾9床的哨音從半空中猛地劈下來，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銳。周志明一骨碌爬起來，剛剛驚醒的意識被一陣急促的心跳敲擊著。入監快兩年了，他始終沒能習慣這種把人從睡夢中扯起來的短促而尖厲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滿屋子響起了緊張雜亂的穿衣疊被聲，他也飛快地將衣服胡亂穿上，又跪在鋪上整理好枕頭和被子，當手伸到枕頭下面的時候，他無意中觸到了那幾本邊線已被磨得發軟的書，心頭突然被一種難以名狀的眷念佔據了。
唉，他走了。這幾本書的另一位主人杜衛東昨天刑滿回南州去了。
從那次被捆傷以後，杜衛東住了五個多月的醫院，他的右臂骨頭扭傷，部分肌肉壞死萎縮，一條粗壯的胳膊細成了～根麻稈，直到出院後才逐漸生出新肉來。他們轉調到機修廠以後，恰巧又分在一個班裡，同住一個號子，同在二車間幹活。二車間主要是雜活修理，杜衛東分到木工組，他呢，因為過去在處裡學過開汽車，雖然連“本子’施沒有，但對汽車構造原理方面的知識多少有點兒基礎，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車修理組。
杜衛東自打出院以後便和他異常親近起來，拼命在他面前表示著殷勤和服從，以表達對他的感激。特別是剛出院那會兒，連吃飯都一改以往糧吞虎咽的習慣，故意細嚼慢嚥，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裝做吃不了的窩頭掰下半個來送給他。對杜衛東這類認真而又笨拙的心計，他是洞悉的，卻也沒有點破，免得讓他尷尬。直到後來社衛東竟要天天給他打洗臉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著對他說：“你別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衛東做出一臉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麼玩意兒呀，你別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還在磚廠的話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木去接他的話，因為他總覺得在自己和杜衛東之間很難建立更多的共同語言。他是一個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幫”被粉碎後不久就平反出了獄，被他原來的單位——市第二醫院派人頗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乎甲乍一走，他覺得很孤單，便也時常跟杜衛東找些話來閒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貼腑地親近起來，還是他們在伙房幫廚時的那次交談以後。
那是去年冬天一個陽光充足的上午，他們倆被派去給伙房的菜窖晾菜。兩個人一通**，不到兩個小時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來，攤晾在一片空地上。社衛東抹了把汗，說了句：“歇會兒。”便歪在一個破草墊子上了。
他也找了個空某筐，反扣著坐在上面。這天沒有一絲風，頭頂上的太陽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懶洋洋地躺在草墊子上的杜衛東，隨口問道：“你的胳膊還疼嗎？剛剛好，幹活別太猛了。”
杜衛東若有所思地衝太陽半眯著眼睛，含糊地搖搖頭，過一會兒，突然撐起半個身子，望著他，臉色有點發紅，吃吃地說道：“我一直想跟你說呢。你知道嗎，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殺。”
“哪天？”他沒料到杜衛東會扯出這麼一個古怪的話題。
“就是我進醫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當時疼得那麼厲害嗎？”
“不是，”杜衛東一擺腦袋，“跟疼沒關係。”
“那為什麼？”
“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說不成句。
“為了我？”
“你給我穿衣服，提褲子，還給我操屁股，餵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現在還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衛東有點兒急，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說我自己，我沒臉，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個人！”
他茫然望著社衛東那張態度真誠的臉，說：“你胡思亂想些什麼呀？”
杜衛東坐起來，臉更加紅，“跟你說心裡話吧。在醫院裡頭，我老想你，做夢夢見你，你別笑，真的，我這一輩子，爹死娘嫁人，沒一個親人，那時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聲親哥哥，我真是這麼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還小兩歲呢。叫我哥哥，就為了給你穿衣服餵飯嗎？”
“不是，不光是這件事。你一來我就看出你跟我們這幫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麼股子勁兒，我也說不清楚，反正能感覺出來。”
他有點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語氣來沖淡這種一本正經的氣氛，說道：“那你當初還在窯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況且這也是規矩呀，新犯人一來，就得給他疊被子，打勝水、擠牙膏、洗衣服，連他媽撓癢癢都得伺候著，這些規矩他倒沒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實也怵你，不然也不會這麼的整。像我，剛來那陣地這些下賤活兒都幹過，我說我服你們還不成嗎。我他媽這輩子就沒碰上什麼好人，我們原來那幫哥們兒也木靈，有錢聚在一塊兒，沒錢，一鬨而散，什麼哥們義氣呀，連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裡頭就算是老實的了，你在十一廣場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東西，不像他們，壞都壞出花兒來了。”
“我抓了你，你還恨我嗎？”
“原來有點兒，現在不恨了。說實在的，我原來根本就沒打算改，磚廠那地方不像機修廠，你想改也沒法改。我本來想這輩子還不就這樣，等出去了，見著我們那幫哥們兒，好歹也遊過自新河了，這資格在他們中間白震，他們頂大也就見識過分局的拘留所。後來你來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裡是佩服你，我以前還從來沒有真心佩服過別人，我心裡頭很想也能做你這麼樣一個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糞，我就是臭大糞，我這還是頭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東西、瞎混，欺軟怕硬，什麼也不會，真活著沒勁，還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衛東這番發自肺腑的傾吐面前沉默了，他開始明白周圍的這些犯人是不應簡單地一律冷眼相對的。他們許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衛東不是已經感覺到自己過去生活的無味，在開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嗎？他不應該厭惡他、疏遠他，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賦予了一種責任，那就是要在這些犯人當中起一點兒作用，幫助他們，影響他們，讓他們變好！
從那天以後，他們就親近起來了。他願意傾聽杜衛東的衷曲，也向他敞開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個儀態威嚴的老局長和他談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徑問題，他當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那麼冒冒失失地反駁了這位公安工作的專家，也許會給這老頭兒留下一個沒理亂攪的壞印象。那些天他翻來覆去地想了多遍，馬局長的道理是對的，強迫勞動的確是促使罪犯轉變的第一關，但他還想，除了這一關還需要什麼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還從來沒有學習過一點兒勞改學，他無法從理論上說出改造犯人除了勞動和上政治思想課之外還需要什麼，但是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體會卻使他從自己感觸最深的那個角度上抽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環境，他覺得把一個罪犯變過來，環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衛東難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嗎？不，是他周圍的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造成的，那幫包圍在他身邊的“哥們兒”把他薰壞了，使他養成了惡習。而要去掉這身惡習，就不是一言一語、一朝一夕的過程，還得靠環境，靠一個正氣旺盛的長期環境。在一個好的集體中生活幾年，才會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為一個好人。他覺得一個勞改單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員能否在犯人中建立這樣一個環境了。在磚廠，就是再勞動，各種政治教育課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變惡為善。
在和杜衛東的一次次閒談中，他又發現，沒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矇昧的一條重要原因，雜草只有在荒蕪的土地上才能氾濫成勢，像杜衛東這些人，腦子裡太空了。想到這點，周志明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知識領域也是那麼窄狹、空泛、膚淺和零碎，由於在監獄這兩年沒有讀過什麼書，思維彷彿都已經開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坐在杜衛東身邊，突然異想天開地對他說：“咱們以後沒事的時候，學學文化怎麼樣？”
“學文化？”彷彿文化這兩個字眼很生分似的，杜衛東茫然不解地反問了一句，“學什麼？”
“學什麼都成啊，語文、歷史、數學，腦子裡多裝點兒東西沒壞處。”
“咳，”杜衛東的反應是冷淡的，“咱們這麼大個子了，還跟小學生似的，學哪門子語文、算術哇。”
“你那麼大個子，你都懂了嗎？我考考你怎麼樣？”
“考什麼？你不能太難了。”
“不難，我出一般的題，常識性的，怎麼樣？”
“常識？行。”
他想了一下，問，“咱們中國最高的山峰叫什麼，這是地理常識。”他特別又補白了這麼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