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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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24)

4/10 小結與評論：防止美國病是中國大眾文化的追求

儘管毛澤東是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民教育的領袖，中國正式的工業化則是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在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中國的重工業和輕工業都有長足的發展，從事工業生產的產業的工人幹部達1億人，佔中國人口的10％以上。

在注重階級鬥爭的政治環境下，中國新文化的主要特點，也就是防止美國病在中國滋生和蔓延。

1958年到1976年，中國的城市杜絕嫖娼賣**、賭博打牌、小偷小摸、詐騙搶劫、吸毒販毒、拐賣人口、流氓鬥毆現象，也沒有艾滋病和同性戀，官僚腐敗問題不嚴重，人們也較少孤獨、陌生、無聊的感覺。

[ 書客網 ShuKe.Com ]在西方普遍存在的美國病，為什麼在中國工業化時期卻沒有出現呢？其中有三個祕密。一是廢除重錢的萬能作用。二是廢除法律的萬能作用。三是樹立雷鋒精神。

金錢今天在人類的生活中變得如此之重要，以致於我們從來不敢想象，要是沒有金錢，這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作為一個普通的城市市民，沒有東西是不需花錢的，用水、用電、用煤、用氣、穿衣、洗澡、吃飯、睡覺，甚至走路要錢，享受陽光和呼吸空氣也要花錢。因此，身無分文的人是不能在這個社會里生存的，缺金少錢的人總是拼命地改變自身的這種狀態，以圖從神經緊張和精神恐懼中擺脫出來，也許這便是金錢能治療懶漢的祕密吧！

1958年中國實行計劃體制以後，社會組織以配給制和票證製為主，人民幣只起輔助作用。在購糧時，人民幣與糧票的作用適當，購布時與布票作用相當，這個時期的人民幣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無所不能的金錢，人民幣只是作為票證的一種而存在，它的社會作用是非常狹窄的。因此，可以說，從1958年到1976年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廢除了金錢作用的社會形態。

當然，這一時期實行票證制度和配給制度，拿著錢買不到東西，根本的原因是物質貧乏，而不是中國共產黨有意追求的社會狀態。但是不能阻止社會學家對一種弱化金錢社會功能的社會形態的探討。

毛澤東晚年，糧票盛行，是否是糧食特別貧乏呢？當70年代末期，城市人口吃著從防空洞裡挖出來的發黃變質的戰備糧時，這個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據估計，毛澤東病逝時，中國至少儲有夠三年食用的戰備糧，這說明不是糧食短缺的問題，而是中央政府為了某種目的的一種有意安排。相反，在高度金錢化的美國，戶無隔日糧的情況卻普遍地存在，在90年代中國的一些地區，農村抵抗災荒的能力不是增強，而是在下降。所有這些說明，並非票證制度就是物質匱乏的必然產物。

在徐水辦共產主義時，毛澤東問：生產力空前發展以後，多得吃不完的糧食怎麼辦？張國忠答不上來，後來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依中國古人的辦法，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而現在的經濟學家的觀點則是，吃飽了以後要吃好！把糧食製成八寶粥和娃哈哈等高階食用品。徐水定共產主義每人每年吃2000斤糧食，今天的城市市民，很少有人有能力吃如此之多的原糧。這裡說明的問題是，對付豐富的物質產品，毛澤東時代和現代人的觀點不一樣，而不是說，實行票證制度和配給制度就必定是因為落後貧窮所致。

1958年的中國人認為，金錢是萬惡之源，它是導致美國工業化後出現社會病態的重要原因，這與弱化金錢的社會作用是相輔相成的。

1967年**進入**期，文攻的同時還有武衛，農民與工人也迅速加入**，王洪文組織的工人階級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奪權，出現了武鬥和流血事件。從1967年1月8日起，中國人的法律就基本消除了。

上海奪權後，全國踢開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法制系統，紅衛兵和造反派開臺衝擊黨政機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法制社會特徵的結束，因為它不是奪取法治權，而是砸亂公檢法。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法律的支撐，現代社會能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