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74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9)

第74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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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9)

鼓吹人的社會性是人類發展的第一要著,該人性的背景是人類。社會中個人的思維和創造以社會為中心。在矇昧時代,人們會因為自己認知能力的低下而過分克制自己,以滿足社會的和諧,從而制約人的思維和創造力,並出現仰仗聖人指路的心理。但一旦認知能力擺脫愚昧,對社會和個人掌握恰當的分寸,則個人的思維和創造力就會推動社會的進步,使社會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而不是把社會推向無法遏制和毀滅。因此先哲以為性本善。

其次,就社會而言,人的文化需求與純物質需求同等重要,或者前者更重要。

在中國歷史上,當大一統的中國建立起來以後,中國人面臨的不是拓疆而是安邦,這大抵會是人類融合後的一個影本。況且在錢權征服過程中,有些國家內部的矛盾已然百出,人與人的矛盾走向極端,使這種征服成黃粱美夢。

人的生存還是為了幸福,而不是錢權征服和肉體的享樂。一個人如果一心為了錢而生存,他就會成為忙忙碌碌的機器上的一部分,喪失做人的樂趣、尊嚴、信心和責任。色和食兩種肉慾,不是最大的幸福,只是瞬間的快感。

如何才是幸福?正常倫理、心理和生理的滿足就是幸福。當一個農民洗掉一身汗,搖著蒲扇撫著孫子進入夢鄉時,他感覺到的幸福遠比城鎮裡那些輾轉難眠的孤寂者要多得多。而使得人們幸福的倫理、心理和生理滿足的修養和活動,主要來自文化活動。

從這個對比意義上看,大眾文化對資本主義採取的是批判的態度。在毛澤東時代,有一句話很流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贊成,這句話也適應中國大眾文化。

4/8 大眾文化有世俗化和理想化特徵

大眾文化的世俗化是指其運動過程的特點,理想化則是其運動結果的特點。

大眾文化的根是大眾文藝。

大眾文藝源於大眾文學。

從大眾文學到大眾文化,從作家記者到全民文化運動是中國思維在20世紀下半葉的特殊景觀,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毛澤東本人對文化的重視是十分相關的。

1936年,魯迅在病中答訪問者,由馮雪峰整理成《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文中魯迅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概念,全面地闡述了它的性質和內容。

他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隻侷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它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博,思想和熱情,等等。”

魯迅指出了當時環境下大眾文學的特點是民族革命戰爭,然而它沒有任何框框、限制和矯作,並且“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著,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上,再受著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漫的花來罷”。這是魯迅對大眾文學未來的期望和信心。從事大眾文學運動的有一批左翼作家聯盟的激進作家,他們的筆尖觸及了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充滿了對群眾的同情鼓勵和富豪階級的鄙視與鞭撻,在當時風靡一時,形成一般潮流。

魯迅逝世後,魯迅所倡導的大眾文學並沒有隨之而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相反它以穩健的步態在中國共產黨內逐步發展。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主要講了要改造全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大力倡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特別是研究現狀,研究歷史,研究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