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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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2)

土地法是幾經變化的，1930年以前毛澤東對地主和劣紳採取土地沒收政策。1932年以前則是貧農分良田，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1933的以後，則是以鄉為單位按人頭平均分田，地主、富農和貧農一律按人頭計算，目的是把地方劣紳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這種階級鬥爭觀與王明等人相比，比較溫和。王明等在莫斯科飽讀馬列原著的人認為，對剝削階級要予以消滅，不僅精神上如此，肉體上也如此，正如斯大林推行農莊集體化程序時，將蘇聯境內的數百萬莊園主予以殺頭和流放一樣。

在井岡山和瑞金時期，毛澤東實施的社會主義，基本上突出了中國古思維中重視人之溫情的一面，有一股迎面撲鼻的鄉士氣息，這種作風深受中國人的喜愛。

1936年以後，毛澤東較多地閱讀了馬列原著，並且對辯證法心領神會，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等哲學著作。毛澤東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推出了統一戰線策略，並且在餘生中多次用到它。但是因為有長征以前的教訓，毛澤東對學習蘇聯來的馬列主義，一直取謹慎的態度，倒是更多地在中國古籍中找道路，這一點有助於人們瞭解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開展評法批儒、評水滸等中國歷史古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種奇怪的現象。

馬克思在他浩如大海的論著中不可能提及中國古史，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卻從中國古思維中汲取營養。1958年毛澤東託當時的農業部副部長陳正人送給河北徐水縣辦人民公社去的三本參考書，有一本便是康有為的《大同書》！

一句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其外來因素作用比較少，正如毛澤東所言，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是內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個內因便是中國古思維。特別是民眾的大同理想，

土地改革和解放婦女勞動力後，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艱難的工業化。

瑞金蘇維埃政府轄有許多工廠和企事業單位，如被褥廠、兵工廠、紅軍醫院、紅軍大學、印刷廠等等，實行的是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既沒有工時限制，又沒有勞動工資，完全以戰爭的需要為標準，所有制形式上為國家所有。而農民和村鎮小店主，實施的則是個體私營經濟，當時的經濟形態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局面。

瑞金蘇維埃政府的行政組織，是人民民主革命政府，意思是凡願參加民主革命的人，不論階級和成份，均可加入政權統治者的行列。歡迎革命而且開明的，紳士、豪紳及地主均是如此。大地主之子胡少海参加共產黨後，其兄弟均參與地方政權。

1936年後，在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共割劇區域裡，經濟成份依舊保留在瑞金時代的水平，即多種經濟成份並存，但1937年在政權建設上開始有意識地實行計劃組成，叫三三制，即在領導層中，民主人士佔三分之一，共產黨人佔三分之一，其它黨派佔三分之一，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種政權形式利於組成最大的反抗日本侵略軍的統一戰線。

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後，在經濟上有了調整。戰時共產主義經濟的這一塊，雖然仍舊實行供給制，但工時和待遇有了標準，不久以後改為工資制。又過了一段時間，這一部分轉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其中的人口管理以商品糧為依據，糧、布、油定量計劃供應。沒收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則開辦新的工廠和企業、商社，實行工資工時制度，人口也依據商品糧方式管理。民族資本家依然保留，而且鼓勵他們生產，陳毅在上海就給他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個體手工業和工商業允許存在和發展。農民分了田地之後，恢復到舊社會的那種單幹狀態。這種經濟體系，依然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但國營經濟比重開始佔主體地位。

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制度，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大量在新中國的政府裡做官，以作為其階級和團體的代言人。與三三制不同的是，共產黨人在政府中佔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比例，表示了中共的主導地位，沒有其它的法律做行政依據，一切以協商而決斷，以政府檔案方式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