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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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節：第四章 中國大眾文化(10)

三民主義是一種社會哲學思想，它的核心內容是平等。三民主義的平等與共產主義的平等和帝國主義的平等有什麼區別呢？三民主義的平等傾向於社會平等，但也不排除個人平等因素。共產主義講階級，側重於社會總體平等，也就是巨集觀的平等。帝國主義則強調個人平等，甚至強調本我自我超我的平等。顯然，這三個平等的含義不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傾向於共產主義，因為它來自集體時代的傳統，中國的家庭觀對孫中山仍然是有影響的。

五權憲法是三民主義的政治體現，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相互制約，相互監督，共同推進。

資本主義是一個法治社會，帝國主義更是法治社會,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離是其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五權憲法顯然吸收了資本主義的精華部分。但是這還不夠，孫中山還吸取了中國封建政治結構中的精華部分，加以創新，將兩漢時代的察舉制完善為監察院，實施對不法官員和無能官員的彈劾制度。又將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完善為考試院，主選拔推薦人才和培養青年之職能。

如果沒有日本的入侵和共產主義的興起，可以說，五權憲法將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也比較可行。毛澤東承認孫中山為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偉大革命先驅之一，是有實際內容的，中共機構裡設紀律委員會，國務院下設監察部，大抵也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進行了吸收。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後，所進行的事業前無古人，轟轟烈烈。但到20世紀末蘇聯解體時，新中國終於因為經濟落後的原因而進行改革，重新推崇資本積累，發展商品經濟，健全建立法律。

為什麼國民黨在大陸佔有人財物絕對優勢的狀況下失敗？

主觀的原因有兩條。

一是國民黨內訌嚴重。在社會哲學思想上，孫中山晚年有溶共傾向，戴季陶竭力鼓吹帝國主義，給世人的印象，戴季陶根本不是孫文主義者。蔣介石大陸時期基本上是戴季陶主義者，與宋美齡結婚後更加親美，並信仰基督教，這使五權憲法中的中國傳統部分幾乎沒有實際意義，考試院和監察院在國民黨政府中沒有起到封建社會那種籠絡天下人心的作用。國民黨高階官員的思想偏差也很大，馮玉祥偏向共產主義，閻錫山和李宗仁是地方主義，汪精衛有投機作風，親日戀共都起了壞作用。加上蔣介石過份看重實力，往往只是打著孫中山的招牌，並不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之實，使國共兩黨之爭變成思想對武力，政治對軍事的戰爭。從統御水平上看，毛澤東求人心，蔣介石求實力，兩者不在同一層次之上。

二是日本人選擇30年代進攻中國。至少1936年的西安事變是國共兩黨勝敗的一個轉折點，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很難說有1949年的新中國。日本人趕走蔣介石國民黨軍的地方 ，共產黨人隨後就去佔領和發展，共產黨的這個機會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人給的。張學良、楊虎城導演西安事變，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蔣介石對他們實力的削弱因素只是西安事變的附帶因素，西安事變使得紅軍的環境大為改觀。

西安事變之前，陳毅被困在油山，兵力合計數百人，朱德、賀龍、徐向前所部三大紅軍主力才二萬餘人，初來陝北，人地兩生，此時閻錫山、張學良、楊虎城等雜牌軍和胡宗南、劉峙、顧祝同的中央軍約50萬在四周圍得鐵桶一般，而盛世才、馬步青、馬步芳、馬鴻賓、馬鴻逵也時時搔擾紅軍，儘管紅軍善戰，但是寡不敵眾。

西安事變後，毛澤東與東北軍、西北軍甚至閻錫山的關係都搞好了，而且得到了部分裝備和給養，有了生存下來的機會。日本人大舉進攻中國內地後，蔣介石敗退四川，而毛澤東的軍隊則控制了江蘇、山西、山東及陝甘寧邊區，到1946年時光正規軍便達90萬人，還有上百萬的游擊隊，這給搶佔東北創造了條件。

國共兩黨之爭，是社會哲學思想之爭，而不是武力之爭。即便主觀原因不存在，1936年紅軍業已失敗，但是共產主義運動是否會再度興起呢？作為一種理想狀態的歷史思潮，只要有其存活的土壤，就如同種籽遇到適當的條件就會破土而出，開花結果，並不以某一批人的死亡為界限。布魯諾死了，但後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做了布魯諾，正確思想的光輝是抹不掉的，血也洗不走。假設中國在30年代搞資本主義，則原始積累需要一個漫長時期，況且該過程十分殘忍，貧富差距使窮人的生活更黑暗，上海的包身工就是例證，難免再次產生暴力革命，只不過時間順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