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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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11)

在均田制基礎上，唐太宗也繼續府兵制。府兵選體格健壯、勇武、家庭經濟比較富裕或兄弟多的人参加。府兵輪流到京城長安戍守，有時也奉調出徵或戍邊，不脫離農業生產。府兵的建制，在中央設12衛，每衛設大將軍一人，歸皇帝節制。在全國各地設634府，每府下設團、旅、隊、火等組織，總額38萬人。府兵制在隋文帝楊堅時便有，李世民只是對其做了進一步的完善。這支組織嚴密、戰鬥力強的常備軍，完全建立在均田制這個經濟基礎上。

政治、經濟、軍事的強盛，標誌著唐王朝的金色年華。但就李世民來說，他的作為對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產生影響的內容，並非在此，而在於使宗族政治的本身涵義發生了變化，即皇帝是一種社會職位，這是標誌封建社會成熟的第三特徵。前兩個是禮治社會和平均土地，

在封建社會興盛時期，官僚並非世襲，而是可以來自民間，這一點與分封建立邦國不同。但是，皇位繼承一直在君王家內，並不允許來自他族。皇位的家族化和官僚的開放格局，形成了最高權力與基層權力在起源上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調和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儒家系的宣傳教育，其中主要是愚民思想，鼓吹皇帝天子觀。另一方面來自君王本身對皇位的認識，唐太宗李世民就隆而重之地認識到皇位是一種社會職位而不是家族職位。當然，這種觀念也為他殺嫡長而自立做了註解。

他指出，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作為君王，不要以為天下是自己的私人財產，願意怎麼搞就怎麼搞，而應該體恤民情，時刻收斂自己的行為，聽從大臣的諫議，尊重君王自己訂的法律，對自己的政策進行反省。要治理好國家，做君王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李世民的這一看法和他自己的行為，對後世君王影響很大。它表明，雖然王位是世代繼承的，但繼承王位都必須有才能，要學習，要建立對國家的責任感。指出作為最高統治者，應該擔負組織社會的責任，不僅僅標明自己的政治權力，濫用自己的權力則會導致被推翻的結局。

李世民站在君王的角度認識到這一實質，說明中國的封建社會確實向社會組織的方向又進了一大步，而不再受政治特權的盲目支配。李世民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夏桀王、商紂王、秦二世和隋煬帝那樣的君主，標誌著封建社會的成熟特點。

唐太宗李世民在民族事務方面也給中國社會留下遺產。

首先，在少數遊牧民族設立州縣，使之有一個初步的根和歸宿感，同時仍以當地少數民族的首領和上層統治分子為各級官員。

其二，允許少數民族遷入內地生活，與漢族進行文化及經濟交流，如突厥族內遷的人口有10多萬，定居在京城長安的有一萬多家，促進了少數民族和漢族的習俗相融合。

其三，任用少數民族的優秀分子在朝做官，如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都是少數民族分子，但成了李世民的重臣。在朝廷官員中，少數民族達五品以上的有100多人，給予少數民族同等待遇，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綜合性特點。

其四，重視與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和親，多次將皇族少女嫁給各族首領，以建立一定的血緣政治關係。如公元641年，文成公主進入西藏，與松贊干布結為夫婦，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歷史作用。

李世民這些少數民族政策，使中華民族日益複雜化，許多少數民族日益漢化，漢族也向少數民族學習一些東西，經過後世君王的努力，多民族的融合構成中國社會結構的平面特徵。

和其他少數傑出君王相似，李世民也有一批很有建樹的重臣，其中對中國思維起到較大歷史影響的人物是魏徵。

魏徵，字玄成，生於公元580年，死於公元643年。46歲開始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忠臣範例，代表著臣子對皇帝的正義態度，深受老百姓的推崇和喜愛。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家族政治成為中央集權的核心，不管君王的家族成員是精明還是錯庸，是大權在握還是大權旁落，政府職能的最高名義依然是為某“家天下”服務。家族政治成為大國中央集權的核心，在能力低下的社會里（指人類與自然鬥爭的能力），也許對避免更多的戰爭和穩固社會秩序是一種比較高超的組織方式，但是很多君王並沒有從這種社會的角度上來看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並不認為政府機構的最高目標在於組織好社會，終於給民族、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