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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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4)

三公九卿構成的大中央政府則因大權受削弱，成為宗族集團的工具。這個權謀在歷史上用得很多，典型的有後來的太監弄權。太監本來不屬於朝官，但是因為小圈子的作用，權力竟在皇帝之後，百官之前。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蔣介石統治中國期間，一度成立侍從室，侍從室處長的權力比其他同級官員的權力要大得多，因為它屬於蔣傢俬人權力的小圈子的緣故。

漢高祖劉邦封了九個諸侯王，漢武帝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但他運用了陰謀術。為了削弱這些封國地域廣闊，力量強盛的狀況，採取分權牽制的辦法削弱其實力。他規定，諸侯王除由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諸子均在王國內受封為侯，這些小侯再娶成堆的妻妾生孩子，孩子們再分，最後把封國變得越來越小，喪失其統一的時候的力量，不再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這個辦法也成為後來封建君王使用的通法。

為選拔官吏，漢武帝改革了人事制度，推行由郡國推舉賢良方正的政策。其實質是量才錄用，打破豪門壟斷官場的狀況，從貧民中選拔官員。為此，漢武帝在長安設立太學，將各郡的優秀青年選來學習，再透過考試發現人才和任用官吏，使政府出現重才輕財的傾向，為科舉制度的產生埋下了伏筆。

貧民能夠做官，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現象，較之西歐封建社會的爵位制，貧民做官更具有社會合理性，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對事物的處理，具備特別的變通力和靈活性。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歐洲各國的發展，都出現僵死和教條的嚴重錯誤，但是在中國則出現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略和改革方略。在幾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馬列主義得到合理的靈活的應用，出現中國特色。在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潮流中，中國也是以求實的靈活的態度堅持發展自己認為真理的社會主義。這其中艱難的變通和融合，不是僅僅幾名領袖的才能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中國社會的這種靈活應變的人群特徵完成的。而這種特徵，經歷了自漢武帝以來數千年的陶冶。

中華民族作為民族的總稱，漢武帝劉徹有一份功勞。在他為皇帝的54年裡，他平定閩越和南越的叛亂，穩定了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開拓東北和西北邊疆，將新疆、甘肅及東北三省大部併入中國版圖。疆域擴大的事實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在處理民族關係時，漢武帝堅持統一，反對分裂，打擊各種民族的割據勢力，主張各民族之間和平交往，使社會穩定而較平衡地發展。對少數民族首領，漢武帝堅持錄用為管理少數民族的官吏。這一民族政策對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大融合起推動作用，成為一條歷史經驗。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對西藏問題的解決，就比較典型地依循了這條歷史經驗，因為中華民族相互依存的利益，始終是最高的。

作為英明的君王，漢武帝也面臨著無法突破的時代侷限，他自己也認識到這個問題。漢武帝死前兩年，針對社會現實，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做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史稱“輪臺之詔”。輪臺詔是一份悔過詔書，主要是向農民懺悔，是一個空前的君王舉動，成為收買民心的陽謀術，也成為組織好社會的陽謀術。在政黨政治時代，中國共產黨透過走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取歷史之精華，形成中國共產黨組織社會的一個特點。

與秦始皇一樣，漢武帝背後也站著一個可以與君王媲美的人物，他的特點在於對中國經濟發展做了許多創見性的工作，他就是桑弘羊。他生於公元前153年，死於公元前79年，一生當了26年侍中和19年財政部長，尤其在當財政部長（大農令）期間，為漢武帝的南征北戰籌集大量資金，功勳卓著。

桑弘羊的財政經濟政策，概括為鹽鐵、平準、均輸六字方針。

鹽鐵，指鹽鐵官營，實際上是國家統一管理經濟和建立國有財產的償試。

桑弘羊在全國設鹽官36處，鐵官48處。鹽的生產，由政府招募一批自備資金的民工，國家提供工具和糧食，在鹽官的監督下生產，產品全部售給國家，再由國家出售老百姓，個人不準私售。鐵的生產，在有鐵礦的地方，同鹽的生產方法相似，由鐵官負責生產，鐵的銷售也由國家經營，不準私營。還有酒類的生產，也是私人有生產權，但是沒有銷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