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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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3)

秦始皇死後，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武帝劉徹在位，大力推行儒學。

西漢的江山，是漢高祖劉邦在公元前期206年爭來的。劉邦建立西漢，以秦王朝為鑑，採取了部分改進措施。秦王朝建立大一統中央政府，概括為“三公九卿制度”，劉邦也組閣了中央集權政府，官位設定與三公九卿類似。秦王朝廢除分封制，劉邦認為違揹人情，便在西漢王朝分封九個同姓的諸侯王。實質上，分封制的必然結果，是使地方割劇勢力變強，最後削弱中央集權統治。因此，劉邦的社會組織比較混亂，不及於秦始皇。

但是漢武帝劉徹比較成功地解決了儒法結合的問題。漢武帝權謀術的中心思想，叫做禮法並用，禮治用來讓老百姓從思想上服從統治，修正自身，法治用來在強權下保證封建皇家宗族的利益。

與歷史上的“焚書坑儒”相反，漢武帝發動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以小國寡民為主的黃老學說及縱橫家、陰陽家、法家系思想打翻在地，將處於狗屎地位的儒家系奉進神堂，規定儒教為國教。

當時儒家系出了一個聖人董仲舒。

董仲舒集孔孟之大成，透過互補、融合、創造性的推理，產生出面貌全新的儒學，幾乎將古思維中的各家奇妙地統一在一起。

他說，人間的禍福，都是天的安排，人必須順從天意，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其中有道德家的“道”觀念。皇帝是上天派來統治人間的，是傳遞天意的使者。老百姓必須遵從天意，不要為自己的苦難追查根源，不要對統治者產生仇恨情緒，如果仇恨的話，只會得到上天更嚴厲的報復，不如多多感受幸福的好，即使是痛苦，也要從中尋出甜味來。因此，中國農民後來發展成為世界上最樂觀而無憂無慮的民眾，從人們將婚喪嫁娶稱為紅白喜事便可窺見一斑。

又說，天只有一塊，天下自然應該一家，一家之中必須有尊卑次序，這便吸收了儒學的精華。在全國，國君是家長，臣子和萬民必須聽他的話，尊敬他，他是國家的根本。在縣內，縣官是父母官，是老百姓的家長，要受到尊敬，要有威嚴，大家不應觸犯他。在一家，丈夫地位最高，是一家之長，必須被妻子、兒子、媳婦和孫子崇拜。大兒子對小兒子和姐妹有行使父母之權，有優先繼承權。小孩子年幼，年長者更有愛護的義務。如此一來，從官到民，從老到少，都在社會中找到一席之地，因而使社會更加溫情脈脈，情深義重，新儒學被社會廣泛地接受。

董仲舒的儒學，以孔孟之道為主，吸納道德家系的“道”、法家系的“法”及部分佛教思想，變成男女老少，官商民兵笑逐顏開的行為指南，是漢武帝劉徹採納獨尊儒術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今天的香港、臺灣和大陸某些深山遠水的村落裡，董氏儒學的思想以零散的方式廣泛地存在著。

以今天的知識，漢武帝推行的儒術，首先是從心理上滿足人作為社會動物，對愛與隸屬的需求（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滿足論），從而對社會組織的穩定和文明進步產生了影響。其次，新儒學把皇族的權力宗教化，鼓勵人們多多在苦中行樂，禁錮了人們對知識的需求，起到了愚昧民眾的作用。新儒學的社會組織合理性和愚昧民眾的作用，使之作為禮治物，輕易地讓民眾對統治階級的地位予以承認，減少了社會動盪的因素。劉徹達到了禮治社會的目標。

在法治方面，漢武帝大幅修改了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因為在那個制度中，各位官員的權力都是實權。尤其是丞相，權力很大，對皇帝的詔令有不同意見時，還可以面折廷爭，甚至拒不執行，這對行使宗族政治的統治權不利，與新儒術的思想也不合。為了保持宗族統治的絕對性，漢武帝親自過問政事，重用在他身邊任職的尚書令、侍中等相當於家人的小官，授予他們參與朝政的大權。從而在大中央政府之下，又形成了更有權力的小中央政府，成為皇帝家族的死黨，國家權力的核心。皇室核心與三公九卿政府是一種同心圓結構，它與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組成的黨代會、人代會和政協會同心圓結構有相似性，而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及權力寡頭結構截然不同，這很能說明中國人在治理國家和組織社會的認識上有承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