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第二章 中國農民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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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節：第二章 中國農民文化(4)

唐末農民起義，農民軍追求的仍然是大一統政權和共享太平的理想。到此，太平思想經過黃巾大起義，隋末農民戰爭和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推廣，基本上構成了中國農民的思想基礎，凡是到政治危機出現的時候，他們便用太平和大一統的觀點來推論，合符的便讚揚，不符合的則見機反對。唐末農民起義的太平思想，只處在均貧富的水平，還沒有涉及到土地這一根本問題。

為什麼中國農民要產生太平觀呢？這與社會物質不豐及人口太多的現實是相對應的，加上血統社會組織鞏固了對窮人的憐憫心態，使得眾人共同生存觀確立。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也十分反對為富不仁的作法，中國人不習慣於貧富懸殊太大，貧的人不敢太窮，富的人又不敢太富，大抵呈現中庸心態。

黃巢起義軍在881年基本上取得了勝利，他們採取果斷的措施鎮壓大官僚和唐朝宗室，沒收官僚富豪的財產，救濟貧苦群眾，這在建立政權後都是正確的措施。但是，“大齊”農民政權僅僅在三年之後就由於內部不和及各地地主貴族的捲土重來而失敗。

除了一些政策上的原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出身農民的領袖，對如何組織和統一一個“太平”社會茫無所知，他們要破除儒家政治，但與古思維中的道德家系和法家系的思想比較，儒家系的思想比較先進，農民們僅僅吸收道家和法家的有益思想，沒有做推陳出新的系統工作，以致於政權到手後倒沒法治理社會。

太平理想作為社會形態，是一個高水平的社會，要求統治者有比較先進的方法來管理。但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們甚至用比封建皇帝還不繫統的手段來管理，在方法和目標上出現明顯的脫節，因此農民政權的短命，成為一系列歷史現象。

經過黃巢起義軍的打擊，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中國進入五代十一國（據柏楊語），到960年趙匡胤建立大一統的宋朝，其間又有54年分裂和動盪。

1/5 產生均貧富目標

公元993年，四川爆發了第五次大農民起義。從宋朝的建立到起義爆發只有二、三十年，這在中國封建王朝史上並不多見，一方面說明了漢族大地主的儒治觀念已病入膏盲。另一方面，說明民眾思想逐日強大起來，他們對貧富不均的現象十分痛恨。

起義領袖王小波為四川省灌縣的茶業農民。可能北宋是以喝茶為奢侈的王朝，政府頒佈一種法令，在茶葉區強行收購茶葉，地主官員就在茶缸裡貪汙勒索，使種茶、採茶、賣茶的農民十之七八破產，生活不下去了，王小波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茶民們聽了自然高興，王小波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起義爆發了。

王小波的軍隊攻下青城，然後轉戰邛州蜀州各縣，攻佔眉州的彭山縣。沿途起義軍將貪官的錢帛統統發給貧民。江原之戰後，王小波不幸犧牲，其妻弟李順被推為首領。李順起義軍戰果輝煌，於公元994年5月佔領成都，李順便在成都稱大蜀王，建立大蜀政權，立年號“應運”，釋出新幣。

王小波李順起義正式提出了“均貧富”的綱領，並付諸實施。起義軍每佔一地，便召集“鄉里富人大姓”，命令他們出具家中所有的財物和糧食，據其家口多少，留下其生活之費，其餘的沒收，充分調動了農民造反的積極性，起義軍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主張越傳越遠。這次起義的作法，與一千多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打土豪”、“分田地”時期的做法如出一轍，可見中國農民對貧富不均產生痛恨的歷史深度。

從王小波李順開始，中國農民對國家政治的看法基本儒化了。綠林赤眉起義，發生在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地。黃巾大起義，以荊州、徐州、楊州等地為中心。隋末農民革命戰爭發生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黃巢起義也發生在山東等地。王小波李順起義發生在四川等地。從地域上看，這六七個省份基本構成中國腹地，在外族入侵以前，是漢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每一次農民戰爭，除了宣揚平均觀念，破壞儒學的等級觀念外，更重要的是附帶傳播了儒家的國家政治觀——宗法與封建。在董仲舒時期，儒學對於王權的說教，基本上以聖經的姿態出現，農民對之俯首貼耳，不敢仰視，即便農民起義軍奪取了政權，自己也不敢做皇帝。但是，經過幾次大農民戰爭實踐和長時間的社會洗煉後，農民終於發現，儒家的所謂王權，實質上是勝者為王，勝者建立王朝，敗者為寇，敗者打入另冊。王朝政權的迴圈更替是歷史的趨勢，所以人們不必要對國家政治產生其它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