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節：第一章 中國的起源文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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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第一章 中國的起源文化(12)

有人解釋為中國人文化素質低，追求低下，易於滿足，但是不太妥。說文化素質，看是何種文化素質，要論儒家系的人性文化和家庭文化，中國每個農民對君臣父子，人情世故，夫權和家長制度都老到得可以。說現代科學文化和西方的性解放文化，則中國人確實文化素質較低。不過，即使將來推行了現代科學文化，說不定與儒家系的人性修養觀和家庭社會觀有深刻的聯絡，在任何社會環境下，都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吐故納新，煥發光彩。

如果說周姬旦的宗法制度為統治階級找到了統治社會單元——宗族的話，儒家系則推進了該單元的具體化和穩固化。

隨著疆域的拓寬，宗族東崩西裂，大家庭產生了，許多新家庭便不斷落到新的版圖上去生根發展。加上戰爭中人口大遷移，家庭紛紛從宗族上脫落下來，成為中國農業社會的自然界單位。一個家庭便是一個國家的縮影，孔子的孝悌觀念更促使了這種家庭社會哲學的傳播。所以說，中國在整個封建社會，社會生活的特點就是家天下。

所謂社會組織，乃是一種聯絡，聯絡愈緊，則組織愈穩固，只有這種聯絡具有自然性和非強制性，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在封建社會，家庭的父子關係、夫妻關係、長幼關係是自然的血統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具體生活。

儒家系的學說從家庭入手，在家庭中建立秩序關係，建立道德，講究個人的禮儀修養。孔子講忠，講孝悌，講仁：墨子講仁義，講兼愛；孟子講仁政，講仁性，講自身修養。即直接，又方便，灌輸到個人，灌輸到家庭。家庭穩固了，政治化了， 國家化了，家庭反過來教育後代，社會的穩固成為自然和自發狀態。

這裡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就是儒家系聖人們致力的目標，不再僅僅是政治，它比宗法和封建更進一步，致力於組織社會，這種觀念是超國家的。因此，春秋戰國時的儒學基本上是社會學，除此以外你無法用別的概念框定它。儒學的反社會內容，多數是在漢代董仲舒和宋明理學中產生的。

儒學更是人學，現在看來，不管道德也好，法律也好，都由人制定，由人執行。蔣介石說：“最靠住的是人，最靠不住的也是人”。蔣介石失敗了，並非他不知道失敗的道理，而是不知道如何與大多數的民眾保持一致，忽視普通人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也是由支援蔣介石的財團的利益決定了的。共產黨成功了，靠的也是人。政策和制度為的是贏得人，政策的目的，在於使人們在該政策之下更富裕、更幸福、更美好。所以解放以後，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中國的問題，首要的是教育農民的問題。

對歐美有些瞭解的人們，總要讚美歐美的制度如何健全，人民生活如何富裕和舒適，總要把問題歸結到中國政府法制建設和民主建設的薄弱。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下了很大力氣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短時間內不很奏效，甚至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為什麼呢？不是政策錯誤，而是由人決定的，由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質決定的，由多數中國人對法律漠視的現實決定的。這種現象對照儒家之學，有深刻反省的必要，是不是法制和民主就一定會解決一切問題？丘吉爾說，民主並不是一種好的社會組織方式，但是，因為沒有更好的，只能勉強為之。儒學基本上是為丘吉爾指出了一種方向。

儒家文化使極少數人掌握最大的國家權力，又使最大多數的人感到自己有權力，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扮演確切的角色，有放大權力階層的作用。按常識，越是高度集權的國家，當統治者愈是少數並被孤立的時候，政府被民眾推倒的風險越大。李世民說：水載舟，水亦覆舟。歐美國家的議會民主講多數，但封建中國的統治者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多數，也不講民主。那麼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都是一朝數百年，固若金湯，原因何在呢？在於儒家文化的傳播放大了權力。

任何一個人，在講究孝悌、忠君、自身修養的文化環境中，要麼是家長，要麼為人妻，要麼是年長者，要麼是鄉紳，要麼為人夫，要麼為人子。除了為人之子和為人之妻沒有權力和地位外，其他的都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力，享受一定的特權，在一定的環境中受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