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節:第六章 公司文化時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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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節:第六章 公司文化時代(30)
第三,中國的民主自由觀念正在受到公司文化時代的修正。
民主自由觀念發源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文化觀念,是產業革命發生後的基本價值觀。中國接受民主自由觀念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從1919年到2002年,每次以民主自由為口號的學潮在中國產生的後果,並不是資本主義早期的法治社會。
最初的“民主自由”是針對從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的抽象的“人”講的,所以當時看來,這個口號無比正確。後來個人分裂主義出現,問題也就出現了,民主自由是給本我呢?還是給自我、超我?進入公司文化時代後,美國追求的民主與自由,更多地是公司的民主自由,追求為自己國家的公司開啟全球市場的民主自由。看看21世紀初美國對伊拉克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態度,就可以明顯地理解這種變化。
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自由是虔誠的,總想著有抽象的“人”的民主自由的社會環境。但是,依靠民主自由的思路,孫中山沒有能組織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政權,蔣介石被大多數人認為壓制了民主自由,毛澤東也被部分人認為壓制了民主自由。本質的問題是,引進民主自由觀念時,中國的主流形態是由家庭社會進入了階級社會,共產黨就指出,當時中國並不存在抽象的脫離階級而存在的“人”,原始的民主自由觀念在中國缺乏生存的土壤。
進入公司文化時代後,民主自由觀念更多的體現為追求公司的發展,抽象的“人”的民主自由的觀念儘管存在,但是一定夠不成左右國家基本結構的主流觀念。1989年的學潮得不到公司職員、工人、農民的首肯,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種結果。
進入公司文化時代,任何個人的民主自由難以與公司的民主自由要求抗衡。理論上講,個人有選擇公司的自由,但是當個人的自由與公司的自由矛盾時,個人自由會服從公司的自由,除非選擇離開公司。而且,公司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往往有相似性,這些情況法律和國家權利結構都難以干涉,事實上公司時代開始了修正民主自由觀念的程序。
第四,中國的公司文化時代正在有條件地接受性解放觀念。
出現個人分裂主義後,西方出現了性解放運動,對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文化現象會在中國如何作為呢?
在大眾文化時代,中國人沒有辦法理解美國的性解放運動,無法現象那是一種什麼狀態。如果一個人只要見到自己喜歡的異性或者同性,就毫無顧忌地發生性行為,那麼,這些行為在何時何地發生?他們的父母如何看待?他們的孩子如何看待?他們組織家庭以後如何維繫?在大眾文化時期和家文化時期的中國人看來,這沒有辦法想象。
但是,進入公司文化時代後,中國人的性觀念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傳統觀念裡,婚前性行為是可恥的,處男處女要在舉行結婚儀式以後才獲得發生性行為的權力。21世紀初,隨著工作方式的改變,封建社會16歲結婚的歷史一去不復還了,更多的人由於學習和工作的關係,30歲才考慮結婚。那麼,從15歲性成熟到30歲結婚,有15年的時間。而這15年恰好是人生效能力最旺盛的時期,封建的性觀念顯然不能適應公司時代的性需求。於是中國開始在初中學生中開展性知識教育,社會也逐步認同大量發生的婚前性行為,婚前同居在21世紀初已是普遍的現象,家庭外的性行為也在增多。所有這一切,根本的原因只有一個,即中國進入了公司文化時代,大量年輕人脫離家庭的庇護,使家長的傳統性觀念難以對年輕人發生實際的影響。
198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W.G.大內出版《Z理論》一書,成為企業文化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大內是日本裔,他的管理觀念與西方一貫的觀念完全不同。西方的管理注重時間、技術、組織、機器、資金等物化領域的科學化,大內以日本公司的實際,發現使員工關心公司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如何讓員工關心公司呢?大內認為,首先要建立相互信任關係,如果公司員工之間、員工與公司之間沒有信任關係,那麼再好的物化條件,也難以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其次,要注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微妙性。要精確地知道每個員工的個性,以此決定誰與誰在一起工作最為恰當,從而組成效率最佳搭檔。其三,要建立公司內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性。在健康的組織裡,親密性是一個必要的因素,公司裡的親密性一旦瓦解,就會產生惡性迴圈。而所有傳統的親密性的來源或者與他人的主要接觸,都受到公司化時代生活的威脅。1900年出生的美國人,離婚率為12%。而1940~1945年的,即使往最好處估計,離婚率也有40%。在這40%內,重新結婚的人又有40%再度離婚。《Z理論》說明,美國社會病中的孤獨問題,與現代公司的工作方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