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節：第六章 公司文化時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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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節：第六章 公司文化時代(29)

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大力推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同時，金錢萬能的早期資本主義文化觀念還是在民眾中間有所發展？原因在於，進入公司時代，公司和個人掌握運用貨幣的技能，把握金錢的流通規律，是這個時代的客觀要求。如果對運用貨幣來改變公司的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或者個人對貨幣的擴張應用沒有興趣，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成就。而貨幣本身，帶有萬能的本性，於是產生了系列的拜金現象。來自大眾文化時代的人們，在改革開放的最初15年，曾不斷地抵制拜金主義現象，80年代有些老工人甚至說，寧可要過去的35元（指計劃體制時期的幹部工資），不要現在的350元。典型地表現為大眾文化的一些基本觀念與公司文化時代不適應。

拜金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鄧小平在1989年前後多次提出，抓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抓精神文明，表現出改革開放的目的仍然是拒絕美國社會病，同時要建成高度的物質文明社會，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來自西方的金錢萬能觀念，在中國導致了部分黨政幹部和國有企業幹部的腐敗，說明其影響已經由民間進入上層。為懲治官員腐敗現象，在江澤民主政期間，每年都有大量的處級以上腐敗幹部被查處，以追求吏治清明的效果。

那麼，是否有可能從文化的層面上解決金錢萬能觀念帶來的負面結果呢？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生了電子貨幣，使金錢出現全新的表現形態，完全有可能從文化上解決金錢萬能觀念，這就是在大眾文化時代曾經使用的方法，用更先進形態的票證，分解金錢的功能。當然，如何進行，可能不是憑空能想象的，需要實踐的探索和證明。

可以預見，進入公司文化時代，大眾文化時代的金錢觀念是不實用的，金錢萬能觀念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捆擾中國人。但是，其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也會隨著網際網路技術介入貨幣形態而發生變化。

其次，中國將進入一個依法治國的法律至上時期。

法律至上的資本主義文化觀念，是產生法律遊戲特徵的根源。法律至上在美國是否帶來了負面的社會影響？是否刺激了美國社會病？回答是肯定的。在沒有找到更好的組織社會的辦法之前，依法治國絕對是最佳選擇。

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中國的立法速度不斷加快，法律條文數以萬計。2002年11月中共16大之後，依法治國正式成為國策，立法速度仍然沒有減慢的跡象。可以預見，美國因為法治帶來的社會問題，中國也會出現。

傳統上，中國的以法治國處於從屬地位，主要幫助儒學治家，道德倫理的作用比法律的作用更大。人們不關心法律給自己帶來的利益，形成了法律條文少，食法階層薄，民眾不謀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特點。在大眾文化時代，輕法的傾向走向極端，**砸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實踐無法而治，以失敗告終。

簡單回顧過去後，我們看到，進入公司文化時代，中國其實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依法治國時期，因為西方就是用法律的方法管理公司，中國的儒學和“依法治國”“無法治國”沒有管理公司社會的經驗。在法治社會沒有成熟以前，中國人更多地憑經驗、道德、關係辦事，所以執法和司法都遇到過巨大的困難。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02年中共16大提出依法治國，期間有160多年時間，中國人在法治的觀念上總是有顧慮，不願意全盤接受依法治國，其實是對農業文明道德治國傳統的留念。事實上，當管理的物件發生徹底的變化時，管理的理念也要發生變化。所以，2002年當中國公司工作人口超過40%時，中國終於正式放棄道德治國的理想，以法治為主追求，希望有道德的輔助。這是公司文化時代在中國產生的關於法律的觀念變化。

法治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會在不斷的實踐中解決。至於如何解決，目前無法預料。

可以說，如果沒有公司化的前提，中國的依法治國是缺乏生產力基礎的，總存在倒退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