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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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四章
上述觀點受到其他‘女’權主義者的抨擊，她們指責這位‘激’進‘女’權主義者並沒有發現什麼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個‘激’迸‘女’權主義的關於男‘性’真理的抻話；認為她的觀點的效果不是增進了男‘女’兩‘性’之間的瞭解與溝通，而是將兩‘性’的距離加大了。
麥金農和德沃金共同起草了一項《市政fǔ法令》，法令允許‘性’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對‘**’穢品的作者對罪行負有間接責住者提出起訴。這項法令草案一開始沒有被批准。在1989至1990年間，在美國的印地安那‘波’裡，地方權力機構批准了一項法令。這項法令規定，‘婦’‘女’在出現下列情況時可以提起訴訟：第一，在她們被脅迫製造‘**’穢‘色’情品時；第二，當她們被脅迫觀看‘**’穢‘色’情品時；第三，當她們是某項侵犯的受害者，而這項侵犯是‘**’穢‘色’情品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時；第四，公開製售‘**’穢‘色’情品是對‘婦’‘女’公民權的侵犯。
這項法案一出臺，馬上引起‘激’烈的辯論，法案的主要反對者是‘女’權主義反檢査制度行動力量，其代表人物有戈登、米麗特理奇和羅賓。羅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傾向，一沖是堅決批判對‘女’‘性’‘性’行為的各種限制和壓抑；另外一種是贊成保守的反‘性’的觀點。她本人當然是前一種傾向的支持者她們擔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觀點的人會不知不覺落人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對自身的‘性’‘欲’與快樂的追求；反對法案的理由還有擔心它被保守派右翼利用來審查‘女’權主義觀點及出版物，為傳統的家庭價值辯護。對於這種擔心，德沃金作出的反應是：如果說反‘**’穢‘色’情品的法律是帶有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那麼為什麼反種族歧視的法律就不算是帶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呢？
羅素早年也表達過對‘女’權主義者陷入道德派陷講的擔憂，他說過；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僅涉及到政治問題，而且也與‘性’道德有關那些爭取‘婦’‘女’權利的先鋒分子是一批極為嚴厲的道德家，他們希望用以前束縛‘女’人的那些道德鎖鏈來束縛男人。
巨大的爭議使得反對‘**’穢‘色’情品運動進展緩慢。麥金農和德沃金被攻擊為‘性’別本質主義者，把‘性’別的概念當成了跨文化和超歷史的普遍適用的概念，為不同階級，種族、民族和不同‘性’傾向的‘婦’‘女’的不同經驗強加了一種錯誤的統一‘性’。
在這裡，‘女’權主義者遇到了一個兩難命題；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應當禁止‘**’穢‘色’情品的生產；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又應當禁止‘**’穢‘色’情品的生產。有人提出廠‘女’權主義不應當自我檢查，同時也不應當允許別人來檢查自己。既要反對麥卡錫策略，也要批判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非‘性’化價值觀。‘女’權主義者瓦蘭斯就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思熟慮的話：我越來越傾向於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你是個自由主義者，你將很難從理智上認為禁止‘**’穢‘色’情品是有正當理由的。
持有反對禁止‘**’穢‘色’情品觀點的‘女’權主義者認為，美國‘**’穢出版物檢查委員會的報告誇大了‘**’穢出版物的有害後果，過於強調了‘**’穢出版物對於針對‘婦’‘女’的暴力的潛在影響力。她們提出的主要爭論點是，應不應當對有暴力內容的‘**’穢‘色’情品和無暴力內容的‘**’穢‘色’情品加以區別；將‘**’穢與‘色’情加以區別。有一種較為‘精’細的觀點，將‘**’穢出版物與‘色’情出版物加以區分。調查表明，前者得到負面評價但後者得到正面評價；有暴力內容的‘**’穢出版物得到最負面的評價。
反對禁止‘**’穢‘色’情品的‘女’權主義者指出，有調查表明，接觸暴力‘**’穢出版物和影視作品基本上不會導致計對‘女’‘性’的攻擊‘性’或反‘女’‘性’的‘性’想象和態度。在接敝‘**’穢出版物與對‘女’‘性’的態度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除青少年之外。被認為易受‘**’穢‘色’情品影響的是潛在的‘性’犯罪者，‘**’穢‘色’情品會導致這些人犯罪。但一項對在柙‘性’罪錯者同其他犯人及普通人的對比研究表明，接觸‘**’穢‘色’情品對這三組人的影響井無差別；犯罪與否的差別倒是更多地取決於年齡、教育和社會經濟階層的區別。有人指出，‘**’穢出版物問題的最初提出是出於道德動機。雖然現在更多的人是從‘女’權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但它仍是一個道德問題，只不過在現在的提法中，科學和科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創造出一個神話，即‘**’穢出版物與暴力的因果關係的神話。
在這場關於‘色’情材料的論爭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反檢査制度的立場。它強調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會傷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為專制主義的檢查制度張目；而對基本人權的損害也是對‘婦’‘女’權益的拫害；檢査別人也會同時檢査了自己。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戀類的‘色’情出版物，這就傷害了這部分‘婦’‘女’的利益。因此，有人提議，應當做的事情不是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變過去‘色’情材料以男‘性’為主要消費物件的局面，多出版為‘女’‘性’服務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變了‘婦’‘女’在這個領域被剝削、被消費的局面，又維護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她們提出，我們‘婦’‘女’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男‘性’中心的‘**’穢‘色’情品，而是應當去生產‘女’‘性’中心的‘**’穢‘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費‘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費男‘性’，或‘女’‘性’自己消費自己。她們進一步提出，應當創造一套新的‘**’穢‘色’情話語，用以創造出‘女’‘性’的‘**’穢‘色’情品，用‘女’入的話語而不是用男人的話語來表達‘女’‘性’的‘性’，改變傳統‘**’穢‘色’情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權力關係——男人以‘女’人為商品的消費。她們在‘**’穢‘色’情品問題上提出的口號是：由‘女’人來生產，為‘女’人而生產。
這一觀點的提出有如下實證依據：有人研究了男‘女’兩‘性’對‘**’穢‘色’情材料的**‘性’的異同，結果是出人意料的：‘女’‘性’對‘**’穢‘色’情材料的反應比男‘性’強烈。過去人們有一秤定型觀念，認為男‘性’對‘**’穢‘色’情材料遠比‘女’‘性’**，其主要依據是，在金西樣本中，‘女’‘性’報告對‘**’穢‘色’情材料有所反應的比例大大低於男‘性’。例如，約有半數男‘性’報告有時會被‘**’穢‘色’情故事喚起‘性’興奮；而聽過這類故事的‘婦’‘女’中僅有14曾被喚起‘性’興奮。但是，最新調査發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1970年，一項以男‘女’各128名大學生為物件的對‘**’穢‘色’情幻燈片和電影反應的研究結果表明，男‘女’兩‘性’對‘**’穢情材料的反應沒有差異或差異很小。40的‘女’‘性’報告比普通男‘性’還要強烈的喚起反應；所有‘女’‘性’和差不多所有男嗤都有‘生’殖器反應；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報告在看這類‘**’穢‘色’情材料後24小時內表現親呢和‘性’‘交’行為者增加。因此，說‘婦’‘女’對這類‘**’穢‘色’情材料沒有感應是沒有根據的。
著名的1975年海曼實驗採用了測量器具來記錄男‘女’兩‘性’對‘**’穢‘色’情材料的身體反應。這項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果是：第一，明顯的‘性’行為描述類‘**’穢‘色’情品刺‘激’作用最大；在生理測量上和自我評定上，無論男‘女’都對‘**’穢‘色’情內容表現出最強烈的反應；‘女’‘性’對其刺‘激’‘性’的反應比男‘性’還要強烈；而對於純粹的‘浪’漫故事，無論男‘女’都沒有引起‘性’反應。第二，男‘女’兩‘性’都感到，‘女’‘性’主動和‘女’‘性’中心的情節最具有‘性’的喚起力。第三，‘女’‘性’有時會意識不到自己生理上的‘性’喚起。
在‘**’穢‘色’情品問題上，俄國的情況有點特殊：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穢‘色’情業十分興旺。‘性’自由與政治自由的氣氛摻雜在一起，使那裡關於‘**’穢‘色’情品的論爭帶上了西方所沒有的政洽‘色’彩。在前蘇聯，從1965年開始，傳媒上展開了一場關於‘**’穢‘色’情品的公開辯論。1988年，發生了一件最為有名的‘色’情事件：在前蘇聯中央電視臺電視節目《午夜前後》中，播出了一場莫斯科伏洛夫斯基街的‘**’穢‘色’情表演，其中有一位只在身上抹了一些‘奶’油的棵‘女’。這一事件將辯論推向高‘潮’。此外。近年來，在俄國的報刊上出現大量‘女’‘性’上空照，半‘裸’照；‘**’穢‘色’情雜誌以合資形式出現；全囯各地浦現出許多公開銷售‘**’穢‘色’情照片的公司以990年7月，還在索契舉辦了第一屆‘色’情節。人們對此感到疑‘惑’：這些現象似乎是從‘性’壓抑下解放出來，但又同‘女’‘性’形象的商品化聯絡在一起。
前蘇聯的這場公開討論主要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一是此類活動可以被允許的界限；二是關於‘性’道德和‘性’行為的討論迄今為止，俄國所有的‘**’穢‘色’情品展示的都是‘裸’‘女’，顯而易見，它們是為男‘性’觀眾服務的；目前‘性’行為本身和非異‘性’戀的‘性’表現還比較少見。人們的意見大多集中於兩個方面：從正面效果看，它是禁忌的放鬆，在國內營造了一種寬鬆的氛圍；從反面效果看，這類現象是對‘女’‘性’的商品化利用和商業剝削。
1985年開始的這場圍繞‘**’穢‘色’情問題的辯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帶有相當明顯的政治‘色’彩。刑法第228條是禁止‘**’穢品的，‘**’穢的度量尺度從最廣義的到最狹義的幅度很大，而這一定義往往是根據政治標準而不是根據法律標準來確定的。在基輔，有一個地下組織，取名為進步政治‘色’情團體。他們認為‘**’穢‘色’情品具有反對保守派的意義；‘**’穢‘色’情品的‘女’主人公不僅是‘色’情的象徵，而旦是政治革命之象徵。
目前，在我國，與‘**’穢‘色’情品有關的現點和作法仍停留在道德主義的範疇內，尚無從‘女’權主義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西方和俄國的事態以及‘女’權主義計對這一問題所進行的思考與論爭，或許能對我們的思路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