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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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過程中，又有人矯枉過正，表述了一種近似本質主義的思想：由於‘女’‘性’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創造者和養育者，因而對生命有著本能的熱愛，這種熱愛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心態現代工業社會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常常使人忘記了人是生物這一點，而生物離開生物‘性’活動，就不可能獲得幸福。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發，搜尋你就知道了。如果男‘性’文比將使生命變成機械並使其遭到毀滅，‘女’‘性’就必須履行自己作為生命的創造者和養育者的職能，發揮母‘性’和‘女’‘性’獨特的社會作用。這類思想的本質主義表現在幾個方而：首先，它假定由於‘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熱愛生命？可是男人也為生命貢獻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創造者，為什麼他們就沒有對生命本能的熱愛呢？其次，它候定男‘性’文化將生命變成機械，‘女’‘性’文化強調人的生物‘性’，這是缺乏證據的。此類說法同西方有人將男‘性’同文化聯絡在一起、將‘女’‘性’同自然聯絡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轍，而這種劃分是本質主義的。
這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觀念深人到社會意識中，有時甚至以科學知識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前所述，人們在分折男‘女’兩‘性’待質上的差異時都相信5‘女’‘性’邏輯思維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們以為這是一個先驗的事實，其實它卻存在著極大的疑點。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現念，沒有實驗的證據可以證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寧說，人類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後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換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惰的。把重感情當作‘女’‘性’整體的特徵是錯誤的；雨把它當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質主義的。
中國的傳統‘性’別觀念與西方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於，西方人往往把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鬥爭的關係，而中國人則長期以來把男‘女’關係視為協調互補的關係。‘陰’陽調和、‘陰’陽互補這些觀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這並不能使中國人擺脫本質主義的立場，即把某些特徵歸為男‘性’氣質；把另一些特徵歸為‘女’‘性’氣質，前且認為這些氣質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後現代‘女’權主義反對本質主的立場對於上述文化理念來說是頗具顛覆‘性’的，因為它根本否認所謂男‘性’與‘女’‘性’的截然兩分。對於深信‘陰’陽兩分的中國人來說，這一立場是難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難接受。這倒頗像法國和英國革命史上的區別：法國壓迫愈烈，反抗愈烈，雙方勢不兩立，結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囯溫和舒緩，雙方不斷妥協退讓，結果是和平的光榮革命，保留帝制。在兩‘性’平等的程序中，西方‘女’權主義‘激’昂亢奮，聲‘色’俱厲，轟轟烈烈，富含對立仇視情緒；而中國‘婦’‘女’運動卻溫和舒緩心平氣和，柔中有剛，一派和諧互補氣氛。伹是在我看來，也正因為如此，若要中國人放棄本質主義的觀念，恐怕比西方更如艱難，需要更長的時間。
關於‘性’與‘**’穢‘色’情品問題
60年代以來，‘性’的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成為一個公眾和學術活語的題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論爭的題目，又是大眾文化中隨處可見的因素。‘性’問題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例如，與家庭有關的‘性’。‘性’行為本身；‘性’與母‘性’；生育控制；墮胎與生育權利；‘性’作為商品一一賣‘**’業與‘色’情業等等。對於‘女’權主義來說，有關‘性’的問題地位尤其特殊，因為‘性’是‘婦’‘女’研究的一個主要自變數。
在‘性’的問題上，西方‘女’權運動分化為兩個陣營——‘激’進派和自由派，它們的論爭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婦’‘女’運動與‘性’自由的關係；另一個是‘婦’‘女’運動內部差異所具有的含意。‘性’與兩‘性’不平等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女’權主義內部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權力影響到他們與‘女’‘性’的‘性’關係；‘女’人在‘性’的權利和權力上與男人是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問題普遍存在。‘婦’‘女’運動向傳統的‘性’觀念提出挑戰。傳疣‘性’觀念認為，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有‘性’關係，那麼他只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可如果一個‘女’人同許多男人有‘性’關係，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嚴。這種男‘女’雙重標準對‘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婦’‘女’運動最常提到的一個要求是，男人不應當把‘女’人當作僅僅是一個‘性’物件。‘女’權主義向畀‘性’壓迫與‘女’‘性’屈從的秩序挑戰：過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種，‘女’人則應準備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擁有土地和財產一樣，也擁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宮的產品。‘女’權主義關於‘性’機制是如何導致壓迫的問題有大量的探討。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麥金農有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說法，她說：作一個‘女’人就是作一個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語一動詞一賓語：在她看來，這就是‘女’人最現實的狀況，這就是這個杜會中在‘性’別問題上的最後真理。‘性’別就是‘女’人的‘性’的客體化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性’別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強加在‘女’‘性’身上。兩‘性’的差別成為令‘女’‘性’屈汄於男‘性’的藉口。這種差異就像戴在統治鐵拳上的一雙天鵝絨的手套。問題並不在於這種差異是毫無價值的；問題在於它是由權力來定義的。無論這一差異被承認還是被否認；無論差異的‘性’質被褒揚還是被貶抑；無論‘女’人因此被懲罰還是被保護。
按照麥金農的觀點，社會上的人被劃分為兩群：‘操’人者和被‘操’者。當然，在她看來，這一劃分並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並非因為一群人長了男‘性’‘生’殖器，也並非因為‘女’人要生育，這一劃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運。這種‘性’別認同的規範是社會強加給人們的，而不是由兩‘性’生理的差異自然形成的。總之，她對‘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權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女’權主義者在‘性’問題上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弗裡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認為，只要‘婦’‘女’獲得了社會平等，‘性’問題就會自行解決；格里爾儘管不反對異‘性’愛，但卻要求解放了的‘婦’‘女’不要結婚；費爾斯通則號召在每間臥室中進行革命；同‘性’戀‘女’權主義者傾向於把‘性’解放擺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既要爭取兩‘性’平等，又要爭取‘性’傾向選擇的自由，她們爭取‘婦’‘女’解放的根本動機是‘性’解放，並認為只有透過完全擺脫異‘性’戀才能實現‘女’‘性’的‘性’解。在‘性’問題的兩大陣營中，‘激’進派持有如下觀點：‘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間的‘性’平等，雙方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最重要的是要掃除父權制機制，其中包括‘**’穢‘色’情品製售業，父權制家庭，賣‘**’，強制‘性’的異‘性’戀；同時要反對男權主義的‘性’實踐，例如虐戀，獵‘豔’式的臨時‘性’關係，童戀，以及陽剛‘陰’柔角‘色’的劃分，因為這些實踐會導致‘女’‘性’的‘性’的客體化。
自由派的觀點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與叛進派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她們鼓勵超越社會所認可的‘性’行為規範，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正確和不正確的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制在所諝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她們藉助於從弗絡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壓抑男‘性’的‘性’能量更為重要。
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於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實質上是贊成‘性’和反對‘性’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穢‘色’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陽剛‘陰’柔關係，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後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穢‘色’情品的製作和消費，反對‘性’關係中的暴力及統治與服從關係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後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援中‘性’的立法程式；後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式。前者接近於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後者則接近於禮俗社會的社群價值。
自由派持有一種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理論，它主張，‘女’權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種權力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肉’體既是低賤的，又是神聖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沖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乳’房，因為它們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陰’‘毛’和膂部，於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祕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婦’‘女’免不了‘性’衝動，卻又必須隱瞞它。凡此種種，導致了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懼，並討厭自己的‘肉’體。
自由派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立場可以追溯到‘婦’‘女’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擬記艦。她以‘性’的自由表達作為中心議題。她認為，‘性’解放不僅是個人的實現，而且是人從剝削和‘私’有財產製下的解放；她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性’佔有和‘性’控制，反對貞節觀念。她對‘性’問題的看法雖然影響並不太大，但卻較早注意到了這個被主流‘女’權主義運動忽略了的問題。伍德胡爾也曾公開主張‘婦’‘女’的‘性’獨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講座中宣稱：是的，我是一個主張‘性’愛自由的人。我有著不可轉讓的、憲法賦予的、也是天賜的權利，我想要愛哪個人就可以愛哪個人，想要愛多久就可以愛多久。只要我願意，就可以每天換一個情人廣在60年代的‘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張更加明確，那就是，應當將‘女’‘性’尋求‘性’滿足當作‘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現之後，自由派的觀點受到挫折。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性’倫理，即有節制的‘性’倫理。人們把‘性’當成一種恐怖的事情，‘性’的文化價值和‘性’行為方式都有改變，一反過去盛行一肘的樂現主義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學。在這個‘性’傳染病的時代，人們驚恐之餘作出的反應是：安全的‘性’行為，對身體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續監視的美學6511161:1030？111006因為‘性’現在已經同死亡和疾病連在了一起。有的‘女’權主義者抨擊了這沖貌似有理的道德主義回‘潮’。‘女’權主義者伊麗加萊說：我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這等於是說，‘性’是罪惡和疾病，無論是什麼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動的作用，就是對人類的拯救。為此我們還要感‘激’艾滋病，因為它將從‘誘’‘惑’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到智慧去的路。
在‘性’的問題上，‘女’權主義關注的另一個方面是男人對於‘女’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認為亞洲的‘女’人都是馴順的，黑種‘女’人都是‘**’‘蕩’和‘性’關係‘混’‘亂’的，等等。
此外。還有一個引起許多爭論的問題，即異‘性’戀霸權問題。有一些‘女’權主義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公開提出應當反對異‘性’戀，認為它是男‘性’壓迫‘女’‘性’的機制；也有人不是絕對反對異‘性’戀，而僅僅反對異‘性’戀的簕權地位。這兩種立場的區別在於，前者將異‘性’戀視為‘婦’‘女’受壓迫的基本機制；而後者則把異‘性’戀當作多種‘性’方式當中的一種。
在西方，圍繞著‘**’穢‘色’情品與檢查制度的爭論有很長的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淨化社會和愚民運動，是從‘女’王明令禁止出版‘**’穢書籍開始的，一開始還只是沒收或銷燬‘色’情書，後來殃及許多著名的經典著作，就連莎士比亞、密爾頓、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審查，甚至連聖經中與‘性’有關的章節也遭到刪節。
在17世紀的英國，沒有宗教主題的‘**’穢‘色’倩品是不被禁止的，當18世紀反‘**’穢法透過以後，沒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審查了。在18世紀，由英國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項裁決中，曾為‘**’穢‘色’情品下過一個定義，即要看被指控為‘**’穢的東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蝕那些心裡準備接受這種不道德影響的人，或是否有意讓這類出版物落入他們手中。美國也立法禁止‘**’穢‘色’情品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關曾禁止巴爾扎克和伏爾泰等人的作品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