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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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隨著就業機會和工資情況的變化，美國公眾對‘婦’‘女’就業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30年代，至少有6項關於‘婦’‘女’參加工作的調查報告表明，支援已婚‘婦’‘女’參加工作的人不到1/4；1960年的全國調查表明，咯多於1/3的丈夫支援他們的妻子參加工作；到了80年代，差不多有2/3的男‘女’認為，‘婦’‘女’為自己的事業奮鬥，比支援他們丈夫的事業更重要。
即使在日本這樣十分男權的社會中，人們對男‘女’‘性’別角‘色’分工的觀念也在起變化。據日本餘暇開發中心1975年在東京的調査，有53.5％的家庭主‘婦’對男子工作掙錢，‘女’子‘操’持家務的傳統觀念持否定牽度；有35.1％的主‘婦’並不認為生兒育‘女’，‘操’持家務是‘婦’‘女’的天職，必須由‘婦’‘女’來承擔。一項1980年的調查也表明，只有29的‘婦’‘女’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當然日本‘婦’‘女’對於作家庭主‘婦’的願望比起西方‘婦’‘女’還是強烈得反映了有關國家‘女’‘性’對男‘女’‘性’別角‘色’分工的態度，從中可以看出，在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中存在著一條明顯的界線：東方人對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守家的態度雖有不同，但贊成和比較贊成的都在50％以上；西方各國卻都只有10％至20％多。由此可見，影響‘女’‘性’就業觀念的因素中，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影響較少，文化的影響較大。
《中國‘婦’‘女’》在1989年做過一次對城市‘婦’‘女’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有61.1％的人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是不合理的。在‘女’人應該參加工作還是應該回家帶孩子，做家務這一問題上，81％的被調查者回答應該參加工作；只有一部分人認為‘女’人應回家。其中‘女’‘性’選擇工作這一答案的佔85％；男‘性’佔73％；‘女’‘性’選擇回家的僅佔7％；男‘性’佔13％對於如果丈夫收人能維持家庭開支，妻子該作怎樣的選擇一問，仍有75％的回答工作。對於如果社會承認幹家務帶小孩是一種社會必要勞動並透過某種方式付給報酬，你將如何選擇這一問題，仍有的。7％的人選擇出外工作。由此可見，養育子‘女’的社會價值不被承認並不是‘女’人想外出工作的唯一原因，社會上的工作已成為‘女’人生命價值和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內容，已經成為她們自我的一部分，如果讓她們脫離社會勞動，她們的這部分自我就不能實現。
北京、廣州和香港三地‘婦’‘女’就業意願的比較，從中可以看到，北京‘婦’‘女’在無經濟必要的情況下工作意願最強烈，廣州‘婦’‘女’次之，香港‘婦’‘女’工作意願最弱，但是完全不想工作的都在10％以下。換言之，90％以上的‘婦’‘女’參加工作有著經濟以外的動機。
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婦’‘女’的就業權利受法律保護，就業還是不就業要憑她們的意願，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可以剝奪她們的這一權利。當然，雖然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但並不一定人人都能實現這個權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使用這一權利。‘婦’‘女’既然有就業的權利，當然也有不行使這一權利的自由。對於那些不想出來工作、選擇作太太、也能夠作得太太物質基礎和‘精’神需求都能得到滿足的人，大可不必動員她們出來就業。作出就業與否的選擇畢竟是她們的權利。除此之外。為了解決就業壓力，完全可以考慮男‘女’雙方一方從事社會勞動，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選擇，但是回家的不一定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關於‘性’彆氣質問題
長期以來，在‘婦’‘女’運動中一直有兩種主要的傾向，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似之處；另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異之處。這兩種傾向之間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有人為此將‘女’權主義者劃分為要求平等者和強調特‘性’者兩大類，並將‘婦’‘女’運動中的這兩大類概括為人‘性’‘女’權主義和‘女’‘性’‘女’權主義。前者主張‘婦’‘女’應當發展其人‘性’，這一發展與‘性’別無關；後者則主張‘婦’‘女’應當發展其‘女’‘性’。前者強調男‘女’兩‘性’的共‘性’和平等；後者強調‘女’人應保持和發揚自已的持‘性’。前者要求對男‘女’同樣對待；後者要求對‘女’‘性’的特殊‘性’質和活動加以持別的對待。前者強調‘女’‘性’應當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後者則強調‘女’‘性’特異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應當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強調平等的‘女’權主義者如斯坦頓，否定‘性’別的差異，而強調特‘性’的‘女’權主義者如亞當斯則認為差異的存在對‘婦’‘女’不是不利條件，而是有利條件。
歷史學家將‘婦’‘女’運動第一次‘浪’‘潮’中有關男‘女’兩‘性’的同異之爭做了‘精’細的劃分：從1848年至1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強調男‘女’的共‘性’；從9世紀96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則轉而強調男‘女’兩‘性’的差異和個‘性’，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對母‘性’的公開討論，強調‘女’‘性’的生理能力主要指生育能力影響了‘女’‘性’的‘性’袼、隨後，‘婦’‘女’運動分裂為同與異兩大陣營。一部分‘女’權主義者主張男‘女’應當相同，她們不願生養孩子，追求個人機會與興趣，接受法理社會的原則；與此相反，那些主張男‘女’相異的人則接受禮俗社會的原則，強調傳統‘女’‘性’角‘色’，不贊成‘婦’‘女’就業，主張在家內爭取‘女’‘性’的經濟獨立和地位。如果從歷史演變的大趨勢來看，在‘婦’‘女’運動的早期，比較強調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婦’‘女’運動的目標是去爭取男‘性’已有的權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來的‘婦’‘女’運動轉而強調男‘女’的差異，去爭取的是‘婦’‘女’的解放，‘婦’‘女’持殊價值的實現，而不僅僅是男‘女’平等。這是對一個多世紀‘婦’‘女’運動最粗咯的概括，是‘婦’‘女’運動總的走勢。
‘婦’‘女’運動內部關於兩‘性’的同與異的爭論是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個層面是‘抽’象的哲學層而，其爭論焦點是男‘女’兩‘性’基本‘性’質和‘性’格特徵之異同；第二個層面是功能主義層面，其爭論焦點在於男‘女’兩‘性’是否有或應該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第三個層面是體制層面，爭論的是‘女’‘性’是否應當在制度和立法上爭取到與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裡丹在《‘女’‘性’的奧祕》中曾引用過美國一位參議員在1866年發表的一個觀點，他認為，如果給‘婦’‘女’以平等權利，就會毀掉她們那種十分溫順柔和的天‘性’，正是這沖天‘性’，使得她們對社會生活中的動‘亂’和鬥爭退避三舍，絕不參與，她們有比別人更崇高更神聖的使命，那就是在靜處幽居之中造就未來男子的‘性’格。她們的使命是在家裡，當男人從生活的鬥爭中回到家裡來後，用她們的奉迎和柔情去撫慰男人‘激’動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進去，在生活的鬥爭中火上澆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義者對爭取‘婦’‘女’財產權、就業權和選舉權的‘女’權主義者痛心疾首地說：看來她們對自己失去‘女’‘性’待徵還不滿足，她們還想讓全國每一個‘女’人都失去‘女’‘性’持徵廣還有人給那位在美國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會議的‘女’‘性’格里凱姆寫信說‘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對別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於依附棚架，將一串串果實半遮半拖，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樹那樣，綠萌蓋地，自由自在，那麼，它不僅結不出果實，還會落人塵土，丟盡臉面：弗裡丹批判了那種以科學麵目出現、實質是歧視‘婦’‘女’的偽科學，她引了一段這種溈科學的典型觀點：所有的觀察資料都表明了這祥的事實：理‘性’的‘婦’‘女’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熱烈、直覺的知識屈從於冰冷無益的思想。社會心理學上的規律是這樣的：‘婦’‘女’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現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調；在同一組‘婦’‘女’中，‘性’生活失調越嚴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們不僅在生孩子方面，還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經失去了‘女’‘性’的特徵。
弗裡丹在她的書中還批判了弗洛伊鋃對‘女’‘性’心理的錯誤概括，其矛頭主要指向關於閹割情結和陽‘具’羨慕的觀點。弗裡丹對弗洛伊德的批判頗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認為男‘性’比‘女’‘性’在身體構造上更完備是言之不能成理的：雖然男‘性’有‘女’‘性’沒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沒有的器官，只是有差異面已，談不上兩‘性’中有哪一‘性’在身體構造上是不完備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備或更不完備；第二，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對沒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個別‘女’人會有這種感覺，這是可能的，但同樣可以找到個別男人對沒有‘子’宮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樣器官，也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就會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處境低劣，因而變得鬱鬱寡歡。
生育在‘婦’‘女’運動和‘女’權主義思想史中始終佔搌著濁特的重要位置，因為生育對於男人來說是暫時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對於‘女’人來說，它卻是一件長時間的自身的事情。與此一脈相承的是一個較為‘抽’象的回題，即母‘性’的問題。早期的‘婦’‘女’運動認為，‘女’‘性’在共同的人類‘精’神上與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兒和母親的社會功能上同男‘性’相異。在爭取男‘女’平權的過程中，社會努力可以解決的問題已經剩下不多了，剩下的問題要靠生理學來解決了。因此，‘波’伏瓦和費爾斯通都曾主張，想要實現‘性’別的平等，‘女’‘性’必須要克服生育這一特殊‘性’。
這一觀點的極端不現實使得許多人難以接受。於是，與此相對立的觀點主張，‘女’人不應該變得像男人。這種觀點來自兩個方向：反‘女’權主義的方向和讚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樣子，所謂‘女’人樣還是傳統中的溫柔馴順的那一套；後者則認為，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對‘肉’體的深刻的仇恨與恐懼，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讚美‘女’人的身體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讚美‘女’人的愛和平和關心他人，反對男‘性’的好鬥和自‘私’自利。結果引起了同與異之間的長期論戰。在這一論戰中，以‘波’伏瓦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站在相同即平等一邊；‘激’進‘女’權主義站在相異一邊，這一論爭建立在‘肉’體與‘精’神，自然與文化的兩分的基礎之上，爭論的是二者孰輕孰重是‘肉’體和自然更重要，還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
在男權社會中，男‘女’兩‘性’的差異有時被誇大，有時被否認。在‘性’別差異被誇大時，就強調‘女’人的撫育特徵和不善於理‘性’思維等特點，使‘性’別的等級制合法化；在‘性’別差異被否定時，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問題，如‘性’暴力、‘性’騷擾和‘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等問題對‘婦’‘女’的傷害。長期以來，‘婦’‘女’所面臨的選擇或者是被排除在權力機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陰’影裡，‘婦’‘女’獨特的價值一直難以實現。
‘性’別與氣質
主張兩‘性’氣質不同的人們對男‘女’的特質做了大量的區分和概括，例如：科學對詩意；活力對和諧；力量對美麗；智力對愛情；理‘性’對‘浪’漫等等。作這種劃分的人們並不一定持有孰優孰劣的觀點，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二者只是角‘色’不同，價值是相同的；另一些人則為兩‘性’的不同氣質陚子了或高或低的價值。
這場關於兩‘性’氣質的曠日持久的論爭在哲學層面集中在以下幾對概念上：
第一是關於感情與理‘性’的區分亦有‘浪’漫與理智的概括方法八在感情與理‘性’的問題上，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女’人天生富於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邏輯思維的能力。奧托威林傑的著作《‘性’與‘性’格》項有代表‘性’，他說：‘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須根據原則行動的道理，由於她沒有連續‘性’，她體會不出對她自己的思維過程進行邏輯佐證的必要，她可以被認為是邏輯上神志不清的。他首先將‘女’人等同於‘肉’體，繼而又將其等同於無意識的‘性’‘欲’，最後等同於消極被動的獸‘欲’。芙國耽治家切斯特菲爾襌曾說：‘女’人只是長大的孩子，她們有著娛人的口舌，有時顯得機靈，但卻沒有實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實上她捫只有兩種情感：虛榮和愛情。
在‘婦’‘女’運動內部，有些人比較強調理‘性’，例如米爾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妨明加則更強調‘浪’漫。然而，極少有人能夠對感情一理‘性’這一劃分本身提出挑戰。直到後現代‘女’權主義出現後，這一狀況才有改變，‘女’權主義者認為，‘浪’溲主義和‘浪’溲文化已經成為加強‘性’等級分層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義，‘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對‘女’‘性’的壓抑。
第二是關於自然和文化的‘性’別歸屑。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體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會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這種劃分的人們則反駁說：‘女’人並不比男人更接近於自然，男‘女’兩‘性’都是有意識的，也都會死去，沒有什麼現實的證據表明一種‘性’別比另一種‘性’別更接近自然，或更遠離自然。
第三是關於哺育‘性’的問題。人們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聯絡在一起，認為由於‘婦’‘女’的生育和晡‘乳’活動，使她們具備了一種養育的特‘性’，並使她們更樂意從事養育‘性’職業，如護士、保育員等。但也有人提出，雖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兩‘性’分開了，伹是這個因素對於兩‘性’從事職業的影響並不總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會中，醫學主要是男人的事業，伹是在前蘇聯，它主要是‘女’人的事業；在歐洲，農業主要是男人的事業，在第三世界國家，農業卻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儘管如此，人們注意到，有些差別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兩‘性’的生理差別；‘女’‘性’較多地照顧孩子；以及男‘性’的價值佔統治地位的現象等。
第四是關於攻擊‘性’問題。人們總是把攻擊‘性’與男‘性’聯絡在一起，把柔順與‘女’‘性’聯絡在一起，當人們衡量男人時，所甩的標準是強壯、粗獷、能子、自信；當衡量‘女’人時，所用的標準則是嬌小、細緻、軟弱、體貼、美麗、優雅等。還有社會生物學家試圖從進化論角度來解釋男‘性’的攻擊‘性’，他們是這樣提出何題的：為什麼多數動物的雄‘性’比雌‘性’身體大、較有攻擊‘性’？這是雄‘性’動物為了獲得與雌‘性’‘交’配的特權而在自己‘性’別中開展競爭的結果雄‘性’搏鬥，雌‘性’選擇。攻擊‘性’適合於雄‘性’的競爭，所以攻擊‘性’是‘性’‘交’選擇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