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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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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科倫泰還以其‘性’觀念而變得十分有名，她認為，社會主義改變了兩‘性’關係的‘性’質，過去的資產階級道德是虛偽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應當建立在薪的經濟基礎之上。人們一向都以真正的一夫一妻製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卻宣稱，‘性’的排他‘性’是危險的，認為它對‘女’‘性’自身和社會福利都造成了威脅；再加上她對革命成功後那個‘混’‘亂’時期的‘性’試驗抱有同情態度，因此被人稱為杯水主義，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樣解決‘性’‘欲’問題。她指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閉式的愛情，因為兩個入之間的深愛就其本質來說必定是反社會的，它會使這一對情侶與更廣大的社群隔絕開來，降低他們對一般社會公益的興趣。因此，這仲關係在新的社會中將成為不必要的，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隔絕狀態的殘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是在情侶關係中有愛情和親密關係，除此之外哪裡也沒有；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應建立在夥伴關係和人們的團結友愛關係之上。因此，親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關係的範圍之內，‘性’愛應當成為人類擴大的愛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將是集體的快樂而非個人的快樂。‘性’愛不是簡單的動物行為，不是僅僅建立在‘肉’體吸引的基礎上她稱此種情況為無翅的愛抻、而是要富於**和同志式的平等愛情，戀愛雙方應當分別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對集體的忠誠。科倫泰的‘性’愛觀被視為不現實，是過於‘浪’漫主義和空想主義的。在革命勝利後的短暫‘浪’漫狂歡時期過後，科倫泰就消聲匿跡了。

在中國，早在1922年，共產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制定了關於‘婦’‘女’問題的第一個檔案《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其中也表達了‘婦’‘女’運動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茯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廣決議確定的當時具體爭目標是；努力保護‘女’勞動者的利益，爭得平等工價，制定‘婦’孺勞動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又進一步提出許多關於農‘婦’本身利益的具體要求，如承繼權、土地權、反對多妻制、反對年齡過小之出嫁童養媳、反對強迫出嫁、離婚權反對買賣‘婦’‘女’、保護‘女’僱農的勞動等。儘管‘婦’‘女’有一些具體要求，但‘婦’‘女’的利益與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婦’‘女’的解放始終被視為更為重要的階級解放旳一部分。

關於中國革命與‘婦’‘女’的關係，西方‘女’權主義者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援，採取了同父權制妥協的策略，因此這一革命是以犧牲‘婦’‘女’為其代價的。著名‘女’權主義者絲黛西和約翰遜等人都持有這種觀點。在我看來，這種批評對中國的情況相當隔膜。在中國，革命的目的首先是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一些子群體的利益在革命中並沒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並不會為農民的利益棲牲‘婦’‘女’的利益，因為他們這些特殊的利益集團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也只有官和民這兩大階層，一向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利益集團。用西方的利益集團分析法來解釋中國的事倩，難免有隔靴搔癢、文不對題之感。

‘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

一般認為，‘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本世紀的6070年代，最早興起於美國。也有人認為，‘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續到80年代。

運動的基調

‘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的基調是要消除兩‘性’差別，並把這種差別視為造成‘女’‘性’對男‘性’從屬地位的基礎。‘婦’‘女’運動要求各個公眾領域對‘婦’‘女’開放，縮小男人和‘女’人的差別，使兩‘性’趨同。當時的‘女’權主義者認為，‘女’人應當克服自己的‘女’‘性’氣質，努力發展男‘性’氣質，其中包括攻擊‘性’和獨立‘性’；她們不贊成母‘性’是與生俱來的，也不贊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於男‘性’；她們否定‘女’人緣子作母親的經驗就在‘性’格上與男人有了拫本的差異這一論斷，而是認為許多男人也很溫柔，甚至更愛照顧人，這些特徵和氣質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培養的結果。

‘波’伏瓦的《第二‘性’》雖然發表較早年，但它對‘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文學及軼事材料證明：‘女’‘性’自由的障礙不是其生理條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廣為人知的觀點就是：一個人並非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在這一點上，‘波’伏瓦的觀點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們兩人觀點的區別在於，‘波’伏瓦認為‘婦’‘女’解放與作母親這二者無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待卻認為這二者是可以相容的。這並不是因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時代‘女’人還無法避孕或者輕易作出過單身無孩生活的選擇，而是因為她十分看重‘女’人旳生育能力，把這一能力稱為‘女’人生存的偉大目標之一。‘波’伏瓦則把強調生育視為‘婦’‘女’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畢竟是使‘婦’‘女’成為奴隸的最技巧方法。我不是說每一個作母親的‘婦’‘女’都自動成為奴隸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於奴役，但現代的母‘性’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人們仍然認為‘婦’‘女’的主要工作便是養育小孩，‘婦’‘女’便不會投身政治、科技。進一步說，她們使不會懷疑男人的優越‘性’。我們幾乎不可能告訴‘婦’‘女’洗碗盤是她們的神聖任務，於是告訴她們養育孩子是她們的神聖任務。

‘波’伏瓦認為，人們巳經接受了兩‘性’之間的既存關係，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於最後再也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我想，幾個世紀以後，當人們發現我們社會中‘婦’‘女’所處的境逍，也會感到無氐的驚奇，就像我們現在發現雅典民主政體中的奴隸制時所發出的驚歎一樣。‘波’伏瓦在書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將自己定義為自我，而將‘女’人定義為他者、如何以男‘性’為主體，以‘女’‘性’為非主體。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種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過是從男‘性’的偏離；這個世界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可以指稱男人，也可以指稱人類；卻只能指稱‘女’人，不可以指稱人類。在這種指稱方式背後，是對男‘女’兩‘性’不同評價的文化積澱：‘女’人只是人類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們也是這樣：用這兩個詞可以栺稱男人，也可以指稱咯去‘性’別的人類；但是她和她們卻只能指稱‘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體、‘女’‘性’非主體的結論並不太過分。

‘波’伏瓦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並不把‘婦’‘女’的解故運動當作一種非歷史的行動，而認為，只有在現代的生產形態下，‘婦’‘女’才能釋放其自由自主行動的全部攢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運用於對‘婦’‘女’狀況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對一切現存的習俗、價值和信仰質疑，反對個人命運天定的思想，認為無論是傳統的期望、早年的經驗，還是經濟條件，都不能規定‘婦’‘女’的命運。在這一點上，她既反對弗洛伊德關於‘婦’‘女’特‘性’的許多論斷，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觀點。關於‘婦’‘女’解放的途徑，她更強調個人的努力，而非整體的行動，她認為，儘管現存的‘性’別壓迫是結構‘性’的，解決問題卻要靠個人戰勝環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種途徑：第一，‘女’‘性’只有到社會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第二，成為知識分子第三，爭取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以便最終解決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的衝突。這最後一點似乎同她個人奮鬥的立場略有矛盾。

儘管有人從不同的立場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對其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立場難以苟同的人們就曾批評她試圖用個人主義的辦法來解決集體的問題，忽視了工人‘婦’‘女’和農民‘婦’‘女’的問題；但是她的《第二‘性’》一書在‘女’權主義和‘婦’‘女’運動中的經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這個時期，‘婦’‘女’運動中另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著作是費爾斯通的《‘性’的辯證法》這部著作被認為是生理本質主義的代表作。費爾斯通在這部著作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生育機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傢‘波’伏瓦一樣，費爾斯通也認為，男‘女’兩‘性’的區別並不必然導致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統治，主要是‘婦’‘女’的生育功能導致了兩‘性’權力的不平等在孕產期，‘女’人的基本生活來源要依賴於男人；人類的嬰兒比其他物種霜要更長的育嬰期；母親和嬰兒的相互需要與依賴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區別基礎上的‘性’別勞動分工。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如果用技術改造生育機制，使生育得以在‘女’體外進行，‘女’‘性’就可以從這一生理角‘色’當中解放出來了。她認為，改選兒童撫育機制和有酬工作機制都不能最終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機制，‘婦’‘女’才能最終獲得解放。

同費爾斯通持相同觀點的‘女’權主義者列舉了不生育的許多好處，例如它可以給‘女’人更多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她們還提出，生育的生理不應當決定‘女’‘性’的生活，‘女’‘性’應當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個人的決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輕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過集體生活或領養孩子。

不少‘女’權主義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費爾斯通對生育問題的看法。‘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權主義者米歇爾就批評了‘波’伏瓦把母‘性’當作一種可能的存在主義主題的觀點她甚至說，嚴袼地說，《第二‘性’》不應當玻算作‘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

如果說‘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橫空出世，那麼弗裡丹6矽的《‘女’‘性’的奧祕》就是凝結了空氣中巳經瀰漫的東西寫作而成的。這部著作成為‘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興起之時對當時‘婦’‘女’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傑出的表達。到1970年時，這本書在英美兩國已銪到100萬冊以上，還有各種文字的譯本。它是美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代表作，它的千言萬語如果用一句最響亮的話語來概括就是：對家庭主‘婦’的形象說一聲不1弗裡丹在書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婦’‘女’是生氣勃勃的，但在戰後卻沉湎於舒適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不再到社會上去幹事業；‘婦’‘女’解放和事業之類的字眼聽起來巳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夢想就是當個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個孩子並擁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奮鬥目標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並保持穩定的夫妻關係。弗裡丹生動地描寫了這代‘婦’‘女’在得到了這一切以後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實現感的缺乏，她們充滿無名的煩矂感和無意義感。她認為，對於‘婦’‘女’們發自內心的呼聲一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還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