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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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
神擺脫了自己嬰兒期的紐帶，便以堅定的步伐朝著真理前進。然而這場征服不久又帶回來了暴政，隨之而來的便是它那位忠實的伴侶：迷信；於是整個的人類就再度被投入了看來似乎會是永恆的黑暗之中。同時，曙光卻一點一點地重現出來；長期以來受矇蔽的眼睛瞥見了它，但又閉了起來，慢慢地才對它習慣了，終於凝視著光明，於是天才就敢於在狂熱與野蠻曾經把它驅逐出去的這片大地之上重顯身手。
我們已經看到，理性揚棄了它那枷鎖，解開了其中的某一些鎖鏈，並不斷獲得新的力量在準備著和加快著自己獲得自由的時刻。
現在就有待我們去追蹤理性終於粉碎這些枷鎖的那個時代了，那時候理性雖然仍被迫受制於它們的殘餘，卻一點一點地從其中解脫出來；那時候它終於在自己的前進之中獲得了自由，就只不過受到了那些障礙的滯留，而那些障礙的重新出現在每一次新的進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是由我們智力構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那是我們發現真理的手段與真理抵抗我們努力的阻力兩者之間的性質所確立的一種關係。宗教的不寬容，曾經迫使比利時的七個省掙脫了西班牙的羈軛，並形成了一個聯邦共和國。都是由於它，才喚醒了英國的自由，英國被漫長的流血動亂弄得疲憊不堪，最後是在一部長期為哲學所稱道的憲法之中平息了下來，但此後卻淪於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虛偽來作為支撐。
最後，也還是由於教會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氣重新取得了自己權利的一部分。
然而在由於神學爭論而造成的這些運動中，法國、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卻看到了自己那種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
我們枉然在這些號稱是自由的國度裡，尋找那種並不侵犯任何天賦人權的自由；那種自由不但保全了對天賦人權的所有權，而且還保留了對它的使用權。我們在這裡所發現的乃是一種基於分配得並不平等的人為法drit
p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個人居住在某個某個城市、他出生於某個某個階級、他擁有某些某些財富、他從事某種某種職業而多少與之相稱的特權；而對比一下各個不同的民族中間的這些荒誕區別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覆我們所能反對的那些人，他們仍然在維護那種自由的好處和必要性。
然而就在這些國度裡，法律卻保障個人的與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個人並不是他所應該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嚴也並沒有被貶低；至少某些這類的權利還是被人承認的；人們已經不再能說他是奴隸了；人們應該只是說，他還不知道怎樣真正成為自由。
在這些民族中，自由在這個時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損失，人民群眾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被限制在極其狹隘的範圍之內，以致於只要推翻他們呻吟於其下的那種幾乎是為所欲為的貴族制，就似乎不止於是補償了他們的損失而已。他已經喪失了公民那個頭銜，不平等使得那幾乎成了虛幻；然而人的資格卻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主義則把他從封建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使他避免了那種屈辱狀態，那種狀態隨著暴君的數量及其出現而不斷加以重複著的感情，使得他越發痛苦。法律是在完善著，既在半自由的體制之下因為在這裡運用真正權力的人，其利益並不總是違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主義的國家裡或者因為公眾繁榮的利益往往與**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為**君主自身在尋求摧毀貴族的或教會的權力的殘餘時，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種平等的精神，其動機是要確立奴隸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
我們將要詳細地闡述在歐洲產生了那種**主義的原因，那是以前的世紀裡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曾有過前例的；在那裡幾乎是為所欲為的權威卻受著輿論的約束、受到知識的調節、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緩衝，這往往有助於財富、工業和教育的進步，而且有時候甚至有助於公民自由的進步。
由於曾經支援過暴政的各種偏見的削弱、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精神它是使得財富消聲匿跡的種種暴力和動盪的敵人的影響、由於前一個時代的野蠻行為所激起的歷歷在目的恐怖景象、由於各種哲學觀念更加普遍的傳播、最後還由於知識的普遍進步之緩慢而確鑿的作用，風尚已經變得溫和了。
宗教的不寬容仍在持續著，但僅只是作為人類審慎的一種創造物、作為對人民偏見的一種敬意或者是對抗他們的激動的一種防範。它已經喪失了它的種種暴戾，火刑架已經很少點燃了，而是被另一種往往是更加隨心所欲的、但卻不那麼野蠻的壓迫所取代；晚近以來，人們實行的迫害是越來越少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那只是出於習慣或出於阿諛奉承。在各種問題上，政府的做法到處都是在追隨著輿論的程序、乃至於哲學的程序，但卻是緩慢地而且是令人遺憾地。
事實上，假如說在道德科學和政治科學中，在哲學家們所已達到的知識高度和培養自己的精神的人們所達到的中等水平這兩者之間，無時無刻不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差距的話，而它們共同的學說就形成了那種通常被人所採納而被稱之為輿論的信仰的話；那麼那些指導著公共事務的人們、那些直接影響著人民的命運的人們，不管他們的體制是哪種，都遠遠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種輿論的水平上；他們跟隨著輿論，但未能趕上輿論，更遠未能超過輿論；他們總是發現自己落在輿論以及許多年代和許多真理的後面。
這樣，對哲學以及對知識傳播的進步的這一史表我們已經闡明瞭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於察覺的作用就把我們引到了一個時代：這時，這些進步對輿論的影響、輿論對各民族的或對他們領袖們的影響，突然之間就不再是緩慢的和不可察覺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體之中就產生了一場革命，這就確鑿地保證了會有一場席捲全人類整體的革命。
在長期的錯誤之後，在被各種不完備的或模糊的理論引入歧途之後，政論家們終於認識到了真正的人權，它們都可以從這條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論出來，即人是一種明智的生物，是能夠進行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
他們看到了，要維護這些權利乃是人們結合成政治社會的唯一目標，而社會的藝術便是要保證他們能以最完整的平等並在最廣泛的領域內保全這些權利的藝術。人們感到要確保每個人的權利的辦法，便是在每個社會里都要服從共同的規則，而選擇這些辦法、決定這些規則之權就只能是屬於這同一個社會的成員的大多數；因為每個個人在這類選擇中既然不可能追隨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別人並不是屈從，所以大多數人的意願就成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採納而又不損害平等這條真理的唯一特徵了。
每一個人確實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這種大多數人的意願的約束，這時那種意願就成為了一致同意的意願；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個人受到約束；即使是對於這一大多數，他也只能是當其決不會損害每個個人的權利。在它們得到承認之後時，才能訂立契約。
這既是大多數人對於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利，同時也是對於這些權利的限制。這便是那種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數人所採取的決定對所有的人才成其為契約；當由於這些個人有了改變，那種一致同意的裁決其本身已經中止存在時，這種義務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無疑問，對有些事物，大多數人所宣佈的往往或許是更有利於錯誤的，並且是違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數人來決定，什麼才是根本不應該直接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數來決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賴代替他們的理性的，並且也要由大多數來規定他們要更準確地達到真理所應該遵循的方法；他們也不能放棄進行宣告他們自己的決定並不會損害人人所共有的權利的那種權威。
於是，在如此之簡單的這些原則之前，人們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們的行政長官之間有一項契約它只能是由一項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廢的的那些觀念就告消失了；還有那種雖不那麼奴役人、但並非就更不荒謬的見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確立了憲法形式，就要受它的束縛，就彷彿改變憲法的權利並不是其他一切權利的首要保證；就彷彿人類的各種體制它們必然是有缺陷的，並且是隨著人類的啟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可以註定了是處於一種永恆的幼稚階段。於是，人們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棄那種奸詐而虛偽的政策，那種政策忘記了人人根據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權利，而是時而根據領土的大小、根據天氣的溫度、根據民族的特性、根據人民的富裕、根據商業和工業的完善程度來衡量所應該留給他們的權利的範圍；並且時而又在人們的各個不同階級之間，按照他們的出身、財富和職業來不平等地劃分同樣的這些權利；從而便創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對立的權力，為的是隨後在他們之間好確立一種惟有這些體制才能使之成為必要的平衡，而且哪怕是這樣也無法糾正各種危險的影響。
於是，人們就不再敢把人分成為不同的兩種，其中一種是註定了要來統治的，另一種則是註定了要服從的；一種是來騙人的，另一種則是受騙的；他們不得不承認，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了解自己的全部利益、來認識全部的真理；而且他們自己對自己所確立的任何一種權力，都不得有權向他們自己隱瞞任何的真理。
這些原則是那位大節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過自己的鮮血而洛克則把自己名字的權威加之於其上的，後來又經盧梭以更大的精確性、廣度和力量加以發展；盧梭配得上把它們置於永遠不會再被人遺忘、也不會再受到反駁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榮。
人有著各種需求，並有著可以滿足它們的那些才能；從那些才能以及從它們經過不同加工與分配的產品之中，就得出了目的在於供應各種共同需求的大量財富。但是，據以形成和分配、儲存和消費、增殖和消耗那些財富的規律又都是些什麼呢哪種傾向於在需求與供給之間不斷地確立平衡，並且因此當財富增長時便產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滿足需求，隨之是更多的福祉，直到財富達到了它增長的極限為止；以及反之，當財富減少時，就會產生更多的艱難、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減少和貧困又恢復了持平為止；那種平衡的規律又是什麼呢在勞動與生產、需求與供給的這種驚人的變異之中，在把一個孤立的個人的生存和福祉與整個社會體系聯絡起來的各種利益的那種可怕的複雜性之中，那使得他要依賴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賴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體驗歡樂或困苦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擴充套件及於整個的大地，在這種外表的混亂之下，我們又怎麼能夠透過道德世界的一條普遍規律而看到每個個人為著自身而努力會有助於全體的福祉；而且儘管有著各種相反的利益的外部衝突，但共同的利益卻迫使每一個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並能夠毫無障礙地去服從它呢
因此，人就應該以一種完整的自由來運用自己的才能，支配自己的財富，滿足自己的需求。每個社會的普遍利益，都遠不是命令他們要限制這些活動，反而是要防止那樣做；而且在這一部分公共秩序中，精心保障每個人所得之於自然的權利同時也就是唯一有用的政治，是社會力量的唯一責任，並且是公意vlnte
generale所能合法地對個人行使的唯一權利。
但是這一原則一旦被認可之後，還有待於公共權力來行使各種責任；它應該依法建立公認的度量，用以在各種交易中確認所交換的物品的重量、體積、寬度和長度。
它應該創立一種共同的價值尺度，那能夠代表各種各樣的價值，那能夠便於計算它們的各種變化和它們的比值，從而在有了其自身的價值之後，那就可以用來交換已經接受了一項價值尺度的所有各種物品；沒有這一手段，商業就只限於直接交換，並只能獲得很少的活動和領域。
每一年的再生產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處理的，因為它並不是為了要償付它那再生產乃是其成果的那種勞動，也並不是為了要償付那種可以保證同等的或者更富餘的新的再生產的勞動。可處理的這一部分的佔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勞動；他之佔有它，與他可能運用自己的才能來滿足自己需要無關。因此，正是由於有了這部分每年都可處理的財富，社會的權力便可以不損害任何的權利而建立為國家的安全、國內的太平、對個人權利的保證、為了訂立和執行法律而設立的權威的運作以及為維持公共的繁榮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對整個社會有用的工作、機構和體制是應該加以建立、指導或監督的，它們補充了個人意志以及個體利益的匯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無論是對於農業、工業和商業的進步而言，還是對於預防和減輕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預見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為止，乃至於很久之後，這種種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於偶然、委之於政府的貪婪、委之於江湖騙子的把戲、委之於一切有權有勢的階級的偏見或利益；但是笛卡爾有一個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卻感到了政治經濟學也應該是像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地服從哲學的原則並服從計算的精確性。
直迄烏特勒支和約許諾給歐洲一場持久的安寧為止，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做出什麼進步。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人類的精神對那種一直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種幾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這門新科學就被斯徒亞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至少就其原則的精確性與純潔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長的冷淡期間之後人們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達到的一種程度。
但是在政治學中和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這些進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學的或形而上學就這一名詞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的進步。
笛卡爾已經使哲學重新與理性的領域相結合，他**到哲學應該完全從只要對我們精神作用進行觀察便會向我們顯示出來的那些明顯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不久就把他拋離了他所追蹤的那條途徑；而哲學之在某個時候看來似乎是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的，卻只不過是要在新的錯誤之中誤人歧途而已。
最後，洛克把握住了那條應該引導著哲學的線索；他指出了對觀念的嚴謹的、精確的分析，可以連續地在它們的起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直接的觀念，或者是在它們的構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簡單的觀念；這是使得我們自己不致於迷失在偶然性雜亂無章地提供給我們、而且被我們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連貫的、不確定的種種概念的混亂之中的唯一辦法。
他又以同樣的這種分析證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們的理解力作用於我們所接受的各種感覺之上的結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都是記憶在同一個時間向我們所呈現的各種感覺的組合，但卻以一種捕捉住了我們注意的方式而使我們的知覺只限定在每種這類組合而成的感覺的一部分。
他使我們看到，我們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後，再把一個字加之於各個觀念之上，於是我們便會使自己經常用那同一字去稱呼它；也就是說，它總是由同樣的這些更簡單的觀念形成的，總是被包含在同樣的限度之內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連串的推理過程中運用它而決不會冒犯錯誤的危險。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種明確規定的觀念，那麼它們就可能連續不斷地在同一個精神中喚起各種不同的觀念；而這就是我們犯錯誤的最大的根源。
最後，洛克還敢於率先為人類的理解力規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說，確定了人類理解力所可能認識的真理的性質、它所可能把握的物件的性質。
這種方法很快地就成為一切哲學家們的方法；並且正是由於把它應用到道德學、政治學和公共經濟學上來，他們才得以在這些科學中走上一條几乎和各種自然科學是同樣之確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證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認任何東西，才得以把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確定的東西區別開來，才得以終於學會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將永遠是不可能認識的東西。
［這樣，對我們感覺的分析就使得我們在我們體驗歡樂與痛苦的能力的發展過程中，發現了我們道德觀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礎，它們是由這些觀念產生的並在決定著有關正義與不正義的那些必然的、不變的法則，最後還在決定著由我們的感性的本性、由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我們的道德構成的那種東西而來的並使我們的行為得以與那些法則相吻合的那類動機。
這一方法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工具；人們就學會了使用它來完善物理科學的方法，來闡明它的原理，來評價它的證明；人們把它引申來檢驗種種事實，引申為各種情趣的準則。
於是，這種應用於人類理解力的一切物件的形而上學，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種認識中的歷程，並使人認識到形成它那體系的各種真理的性質、我們從中可能獲得的那種確鑿性的性質；而正是哲學中的最後一步，在某些意義上就在人類和他們幼稚狀態的古老錯誤之間設定了一道永恆的障礙；這道障礙會永遠防止他們由於新的偏見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會保證驅除我們所保留的那些或許尚未全被認識到的愚昧，以及雖可能取代這些愚昧、但卻還有著一種微弱的影響和一種過眼煙雲般的存在的那些錯誤。
然而在德國，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卻奠定了一種新學說的基礎。他那熱烈的、大膽的想象力，不安於一種平庸的哲學，對於人類靈魂的精神性與永恆性、對於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對於在一個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聰明、正義和善良是應該排斥罪惡和悲傷的，所統治的宇宙中卻存在有悲傷和